张 雯

(1.华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241； 2.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53706)

柳宗元文学理论在北美

张 雯1，2

(1.华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241； 2.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53706)

北美学术界对柳宗元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等方面的翻译与研究数目众多，但是对其文学理论方面的关注却远远不够。从翻译者和评论者两个突破口描述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在北美的跨文化交流过程，展现北美对其接受现状。

柳宗元；文学理论；北美；跨文化交流

柳宗元，字子厚，又名柳柳州，是唐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和韩愈一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21岁考中进士，在京城的为官生涯十分短暂，因为在政治上受王叔文集团的庇护，在顺宗皇帝退位之后便开始了长达一生的悲惨流放生涯。公元805年他被贬派到永州，后又被派到更为偏远的柳州，于公元819年在柳州离世。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作为他辉煌的文学生涯中一个分支，是由他人生各个阶段所处的社会背景、自身际遇所决定的，但是同时融会贯通于他一生的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之中，有力地指导了古文运动的创作实践。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英语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中，倪豪士教授有这样的评价：“柳宗元从传统意义上被认定为是古文运动的重要散文家，并且在他所处的时代持有明显的折衷思想。”[1]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宇文所安教授持这样的观点：“他(柳宗元)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寓言和山水散文，尤其是游记《永州八记》。这些作品将叙述、描写和思索性的阐述结合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整体。”[2]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梅维恒教授这样认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特别重要，因为它包含了中国第一篇具有文学价值的山水散文，其中旅行叙述、景色描写以及个人情感表达发挥主导性作用。”[3]

本文的兴趣点是描述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在北美的跨文化交流事实。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首要的，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媒介，它并不可以简单性地想象为是外来事物的一件外衣，可以在跨文化的过程中轻松地脱去再换上新的，语言的转换即翻译可谓是人类实践的核心。当代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奠基人勒菲弗尔，将译学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拓展为意识形态、赞助人、学术界主流与权力关系,译学研究也因此正式从语言学范畴发展到文化范畴。勒菲弗尔是著名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主张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关注文学，强调折射(在他随后的研究中深化为改写)在文学概念演变过程中的贡献。“折射作为文学作品面向不同读者的一种改写，目的是影响读者阅读作品的方式，它始终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折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翻译，其次就是批评、评论、历史编纂、教学、文学选集和剧本生产。这些折射现象对奠定一位作家和其作品的文学声誉具有很大的影响。”[4]234-235勒菲弗尔所说的这一系统方式是将外部社会现实视为一个系统，旨在通过翻译和评论手段使读者更易于阅读文学作品，更好地了解文学作为一个文明因子是如何向读者传递自己的知识。这样一来，无论是包含评论家阐释与读者反应的接受情况还是文本跨国境和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翻译，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改写。

一、柳宗元的文学理论

谈到柳宗元的文学理论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著名的古文运动。“古文”在唐代的定义是一种故意模仿古体文风格和内容的散文。安禄山叛乱之后，唐朝社会经历了一次政治性划分，相应地一批正雄心勃勃地等待机会为朝廷政治效命的文人新秀发起了这场散文改革的运动。和古文运动头号人物韩愈相比，柳宗元在政治上的观点稍为保守。韩愈强烈地谴责骈文的写作形式，提倡儒家经典著作，强调使用经典的文体。而柳宗元在文体选择方面似乎有些矛盾性的存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采用骈文形式写成，后来在与韩愈等古文运动者交往之后，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古文体创作风格。柳宗元最著名的文学思想是“文以明道”，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所传递的“道”应该具有社会与政治意义，对人民与国家贡献益处。他主张作者写作时的态度要端正认真，个人的道德情操要高洁，创作时要全身心投入，保持饱满而蓬勃的精神状态，推崇学习先秦两汉之书，积累写作经验，同时善于从同辈之秀处获取启发，提倡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在文学作品中的完美结合与展现。

二、翻译者对柳宗元文学理论的接受

北美学术界对涉及柳宗元文学理论作品的英译数量很少，到笔者截稿时为止，仅仅是在根茨勒的博士论文《柳宗元文学自传》中有片段翻译和一篇完整翻译《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出自《河东先生集》，写作于813年，潭州刺史韦彪的孙子韦中立在未考取进士之前，曾写信要拜柳宗元为师。在这封回信里，前面部分柳在谈论师道，最后一部分包含了其文学思想，阐述了自己如何将“文以明道”这一理论术语付诸实践之中。他将他所认定的好的作品分为两部分，儒家经典是道的来源，而其他的作品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根茨勒的翻译是现存的唯一一篇完整的关于柳宗元文学理论的英语翻译，从文学翻译视角看，全篇语言优美，结构清晰，堪称翻译佳作。

1．从翻译方法论角度来看

翻译活动是将原作语言翻译为译作语言的一项思维活动。“翻译方法论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在保证表达原文的涵义和情态的前提下，做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译文的优势，使译文既忠于原文，又具有与原文相适应的可读性，最好还能做到与原文在形式上的近似。概言之，翻译的任务第一位是忠于原文的内容实质，第二是使译文的通顺程度及风貌与原文相当，第三位是尽可能做到贴近原文的形式。”[5]那么直译、意译以及音译就是翻译活动具体可采用的方法。从人类的认知能力以及分析能力而言，不同种族、肤色、文化以及语言的人类群体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思维方式的客观相对一致性使人们在翻译时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会找寻到很多对等词汇和形式，如果精心钻研译文，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持语序、句式上的契合，完成形神兼备的翻译过程，所以直译是翻译活动中最核心和首选的手段。但是翻译本身是架设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两种语言的传递过程是以两种文化的碰撞为大背景，双语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矛盾，此时意译作为直译的补充性翻译手法，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译文的潜能，利用语言的包容性特征，逃离原文表层结构的约束和限制，将原文的深层结构采用灵活的表达形式忠实而得力地传递。

(1)直译和意译的结合。全篇译文有时忠实性紧扣原文，采用直译方式，有时旨在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而采用意译方式。这是文言文英译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方法，这种译法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将译者的理解杂糅进入译文之中，保全源文修辞格的真实性，但是遇到一些实在不可译的部分时就需要采用意译的手法。意译是指译文可以自由使用表达形式来传达源文的意思，但是也不可跨越译者的界限，或依照个人认知体验，对源文语篇进行发挥性阐释，造成文化的流失和意义的偏离。汉语中的叠音字、语气词、排比、对偶、回文等很难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毫无缺损地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意译能够减少读者的困惑。

例1：“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6]457

译文：“When I was young, I thought that the craft of writing lay in being clever with words. As I grew older, I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 purpose of literature is to illuminate the Tao. For this reason, I am unwilling to produce compositions that sparkle and glitter, or to devote myself to writing colorful and mellifluous works, and to think of this sort of thing as ability.”[7]168

在这段译文中，前半句是直译，后半句是意译，“采色”指辞藻的华美，而“声音”指文章的声韵，译者使用writing colorful and mellifluous works来予以表达。

(2)译文的节奏美。“任何文学语言的最高境界都是内外节奏的和谐统一。内节奏指故事情节推进的节奏，即景物的承接、流转和跌宕，情感的起伏、强弱和转折等等；外节奏指语言的声音节奏，即语调的抑扬，音节的数量，字、词、句间的停顿和反复、押韵等等。”[8]

例2：“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6]457

译文：“I compress my thoughts for depth, amplify them for clarity, extricate any obstacle to perspicuity, and then pare it down to keep it terse. I stir it up to make it transparent, but preserve the essentials to keep it solid. In this way, I try to give wings to the Tao.”[7]169

对于这段对偶句的英译文而言，人们阅读时会有一种音乐节奏感，6个动词及动词短语compress, amplify, extricate, pare it down, stir it up, preserve,3个名词depth, clarity, perspicuity,3个形容词terse, transparent, solid，如同跳跃的音符般将源文中柳宗元对主题的锤炼、表达方式的清晰及行文风格、语言使用方面的要求逼真地再现出来，使读者面对这些写作的理论论述时兴趣盎然，而不是味同嚼蜡。

2．从翻译文化论角度来看

如前文所说，勒菲弗尔对翻译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范畴，传统的观点会将目光锁定在译者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之上，考察原文内容和形式是否得到高度保真传递，分析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技巧，而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绝不是与社会现实脱离的语言对等游戏，而是将传统思维上升到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即文化领域。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中，他的改写概念将翻译、批评、编辑、文学选集、书写历史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旨在表明人类的文学世界就是这些活动相互作用和影响而得出的产品。此外，同样还需要有一些文化补偿品的存在，例如序言、后记、注释等，因为它们交代作者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与文本见面的机会，并且引导他们的期待，指导非专业读者阅读文本。“正是因为和批评折射相结合的翻译(引言、注释、和译文一体的评论、关于译文的文章)，一篇在给定系统外完成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新的’系统里产生。”[4]246

下面来看这篇译文的核心词“道”的英译。“道”这个术语广泛存在于儒家和道家学说之中，涉及道德哲学、生命哲学、本体论以及宇宙论，意味深刻，难以用只言片语解释清楚。在这种在目的语中很难找到形神兼备的对等词的情况下，采用音译法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可以避免西方读者的误解，但是此处译者没有采用翻译补偿手段——注释予以进一步补充，如果将其自己对“道”的理解在注释中传达，就能帮助读者充分理解原文。那么在译者看来，柳宗元眼中的“道”到底是什么呢？“他(柳宗元)认为任何一种学派的‘道’在根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老子仅仅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分支，大体上佛教所说的‘道’和儒家也是一样的。”[7]171“当柳宗元谈到‘道’，他是指自己关于儒家道学的理解，是一种不排斥其他思想学派的概念。”[7]172

三、评论者对柳宗元文学理论的接受

文学评论作为勒菲弗尔所说的“改写”的一部分，和翻译者一样将目标文化中的态度加置到源文化之上。评论者作为学术界的主要成分，与文学及社会关系紧密，是重新创造和传播源文化文学价值的主力军。同时评论是源文本再生产的一种方式，作品一方面是评论者的审视和鉴赏对象，另一方面正是得因于评论者的参与和阐释而进一步加深了作品的自我建构和升华。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汉学家倪豪士教授的《柳宗元》出版于1973年，是一本围绕柳宗元文学生涯展开全面而深刻讨论的著作，聚焦柳宗元所处的历史与文学背景、人生故事以及创作的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娓娓道来，论述透彻，是英语世界柳宗元研究的典范之作。在本书中虽没有一个单独的章节是以柳文学理论为主题，但是作者在各章节论述时有很多相关的涉及。从中国知识史的角度而言，柳宗元生活在一个并不安宁的时代，其中传统被挑战和重新评定。作者指出韩愈和柳宗元同为儒家思想的拥护者，所信仰的“道”是一样的，但是彼此的性情却有些不同，韩愈所阐述的“道”是儒家中的人性、公正与道德，而柳宗元却十分支持儒家中庸之道。韩愈对佛教以及老子学说并无兴趣，但是柳却积极地将佛教与儒家精髓紧密结合而致两者相交相融。对柳宗元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理论有三点。“第一：主张一种对儒家学说全新的崇拜；第二：文学的目的是启发和传达‘道’；第三：使用简单的文体风格。”[9]而在作者看来，虽然柳宗元和其他永和年间的文人都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学思想持有折中的态度，但是他们所谓的“文以明道”其实不仅仅在于“明”，还在于“创造”。

根茨勒196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柳宗元文学自传》。这篇论文观点独特，条理清晰，作者在第六章节中阐释了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在公元808到809年间，柳宗元将更多的时间贡献在写作上，虽然他的很多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都是在日后几年完成的，但是最终理论思想的形成却是归功于这一时期。在根茨勒眼中，“文以明道”，具体说来即文学的目的是教育，内容的真实性贵于文体的优美度，但并不是说文体的角色不重要。例如对于左丘明所做的《国语》，柳认为从文学本身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篇杰作，但是就它所阐述的内容而言，却是一本很不好的书，违背尧舜之道，所以要写作《非国语》对其进行批判。而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一文中，柳写道：“言之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6]429他在此强调文章风格的重要性，如果一篇文章缺乏风格，则会削减读者对它的阅读兴趣。根茨勒同时指出，柳宗元的这一文学思想并非原创。“文以明道”这个术语最先在文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用来阐释写作的目的，并且在柳之前的古文作家们也是经常谈论这一观点。柳宗元还表示自己在流放之前深受古文运动的风格观点影响，认为写作对其从官生涯非常关键，但是没有给予文学本质价值足够的重视。

台湾学者陈弱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师从汉学家余英时和史景迁，曾任教于美国数所高等学府，深受西方文学界熏陶(考虑到陈的教育背景和学术养成环境，本文作者将他也归于北美学术界的一员)。在著作《柳宗元与中国唐代思想变迁》中，他认为“虽然柳宗元坚决拥护儒家学说，但是他却并不是一个专注于抽象思想的怀疑论思想者”[10]。柳宗元认为古文这种文体能够有效地传递思想，创作出文学价值卓越的作品。对于他自己独创的寓言、自传体、山水散文以及游记体裁的作品形式，使用古文能够有效地完成创作。对于柳宗元最著名的文学理论作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陈认为大体包含两点。第一，文学自身并没有目的，而仅仅是一个阐释道的工具。柳曾经提出文学是“末”，但却是不容易被忽视的“末”，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和阐明“本”，即儒家思想。如果文学写作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合理运用，那么它就不再是“末”。第二，柳强调修辞在写作中的重要性。柳的“文以明道”理论观点事实上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念。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认为，“道”与文是密不可分的，好的文章本身就是道的表达，只有掌握了“道”的人才能够写出好文章，古文值得学习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风格，还因为它传递了“道”。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属于古文理论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韩愈的观点相似，最核心的是：文学的目的是将“道”发扬光大，同时努力获取艺术价值。同时陈也提出，虽然柳支持古文运动的主旨：写作仅仅是传递道的途径，好的作品的目的是更好地阐释道，他的文学实践有的时候是与自己的理论不相协调的。事实上他经常将写作视为一种自身独立的艺术形式。他的很多代表作，例如《永州八记》就和儒家思想关联甚少，还有一些说教性的作品，例如《非国语》本身的文体形式就是未经锤炼的。总之，对于柳宗元来说，尽管文学写作对道的追求是有帮助的，但是写作与道这两方面却更像是两个独立而存的生命。陈弱水对柳宗元所认同的“道”的理解是持多样化视角的，对于自然和美好世界的实现，柳更倾向于使用“道”这个术语，他的“道”是儒家的道，是尧、舜和孔子的道，并且最大限度地表示自己对其至高无上的敬意。

四、结 语

通过上文所述，柳宗元文学思想在北美的跨文化交流状况得以初步呈现。北美汉学界的教学和研究环境素来以严谨和深厚著称，这些经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在自身多种语言基础的背景下，以域外视野和西方诗学思维展开的对中国诗学的研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方面为西方人士了解东方打开了一扇异域文化视窗，为中国文学界对自身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见解独到的参照体系；另一个方面为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之间建构起一个相互借鉴和类比的交流平台，即展现了海外汉学工作者是如何借用西方诗学理论作为赏析和评论中国诗学的工具，从而促进双方的互相阐释和理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

[1]NIENHAUSER W H, Jr.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589.

[2]OWEN 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45.

[3]MAIR V H.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556.

[4]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5]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9.

[6]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GENTZLER J M. A literary biography of Liu Tsung-yu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66.

[8]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18.

[9]NIENHAUSER W H, Jr., et al. Liu Tsung-yuan[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73:22-23.

[10]CHEN Jo-shui. 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27.

1671-7041(2012)02-0105-04

2011-09-06

张 雯(1983-)，女，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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