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耿辉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两个“乡下人”创作中的城乡文明
——沈从文与贾平凹对城乡的审视

田耿辉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乡下人”作家沈从文和“农民”作家贾平凹都以寓居于都市的“乡下人”自居，都在作品中充分体现出对都市文明的忧虑与对城乡文明的审视，在创作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因创作视角和创作模式等处的差异，作品中也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内涵。就二人创作中对城乡文明审视和批判的情况来进行比较，沈从文作品中更多地凸现了对城的批判与讽刺和对乡的自然与美的赞扬，对乡的审视更多几分理想色彩，而贾平凹的作品中则对城乡更多一些双向的审视和批判，更多了几分厚重与苍凉。

沈从文;贾平凹;“乡下人”;城乡文明

在我国文坛上，沈从文和贾平凹二人都有着从乡村到都市的经历，都创作了许多乡土小说和都市小说，都在迷恋着乡村的同时也拒斥着都市。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贾平凹以“我是农民”自居，都是一种与“城里人”相对应的定位。这种“乡下人”的秉性使贾平凹与沈从文二人都以忧虑的目光注视着都市文明的历史进程，都在作品中体现出对城乡文明的审视与批判，二人在创作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而作为不同的创作个体，两位作家在创作视角和创作模式等处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作品中也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内涵。

一、两个“乡下人”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随着历史进程和文明进程的不断发展，都市的经济文化等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差别也显得尤为突出。许多农民为了改变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离开乡土，走进城市甚至扎根城市，力求在城市里寻求发展并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又一个“城里人”。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虽然社会身份有所改变，文化身份和行为习惯却常常会坚实于内心，影响着自身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沈从文和贾平凹都是其中之一。

(一)“乡下人”沈从文

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并且一再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他一直说他是“乡下人”、“乡巴佬”，他所说的“乡下人”、“乡巴佬”主要指的是他对“城市文明”的抗拒，指的是他骨子里作为一个“乡下人”所特有的审美情操和道德理想。“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2］3

沈从文于1923年从湘西独自来到北京，经过流浪与彷徨，他发觉了都市所特有的冷酷与傲慢，因此，在都市孤独彷徨的岁月里，湘西山水的自然与灵性成为他情感上的慰藉和他的精神支撑。在1928年的《阿黑小史序》中，他首次将自身定位于“乡下人”、“乡巴佬”角色，并不断对“乡下人”概念作出强化与解说，不断丰富着他的自我形象定位与自我想象。“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称，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和。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3］68“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一个乡下人”。［2］11“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3］196“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是个乡下人。”［4］204可以说“乡下人”的观念终其一生，并贯穿于其作品中，成为作者心中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乡下人”身份的表白不仅是沈从文对生命根源与自我角色的认知，是其自我认识与自我想象的独特表达，更体现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

“乡下人”秉性使得沈从文的作品充满了对乡村的迷恋和赞美，对都市的蔑视和拒斥，形成了一种“乡村文化”与“都市文明”尖锐冲突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生领域和文化环境。

(二)“农民”贾平凹

贾平凹一直以“农民”自居。作为一个心系乡村的“农民”，同时又是一位身居省会城市西安的“城里人”，贾平凹始终无法剥离自己身上的农民品性和文化心态。而“农民”的自我身份定位，也体现了贾平凹多年来基本的“乡下人”创作视角。1972年，贾平凹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从此他就一直留在省城西安学习、工作和生活。在西安，他先后历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长安》编辑、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以及《美文》杂志社主编等职。时至今日，他在家乡生活不过20年，而定居于西安已长达近40年时间，自身也早已成为西安城里数一数二的文化名人。可是一直以来，他都不忘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农民品性。“我是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5］560关于扎根于自己身心的农民品性，他更是写道:“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非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的泛起。”［6］18

在谈到自己对城市的书写态度时，贾平凹曾相当清醒地说出了自己的城乡观:“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忿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7］6在这样一种思维意识的影响下，尽管寓居都市多年，贾平凹却仍将自己定位于“农民”，并且深为都市的喧嚣与堕落而感到厌倦和痛苦。他更是直接阐明“农民”身份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8］359因此，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具有浓重农民本色的思想和意识。他笔下的都市看不到多少高楼大厦、科技文明、时尚前沿等这样的都市元素，更多的是仿佛乡村特色的风景;他描写的都市人物没有时尚的新新人类，更没有时代前沿的社会精英，更多的却是一个个从乡村来到都市中的谋生者，是一个又一个“乡下人”的变形;他所写的都市故事没有霓虹光影、商业竞争，大多是从一个个乡下人的眼光里反映出来的变形的充满乡村特色的都市情节，这些都使贾平凹创作的都市小说与其他都市作家有着很大的区别，既显示着他的独特个性，又表现着他的局限。

对于贾平凹“农民”的自我定位，汪政先生曾这样说:“对贾平凹执着地说‘我是农民’，许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表明的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而且同时标明了自己的文化谱系、价值承传和审美趣味，它具有创作心理上的意义。”［9］137

二、对城乡的审视与批判

贾平凹19岁被推荐到西北大学读书，当他满怀梦想来到城市后，他却发现自身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空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适应，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精神上的迷茫与尴尬。城市中先进的文明、崭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乡下人”在城市面前的自卑感和厌倦感时刻影响着他的思绪。一方面强烈的自卑感和自尊心激起了贾平凹征服城市的欲望，另一方面城市的灰暗与颓废的气息又使贾平凹感受到了精神上的疲惫与厌倦。

所以，贾平凹这个“乡下人”初到城市时与沈从文是非常相似的，在对城市感到疲惫与厌倦时，更多了对故乡的深深依恋，心中的故乡更为美好。因此，他创作出了一系列商州文学，用温婉的文字写出了商州的自然、纯朴与美好，用文字创造出了一个理想中的美好的“商州世界”。

在文学作品中，沈从文与贾平凹分别用他们创作中的商州和湘西反照出了现代都市文化中的某些弊病对人性的扭曲，同时也反照出了现代文明与乡村文化的诸多冲突。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将小说的创作视点由“湘西世界”和“商州世界”转移到他们所生活着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而对作为都市参照物的“湘西世界”的塑造，却只是正面提取了其美好自然，回避了其可能存在的各种现实弊病，对山村进行了理想化的创造。而贾平凹则是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和自身对人生的不断深入思考，在对都市进行审视和批判时，更加冷静客观地以都市去反观乡村，看到了山村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洗礼下，故土和生存在故土上的人们思想早已被传统的封建思想所浸透的现状，看到了“乡村文化”中存在的各种弊病。这让贾平凹在对乡村深深热爱的同时为之感到深深的痛苦，并开始真正地直视中国广大受封建宗法浸洗的“乡村文化”，正视城乡各自的弊病与相互影响等，对城乡文明的发展开始了更深入的思考。

当我们对沈从文的“乡下人”内涵来进行深入分析时，会发现，沈从文笔下的“乡下文化”显得原始、自然、纯朴、大胆，充满原始的野性美。当代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通过对湘西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辨识，将沈从文的“乡下”定义为“一种原始文化的湘西遗存”，认为他的对都市文明批判的文化资源应为原始的湘西乡野文明，而绝不能等同于现实中遍及全国的封建宗法制化的“乡土社会”，因此，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躲在“原始湘西乡野文化”中的“乡下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代表中国广大乡村文化的“乡下人”。

而同是以居于都市的“乡下人”自居的贾平凹，一方面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去审视都市风情世相，揭露出现代文化虚伪沉沦的一面，一方面又因居于都市而从现代都市文明层面去感受乡村的民情风俗，袒露出乡村道德人伦蒙昧原始的一面。通过对《废都》《白夜》《土门》《高兴》等都市小说的认真审读，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作家在乡村与都市中对精神家园不断寻觅的心理轨迹和他这一阶段由迷失到审视，审视到迷茫，最终茫然绝望的精神轨迹。因此，在贾平凹创作的都市小说中，既体现出了作者对都市文明独特的审视与批判，也体现了作者对转型期中国城乡文明发展、对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及意义的深入思考。

从对乡村文化的直视和客观批判角度来说，虽然城市一直是作为同是“乡下人”的二人的审美的对立面而存在，但就创作的代表性与现实意义来说，贾平凹的创作似乎比沈从文的更加接近中国现实文化，更加深刻，更加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三、城乡互参模式

沈从文首创的城乡互参的都市文学描写方式，成为了20世纪中国一种独特的都市观察方式和都市文学的话语表达形式，这种对立互参模式使得作者笔下的城与乡都更加立体、生动、形象，富于生命力。同为“乡下人”作家，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也使用了“城乡互参”的文学思维方式和创作模式，将都市与乡村互相反观参照，在城与乡互相的对比参照中来表述情感，表达主题。

(一)沈从文对城乡的对立互参

在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他没有去对都市作出全方位的生态化写实，而是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从‘乡土’返观‘都市’，将‘乡土’与‘都市’互文互参”［10］116，以“乡下人”的视角深刻地批判都市文化造就的都市人病态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并认为这种“文明病”腐蚀着都市人的灵魂，会使整个民族的生命力衰退。在沈从文的话语中，乡下与城市是对立的，乡下是自然的代称，它是原始的，自然的，而都市代表着现代文明，是虚伪、诡诈、物质化的，有违自然人性。在他看来，乡村朴实的原始自然与都市异化的物质文明是永远难以调和的两个极端。在创作中，他用对乡村自然美、人情美和乡民原始生命力的礼赞来更加生动深刻地参照出了城市的肮脏、虚伪与病态，对都市人性进行指斥，对都市文明进行怀疑与批判。如在《龙朱》《虎雏》《三儿》《边城》等作品中自然健康、热情善良、活力充沛的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是乡村的自然与活力，人性的自然，民风的淳朴与强悍;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夫妇》《或人的家庭》等作品中，休养的教授、疯瘫且性无能的绅士、神经衰弱的璜先生、不忠的夫妻等，表现出的是都市生命的退化、道德的虚伪、人性的庸俗。在沈从文的眼中，他的“乡野文化”是纯洁的，美好的，具有生命力的，而“都市文明”是肮脏的、虚伪的、无力的;在他的笔下，都市总是肮脏的，乡村总是美好的……两者之间是直接又显而易见的对立，这种对立显得一元化、绝对化，同时又呈现出静态化。

(二)贾平凹对城乡的二元互参

贾平凹虽然并没有像沈从文那样有意识地创建乡村与都市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但也是在以“乡下人”的视角记述都市，将都市放在乡村的对立面来进行互相对比，也对“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尖锐冲突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描写。

与沈从文不同的是，贾平凹在对故土满怀深情的同时，在都市文明的观照下，他发现了他所热爱着的乡村在具有纯朴善良等优点的同时，也充溢着愚昧、落后、麻木的世俗心理与国民劣根性，对此，他的内心无比痛惜。他曾说，对故土“因为爱的太深，我的神经质似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见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惶恐，迫切的嫉恨，眼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7］73。作为这样一个寄居于都市中的“乡下人”，贾平凹在都市小说创作中，写及都市时总是难以忘记乡村的质朴和自然，而在写及乡村时，又免不了因都市的先进而映衬乡村的落后，以都市的文明来反观故土乡民的残缺，这些使作家内心深处感到极为失望。

在文学创作中，贾平凹不仅表达出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某些方面的特征与趋势，而且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演进的趋势与特征，也反映出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社会形态对城乡文明所发生的冲击。

在《高兴》《白夜》《土门》《废都》等一系列都市小说中，贾平凹一方面将城与乡处于二元对立的价值系统中两相参照进行双重批判，一方面又在文中对现代都市社会生活进行变形处理，模糊城乡区别，写出了城与乡之间相互的影响，并进一步挖掘城乡人共同的心理需要和现实心态，表现某种普遍的人性。因此，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城乡互参模式”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相互冲击且相互影响的，是二元化的、发展化的，显得更加深刻和具有现实意义。

相较而言，笔者认为沈从文的“城乡对立互参模式”稍显简单化和绝对化，带有较浓重的理想色彩，而贾平凹的“城乡互参模式”则更具有现实意义，显得更为饱满和丰富。

四、结语

沈从文和贾平凹这两位具有“乡下人”思维方式和创作视角的作家，都在创作中对城乡文明进行了审视，批判了“城市文化”中显现出的种种弊病，赞扬了“乡下文化”中显现出的种种美好。相较而言，沈从文对“乡下文化”的创作回避了一些理性的审视，更多了一些理想化的色彩，更加地凸现了自然与美的意味;而贾平凹则是站在城乡的边缘，对城乡两相参照进行了双重审视与双重批判，作品中更多了几分厚重与苍凉，现实意味也更加浓重。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5］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贾平凹.我是农民［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

［7］贾平凹.平凹文论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

［8］贾平凹.高老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9］汪政.论贾平凹［J］.钟山，2002，(4):133－141.

［10］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Study on the Rural-urban Civilization in Two Countrymen，Shen Congwen and Jia Pingwa＇s Writings

TIAN Geng-hui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Shen Congwen，a"countryman"writer and Jia Pingwa，a"farmer"writer，they both pose as the countrymen in cities，for they have presented the worries of the r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view of the rural－urban civilization，and they have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ursuit of aesthetics，while they have advanced the different styles and implications in their writings for their writing perspectives and writing modes.The paper compares the views and criticism of the rural-urban civilization in their writings，Shen Congwen＇s writings mostly focuses on the criticism and sarcasm of the cities and the nature and beauty of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so much idealism coated on the view of the countryside，while Jia Pingwa＇s writings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two-way views and judgments of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with a bit more thickness and misery.

Shen Cong-wen;Jia Ping-wa;countryman;rural-urban civilization

I206

A

1009—5128(2012)07—0106—04

2012—05—30

田耿辉(1977—)，女，陕西渭南人，渭南师范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及语言民俗研究。

【责任编辑 朱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