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浩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2011年马克思经济学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赵志浩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一般包括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研究等几个方面。2011年，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内的具体问题、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且取得突破性进展，另外，学术界还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对比研究，用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文章从这些方面对2011年马克思经济学的国内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和概述，以期达到了解研究动态的目的。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方法论;西方经济学;金融危机

一、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研究，一直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话题，学者们不只是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体系，还对体系中的各个具体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2011年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王璐在《剩余思想与分配理论——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视角的重新解读》一文中，回顾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古典经济学来源，并分析了马克思剩余价值思想的基本内涵，即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价值，“由超过劳动者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形成的剩余价值概念，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也指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源泉”［1］。作者论述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由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马克思在批评法国学者萨伊提出的要素分配论的基础上，认为利润、利息和地租都来自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

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都应该取得收入，即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息，地主得到地租。在此基础上，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分配理论把“企业家才能”也看作分配的要素之一，奥地利学派用个人消费偏好、时间偏好等概念解释利润的来源，作者认为这些都否认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下的剥削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文章认为，要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思想及其分配理论的指导下，以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原则的效率与公平，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不断改善当前收入分配制度。

福建师范大学周艺新发表论文《试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及其运用》，认为《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运行论”这三大理论中隐含着重要假设，这些假设包括:一般(简单)商品经济、自由交换和自由竞争、只有两种人——资本家和工人、资源的自由流动、剩余价值率相等、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这些假设的条件，理论的成立是不可能的。通常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也是由于对这些假设的忽视。”［2］

张海霞等人在《产权观内涵解析: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产权观:第一，体现了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人类社会财产制度的更替不仅是一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过程，还是一个从微观经济主体开始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土地产权、资本产权、劳动力产权统一与分离的各种情况”［3］。第二，体现了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原始积累的作用，必然出现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这样，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一方面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必须获得工人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剩余价值，而这一切又必须依靠国家政治这一中介才能实现，可见，“产权分化产生了阶级，而在阶级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国家的意志来源于社会关系又通过法律表现出来，社会关系中起支配地位的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3］第三，要求既要产权效率又要产权公平。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主体之间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促进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产权主体资本家又有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所以能够产生预期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产权效率又是有限度的，必须在实现产权公平的基础上，才能根本实现产权效率。第四，产权是不断发展与变革的。在对产权效率与产权公平关系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预测了产权发展与变革的历史趋势。

二、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2011年第1期《当代经济研究》杂志上，刊登了武汉大学的丁霞博士和颜鹏飞教授的《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新探索——兼论马克思的经济学逻辑构建体系》一文，文章批评了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理解上的错误，即把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全部内容仅仅等同于《资本论》逻辑结构:“学术界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解读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卢森贝模式，即归结为科学抽象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三大方法，而忽视在《大纲》《导言》篇经济学提纲(8条)所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其中包括经济学提纲(8条)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生产关系两分法和中介范畴理论等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散见于马克思的著述、信函和手稿之中。”［4］我们认为，这些认识有助于扩展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介绍了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研究的十大新进展，还对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框架提出了若干设想。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系申请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与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的课题，该课题应属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作为阶段性成果，该系的夏华在《关于批判实在论的回溯法的研究——兼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认为《资本论》研究方法中的推理方法是回溯法。“所谓的回溯就是从经验观察到的事件出发去发现客观存在的超经验或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5］，是根据结果推知原因的方法，它不同于溯因推理法，运用回溯法的人须具有大胆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应用回溯法的呢?作者夏华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摆在马克思面前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的分配，由对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推导出资本的流通过程，由流通过程又推导出资本的生产过程，相比于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生产过程是更深层次的存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按照资本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这样的框架安排的，作者认为这是“在叙述时便于大家的理解，采用了倒叙手法”［5］。作者认为，在具体各章节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也运用了回溯法，比如，由资本这个概念回溯到货币，最终回溯到商品这个概念。由商品出发分析资本，是马克思运用回溯法得出的结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对回溯法在经济学发展的意义，以及回溯法的不足进行了探讨，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另外，该课题组成员马国旺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创新探析——批判实在论视域中的异端经济学启示》一文，该文介绍了“批判实在论本体论”、“批判实在论的突现论”、“批判实在论的回溯法”、“回溯中的三角测量”等概念，作者认为:“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借鉴异端经济学方法论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如果说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硬核，那么经济学方法论则是开放的、活跃的、能够兼收并蓄的外围。”［6］

中山大学副教授朱富强发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思维及其实践价值——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之比较》一文，分析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所遵循的“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仅仅抽象孤立地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甚至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研究，极力强调其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人与物的关系的私人领域，从而不但把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简单化了，而且也使经济学蜕变成为一门有关个体领域里最大化计算问题的学问”［7］10。而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公共领域，从而不但关注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而且主要把经济学视为增进国民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学问”［7］。作者提到古典经济学家对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分析，举出斯密对工资的现实与其本质的探讨等等，都是遵从了“从本质到现象”这一基本的研究路线。在分析马克思经济学时，作者提到:“马克思对货币的本质、劳动的属性、工资的来源、分工的效率以及组织的演化都作了非常深入的剖析，特别是在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方面;同时，马克思充分借助于权力结构来剖析事物本来面目和现实呈现面目之间的差异，并分析权力结构的演变对社会事物发展的影响。”［7］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假定的均衡状态为基础，而不是以对现实的抽象为基础进行研究，并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要求。所以作者认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应该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

然而，该文作者朱富强在另一篇论文《重建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是如何消逝的?》中，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衰落和蜕化了，朱富强认为其原因可归纳为四方面:即经济学者的知识素养日益狭隘化，经济学研究的纯理论化发展，马克思知识论的教条化继承和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领域上的转变。［8］马克思经济学虽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研究路线，但每一阶段的具体分析，又需要充分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计量和其他分析工具。因而，该文认为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使它们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刘召峰，在《当代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从“核心是什么”到“核心何以可能”: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之路》，文章从邱海平与胡世祯二位教授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的争论入手，作者在指出邱海平教授逻辑推理错误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邱海平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胡世祯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作者没有对两位教授的具体观点进行评价，而是对他们的论断提出了针对马克思而言的“何以可能”的解释:“第一，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何以可能;第二，确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何以可能;第三，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何以可能”［9］。对针对这三个“何以可能”，文章逐条加以解释，同时论证了这三点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何以不可能。

文章认为，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要求我们“考察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条件、区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区分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作为‘物’能够实现‘自行增殖’、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地租等等问题的核心秘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拜物教性质进行的批判性分析。”［9］这些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在文章最后与邱教授商榷了三个问题，即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集中理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反抗不断增长”的预见和关于商品生产的历史命运。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王军在《经济纵横》杂志上发表《马克思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一文，比较了马克思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借鉴之处。文章认为二者的相同点是:“强调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坚持以人为中心;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具有实践性;追求大众福利的提高;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10］二者的不同点是:一是认为的经济社会进步的方式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要通过革命实现社会进步”，“社会经济学强调渐进改良，反对革命”［10］;二是二者的哲学基础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10］;三是二者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则是为了走中间道路”［10］;四是二者体系的完备性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具有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来说就凌乱得多”。［10］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之间存在相互借鉴的成分，应借鉴吸收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促进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王璐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文章《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中回归马克思经济学之古典传统》，分析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各种形式不断展开，在政策选择上，政府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这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模仿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甚至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研究，并强调其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同时，由于把研究对象集中在人与物的关系而忽略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原生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从而不但把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简单化，也使经济学蜕变成一个有关个体领域最大化计算问题的学问”［11］。所以作者王璐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它的假定前提脱离现实，其二是把经济学变成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封闭性，不可能完全反映外界的变化。

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发表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指出:“马克思经济学将流通作为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研究;西方经济学对流通问题主要从财富的源泉、交换的实现等视角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将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通过理论抽象来研究流通问题;西方经济学对流通理论的研究是从应用范式角度展开的。”［12］作者提出，我们要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为主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

赵雅沁和石冀发表文章《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基础理论的比较》，文章认为:在一般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存在相通之处，比如在市场机制的描述上，二者都从人或资本的利己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源的配置、新技术的采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等皆根源于这一前提;在市场机制实现方式上，二者都认为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实现的。在市场的特殊层面，两者存在根本区别，比如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和永恒性，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和暂时性;西方经济学以抽象的个人利己主义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论述市场经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所以，西方经济学具有辩护性、保守性和非历史性，马克思的经济学具有辩证性、开放性和历史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应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

杨玉华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动力理论的比较》一文中，总结了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动力理论包括: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相互需求理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对外贸易的目的“是获取超额利润或较国内平均利润较高的利润”［13］，作者认为，二者在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分析的内容和标准、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杨玉华也分析了二者的相通之处，那就是“都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分析的前提条件”、“都从分工角度揭示国际贸易互惠利益”、“都承认国际贸易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13］。

西安文理学院商学院副教授刘鸿明在《“经济人假设”: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认识》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二者的不同表现在研究的立场和方法论上，马克思经济学“探寻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性”［14］，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坚持“一种个人主义的立场”，“关注的是个人财富的增加，并且相信个人财富最大化的实现也能促进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14］。作者重点探讨了两种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中人的动机与人的本质的不同认识:西方经济学中的“人”是抽象的、同质的和非历史的，相反，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人”是具体的、非同质的和历史的，作者进一步指出，二者在经济人假定上的本质性区别是，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社会的人，个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14］。

西北大学岳利萍发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一文，梳理并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枢纽，马克思将其生态思想渗透在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15］。马克思从劳动过程中阐述生态经济学思想，劳动既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15］，“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15］，认为生态危机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联的，需要消灭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来解决。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都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政府或市场来解决之，这就回避了阶级特性。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方以启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立场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经济学是“对客观经济事实的反映的科学体系”，即从客观经济关系的事实出发进行研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从抽象原则出发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并用以解释世界、解决现实问题，他们用诸如人类理性、个人利己本性、公平正义原则等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16］26，即把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乔磊等人发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研究》一文，比较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不同看法。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而信用造成一种虚假需求，掩盖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也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及其必须相互转换的关系，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17］，而现实的市场竞争，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该文作者认为:“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可能变成现实”。［17］西方经济学家从货币供给减少、信贷投资、过度储蓄、国际货币体系、人们心理上的边际消费倾向等方面，对1929—1933年大萧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于当前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该论文归纳为:“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美国的赤字政策、流动性泛滥、金融监管和治理工具的缺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美国人的消费模式，金融机构的过度贪欲，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等。”［17］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认识上，在研究背景假设结论、研究方法，对经济危机根源解释，对经济危机解决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认识这些差异，可以给我国经济建设很多启示。

西北大学吴振磊发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城乡关系理论的比较》一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城乡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比较。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城乡分离，并导致城市统治和剥削农村，城乡差距拉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城乡关系的趋势是走向融合。根据该文作者的总结，西方经济学城乡关系的主要理论有:强调“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农村(农业)偏向”的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城市与农村(工农业)全面发展”的平衡发展理论;强调“城乡(工农业)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作者指出了两种城乡关系理论的相通和不同之处，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关系理论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18］124。

四、马克思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研究

自2007年8月份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由于此次危机波及范围和影响程度都是巨大的，很多经济学研究者从各个层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竭力找出应对的措施，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更不例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王璐，在《从次贷危机到经济危机的机制解析: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危机理论的重新解读》一文中认为，美国出现次贷危机表明了主流经济学理论出现了危机。很多西方学者呼吁“回到凯恩斯”，希望运用凯恩斯主义挽救西方世界。然而，凯恩斯主义是否能够挽救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命运，并未可知。

为此，该文作者王璐对马克思经济学危机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她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流通中包含的危机的分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经济学危机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论述是系统而完整的，并自始至终贯穿于《资本论》三卷的全部论述”，“简单说，这一理论包含以下内容(1)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的危机可能;(2)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危机周期性;(3)虚拟经济与信用制度下的危机现实性”［19］。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这三方面内容的逐个解析，王璐得出结论，认为次贷危机“背后的真正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根源在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而货币金融体系的漏洞与金融监管不力诱发了危机”［19］。

辽宁大学经济思想史博士研究生郭丽娜发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经济学再思考——基于虚假需求的分析》一文，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依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为了实现生产的目的，资本家竭力压低工资。那么，广大劳动者的支付能力就会降低，有效需求也会相对减少，从而造成社会的最终需求减少，生产过剩不可避免，经济危机也会不可避免。为了实现生产的目的，延缓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那就是制造“虚假需求”。虚假需求不以消费者的实际支付能力为基础，而是“创新”出种种虚拟需求，比如通过商业信用、银行信用、金融创新等手段，扩大市场需求量，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其中也潜伏着危机，正如该文作者认识的那样，“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用制造更大的虚假需求的泡沫来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其结果只能是使美国金融危机在所难免”［20］。

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热点，另外，还有一些人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研究了经济发展中的其他现实问题，例如，贺汉魂和周镕基发表《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意蕴看低碳经济发展》一文，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具有人本意蕴，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所以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低碳经济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同时又认为“人类经济含碳量并非越低越好，更不是无碳则最好”［21］。

［1］王璐.剩余思想与分配理论——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视角的重新解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61－68.

［2］周艺新.试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及其运用［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7):64－67.

［3］张海霞，胡雪松，汪海涛.产权观内涵解析: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J］.华东经济管理，2011，(12):146－148.

［4］丁霞，颜鹏飞.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新探索——兼论马克思的经济学逻辑构建体系［J］.当代经济研究，2011，(1):48－54.

［5］夏华.关于批判实在论的回溯法的研究——兼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J］.经济问题，2011，(2):10－15.

［6］马国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创新探析——批判实在论视域中的异端经济学启示［J］.经济学家，2011，(4):5－13.

［7］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思维及其实践价值——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之比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9－16.

［8］朱富强.重建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是如何消逝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1):42－51.

［9］刘召峰.从“核心是什么”到“核心何以可能”: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之路［J］.当代经济研究，2011，(10):42－45.

［10］王军.马克思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的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11，(1):11－16.

［11］王璐.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中回归马克思经济学之古典传统［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2):47－55.

［12］任保平.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J］，经济纵横，2011，(2):1－5.

［13］杨玉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动力理论的比较［J］.经济纵横，2011，(5):1－5.

［14］刘鸿明.“经济人假设”: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认识［J］.理论学刊，2011，(6):39－42.

［15］岳利萍，白永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J］.经济纵横，2011，(6):24－28.

［16］方以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立场及其启示［J］.求实，2011，(6):4－7.

［17］乔磊，白少君，安立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10，(7):27－30.

［18］吴振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城乡关系理论的比较［J］.经济纵横，2011，(8):23－26.

［19］王璐.从次贷危机到经济危机的机制解析: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危机理论的重新解读［J］.当代经济研究，2011，(2):8－13.

［20］郭丽娜.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经济学再思考——基于虚假需求的分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3):8－10.

［21］贺汉魂，周镕基.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意蕴看低碳

经济发展［J］.生产力研究，2011，(1):39－40.

The Overview of the Domestic Study of Marxist Economics in 2011

ZHAO Zhi-hao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Chinese Marxist economics generally includes the system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itself，research on the methodology of Marxist economics，Marxist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research，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practical problems，etc.In 2011，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studied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Marxist economics，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economics and analyzed the real economic issues with Marxism economic point.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overviews the study of Marxist economics in 2011 in China，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research.

Marxist economics;theoretical system;methodology;western economics;financial crisis

F014

A

1009—5128(2012)07—0083—06

2012—03—25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ZX11－016)

赵志浩(1981—)，男，河南沈丘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 贺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