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燕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710062)

沐长安文化建设之春风，光《史记》研究新成之硕果
——论赵望秦、张新科教授主编《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五种

张海燕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710062)

赵望秦、张新科教授主编《史记文献研究集刊》荟萃了三秦学人数十年心血整理点校的数种《史记》新版本，汇集了两千年来《史记》研究文献资料，视野开阔，材料新颖，必将进一步推动《史记》学术研究的繁荣展开。

《史记》;版本;文献资料

近几年来，在《史记》研究方面，三秦学人之前已经取得了相当瞩目的学术成就:张新科教授《史记研究史略》《史记学概论》等，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①《史记研究史略》是首部《史记》学通史，出版后被称为“‘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一部力作”。参见宋嗣廉《“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一部力作——有感于〈史记研究史略〉出版》，《北华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史记学概论》则被认为是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的开山之作，参见李卫东《“史记学”的开山之作——读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陕西日报》，2003年12月31日。而此次《长安文献资料丛书》之子项目《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五种正是新世纪以来，三秦学人此种努力探究的丰硕成果，必将进一步推动和繁荣《史记》学研究的深入。

《史记》为司马迁外孙杨恽公诸于世之后，历代都有人注释、评说及研究。仅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史记》研究的专门著作共236部，论文(及评述)3300馀篇(不包括非专门著作中的论文)”［1］《前言》1。足见《史记》研究的蔚为壮观态势，而新世纪以来，各种研究成果则更是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凡百千计。赵望秦、张新科教授主编《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五种正是此中成果之一，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由三秦出版社陆续出版，主要包括:《宋本史记注译》于2011年4月出版，字数340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于2011年4月出版，字数160万;《史记评注》于2011年8月出版，字数34万;《史记研究资料萃编》于2011年8月出版，字数100万;《〈史记〉与咏史诗》于2012年2月出版，字数60万。而这正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乘国家“211工程”三期的重点学科建设之春风，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发挥集体智慧，同心同德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这也是《史记》作者司马迁故乡的三秦学人发挥地域文化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研究，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具体表现;同时，这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一令人瞩目的系列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史记》在唐以前皆靠手抄传播，鱼鲁亥豕，任意增删，自所难免。自北宋以后，则主要以印本的形式传播，且多将正文与注释合刻。《史记》在元代的刻本国内现存约有十部，而“国内外现存的明代善本，则尚有百来部”［2］58，清代刻本则更为众多。建国后，中华书局于1959年出版了顾颉刚等先生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精校标注的《史记》(简称中华书局本)。此本印行后，几十年来一直为学人所推崇，成为广大读者、学者专家阅读、研究《史记》最为通行的版本。国内出版的众多《史记》本子，大多以此为底本，几乎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华书局本的确是一个较好的本子，但学术研究的空气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比较中见出其长，中华书局本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可以代替其他版本的唯一的《史记》本子。

南宋建阳书坊主黄善夫于宁宗庆元初年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传至今日的最早刻本。20世纪30年代，张元济先生以此为底本，用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毛晋汲古阁重刻宋本等诸多不同版本的《史记》，对黄善夫本做了大量的校订，修改文字上的讹误脱衍倒达二千多处，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百衲本二十四史》本《史记》(简称《百衲本》)，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事实上已成为有别于原刻本的一种新的精校本。此次《宋本史记注译》即以百衲本为底本，以中华书局本为校本，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编译整理出版。中国古代文学著名研究专家、九十高龄的霍松林教授在序言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研究《史记》的心得，高度评价了《宋本史记注译》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及传播普及《史记》的深远意义。序言视野开阔、大气磅礴、高瞻远瞩、深入浅出，给人众多启迪。霍先生这种弥老愈坚的学术探研精神，实为后辈学人学习之楷模。

尽管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黄善夫刻本《史记》经张元济先生精审校改，但文字上的讹误衍脱不仅未能尽除，且其校订之字中也有误改者。《宋本史记注译》广泛吸纳今人研究成果，对百衲本中文字上未能尽除的讹误衍脱尽力纠改，如《周本纪》:“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典”乃“曲”之形讹，百衲本未改，《宋本史记注译》则纠改。［3］22且为保持底本原貌，对所校订的文字一律不作改动，只对误字衍文加上圆括弧，以表示当改当删，随后就对校订之字加上方括号，以表示当正当补，而译文的意思自然是依据已校正者。同时对原书的标点加注，也多方求证，力求准确，从而保证了学术质量，实现了以资专业者研究利用的宗旨。

《宋本史记注译》的宗旨是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雅俗共赏。由于时日久远，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有的地方变异较大，普通读者阅读会有障碍，故对原文进行今译，译文与原文分段对照，力求做到信、达、雅，即在求真原则下，努力使译文生动晓畅、语美句雅。同时为照顾今日读者阅读习惯，遂改原版竖排为今日横排，改繁体字为规范简体字，目次标题采用今人习用的大标题置前小标题在后的形式，同时为求阅读醒目及易于理解，举凡姓名、谥号、地名、国名、书名、篇名等名词术语皆标划专名线。

总之，《宋本史记注译》实现了其编译的宗旨，做到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完美融合，实现金玉合璧，双美尽收之目的。此项工作特有利于为文参研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泽被学林，功莫大焉!

清程馀庆编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是作者精研《史记》数十年的结晶，只是由于著者“穷愁”，致使“湮没”。直到民国七年才由钱鑅出版，但实际上它和中华书局本《史记》的底本——张文虎所校金陵书局本产生的时代相差不远，是另外一个版本。在钱鑅刊布之后，本应广为传播，以促进《史记》学的发展，但在海内外罕为人知。据调查:仅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等图书收藏单位藏有数种。究其原因:此书为私人自费印制，没有定价，未在市面销售。故如历史悠久之北京图书馆亦未收藏。对比此本与中华书局本，在文字校勘上，二者可互为弥补，文字上有些地方甚至比中华书局本更精确些。如《老子韩非列传》引韩非《说难》“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啖我”，中华书局本“啖”作“念”字，根据《韩非子校注》判断，此处用“啖”字更加形象贴切。勿用多举，即此可见程馀庆编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重要的版本参考价值。此次高益荣、赵光勇、张新科教授等即以陕师大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本为校本，参阅中华书局本，进行点校，为《史记》学的研究发展贡献新版本，居功不浅。清牛运震《史记评注》用史学与文学两只眼睛细读《史记》，故能知体要，抓义法，兼汇诸家评论，在清代考据学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中，显示出其独特的风格面貌，并对之后的《史记》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魏耕原教授和弟子张亚玲通力合作，以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八年刊刻的《空山堂史记评注》十二卷为底本，以中华书局三家注《史记》为参照对原文进行分段，采用现代标点符号对牛运震《史记评注》详加点校，也为史记学的研究发展贡献一个新版本，必将进一步繁荣史记研究事业。

二、海纳百川，硕果新成

《史记》享有史部书中文学奇葩的美誉，行文运思之妙，无愧之离骚，篇章布局严谨，结构宏伟壮阔，银蛇灰线，伏脉千里之妙，尽在其中。自六朝以来，学者多从史学、文学两方面评价《史记》。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和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获得一致赞同。历代骚人墨客无不受其沾灌，从多角度进行研究，代不乏人，研究资料汗牛充栋。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总结时期，诗词曲文创作无不称盛，考据精密，论证严密，著述观点，兼收众人之言，而自成一家之说。如程馀庆耗费毕生精力，终如丰城剑气，未遭埋没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此次编者在《前言》中称道:“鉴于历代评注《史记》各家，皆有片面性，不能有得而无失，于广集诸本，去其浮阔，存其切当。首音注，次训诂，次讲义，考误次之，论事又次之，而以论文终焉。篇中发明作法，析出史公构筑鸿篇巨制之堂奥，虽文无定法，而草蛇灰线，亦有迹可循。”［4］《前言》1郭双成曾说:“司马迁的很多看法，不是专门谈一些议论的话，而是在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历史人物的描绘中体现出来。”［5］50《史记》善于讽刺，巧于隐晦，曲处见直，以褒作贬，意在言外，妙不可言。因此没有对《史记》和司马迁的深入研究，要把《史记》品评得符合原作之本意，且又独成一家之言，是不太可能的。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就显现出作者的胆识、见解、审美方面的独到之处。作者往往能在集众家之说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语句，用精炼的语言，概括性的评论，给读者以极大的启发。如:《管晏列传》中评“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句说“一语道尽晏子”，准确概括了晏子的性格特征，使读者一目了然。如此看来，此书实为后学之津梁。

高益荣教授等整理的《史记集说》在纠正鱼鲁讹误、探索史公笔法、挖掘思想深意、参照名人名言诸方面，无不用力。如百花酿蜜，不袭一家成说，总是参以己意而注解原文;对古代地名，考其沿革，写出今地，予初学者以莫大便利;后集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议论，分别附录于相应篇章之处，或眉批，或夹注，或篇末，不拘一格，皆为其再三品味之结晶。至于众说纷呈，则相与折衷，令研究者得能开阔视野，更是在篇末编写一百六七十名家小传，便于读者知人论世。

魏耕原教授等点校的清牛运震《史记评注》荟萃百家，苦心孤诣，明发孤醒，于述作之旨、提挈、收截、伏应之法，言之甚详，而史文之繁悉者，尤三致意焉。如评《五帝纪》曰:“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盖他史只是书事，而《史记》兼能写情。情与事并，故极往复缠绵、长言不厌之致。不知者以为冗繁，则非也。”［6］19《史记评注》借鉴了凌稚隆的做法，多引前人批语，称引的学者及著作，以明代为主，兼及唐宋和清代。学者有刘知几、真德秀、楼昉、王应麟、王鏊、杨偱吉、何孟春、王韦、陈沂、李梦阳、田汝成、唐顺之、柯维骐、王维桢、何良俊、蔡汝南、汪道昆、余有丁、王世贞、葛鼒、许孚远、方苞，关涉的著作有倪思《史汉异同》、刘辰翁《班马异同评》、王鏊《王守溪史记评钞》、董份《董浔阳史记评钞》、陈沂《陈石亭史记评钞》、王韦《王钦佩史记评钞》、何孟春《何燕泉史记评钞》、凌约言《凌藻泉史记评钞》、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邓以讃《史记辑评》、柯维骐《史记考要》、王慎中《王遵岩史记评钞》、归有光《评点史记例意》、茅坤《茅鹿门史记评钞》、余有丁《监本史记》、凌稚隆《史记评林》、钟惺《史记奇钞》、陈仁锡《史记奇钞》、孙礦《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徐孚远和陈子龙《史记测义》、程一枝《史诠》、方苞《读史记》《评点史记》，足见采择之广，搜罗之富。而识见自是更高一筹:不论论史还是论文，《史记评注》都能指出前人评说中欠妥之处并细加甄别纠缪。此外，《史记评注》还保留了一些现已散佚的《史记》评论著作中的精彩段落，既可视为《史记》评论之小汇，亦可见牛氏之识力。窥斑见豹，孤发先明之意趣，自此不难看出!

建国以后，《史记》研究成果更是锦上添花，层出不穷，几有汗牛充栋之势。以科学的态度对两千年多年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复杂的材料进行整理，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的养料，是深入研究《史记》的必要条件。《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即承担起此任务，达成此目的，期望能为《史记》后继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张新科教授等主编的《史记研究资料萃编》收录了上至汉代，下至2007年的相关资料，共分四大部分:一、司马迁研究，选录历代有关司马迁研究的重要观点;二、《史记》整体研究，选录历代有关《史记》整体研究的重要观点;三、《史记》各篇研究，选录历代有关《史记》各篇研究的重要观点;四、收录有关《史记》研究的版本、书目、文物古迹等有关资料。本书各部分别按资料内容编为若干问题，全书共计276个问题，每一问题下列若干观点，以类相从，以时代顺序排列，最后注明出处，便于检索剖析，对比研究。［7］14本书所引观点，以国内为主，适当吸收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是书高屋建瓴，在全面审视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专题为纲，以问题为目，以时间为线，银线贯珠，达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效果，极大地便利学人检索，省却许多搜检之劳，必将进一步推动《史记》研究走向深入。

咏史诗是史学与诗学的结晶，是史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有机统一体，可视为一种文学式的史学探赜。《史记》是一部收揽上下数千年人事的伟大史书，是汉武帝之前历史文化的一次百科全书式的大总结，不仅为后人了解、认识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也为诗人缅怀往事、追慕前贤、评议得失、褒贬善恶而进行咏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成为咏史创作取材的渊薮。咏史诗是悠久的诗歌创作史上的一大体类，其容易上口而易记易诵的特性为《史记》的宣传普及而扩大其受众面，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二者互补，相得益彰。赵望秦教授等编著《〈史记〉与咏史诗》披览检搜历代别集、总集、丛书等资料，广收博取，精研细择3000余首有代表性的吟咏《史记》中人物事迹的诗歌，旨在为研究《史记》与咏史诗创作间的互动关系提供资料，为《史记》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

赵望秦教授等编著《〈史记〉与咏史诗》所收咏史诗可谓众体兼备，有如以宋代鲜于侁《九诵》为代表的楚辞体咏史诗，元代杨维桢《鸿门会》为代表的乐府体咏史诗，唐代韦应物《汉武帝杂歌三首》为代表的歌行体咏史，清高宗《周宣王》为代表的四言体咏史诗，三国魏嵇康《六言诗》为代表的六言体咏史诗，唐代李白《商山四皓》和宋代司马光《戏下曲》为代表的五、七言古体咏史诗，宋代刘克庄的《留侯》、明代高启的《春申君庙》和唐代杜牧的《春申君》、元代侯克中的《张子房》为代表的五、七言近体咏史诗等。甚至还有以清代汪元慎《老子》为代表的集句体咏史诗，以清代袁枚《车中杂忆古人作五六七言诗》为代表的杂言体和以清代陈重五言六句诗歌《咏史》为代表的三韵诗等，可谓中国古典诗歌诗体的一次大展览。

是书将后人以唐人司马贞补写的《三皇本纪》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为题材吟咏的咏史诗作为本书的附录。凡录入本书所收咏史诗之所从出者皆为古代总集、别集等原典，有些典籍底本缺字，用方框代替，今一仍其贯。但有些影印本颇有字迹漫漶不清之处，遇此情况，亦以方框代替，一框一字，不敢妄补。［8］《叙例》53保留典籍原貌，充分体现了本书作者的严谨治学之风。

是书材料丰富、条目清晰，为研究《史记》对古代诗人的影响构建了新的平台，开辟了崭新的视角，《史记》与咏史诗之间关系的研究必将自此拉开帷幕，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史书与咏史诗创作之间恰如黄金镶玉，两美相映，辉光霞影，相得益彰。

由于各书基本上是出于众手，虽有各位专家把关，书中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如《史记集说》名家小传中人物生平待查现象，《史记研究资料萃编》资料搜集下限至2007年让人有所缺之憾。当然瑕不掩瑜，《史记文献研究集刊》是众多专家多年心血的结晶，是史记学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相信它们的价值必将随之传播而显现，必能日益为人所重!

［1］徐兴海.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2］易孟醇.史记版本考索［J］.中国出版，1987，(2):59－64.

［3］霍松林，赵望秦.宋本史记注译［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4］高益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5］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6］［清］牛运震.史记评注［M］.魏耕原，张亚玲，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7］张新科.史记研究资料萃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8］赵望秦.《史记》与咏史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Bathing in the Spring Breeze of Chang’an Culture Construction to Explore the New Research of Historical Records

ZHANG Hai-yan
(Literature Colleg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Zhao Wangqin，Zhang xinke and other professors compiled the book，Selection of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Records，which reflects painstaking efforts of scholars of studying Historical Records in Shaanxi province over the ten years，which gathers the two-thousand-year research on Historical Records，with the broad vision and innovative materials.It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academic prosperity of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ical Records;version，innovative materials

K207

A

1009—5128(2012)07—0029—04

2012—03—21

张海燕(1978—)，男，河南南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文献研究。

【责任编辑 詹歆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