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对山西优秀拳种形意拳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2011-12-07段丽梅

中国体育科技 2011年5期

段丽梅

“晋”山西古称，晋商，主要指明清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善于经商而著称于世的中国山西商人，“富甲海内”、“汇通天下”一度成为明清晋商的代名词。谈及晋商的辉煌，就不能抛开山西武术，尤其是为晋商大贾保驾护航而远播遐迩的形意拳。然而，由于形意拳为晋商保驾护航非官方行为，在晋商商业发展秩序中又处于非主流地位等等因素，致使形意拳文献资料相对稀缺且缺乏整理。近年来，在地域武术被受社会关注的同时，山西地方史学研究、晋商研究成果也屡掀新潮，借此佳机，把形意拳的发展放入晋商商业发展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以释读该拳派的文化建构、风格特征和流播成因等，以期扩大武术研究的视野，为地方武术史的研究抛砖引玉。

1 明清商业发展与镖局的产生

明代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发展，商业资本活跃，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在经历了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之后，清代实行了正确的国策，大力发展经济，全国出现了区域性大市场“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11]，至清康熙时，经济更是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商业的大发展需要更多的货物贩运和资金流动。清票号产生以前，资本流通中几乎全部是金属货币，“国人的银钱转移，小量可以自行揣带，稍多的话，比如说可兑十两银子的铜钱或一千两的银锭，就得车载马驮。金属货币，实在太重了……”[17]。清王朝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始终贯穿始末，各种民间的秘密结社、反清势力和外国列强，对清政权始终进行冲击，故清代统治下的社会治安较差。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虽然政府也在保安设施方面进行了投入，允许商人雇佣巡役保卫财物和人身安全，但其目的是从社会治安角度考虑，……为商人货物、资金进行全程护卫的部门是没有的”[14]。货物和现银在道路运输中的安全问题格外突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组织武装押运，镖局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票号产生以前，“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5]的长途贩运，加上“货币——商品——货币”模式的转售贸易，以及明清社会治安的不安定，镖局不仅武装押运保障商业运作的安全，镖期、镖利的运营更说明镖局已是商业秩序的组成部分[9]。

2 明清晋商商业发展与形意拳渊源

2.1 晋商为何选择形意拳

2.1.1 天时与地利：晋商商业中心向晋中的转移与祁县心意拳发展地点的巧合

晋商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入清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据《清高宗实录》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徐珂《清稗类钞》所列光绪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共14户，包括介休侯氏、冀氏，祁县乔氏、渠氏，太谷曹氏、刘氏、武氏、孟氏、杨氏，榆次常氏、侯氏、王氏、何氏、郝氏，集中于晋中介、祁、太、榆4县。这些巨富，实际多数在乾隆、嘉庆年间已经以商致富。虽然明代同样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商机，但晋中商人滞后于晋平阳、泽潞商人。与平阳相比，元明之前，平阳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长安、洛阳较近；又是华北、东北和蒙古通往长安、洛阳等地的交通要道；平阳沿汾河、黄河一带，农业生产条件及河东盐池等占有很大的商业优势，最主要的是明代最重要的商机在于开中、马市，而平阳府由于王崇古总督宣大山西军事等，占尽开中、马市商机优势；与泽潞相比，泽潞拥有煤铁和丝绸资源优势，明人记述“登机鸣杼者奚啻千家，其机则九千余张”（顺治《潞安府志》卷一），且质地精美，“潞城机杼斗巧，织作纯丽，衣被天下”（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十六）。晋中汾州、太原两府，手工业生产虽然也有一定发展，但难以与泽、潞匹敌。但清王朝建立以后，建立了对俄国和西欧的国际商道——万里茶叶之路，晋中商人迅速发展为强大的旅蒙商、关外商、西路商和中俄边贸商，把平阳、泽潞商人抛在了后头。

康乾时期晋商与其他商帮相比，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晋商商业兴旺，流动资金大，即便是康雍时期社会相对安定时晋商的运输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何况乾隆后期社会不安定，对镖局镖师的要求自是很高。镖师是以高强的武艺为经营资本，山西省晋中市武术协会副主席，现年60多岁的布秉全先生是新中国国字号武术大师太谷著名形意拳镖师布学宽的三子，他根据父辈的讲述撰文：“形意拳之所以能发展完善，与明、清及民国初年山西晋中祁县、太谷等县兴盛的商业是分不开的”。形意拳的起源，比较共认的是由明末清初山西蒲州人（今山西永济）姬际可所创，在黄新民《姬际可生平初探》中有“乾隆五十五年手抄本《姬氏族谱》有‘技勇绝伦，老年破流寇于村西，手歼渠魁，人号神枪’”的记载，又有“从学者甚多，后人得以真传者河南马学礼，山西戴隆邦为最，……际可居少林十年，离寺归里，教授子孙，后人称心意六合拳为‘际可拳’”，俗话说“天下武功出少林”，从上面的叙述中可知，姬际可的心意六合拳缘于少林拳，技击性强是其特点。考证镖局产生的时间，共认的是《武术汇宗》“考设镖局之鼻祖，乃系清乾隆时，……山西神拳无敌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大街……”[16]。至镖局产生年代乾隆时心意六合拳正值传于祁县戴家，当时戴家迫于反清复明壮志未酬以及清朝禁武的现实，禁拳不外传，又无心致仕，便开镖局以商为业，从民间流传“不见戴家人练拳，只见戴家人打人”可知，心意六合拳历经几代传承，技击性强正值拳种用武之时。从文献史料得知，镖局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不安定，其主要因素是地方势力与土匪[4]，所以一般商家都雇用地方镖局，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地方镖局有镇压地方势力的作用，戴家心意拳镖局从商占尽天时地利之优势。

2.1.2 “只见戴家拳打人”名不虚传：戴家拳打通晋商镖路三大死穴，得形意镖师者得商路

打通晋商镖路三大死穴：上文可知，从时间与地点的结合上晋中商人雇用戴家镖师可以理解，但清代山西有很多武术拳种技击性都很强并与镖局都有很深的渊源，如晋北的鞭杆，晋南的通背等，而且，其著名拳师也有从事镖局事业，如通背拳名师贺繁英、郭永福等就有行镖经历[9]。为何心意六合拳能借助晋商在清代迅速发展为形意拳，并成为中国四大拳种之一呢?这与戴家拳武艺的精深关系密切：明末清初晋中商人抓住茶叶之路的商机，分东、西两口进入蒙族牧民地区，成为旅蒙商，从武夷山采上乌龙茶，从湖南的安化、湖北的“羊楼洞、羊楼司”采上绿茶和花茶，穿越长江，首先以船作为交通工具把这些茶运到武汉，在武汉进行整装以后，马匹作为交通工具，把它再一路北上，沿着河南、山西运到太原。太原再整装整理以后，以骆驼作为交通工具，北上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尔库茨克，一直把它运到俄罗斯去。在这条万里茶叶之路上，有三个死穴山西人打不通，一个位于南下湖广，北通秦豫的河南南阳社旗县赊店镇，附近山里土匪啸聚，南来北往的客商常常在此被劫；一个死穴在东通京津、西达山陕的河北沧州地区，俗有“镖不喊沧”之说，那里豪强林立，经常刁难过往的商贩；再一个是从张家口通往口外的无人敢进的匪股繁多，迅捷骠悍又不扎塞居守的蒙胡腹地，心意拳宗师戴隆邦及其儿子戴二闾，以高超的武艺，打通了晋商商旅中的这三大死穴，为晋商的南北畅通、长途运营提供了保证，留下了戴家“过沧喊镖”等保镖佳话[13]，也为自己的生存打下了基础。

得形意镖师者得商路：乾嘉以来，晋商商路遍布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开往国外，但主要的商路还是在西北，尤其是国际茶道的开辟，更是给晋商带来丰厚的利润。但由于西北商路人烟稀少，乘匪横行，气候条件甚是恶劣，商家所雇佣镖师、车夫却禁受不起，给商路的存亡造成巨大的威胁，太谷曹家最具有代表性：早在康熙十二年（1683年），康熙大帝平定准葛尔叛乱，曹家就担负起军需任务，叛乱平定后，在清军所驻之处大肆经商，称雄于库伦、归化等商业重镇，并且通往塞外的咽喉也被清政府赐为曹家的封地，雍正1729年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后，曹家捷足先登，垄断了恰克图贸易，但商路好开，好镖师难求，曹家由于镖师不力，不但损失了闽、浙、湘三路商路，连处于霸主地位的恰克图商路也连连受挫，后起的乔、渠、王家正是雇佣形意拳镖师李老能才能敢走险恶常生的闽、浙、湘三路，又保恰克图商路的平安，于是曹家不得不改变霸主策略，加强与乔、渠、王家的联系，共组恰克图商路的驼帮与同组李老能总镖头的六路镖业[2]。

2.1.3 人和：心意拳外传利商又利拳

晋商“富甲海内”，货物与货币运输量大自不必言，这也暴露出戴家保镖的一个致命弱点：人手不足。深州文史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戴文雄押运镖车，路经太行山时，被牛家寨寨主劫持。同行的几位镖师攻寨解救，数日无果。李老能得知此事，急奔。他跃寨过沟，蹿上门楼。几个回合后，将守寨武师击退。寨主飞弹过来镖，被李老能接住，李反掷出，中寨主左耳，顿时鲜血涌出，跪求饶命”。由此留下了“李老能解救戴文雄”的佳话，也开始了心意拳外传的历史。为避戴氏祖训“心意拳不可外传”的规矩以及拳种发展的需要，心意拳由李老能开始改名形意拳[2]，由此可见，戴家拳习武之人处境的尴尬和艰难，外传也是无奈之举，但正是因为心意拳的外传才有了今天形意拳的发展与传承（后详）。另外，形意拳还与其他拳种联合保镖，联镖制和谐又双赢：晋商采用“联号制”实现了和谐的“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原则”，保证了商业的竞争与有效运作，形意拳镖局更是留下了“联镖制”的佳话，如晋中以广盛（善长形意拳）为首的同兴、昌德、三合镖局四大镖业由于诚信联手，日趋和谐、兴旺，不论走镖，还是擂战，各尽所能，各展其长，技术互相补充，镖师互相支援，久而久之，民间唱出了一句顺口溜“王家的枪（平遥）戴家的手（祁县），左家的弹腿天下走（文水），安家的大弓（榆次弓力拳）射出口（东口），大盛魁的镖师（西口）不用吼（有镖旗亮相不必喊镖）”[1]，说的就是形意拳种与其他拳种联合走镖的情形。

2.1.4 己和：几代形意拳师徒致力于保镖促商

在众多和镖局有着密切关系的武术流派中，形意拳是其中和镖局渊源最深影响最大的拳种，这与几代形意拳师徒致力于保镖促商的付出及师徒代代名人辈出构成强大的传承体系是分不开的。在清代形意拳历史上，对形意拳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主要有姬际可、曹继武、戴隆邦、戴文雄（二闾）、李老能、戴奎、车毅斋、李复祯、李存义、李广享、李慕侠、布学宽等众多名家，考证这些人的生平事迹，为数不少的人都从事过镖局镖师，戴文雄在河南赊家店创立“广盛镖局”；李老能为太谷三多堂担任镖师、车毅斋在武、乔家等从事护院镖师；李复祯为太谷王庄客商护镖等，并且从李老能创拳开始，其弟子车毅斋及再传弟子李复祯、陈际德成为祁太二县咸丰、同治、光绪及民国年间三任护院教师，形成形意拳传承的强大支柱。这为晋商的商业运输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保证，这是山西同期拳种的发展所不能比拟的。

2.2 晋商对形意拳的产生与发展产生的影响

2.2.1 晋商经营内容、模式、地域与形意拳传承

晋中商人能在众多商帮中异军突起，主要是抓住了茶叶、烟、票号等暴利、贵重交易项目，清道光进士、刑部主事的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说：“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票号的创立，晋商“汇通天下”，以致晋商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票号的产生虽在部分功能上替代了镖局运现，但“各地现金的盈绌，少量现金的调运是不可避免……山西人设立的镖局最多是事实，这与商业运现是分不开的”[9]。从《祁县县志》、《太谷县志》等中可知，晋中商人如孟家、渠家、武家、员家、王家、乔家、常家、曹家等巨商大都有聘用形意拳镖师。1792年中俄签订《恰克图市约》后，恰克图贸易进入稳定和繁荣时期。从1775年（乾隆四十年）到1785年，年平均进出口额达到259万卢布；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到1800年（嘉庆五年），年平均进出口额达到464万卢布；从1801年（嘉庆六年）到1813年，年平均进出口额又增长到756万多卢布。中方销往俄方的茶叶，1800年（嘉庆五年）为280万磅，1820年上升到500万磅，收入相当可观，但也增加了运输上的不安全因素：如晋商所运茶叶从南方到北方一条龙远程运营，这为形意拳镖师的武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为形意拳的改进提供了机遇。尤其是形意拳镖师所走蒙古道上的保安措施和内地商路上“走镖”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方式：马贼呼啸草原之上，匪股繁多，行动迅捷剽悍，不但不扎寨据守，而且又不划分“盘子”（地盘），根本无法和他们交朋友。由于对手的强大，形意镖师要想保证商路平安，必需成为镖师中的镖师，拳种的技击性更需要精中求强。同时，为了在竞争中求胜，晋商更是采取了集中求胜的策略，即联合成商帮，出现集团化经营，垄断了最具暴力的行业，形意镖师与其他镖师的联镖也是必然。

2.2.2 晋商用人制度等与形意拳传承

晋商是通过行会和公所来实现内在控制的，是一种业缘组织，以“业缘”为基础的组织制度在管理上实际是靠乡土观念通过“内在控制”来实现的，这种“内在控制”直接受益于晋商的用人理念：虽然晋商的经营地域非常广泛，但晋商经营的约束机制便是用本地人的理念[22]。再加上山西人峦家，建院扩家，招收家兵，使得许多家丁都成为形意拳弟子，并带动了当地习武风气的形成。清中期晋商商业以晋中为中心兴旺发达，留传有“金太谷、银祁县、吃不完米面的愉次县”的老话，由于商业的兴旺，带来镖局这一行业的兴旺，城乡大贾争聘著名拳师保镖护院，各种拳术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清咸丰年间，山西武术活动日益发展，尤心意拳为重”。晋商的“内在控制”式的学徒制用人制度也为形意拳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晋中人为主的家丁式传承使得形意拳学徒制独具特色，既秉承了晋商的用人理念，又使镖局师徒传承具有法制化色彩，使得其形意拳师徒传承在血缘纽带上又多了一份乡土情结，为晋中成为形意拳之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2.3 晋商恋家特点与形意拳传承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京汉、京奉、京绥等主要铁路干线的通车，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交通网系，镖局把主要业务转向城镇的坐镖与护院，但随着清末实行的新政中，其中对镖行影响最主要的是实行警政一体，“随着巡警的上岗，坐店的也纷纷下岗，镖局的业务就只剩下护院一项”[4]，晋商虽然在生意上赚了不少钱，但在晋商的内心深处仍存在保守恋家的心态，离乡不离土是晋商的特点，民间流行的一句民谣也可以反映晋商的特点，“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正是晋商的这一特点才有了乔家大院、王家大院这些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也才使得形意拳作为护院的历史长于其他拳种。据各地县志记载，一些晋商大院到民国初年仍有形意拳护院拳师，以曹家为例：在1920—1930这10年中曹家还维持了鼎盛时期的家业，有1930年太谷县志为证，县志是这样记载的：“三晋富庶者，无不于谷首屈一指，曹家商号遍及大半个中国，国外商号横跨日本海、英吉利海峡，几乎遍布整个欧亚洲大陆，共有640余座商号，雇员37 000人”。从清咸丰到民国26年间，曹家“三多堂”聘用的14位镖师、拳师、高手中，有10位是三晋著名的形意拳大师，在他们的教练下，许多家丁成为形意拳的高手，同时也使形意拳得到发扬与传承[3]。

2.2.4 晋商地位与形意拳传承

中国封建社会是官本位社会，很多朝代都采取抑商政策，“士农工商”中“士”即说明官员地位是最高的，他们被看作是支撑社会的柱石，商人长期处于末位。清朝因为对晋商格外倚重（这与晋商为其提供军饷军需所用、晋升官位、修建公馆等是分不开的），因而采取了一些重商政策，所以，清朝的官与商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而晋商与官的关系就更加微妙，与官结交成为晋商的一大特色。清代对武术的管制是极其严格的，连武术教师传授棍棒拳术也必须有豪绅巨贾作保[13]。从中可知，清代民间武术发展的艰难，而形意拳在清康雍乾时期进入发展高峰期，至道光、咸丰、同治时达拳种的高潮，拳种的发展与商业发展同步，主要是以镖局为载体而发展，而镖局能盛行不仅是为商贾服务，从一份山西布政使严瑞龙为请严禁保镖胡作非为事奏折[20]中可知镖局还会为皇家运响。商业发展需求无形中对形意拳的民间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其在几百年内健康、迅速发展起来。形意拳镖师开辟的镖路遍及全国，这是靠一代代形意拳师拼打的结果，但更与晋商的保护与支持分不开，为保镖需要，有些晋商甚至联合官府赋予镖师以军衔，如大盛魁。另外，俗话说“穷文富武”，晋中商业的繁荣，也带来当地习武风气的形成，不但平民百姓习武盛行，进而一些晋商本身也身体力行，参与其中，并成为形意拳高手，如乔家乔锦堂、宋世荣等，拓展了形意拳的传承范围。

2.2.5 晋商使得形意拳集商运与国运于一身，成为构建和谐之路上的和谐拳种

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经营中，进入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出口数额大增。对此文献记载，“还有大量的茶叶，由陆路运往恰克图及蒙古。在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这种极为发达、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的茶叶，经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咸丰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晋商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年年呈现出超，不少的白银从俄国流入。但这种形势未能维持多久便发生了变化，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基础上，又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缔结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对晋商造成巨大的打击，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图，进而通过艰苦的征程，深入俄国地界，另辟市场，谋求商务扩展。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在同治八年（1869），通过境外分庄向俄国组织出口11万担，与俄商该年贩运茶叶总量相当。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俄茶叶多达20万担，超过俄商贩运量（11万担）近一倍。我国晚清的茶叶经济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民族地位、社会性质、国民权益保障等问题相联系的。在产、运、销一条龙的商路上，形意拳师默默承担了集国运与商运于一身的重担，后来的“引俄制日”政策及宣统元年（1909）俄国单方面突然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这样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终清，再无发展之机，形意拳也失去了重要的商机，但从文献“所有亚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时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20]可知，形意拳在国运与商运之路以及在世界饮食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成为构建和谐之路上的和谐拳种。

这种融国运与拳种发展为一体的历史在形意拳史上经常呈现：镖师车毅斋在天津以形意拳剑术击败日本武林高手板山太郎，清政府特授予“花翎五品军功”称号，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当日人向他讨教时，又以“岂可使吾国绝技而传之于外人耶?”回应之，表现高尚的民族气节、形意拳镖师韩慕侠在“万国赛武大会”上挫败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振奋民族精神……、李存义率领形意拳众师徒及中华武林界抵御外国侵略当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典型。李存义在《形意真诠》序言中写道：“余自学形意拳以后，入镖业谋生，兼授门徒。于庚子之亲率门人参加张德成、刘十九等人所组之义和团，抗拒洋鬼子侵略于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我们用单刀剑乾杀敌，洋人望风披靡，实仗练形意拳之功和胆壮气盛势雄，乃能视敌如草芥也”。李存义拳论开章言：“克敌制胜，唯形意拳独擅其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武术者，强身健体，国术者，保家卫国，可称国术者，形意拳。”这不能不说是晋商文化精神的感染，这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传承力量。

3 镖师对形意拳的产生与发展产生的影响

3.1 镖行天下使得社会公信力得以提升

学者程庶人曾这样形容晋商商旅的广大：“只要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晋商的影子”，这种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晋商商旅主要集中于一路南方闽、浙、湘，二路莫斯科、三路满州里，四、五、六路分别到达恰克图、乌鲁木齐和塔尔巴哈台，李老农开始行镖时由于乔家、渠家走的是前三路，便总领了前三路镖头[2]后由于晋中商人国际茶道的开辟，在乔家、渠家、曹家等晋中商人的联商下又总领了后三路镖头，成为六路镖头。这是与李老农的师傅戴二闾同为华北三杰同处晋中的镖师晋剧《塔子沟》“俺乃二路镖头王正清是也”的著名镖师王正清所不能比的，并且能走长途路线的镖局要数以形意拳为代表的广盛镖局和以三皇炮捶为代表的会友镖局了，李老农年老回河北深州后，镖局由其得意弟子车毅斋主持，并留有“车二镖车行天下”的佳话。随着一代代武师出色地发挥，在保镖护商过程中，心（形）意拳也威名远播：“戴二闾过沧喊镖走出娘子关”、“戴奎大破流失儿”[18]、“李老农解救戴文雄”、“李文亭走镖斗日寇”[21]等等，并涌现出大批形意拳高手：“铁腿神膀”戴文雄、“神拳”李老农、“铁腿”贺运亨、“试金石”李广亨、“铁掌金刚”冯克智，“神蛋子”吴本忠，“神钩”李发黝，“飞腿”胡铎，“神手秀士”马大春等，并引来海内外众多武术流派武林高手与之交流：车毅斋打败以半步崩拳打遍黄河以北十三省而闻名天下的李老农再传弟子郭云深，并与1921年在天津战胜日本相扑高手板原景二；1931年，韩慕侠战胜俄罗斯大力士比得诺夫；王俊臣、孙福全、戴良栋等多次战胜了来自日本、英国和韩国的武林高手等等。

3.2 镖路实践奠定了形意拳种的风格与拳种内容、功法、技法、理论、套路等体系

开放进取的拳种风格：“只见戴家拳打人，不见戴家人练拳”，既体现了戴家拳秉承祖训“不外传”的封闭与保守，又反映出人们对戴家拳的渴望，在从商前，戴家拳传承的纽带是狭小的村落，在一姓一地一族间传承，《祁县县志》记载真正的戴家拳是到第五代戴奎时迫于生存等无奈才外传，并且所传内容比较传统，可以看出戴家拳封闭与守旧程度。李老农改心意拳为形意拳，以“换拳不换谱”的形式开创了形意拳外传的历史。形意拳为内家拳，重内不重外，结合形意拳师几代人保镖比武实践，逐渐改进动作，积极进取，总结出能使功夫上身的打法，一个姿势摆出来，从头到脚都可以打人，一般打法可以速成，但功夫不能，功夫是在实战的基础上“炼”出来的，俗话说“上一次战场抵得上十年功”，保镖路上尤其是西北三路，人烟稀少，沙漠漫漫，与土匪打硬仗，持久战是常事，不象云南，人口稠密，一马平川，很难形成大股的贼匪，平原上抢劫，不可能打硬仗，持久仗[4]。为了凝集能使功夫上身的打法，形意拳师在心意拳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动作改进，改动作是为了更好地发力，身体明白了，有了悟性，才能有反应，才能在保镖时更好地拚体能，拚功夫。形意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断吸收少林拳、太极拳、八卦掌等拳种的长处，结合实践交流经验的总结，从内容、功法、技法上日趋完善，理论、套路、技击逐渐向一个完善的体系发展，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拳法特点。

不断充实的拳种内容：形意拳逐渐发展形成丰富的内容，成为独立的拳种之一：把心意拳原来的“蹲猴猴”桩功改为“三体式”桩功，三体式成为形意拳最基本的拳步与桩功，《形意宗师》中李老农这样评价“三节相随相催，都是丹田的吞吐，三体式却是丹田之气准备出击前的准备状态”，这一改进既利于实战、又利于练功、健身，可以说是形意拳史上的一大进步。戴式心意拳基本拳法是以“五行生克”为基础的五行拳（劈为金、崩为木、钻为水、泡为火、横为土）与十形拳（龙、虎、猴、马、鸡、燕、鹞、蛇、鹰、熊）有机结合，转化为人的攻防技能。同治六年（1867年），李洛能返回河北老家后，车永宏独撑太谷商行镖局，车永宏结合其他拳路，潜心继续研究、大胆改革创新形意拳，阐明“以形取意，以意取形，形随意转，意自形生”的拳理；在拳法上冲破“五行生克”的观点，提出“破中可生，生之可破”的辨证关系并发展十形为十二形，加了鼍、骀形，晋商形意拳师乔锦堂就曾用形意拳“骀形”绝技，击毙多次到乔家堡寻衅的癞头鼋（一作癞头龟）马梦蛟[8]；在练法上强调养气练气并重，在继承心意拳横劲的基础上，讲究横进直进并重，搏击防御并重；在技击实践中，纠正直劲多、横劲少，攻重于防的弱点，创造了“拘马拼”、“阴阳把”等新套路，形成“以御为能”[太谷县志1931年《太谷县志》载：“此术（指车氏形意拳）以防御为能”]、“快打猛攻，乱而取之”与“引进落空，智而取之”的基本拳法，又和大弟子李复祯一道，继续研究与改革形意拳，创编十个对练套路，使形意拳术成为内功外功兼备，单练对练齐全，实践理论皆俱，并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大派拳种，以独特的拳法守护晋商家业。以及进退连环，五行炮，四把锤，杂势锤，十六把，安身炮，内功盘根和刀、枪、棍、棒等单、对练套路和基本功法的练习、静功等保健练习。

3.3 门派林立，充实与丰富了形意拳的内容

清代是中国武术走向鼎盛时期，拳种门派林立，这是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形意拳在晚清也发展完善，走向成熟，发展为内功独特的宋派形意拳[15]（世人尽知宋氏形意重内功，内壮才能外强，此之谓也宋氏形意拳）；技法独特，打、练、演合一的车派形意拳；第三代护院镖师陈际德注重养生功法形意等，充实与丰富了形意拳的内容，展示了形意拳独特的风格与特色。

3.4 保镖行业使得形意拳的传承职业化

职业化就是一种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为晋商保镖奠定了形意拳的职业化传承。俗话说“穷人富武”，民间武术传承的一大特点在于其脆弱性[6]，从形意拳镖师的生平史料可知，早年大都是贫穷孩子，就连三任护院教师车毅斋、李复祯、陈际德也不例外，当镖师无异于是给他们提供了铁饭碗，“彼此又是师徒关系，因此一般都觉得干这一行挺自由、舒服”[12]。另外，当时人们称镖师为“达官爷”，可见对镖师的尊敬及习武人对镖师的向往，晋中向来尚武，晋中形意拳镖行的开辟，奠定了形意拳传承的职业化，几代师徒致力于晋商保镖事业就是最好的事实证明。另外，民间武术传承由于门派之争势必造成武术的非标准性，但保镖行业的出现，使得行镖成为形意拳发展的惟一检验标准，形意拳师为晋商保镖，其打法是几代人走南闯北走镖比武得出的，其功夫是无数次上战场积淀的，正是这样才达到形意拳“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高超境界与标准，这使得以血缘纽带与乡土情结为基础的形意拳传承稳定，称雄于镖局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