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香兰

笔谈是使用不同语言的各国文人用文字进行交流的方式。如果说燕行录是朝鲜文人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记录，那么以洪大容(1731—1783)和朴趾源(1737—1805)为中心的北学派文人创作的笔谈可谓是具有激烈的现实意识的文学创作实践。

燕行录为特定作家、特定作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直到80年代它才被认识为体现旅行和各种体验的文学文本而受到瞩目。最近，随着对燕行录着述方式的探讨、中国文人的交流与知识传播的研究、比较文学角度的考察、燕行录的总体流程和现象的研究的深入，对燕行录中所载笔谈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这些研究都止于确认笔谈的重要性，并没有对其作为文学文本的着述方式予以重视，也没有人把同一时期文人的笔谈归为一类，做整体性的研究。因为笔谈并不受内容与形式的限制，至于笔谈是不是文学作品等问题可能会存在意见上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论文要对笔谈文本的构成与形式进行分析，阐明笔谈的特征。笔者认为，通过研究，可以更好地阐明中世纪文人的交流所留下的文献的实像和意义。

一、文学文本“笔谈”的成立:洪大容

1、《干净同笔谈》的构成方式

洪大容的燕行录中，仅以笔谈构成文章的代表性作品是《干净同笔谈》。《干净同笔谈》是洪大容把他与在燕京遇上的严诚、陆飞、潘庭筠等三个文人的笔谈、遭逢始末、往·书札等编在一起的会友录，是朝鲜使行文学当中最早仅以笔谈和书信构成文本的笔谈酬唱集。

此笔谈最大的特点是在尊重日记体使行录普遍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笔谈的作用。《干净同笔谈》为了确保日记体作品的统一性，适当地设置了插入笔谈记录和信件的日期。下面是这一文本的构成方式。

外集 卷三

在日记体笔谈中，除了插入书信以外，还如此完整地具备序言和结语的独特构成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先看一下序言部分。

乙酉冬，余随季父赴燕。自渡江后所见未尝无刱覩，而乃其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沿路访问甚勤，居途傍者，皆事刀锥之利，且北京以东，文风不振，或有邂逅，皆碌碌不足称。东华门路，逢翰林二人，与之语，其后寻往其家，颇有酬酢，而文学甚拙，以中外之别，妄生疑畏，且其言论卑俗，不足与之来往，遂一再见而止。①

序言讲述的是洪大容的燕行时期、燕行目的以及他试图与很多文人进行笔谈的内容。2月1日的日记讲述他与严诚、潘庭均、裨将李基成的奇缘。3日，金在行(平仲)、李基成和湛轩三个人去访问干净同，参与笔谈的重要人物也就全部登场了。接着详细描述笔谈所进行的场所—干净同，与将要进行的笔谈有机联系在一起。湛轩使用这种叙述方式是因为他充分考虑了读者因语言和风俗习惯、环境与经历、身份等差异而容易对笔谈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引起误会。序言的插入和人物、环境描写的设置不仅提高了笔谈的文学性，对笔谈主题的理解也起了辅助作用。

其次，在《干净同笔谈》的构成方式里值得一提的还有笔谈和书信排序的规律性。笔谈和书信的复合构成本来很容易带来混乱，但笔者却把七次笔谈记录与书信有规律地排列在一起。当然，日记体本身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体裁，其顺序基本取决于笔谈和书信往来的时间顺序，但这种有规律的排列并不是一种偶然。在笔谈的现场产生的谈草大部分都被潘庭均带走，并且分不清前后顺序，很多都只能靠模糊的记忆来追记。②而这过程就是作为独立文本的笔谈所产生的过程。可以说，笔谈是洪大容靠谈草来创作出的文本。如此看来，《干净同笔谈》中书信的的插入并不是偶然，应看作有意图的安排。

《干净同笔谈》在前部分，每次笔谈后安排了三天的书信往来，书信的内容也比较简单。从17日开始这一规则就开始发生变化，笔谈和书信的内容也开始多样化起来。这样的结构可以调节读者的紧张度，引起读者的兴趣，使读者与作者一起投入到笔谈中去。《干净同笔谈》前部分的书信大部分是问好或写惜别之情的，用简单的设置就可以表达出笔谈中无法表达的内容。但是书信的对话形式也基本是话者和听者两者之间问与答的连续，在听他者的话并回答问题时可以实现位置的转换，起到类似笔谈的作用。作者利用这一特点，重复使用了笔谈这一形式，在15日的书信里附《东国记略》，19日的书信里附《湛轩记》，24日的书信里附《笼水阁浑天仪记事》，新增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丰富。这是在笔谈进行的过程中，文人之间互相对对方产生兴趣，友情也加深的前提下产生的结果。

把《干净同笔谈》的文学性极大化的部分应属《干净同笔谈》和《干净录后语》的结尾部分。

归路闻仆人言，尝往干净同，其仆人辈出示一帖，帖中画吾辈像皆酷肖，乍见可知其为谁某。渠问其故则仆人辈答云，两老爷作此，为归后赌思之资云。③

筱饮，豪旷决烈，如秋江泛舟月白风淸。〔得之则洒落襟怀，濂溪之光霁，失之则放达风韵，南朝之淸光〕铁桥，奇健遵劲如寒松特操雪竹淸标。〔得之则泽木独立，厉百岁之风范，失之则匏瓜孤系，偏一节之苦贞。〕秋风流恺悌，如春风紫陌桃柳争媚。〔得之则丽景盎粹，可成一团和气，失之则袨服摇荡，或归五陵游子。〕④

《干净同笔谈》和《结语》具有诗意的结局把惜别之情和思念之意推到高潮，使读者回味无穷。望着朝鲜文人的画帖流眼泪的中国文人、用八个字来形容三个中国文人的湛轩，他们的样子像一幅画展开在我们的眼前。这已经足够使读者心动了。以渴望邂逅开始的序言和用浓浓的惜别之情结束的结尾的呼应也是非常完美的。

2、《燕记》中的笔谈

《燕记》按燕行中交游的人物和所见闻的地名、风俗、文物制度分类。改变了之前使行文学中按照燕行的路程叙述的方法，特别刻画了作者所关心的文物。外集的卷7—10集是《燕记》，其中卷7－8是按照所见的人物，卷9和卷10是以杂记为中心编成的。杂记则把北京和其他地区中的名胜和主要遗迹、使行的公式朝参仪式、风俗和文物制度分为几个条目详细叙述。这些项目以洪大容亲自游览过的山、特别想看的东西、具有特别意义的内容为主。⑤在《燕记》中，以人物姓名为标题的内容如下。

《湛轩书》外集 卷7《燕记》:吴彭问答，庄周问答，刘鲍问答，衙门诸官，王举人，沙河郭生，十三山，宋举人，铺商，大学诸生，张石存，葛官人，琴铺刘生，藩夷殊俗，邓汶轩，孙蓉洲，抚宁县，贾知县，贞女庙学堂，宋家城。

《湛轩书》外集 卷8《燕记》:孙进士、周学究、王文举、希员外、白贡生。

如上，《燕记》涉及了文人、太学生、商人、车夫等各种阶层的人物，也谈到了西方人、满洲人、蒙古人、回回人等多种民族的人士。笔谈只限于文化水平高且有时间进行长时间谈话的人，与其他人只能进行简单的交流。但洪大容却把它所遇上的车夫和商人都刻画到他的作品里，并给他们另设标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把人物名设为标题意味着对传统日记体使行文学形式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并且，他还意味着对清朝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可以说以人名为标题的形式，意味着朝鲜文人的关心从清朝的文物向人物推移，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清朝人物的介绍已经摆脱了特定的阶级和种族的范畴，这还意味着洪大容对清朝的关心以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的领域。

对人物的叙述构成了《燕记》的主干。但他们并不是按日程排列的。他把对进行笔谈较多或印象较深的人物排到前面。这是作者按自己的意图选择人物，用这些人物重新组合的结果。《吴彭问答》、《庄周问答》、《刘鲍问答》等三篇文章，同时与两个文人进行笔谈的事情本身也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文人的作品比较时，笔谈在文章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了。这也表明洪大容确实是把笔谈看得很重要。看全篇文章的结构，只进行过简单交流的人物被排到后面，从《王举人》开始，篇幅也比前面缩短了很多。

洪大容一直注重时间的重要性。《燕记》也采取了按各个项目组成文章的方式，但在每一项目的具体写作上，还是采取了传统燕行录的日记体形式。对人物的介绍也主要以见面和进行笔谈的顺序进行。《吴彭问答》分两次介绍了两位文人。第一次只介绍了他们的姓名和官职，第二次具体介绍了他们的字、号、年龄。可以看出，洪大容在这样的细节上也在考虑时间的重要性。《燕记》描写的已经不是观念上的中国，它要展现的是活生生的中国。

《乙丙燕行录》是用韩文写成的燕行录，可以说是再现了旅行的整体面貌。此作的核心记录是卷6《初三去干净同》到卷9《29日留在馆》的关于干净同的内容，占整个记录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庞大的内容就是与汉文版的燕行录《干净同笔谈》对应的内容。因此，通过与《干净同笔谈》的比较，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乙丙燕行录》中笔谈的特征。

首先，《乙丙燕行录》是日记体记录，它对日期的记录要比《燕记》正确。《燕记》按燕行过程中印象深的内容为主，为了便于叙述，不能不对某些情节进行省略。这种省略在日期上也能看出。比如，他在不少部分把几天的内容放在一个日期里进行叙述。像《刘鲍问答》，正月7日、13日、19日、2月2日的内容虽然相一致，但8日的情况却不同。在《乙丙燕行录》里说他们只观看了幻术，没能访问天主堂，但在《燕记》9日的叙述里却如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把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放在一天的行程里进行记录，对日期的安排不得已进行了一些改动，但其内容却没有多大改变。

其次，《乙丙燕行录》起着《干净同笔谈》的解释版本的作用。《乙丙燕行录》对笔谈中难以理解或需要说明的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例如2月3日，进行笔谈的第一天严诚问老家的场面，与《干净同笔谈》相比，《乙丙燕行录》里的说明要详细得多。《乙丙燕行录》⑥里不仅有对“望海潮”的介绍，甚至对金国国王完颜亮因羡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句子而起兵要合并南宋，最后战败而死的故事、后人叹而吟诗的内容、描写西湖十景的诗《西湖十景》的内容也都进行了记述。《干净同笔谈》⑦只用两行文字进行了简单的记录，而《乙丙燕行录》却把诗的作者与创作背景、原文和洪大容吟此诗的意图都进行了说明。此外，《乙丙燕行录》在每次涉及中国历代的学者名时都附上对其学者的介绍。但是韩文版的作品与汉文版相比，对学术性讨论的记录缺少了很多。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燕行录所面向的读者群是不同的。这是《乙丙燕行录》意识到它的读者群(妇女)的结果。

湛轩把燕行的体验和气氛极大化，第一次使用笔谈构成的燕行录获得了文学的水准。洪大容要把笔谈编为独立的燕行录，主要目的是他想纪念与中国文人的奇异缘分并长久地把其友谊保存下去。他们的奇异缘分延续到他们的后代，装饰了中韩文人交游史的一章。现保存在奎章阁的《燕杭诗牍》(两种版本)⑧中也可以确认洪大容一家四代在朝清文化交流史的贡献。洪大容回国后编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干净同笔谈》⑨，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在燕行体验当中最关心的是与清朝文人的交流。洪大容在通官的监视下，克服和社会偏见和各种难处，与清朝的文人结为兄弟，《干净同笔谈》是记录朝鲜文人和中国文人纯洁友谊的会友录。

从文本的形式也能确认洪大容的著述意图。清代以前的燕行录主要采取了汉诗或单纯日记的形式。有时也会混合着用两种以上的形式。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作者表现他在使行体验中体验到的的新文化的要求。清代的燕行录长篇化的现象很明显，这反映着文人要摆脱题材的限制的努力。⑩洪大容用记事体的形式，按主题编写《燕记》也是因为这一缘故。洪大容的笔谈记录虽然以日记的形式写成，但已不是前期的使行文学那种平面化的、以说明为主的叙述，而是在叙述里面加入了具体的事件，使内容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故事。并且，在整理笔谈时还注意到了人物的思想倾向和人格风貌等部分。

平仲常患烦故多删之，余常患简故多添之。要以干璇语势，不失其本意而已，其无所妨焉。则务存其本文，亦可见其任真推诚，不暇文其辞也。[11]

作者为了不让读者误会当时的情况，试图完整地再现当时的场面。在一般燕行录上，我们只能看到叙述者单一的视线，即使是插入对话，也是作者进行筛选的。而《干净同笔谈》认可了他者的观点，并把它纳入作品中，使它成为作品重要的因素。这种情况是在此作品中第一次出现的。[12]结果，以洪大容为首的笔谈为主的创作方式成了一种典范，对后期北学派文人的燕行录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以主题为中心的笔谈:朴趾源

1)以主题为中心的笔谈的成立

燕岩在写《热河日记》时，没有把重点放在个人的感情上，而是把重点放在主题上。燕岩在给作品标上小标题时，并没有使用人名，这也能证明燕岩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个人的感情上。这里所说的以人名为标题的文章只限于含有笔谈或介绍中国文人的内容的文章，以历史人物为标题的文章不包括在内。但从整个作品当中笔谈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出燕岩也是非常重视人物的。

《热河日记》中的《粟斋笔谈》、《商楼笔谈》、《黄教问答》、《班禅始末》、《忘羊录》、《鹄汀笔谈》都是围绕特定人物和特定主题整理笔谈的作品。此外，《太学·馆录》和《避暑录》上也有不少笔谈。燕岩与中国人进行的笔谈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粟斋笔谈》和《商楼笔谈》是1780年7月10日－11日在盛京进行的。这是在叫做“艺粟斋”的古董店铺和叫做“歌商楼”的绸缎铺子，与所会到的中国人进行的笔谈。虽然参与的人多[13]，但大部分都是生意人，也没有什么风骨[14]，很难进行高水准的笔谈。不过谈论了一些生活上的疾苦、古董的真伪判明法、讲读经书的方法、中国各地区的情况(问中国人老家时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市农工商的资讯等话题。笔谈的内容并不多，题目也以店铺的名字标上，但参与笔谈的人物的个人资料却记录得很详细。[15]

能够回答燕岩准备的学术性的问题并与他进行沟通的是在太学馆(8月9日～14日)遇上的文人。[16]特别是与尹嘉铨、王民皡、奇丰额、邹舍是等人进行的笔谈最值得重视。《黄教问答》、《班禅始末》、《忘羊录》、《鹄汀笔谈》、《太学留馆录》、《倾盖录》、《审势篇》等装饰热河日记篇章的笔谈大部分都是这时进行的。《黄教问答》和《班禅始末》是与清国宗教政策和种族问题的内容，《忘羊录》是以音乐的原理、政治文学上的意义、音乐的发展史为中心表现出丰富知识的讨论，《鹄汀笔谈》是以鹄汀王民皞为中心，与尹嘉铨、郝成等进行长达六天的通宵笔谈内容。这一部分的笔谈谈论了科学、宗教、历史、政治、文化等多种问题。可以说，燕岩的思想和见解通过鹄汀的语言大部分都表现了出来。

第三部分是8月3日、8月20日～27日在北京琉璃厂杨梅书街(俞世琦等7人)进行的笔谈。关于这部分笔谈的资料在《杨梅诗话》中找到，但并不详细。8月20日，通过俞世琦与凌野、高域生、初彭龄、王晟、冯秉健等鸿儒硕学进行了7次笔谈。但笔谈的记录却没有多少，只有与笔谈有直接关系的《天涯结邻集》、《杨梅诗话》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17]关于这部分笔谈的只有对黄教(《黄教问答》)、班禅的来历(《班禅始末》)、诗话(《杨梅诗话》)等的简单记录。他们的笔谈不是对自己知识的炫耀，而是通向创造性的理解的笔谈。笔谈没有停留在误解和偏见的确认阶段，而是越过了这种差异，加深学问的专门性，表现了知性的苦闷和省察。

2)笔谈形式的转变

与先前的北学派文人的笔谈相比，燕岩的笔谈在形式上也有很大变化。

首先，《热河日记》里的笔谈与之前的笔谈相区别的最大的形式变化是，在笔谈现场写的诗与笔谈不在一个文本内并存，而是相互分离了出来。也就是说，燕岩是要以纯粹的笔谈构成文章的。燕岩把交游中的酬唱诗、笔谈过程中谈及的作品单独分了出来，在《避暑录》进行了介绍，并附上了简短的诗评。在笔谈的过程中，笔谈和诗的酬唱是交替进行的，但燕岩却把笔谈安排在前部分里，把诗安排在后部分里。像《忘羊录》和《鹄汀笔谈》这样的典型的笔谈里几乎找不到酬唱的诗文。

这种结构明确反应了燕岩的创作意图。燕岩把燕行当作一次重要的机会，把他与中国人交流的经验和在中国得到的学术、政治上的资讯看得无比重要。所以，他把诗另行编辑，应该是有意图的。把笔谈作为文本，进行形象化时，注意力自然会集中的特定的主题上，诗的作用必然会减弱。这种写作方式，在日本的癸未年通信使的使行文学当中也能看到。重视与朝鲜人接触的经验和学术上的信息时只用笔谈构成文章，而把重点放在文人之间的交流时只用了酬唱诗的方式。[18]

下一个变化是笔谈的内容开始扩大，开始摆脱时间的限制而独立构成文章。使行文学大部分采用日记体形式。这是之前的使行者认为日记体是记述长时间的异国体验的最佳形式。这种方式可以准确传达自己的经验，让读者更好的理解当时的状况，对每天发生的事件进行筛选并重新排列。但笔谈是在短时间内与异国文人进行交流的记录，一般采用把笔谈和酬唱诗混在一起的方式。但是燕岩完全打破了这种方式，把一天的时间里交换的诗和笔谈进行筛选，按话题重新编辑和整理。也就是说，在独立的笔谈中，日记体的形式已完全被去除。《鹄汀笔谈》也把六天的笔谈按照内容，很自然的进行了说明。

通过以上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确认，燕岩在写《热河日记》时，没有对燕行的时间赋予太大意义，而至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内容完成了作品。这一点从他有意图地省略首尔和义州之间的往返行程的事情上就可以证实。[19]燕岩在笔谈中也采取了这种结构，使读者能有效的理解整篇文章。

那燕岩究竟为什么如此重视笔谈呢?这关系到他的燕行目的。

余离我京八日，至黄州，仍于马上，自念学识固无借手，入中州者，如逢中州大儒，将何以扣质，以此烦冤，遂于旧闻中，讨出地转月世等说，每执辔据鞍，和睡演绎，累累数十万言。胷中不字之书，空里无音之文，日可数卷。[20]

上面的引用文是《鹄汀笔谈》结尾部分。与洪大容“要与心投意合的文人进行对话”的动机相比，燕岩的动机冷静而具有挑战性。虽然，回国后一直在保持了与中国文人的友谊，[21]也一直寻找潘庭筠等有交情的文人，但却不像洪大容那样哀切怀念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他把文章写到胸中，写到空中，准备回答中国文人的问题，动员了自己全部的知识来准备话题。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燕岩在理解中国文人的处境的同时也与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冷静地进行了讨论。他不仅观察了笔谈进行的地点，对中国文人的一举一动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把清朝文人和朝鲜文人微妙的矛盾显露了出来。

入他邦者，曰我善觇敌，曰我善观风，吾必不信矣。入人之国，安有执涂之人，而遽有所询访哉，此一不可也。言语相殊，造次之间，无以达辞，二不可也。中外既异，自有形迹之嫌，三不可也。语浅则无以得情，语深则恐触忌讳，四不可也。问所不问，则迹涉窥侦，五不可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此居其国之道也，况他国乎。问其大禁，然后敢入，居他国之道也，况大国乎，此其不可者六也。…噫天下有事，则珠玉宛转而不收，海内升平，则瓦砖埋没而必采。…然则一片之石，足以占天下之大势，而况天下之苦，有大于石者乎。[22]

上述文是《黄教问答》的序言部分，燕岩的笔谈目的说得很清楚。燕岩把在异国了解实情的难处分为六项进行叙述。即“安有执涂之人”、“言语相殊”、“中外既异”、“恐触忌讳”、“迹涉窥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23]。说古人往往是在“言语问答之外”了解实情。这里所说的“问答之外”即燕岩进行笔谈的终极目的—了解实情，“一片之石，足以占天下之大势”即燕岩解读中国的方式。作为具体的实践，笔谈则是最可靠的实践方式。把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的真实反映到文学作品当中去，这同时也是燕岩的文学观。[24]他在《素玩亭记》跟李书九谈读书论，提醒他要“不以目视之，以心照之”[25]。燕岩迫切认识到了感性认识所具有的界限和其现实的问题，希望用理性来克服。[26]这虽然是立足于认识论和文学论的发言，但也反映燕岩的燕行方式和态度。“一片之石，足以占天下之大势”的行为可以说是不靠“目视”，而用心灵来相照的观念的实践。即把握异国文物和形象时，排除主观的因素，以彻底客观地把握现实的主张。

燕岩打破了先前笔谈使用的复合型的叙述方式，把体验和气氛极大化，使笔谈获得了高度的文学性。对燕岩来讲，笔谈不仅是认识清朝现实的最佳方式，也是把《热河日记》的主体极大化的核心装置。

三、以人物为中心的笔谈和燕行录:柳得恭、朴齐家

洪大容和朴趾源采取的笔谈著述方式在朴齐家和柳得恭等后期文人那里是怎样继承和转变的呢?

把柳得恭和朴齐家的笔谈放在一起来谈论，是因为他们都是北学派的中坚力量，又是和李喜经一起在北学派文人当中燕京体验最多的人物。需要特别注意的事，两个人的燕京体验也很相似。为了便于理解，整理一下两个人燕行的时间和过程如下。

778年(正祖2)3月:朴齐家与李德懋同行。回国后写《北学仪》。7月:作为书状官南鹤闻的随行员去沈阳。柳得恭以此行的经验为基础，写下了《挹娄旅笔》，现只有序文。

1790年(正祖14)5月:与李喜经同行。作为祝贺乾隆帝八旬节的使者参加燕行。此时，柳得恭著述《热河纪行诗注》，朴齐家则在回国后写下了五言绝句《燕京杂绝》。

1790年(正祖14)10月:朴齐家接到皇帝“给检书官朴齐家 军器寺正的官衔，让他跟随冬至使一行”的特令，重新到燕京去。

1801年(顺祖1)2月:朴齐家奉求来朱子书善本的旨意，与谢恩使一行去燕京。柳得恭在回国后撰写《燕台再游录》。

朴齐家和柳得恭同行过两次，其他两次燕行的时间也都是1778年和1790年。也就是说燕行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同。两个人的作品里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从其中一个人的作品中找出另一个人的影子，并且回国后都写下了几篇燕行录。柳得恭写的《热河纪行诗注》(1790)和《燕台再游录》(1801)就是与朴齐家同往燕京时写的作品。因此，柳得恭的燕行录记载着与朴齐家结交文人的形迹。朴齐家写的燕行录相对少一些，因此我们可以从柳得恭的燕行录得到朴齐家的信息。他们同行过两次，同时会面的文人也多，一起进行笔谈的经验似乎也不少。特别是柳得恭的《燕台再游录》和朴齐家的《楚亭全书》、《缟纻集》中记录的与纪昀进行的笔谈内容基本相一致。[27]朴齐家在第一次燕行时写《北学议》之后，写了《燕京杂绝》(1790年燕行后创作的五言绝句)，后来就再也没有写下长篇幅的燕行录，只是创作了大量的怀友诗。与清朝的文人交游的内容写在他的文集和《北学议》、《缟纻集》里。能够把朴齐家和柳得恭放在一起讨论的另一个理由是，“北学”的概念第一次在这两个人的文章里提出来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北学”这辞汇是从朴齐家的《北学议》和柳得恭《热河馆中和赠治亭侍郎》[28]中的“思北学”这一句子里出来的。因此，本文要把朴齐家和柳得恭的笔谈放在一起进行议论。从两个文人燕行录的形势和笔谈的著述，我们可以判断出他们与其他文人不同的意识。

首先，柳得恭和朴齐家的燕行录完全摆脱了日程的约束。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也没有把时间看得很重要，但至少在前面的日记里详细介绍了进行笔谈的时间和前后，给读者显现了旅程的全貌。但柳得恭和朴齐家的燕行录从形式上就与其他北学派文人显示出了很大的差异。朴齐家以第一次燕行经验为背景的《北学议》干脆没有记录任何日期。此作品是把整篇文章分为《内篇》、《外篇》、《进北学议》来介绍清朝的文物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燕京杂绝》是以第二次燕行经验为基础的140首连作诗，是按路程、人物、[29]文物和风俗、对异国的关心等顺序排列的。因为采取了五言绝句的形式，不可能存在时间所介入的空间。没有记录日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们也可以从《燕京杂绝》的创作时间上找出其理由。《燕京杂绝》以1790年的燕行经验为基础的作品，却是在过6、7年之后创作的。说它是在6、7年之后创作的作品，是因为诗的注解上标明纪昀(1724—1805)的年龄是73岁。[30]这部作品是靠记忆创作的，可能很难详细说明燕行的日程。

其次，柳得恭和朴齐家的燕行录比起笔谈的内容，更注重了交游的对象。先看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的形式。此燕行录的特点是以交游人物的姓名作为目录。[31]目录里有58名人物名，但里面的文章却是以参加笔谈的人物为中心记述的。没有参加笔谈或不太重要的人物就用简单介绍的方式一带而过。试看第一页沈阳书院诸生的情况。

沈阳书院，旧所游也，旋车历造，见诸生森集。有曰八十太，曰呑多布，曰明文，曰雅隆阿，满洲人也。曰觉罗富坤，兴祖质皇帝之后孙云。于澯、王开绪，汉军也。吴化鹏，承德县人也。温岱、徐祥霖，复州人也。董理、冯天良、王洁儒，宁海县人也。有金尚纲者，字美含，旧交金科豫笠庵从子，年二十，美貌，恭执后生之礼。问其伯父安信，答知射洪县，系川省，距此八千里。问诸生，此处文溯阁可登否，答禁地，非有功名人，不能也。六月六日晒书，学院大人率僚属，始得一登。[32]

与目录的小标题不同，文章是对几个人物放在一起进行介绍的。对沈阳书院诸生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姓名。如果作者是把重点放在“金尚纲伯父安”和“文溯阁可登否”的话，是没有必要把13个人的姓名一一进行介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柳得恭重视的不是笔谈的内容，而是交游的物件。但柳得恭始终是要通过笔谈整理燕行录的。这从《燕台再游录》的文本仅以笔谈和交游诗构成的事实上就可以得到验证。

朴齐家在著述燕行录时，是先介绍文人之后再介绍文物的。《燕京杂绝》也是先记录与中国人相会的场面，而后描写琉璃厂的华丽面貌的。[33]这一倾向在记录朴齐家笔谈的《缟纻集》表现得更加明显。《缟纻集》(6卷2册)是朴齐家的第三子朴长馣在1809年进行编次的，是介绍与朴齐家交游的清朝文人并载入唱酬诗文和尺牍的笔写本。朴长馣在凡例说，与楚亭交游的人物中，直接会面的人是102名、仰慕却没有见到的人是4名(陆筱饮、沈云椒、吴西林、袁简斋)、通过书信却没有见到的人是一名(郭东山)、仰慕名声而思慕的人是两名(王椒畦、刘澄斋)、交换诗文却没能交游的人士是一名(严有堂)。[34]而《缟纻集》的解题上说是172名。[35]在这么多文人当中，载有笔谈的人物只不过7人。与这十一人的笔谈都收录在《缟纻集》的《纂辑》部分。[36]里面介绍了这些文人和与他们的缘分，还附有会友诗(亲友和中国文人的诗或在《燕京杂绝》里谈到的人物的诗)。

《缟纻集》收录的笔谈都是没有进行加工的笔谈。是问答内容的记录，不像其他文人的笔谈那样带有修饰的语言。这些不是笔谈或酬唱者本人进行再创作的作品，似乎是对谈草的誊写。笔谈的量和质量也无法与洪大容和朴趾源的笔谈相比。与李骥元的笔谈甚至只有一句。“十一岁，而先大夫弃世”，“此后渐难远游也”和李骥元“知君孝，本天生”是笔谈的全部。[37]这里没有特别重要或值得注意的内容。但从作者把这个笔谈也写进去的情况来看，朴齐家的笔谈可能总共也没有多少。

朴齐家和柳得恭都是为了通过学术和文化的相互交流提高彼此的学问和文化水平而进行笔谈，与中国文人进行广泛交流的，但他们留下的笔谈却相对少得多。这说明他们的燕行目的不在酬唱笔谈的内容上，而是在交游对象上。

通过北学派文人燕行录形式的变迁，我们目睹了北学的历史现场。洪大容笔谈的传统随着文人倾向变化和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作为独立文本的笔谈的著述方式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里作为核心装置起到了强调主题的作用，产生了好多篇地里的笔谈文本，但这一方式并没有被柳得恭、朴齐家等后期的文人继承下来。在后来的燕行录里，它只作为燕行录得以产生的手段。

洪大容、朴趾源等人所创的独立笔谈不仅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文学性的文学文本，同时也是体现中韩社会的时代变化，摸索哲学、思想上的解决方法的文本。他们在笔谈的著述上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革新。他们创作笔谈的方式对《医山问答》等后期问答体散文的创作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于洪大容、朴趾源的著述方式对后代的散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笔谈与同时期、前时期的燕行录素材的笔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也是将来要完成的课题。

注解【Notes】

①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二，《干净同笔谈》。

②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三，《干净录后语》。“其谈也各操纸笔疾书，彼此殆无停手，一日之间，不啻万言。但其谈草多为秋所藏，是以录出者，惟以见存之草，其无草而记得者，十之一二。其廿六日归时，秋应客在外，故收来者颇多，犹逸其三之一焉。且彼此惟以通话为急，故书之多杂乱无次，是以虽于其见存者，有问而无答者有之，有答而无问者有之，一语而没头没尾者亦有之。是则其不可追记者弃之，其犹可记者，于三人之语，亦各以数字添补之。惟无奈其话法，顿失本色，且多间现迭出，或断或续，此则日久追记，徒凭话草，其势不得不尔。吾辈之语则平仲常患烦故多删之，余常患简故多添之，要以干璇语势，不失其本意而已，其无所妨焉。则务存其本文，亦可见其任真推诚，不暇文其辞也。”

③[11]洪大容:《湛轩书》外集 卷三，《干净同笔谈》。

④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三，《干净录后语》。

⑤郑勋植:《洪大容的燕行录研究》，釜山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104。

⑥洪大容:《注解乙丙燕行录》，苏在英 曹圭益等注解(首尔:太学社，1997 年)458。

⑦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三，《干净同笔谈》。“余曰两位尊府在浙省何县。严生曰，同住杭州钱塘。余因诵楼观沧海日，严生继诵门对浙江潮。余笑曰，此即贵处耶。严生曰，然。”

⑧《燕杭诗牍》里包含了清朝人士写给朝鲜人士的信件和诗歌。这里收录了20名清朝文人给九位朝鲜人士的七二封信、二十三题三十六首诗，有可能是洪大容与他的子孙们编撰的。

⑨洪大容的三篇燕行录并不是回国后一两年内完成的。与正祖进行的北京旅行谈(1775年)中，洪大容说过并没有完成日记，就是说回国后已过十年也没有完成。参见金泰俊:《洪大容评传》(首尔:民音社，1987年)177。

⑩郑勋植:《“干净同笔谈”与使行文学的转换》，《韩国文学论丛》40集(首尔:韩国文学会，2005年)304。

[12]郑勋植:《洪大容燕行录的构成方式与性质》，见《韩国文学论丛》40集(首尔:韩国文学会，2005年)64。

[13]这时进行笔谈的中朝人士有 田仕可、李龟蒙、穆春、温伯高、吴复、费穉、裴宽等。

[14]朴趾源:《燕岩集》卷之十一 别集。《热河日记》，《盛京杂识·粟斋笔谈》。“余数人，皆碌碌不足录，且无穆温之风骨，真裨贩之徒，故两夜周旋而失其名。”

[15]朴趾源:《燕岩集》卷之十一 别集，《热河日记》，《盛京杂识·粟斋笔谈》序言。

[16]在太学馆预见的文士有王民皞、尹嘉铨、郝成、奇丰额、汪新、敬旬弥、破老回回图、曹秀先等。

[17]朴趾源:《国译热河日记》(杨梅诗话序)，李家源译(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85年)。“余初遇俞黄圃世琦于琉璃厂中，字式韩举人也。既自热河还皇城，即约黄圃会话于杨梅书街，凡七遭。黄圃多引海内名士，如凌举人野，高太史域生，初翰林彭龄，王翰林晟，冯举人乘健，皆才高韵清，其只字片语无不芬馥牙颊。然其谈草多为诸名流所掠去，及检归装，仅存其十之三四，而或醉后乱墨，或迫曛赤笔，譬如庐山晓云，真面难寻。”

[18]具智贤:《癸未通信使使行文学研究》(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6 年)219。

[19]金明昊指出:“朴趾源省略首尔和义州之间的往返行程就是为了摆脱传统的燕行录形式，而得到强调主题的效果。”参见金明昊:《热河日记研究》(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90年)21。

[20]朴趾源:《燕岩集》卷之十四 别集《热河日记》，《鹄汀笔谈》。

[21]回国后，朴趾源一直与燕行中所结交的清朝人士进行了书信交流。朴宗采的《过庭录》记载，朴趾源与中国人士进行得的笔谈谈草和信件都已丢失，无法相传。

[22][23]朴趾源，《燕岩集》卷之十三 别集《热河日记》，《黄教问答》。

[24]朴趾源:《燕岩集》卷之三，《孔雀馆文稿自序》。“为文者，惟其真而已矣。”

[25]朴趾源:《燕岩集》卷之三，《孔雀馆文稿·素玩亭记》。

[27]两者与纪昀的笔谈的问答顺序与内容几乎一致。《缟纻集》里朴长馣说这些提问是先君(朴齐家)提出的，但我们看《燕台再游录》就明白，这些提问其实是柳得恭提出来的。因为《缟纻集》不是朴齐家自己所著的作品，而是朴长馣根据先君的遗稿编着的。

[28]柳得恭:《泠斋集》卷之四，《热河馆中和赠治亭侍郎》。“十季知己在，来问古营州。朔野停车骑，秋河望女牛。弱冠思北学，匹马又西游。朗咏容台作，风流逈莫俦。”

[29]《燕京杂绝》21～37首介绍的清朝文士有纪昀、翁方纲、罗聘、孙星衍、洪亮吉、钱保、伊并绶、陈崇本、袭协、王端光、蒋和、孙衡、张问陶、张道迟、李鼎元、吴照、熊方受、潘庭筠、李调元、潘有为、江德量等。

[30]《楚亭全书》上《燕京杂绝》。“纪公名昀，礼部尚书，号晓岚…今年七十三也。”

[31]柳得恭:《燕台再游录》。“交友姓名 沈阳书院诸生十三人:八十太、明文、雅隆阿、觉罗富坤、于澯、王开绪、吴化鹏、温岱、徐祥霖、董理、冯天良、王洁儒、金尚纲。燕中缙绅举人孝廉布衣共四十一人:纪昀、李鼎元、彭蕙支、王霁、普文甲、奚大壮、杨鼎才、张智莹、张玉麒、张问彤、曹江、唐晟、陆庆勋、沈刚、康恺、陈鳣、钱东垣、黄丕烈、黄成、盛学度、吴绍泉、顾晋采、陈希濂、夏文寿、张宝莲、顾莼、汤锡智、赵曾、王宁埠、王宁。”

[32]柳得恭:《燕台再游录》。

[33140]首中，21首到37首是对清朝文人的介绍。

[34]《楚亭全书》下，缟纻集凡例。“凡一百十人之内，除亲见者外，望风溯想者四，折简往复，而未见其人者一，闻声相思者二，诗笔相通，而未得证交者一。望风溯想者，陆筱饮、沈云椒、吴西林、袁简斋，是也。折简往复，而未见其人者，郭东山，是也。闻声相思者，王椒畦、刘澄斋，是也。诗笔相通，而未得证交者，严有堂是也。”

[35]《楚亭全书》下，《缟纻集》解题。

[36]《缟纻集》分为《纂辑》和《编辑》。《纂辑》是对文人的介绍，即科甲、名号、爵里、事实等内容，《编辑》则是按照人物名排列的诗文、尺牍、题评的原文。

[37]《楚亭全书》下，《缟纻集·李骥元》。“十一岁，而先大夫弃世，今有老母在堂，年五十八，此后渐难远游也。［先君］知君孝，本天生［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