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宝

(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重庆401120)

宋代谏官制度浅析

赵天宝

(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重庆401120)

谏官制度是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配置，其中宋代谏官制度最为发达。梳理了古代谏官制度的流变，分析了宋代谏官制度的内容及其发达的原因，阐明了谏官制度对当今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

宋代;谏官;制度;启示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一古代箴言说明无论是人君还是臣吏在决断时须集思广益，此点对皇帝来说殊为重要，而谏官正是人君实现“兼听”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古代，谏官之“谏”字，是“直言以悟人也”(《广韵·谏韵》)，即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的对象是君主(国王或皇帝)，进谏的人古代称为“谏官”或“谏臣”。谏官是帝王的重要辅佐，是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配置，在古代皇权政治中起到了匡正君非的重大作用。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到宋朝达到鼎盛，是故笔者主要以宋代谏官为研究对象，以期对当今制度及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一、宋前谏官制度的流变

探寻任何事物的起源，均是现世研究的难题之一，探寻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的起源亦是如此。“皇帝立明台之义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于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笙，而主不蔽也。禹谏古于朝，而讯备矣。尚有总街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管子·桓公问》)帝曰:“龙，朕暨馋说诊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朕命，唯允!”(《尚书·舜典》)从这两段史料可以发现以下信息:一是尧、舜、禹所处的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存在谏官制度的雏形，即“问衢室”、“告善笙”、“立谏古”等鼓励臣民进谏和广泛吸纳社会基层群众的意见。二是已出现了专门进谏的官职——纳言。对此，还有史料为证，如“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室于下”(《尚书·孔氏传》)。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的发萌期。

古代谏官制度在夏商周时期已基本定型。夏朝的官师对夏王有规谏的责任，如《尚书·虞夏传》记载:“见诸候，问百官;命大师阿诗，以观民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商朝丰年，纣王荒淫无道，箕子、微子、比干谏纣王不听，最后导致微子逃走、箕子装病、比干被剖心的恶果，其中箕子的职务类于谏官，因其“常于王左右，遇事即议”(《史记·殷本纪》)。西周时设有“保氏”一职，可能是史料明确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对此有史料记载如下:“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周礼·地官》)春秋战国时期，首次直接以“谏”命官，称作“官谏官”。齐国设置五大行政官，即大田、大行、大谏、大司马、大理称为五官，其中的“大谏”作为齐国中央相府的五个职掌之一，就是负责规谏齐王得失。

秦汉时期，古代谏官制度进一步发展，秦置谏大夫，为谏官隶属郎中令，无定员，多至数十人，职掌议论。至东汉光武帝时，设置谏议大夫为谏官，定员为30人，其职责是匡正君非，谏诤得失。其时匡衡、夏侯胜、严助等人均为直言敢谏之人，名震朝野。

隋唐时朝，谏官制度已臻于完备。隋代亦设谏议大夫、散骑常侍等谏官行使谏议之责。唐代所设置的谏官主要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散骑常待、左右补阙，掌知匦事等，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时出现了名垂青史的谏官魏征、姚崇等人。

二、宋代谏官制度的内容

客观地讲，中国古代谏官制度至宋代已达鼎盛。这可以从机构配置与谏官作用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宋代谏官的机构设置已相当完备。宋朝初年主要是继承唐朝谏官制度的设置，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将唐朝的左右补阙改为左右司谏、将唐朝的左右拾遗改为左右正言。至宋真宗年间，专门设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同时，实行台谏合一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此处“台”指御史台，“谏”指谏院。秦汉以来，御使台的察官与谏院的言官是分立的，即谏官掌管言谏，御使掌管纠察;谏官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监督政府并指出皇帝过失，御使监察的对象主要是百官并肃正朝纲。至宋代中期之后，台谏合一，谏官兼权御使，等于减轻了谏官与皇帝的矛盾，加深了谏官与以宰相为主导的政府之间的隔阂。

其次，从谏官的职权及运行效果来看，有宋一代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宋代相关法律规定，谏官享有言论自由，即谏言不咎。这一规定使得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畅通无阻，且涌现出不少直言敢谏之臣。再者，谏官还有规谏皇帝、举劾百官的职责。如宋仁宗时，时任知谏院的范镇，规劝仁宗立太子，仁宗不予理会，范镇竟然在两三年中连续进章十九次。尽管范镇后被罢官，但他一心为公且不顾个人安危的进谏精神着实可嘉。再如宋仁宗时期，外戚张尧佐竟在一年的时间内接连兼任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御史台官员王举正、唐介和谏院谏官包拯、陈旭、吴奎等人皆不以为然，连上十九道奏章，最终迫使张尧佐主动辞去两职。由此可见，谏官对皇帝及大臣言行的监督效果不菲。

三、宋代谏官制度发达的原因

首先，宽容的政治环境是宋代谏官制度发达的外在条件。开国之初，宋太祖回首五代十国之乱，深明一理:治世之君，当以重谏;纳谏者兴，拒谏者亡。故建国后宋太祖就在太庙中立石碑刻下祖训，其中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事者，天必殛之”(《宋史·太祖本纪》)的内容，成为整个宋代保证士大夫言论自由的根本大法。宋朝历代皇帝也恪守此训。宋太祖的政治远见是保证言路畅通的重要举措，体现出古代专制王朝中难能可贵的宽容政治。谏官在宋朝殿堂上的优待，即使贵为天子和宰相，对谏官亦须刮目相看。谏官即使冒犯皇帝，风闻弹奏大臣不当，至多也不过是贬到外地为官，最重的处罚亦不过流放岭南。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宋代谏官制度比其它朝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忠君忧民的士大夫精神是宋朝谏官制度发达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古代士大夫崇尚“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出仕后以忠君忧民为身体力行的支点，以“文死谏，武死战”为最高道德标准，谏官属于前者。“君有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荀子·臣道》)这里荀子把谏分为两个层次，即一般的“谏”和“诤”，只不过他认为“诤”是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再如“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说苑·正谏》)这段史料从反面论述了谏是忠臣的职责，否则乃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就非忠臣。这些都为宋代谏官直言敢谏、视死而诤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宋代名臣范仲淹因进谏三次被贬官，其中还有一次已经不任谏官，故此好友梅尧臣曾寄诗《灵乌赋》，希望好友管住自己的嘴巴，但范仲淹却慷慨回赠一首《灵乌赋》以自勉，其中最著名的一句便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包拯进谏仁宗，不可任命张尧佐任宣徽使时，“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慨，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1］(P107)。范氏为国家谏诤视死如归，包氏为社稷让皇帝出丑，这是何等的勇气!支撑这些谏官如此行为的内在动力正是忠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

四、宋代谏官制度的启示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依法治国已被载入宪法。回首千年前的宋代谏官制度，对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执政者要创造一个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外部环境。换句话说，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应当成为执政者进行宏观决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当今世界风云变换，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关系日趋复杂，民众思想纷繁多样，如此方方面面都考验着为政者的执政能力。在此情况下，让一个人甚至几个人做出一个科学有效的决策是极其困难的。宋代谏官制度告诉我们，“虑雍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旧唐书·魏征传》)。所以，执政者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虚心纳谏于下，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尤其是各级各类专家的建言，将政府决策奠定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执政者时刻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听得进逆耳忠言，受得了唠叨批评，然后才能权衡利弊，造福一方。否则，如果执政者一方面打着广开言路的幌子，一方面又听不进合理化建议，甚至对建言人进行打击报复，那就只能造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的恶果!

启示之二:为国利民，敢于直言应当成为每位国民尤其是公务人员的内在品格。宋代很多官员的倒台都是由谏官“文死谏”的结果。不可讳言，现代公务人员大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是现代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掌握着比较精湛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们的谏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更有权威和力量。因此在遇到执政者的决策违反科学或践踏民权时，应当勇立潮头、仗义执言，力争挽回不必要的损失。因为掌权者滥用权力在古今社会极为普遍，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P154)此在中国尤甚。正因为如此，宋代谏官的所作所为才值得当今的公职人员学习并身体力行。

五、结语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贞观纪要·任贤第三》)。研究历史，并非只是为了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开拓未来。宋代谏官直言敢谏的胆识和气魄，当庭面折皇帝和宰相的勇气与智慧，都为皇帝及相关机关正确决策奠定了基础。揽古思今，如果我们各级各类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能做到虚心纳谏，其属下又直言敢谏，中国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就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1］于铁丘．清官崇拜谈——从包拯到海瑞［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Analysis on the Remonstrator SysteMof Song Dynasty

ZHAO Tian-bao
(Application Law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401120，China)

The remonstrator systeMis an important configuration in the ancientbureaucratic system，including themost developed remonstrator systeMof the Song Dynasty．The article combs the flow of the ancient remonstrator systeM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reasons for the developed remonstrator systeMin the Song Dynasty．Finally，the author illustrates its reference for today＇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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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44，K245

A

1008—4444(2011)05—0149—03

2011－06－01

赵天宝(1972—)，男，河南焦作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宋孝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