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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民营出版业

2011-08-15宋军令

关键词: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宋军令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营出版业

宋军令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我国书业大概》一文中曾谈到:“我国大规模之出版、印刷事业,殆只有商务、中华两家,且均以学校教科书为主,稍高深之书,殊不易销,良著亦不多见,实可谓仍在幼稚时代。”[1](P461)可以说,“中国的出版业是靠着教科书的奶喂养的”[2](P601)。由于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教科书、工具书之外的其他种类图书大都销路不畅。同一般图书市场相比,教科书市场不仅销量大、利润高,而且销路可靠、持久,因此许多民营书局积极投身于教科书的编辑与出版活动。近代中国自兴学以来,对中小学使用的教科书采用审定制,由著作人或书店编撰,政府审定后出版发行。近代著名的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都以教科书出版而闻名。对于这种情况,在近代出版界人士的论述中也多有反映。

一、民营书局与清末教科书出版

(一)文明书局与近代新式教科书的出版

中国自编教科书始于1897年由南洋公学组织编辑的蒙学课本,其体裁略仿外国课本,但内容较为深奥,“决非一般儿童所能了解,印刷则用铅字,又无图画,然在草创之时,殆无足怪”[3](P55)。尽管南洋公学编辑的蒙学课本在编写、印刷方面都不甚理想,但在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史上起了开创先河的作用。1898年,俞复、丁宝书等人在无锡开办三等学堂,编有蒙学读本8册,“稍俱雏形,行销甚广”[4](P396)。1902年,俞复等人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出版这套教科书。出版后很受学堂欢迎,不到3年,就重印了10多次[5](P376)。此后,文明书局又陆续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包括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历史、外国历史、天文、地质、生理卫生、珠算、几何、动物、植物、矿务、化学、格致,还有地图、习字等,门类齐全,均单独成册[5](P392)。在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之前,以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为最多,广益书局等次之[6](P115)。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楷书石印,附有图画,形式内容,均比较美观,故盛行一时。不及三年,已重印十余版;在小学教育界占势力者五六年”[3](P56)。

(二)商务印书馆与《最新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民营书局,它正是依靠《最新教科书》出版的巨大利润而迅速确立了其在近代中国出版业霸主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最早的出版物是1898年由谢洪赉牧师帮助译注的《华英初阶》。《华英初阶》原是英国人编给印度小学生学英语用的初级教材,名为《Primar》。流入中国后,为大多数中国初学者所用,但苦于没有中文译注,使用时很不方便。受商务印书馆委托,谢洪赉牧师为《华英初阶》配以中文注释,与英文本对照编排。这种汉英对照的编排方式,使初学英语的人感到特别方便,出版后风行一时。谢洪赉随后又译注了更高一级的课本《华英进阶》一、二、三、四、五集,也是英汉对照。《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出版后,“行销极广,利市三倍”[4](P395)。

1902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一套《文学初阶》,是蒙学堂课本。由于编辑者杜亚泉有着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这套课本里所讲述的科学知识的广度和通俗性,是当时课本所仅有的。它还附有简单的教授法,也是以前各种课本所没有的。《文学初阶》可以说是《最新国文教科书》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梯[7](P62-63)。《文学初阶》总的发行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因为《文学初阶》编写时清政府还未公布学制,出版后《钦定蒙学堂章程》才公布。该章程规定蒙学为四年,而《文学初阶》仅能供三年用。而之后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在1904年《奏定小学堂章程》公布之后编辑的(蒙学四年改为初小五年),它符合学制,容易被学校采用,因而《文学初阶》就被替代了[8](P23)。但《文学初阶》作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9],其历史价值仍然存在,对后来各种国文或语文教科书的影响不能抹煞。

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主持编辑的《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中国第一套形式、内容均完备的教科书,在教科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新教科书》包括最新初高小教科书16种,教授法10种,详解3种,中等学校用书13种[3](P68)。《最新教科书》出版时正值学堂“方始萌芽之际,国人渐知儿童教学,不宜专用文字深奥之古籍,而苦无适当之儿童用书”,所以,《最新教科书》出版后“不胫而走”,使“教学之风为之一变”[10](P30)。由于《最新教科书》“试验经过”后“觉得材料太深”[3](P62),学生使用时负担过重,商务印书馆于1910年在《最新教科书》的基础上,又组织编印了一套内容减少、文字比较浅显的《简明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用五种,高等小学用一种,教授法五种,详解一种。编辑者有高梦旦、张元济、蒋维乔、庄俞、沈颐、戴克敦、陆费逵、谢观、寿孝天等人[3](P68)。《简明教科书》“除将文字浅显,材料务求于合于儿童心理外,多换韵文、应用文及复习文,用者大为称善”[3](P63)。

1904年12月,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后,“不及两周,销出五千余册”[3](P59);“未及数月,行销至十余万册”[4](P396)。1906年,晚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计审定教材102册,由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有54册,占全部的52.9%[4](P384)。在中华民国成立前,《最新教科书》“盛行十余年,行销数至数百万册”[3](P61)。“商务教科书营业之盛,冠于全国。南洋公学之蒙学课本、文明书局发行之竢实学堂蒙学读本,渐渐淘汰。”[4](P397)当时教科书的成本只有定价的20%[11](P339),其利润极其可观。依靠出版发行新式教科书的巨额利润,商务印书馆迅速发展。1905年,资本由初创时的4 000元増至100万元[12](P750),成为民国成立前中国最大的民营书局。

(三)中国图书公司的成立及垮台

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中获得巨额利润,引起了上海商界人士的眼红。上海大资本家席子佩、福州大商人曾少卿见出版教科书有利可图,于1906年发起成立中国图书公司,上海名人李平书、狄葆贤、夏清贻等参加,并请张謇(清末状元,江苏教育会会长,实业家)为董事长,与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市场上展开竞争。中国图书公司从1907年到1914年间,出版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等教科书,但由于经营不善,并未畅销。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竞争,该公司拉走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工若干人,并在上海河南中路商务印书馆的对面设立发行所。由于中国图书公司在教科书出版上的历史与经验均不及商务,管理又不善,再加上商务印书馆在暗中收购它的股票,并低价抛售,到1914年最终垮台,出盘给商务印书馆,改名中国和记图书公司[13](P103)。

二、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

(一)中华书局与《中华教科书》

中华书局是民国时期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近代著名民营书局,于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在上海创立,开始合资时有陆费逵(字伯鸿)、戴克敦(字懋哉)、陈寅(字协恭)等人,后改五人合资时加入沈颐(字朵山)、沈继方(字季方),他们大多为原商务印书馆同事[14](P2)。

中华书局的主要创办人陆费逵(1886-1941年),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近代著名出版家和教育家。1908年,在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要领导之一高梦旦的力荐下,商务印书馆重金聘请陆费逵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部主任。高梦旦为坚其心,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陆费逵为妻。辛亥革命前夕,商务印书馆中有远见者均劝张元济应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张元济却认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在这样的情况下,陆费逵秘密组织书局,暗中预备了全套适合共和民国需要的教科书[4](P397-398)。1912年元旦,陆费逵等人突然发起成立中华书局,并于2月率先出版适合中华民国所需的《中华教科书》。《中华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习字贴、习画贴5种40册,教授书3种24册;高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英文法等8种33册,教授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共27种50册,至1913年出齐[14](P2-3)。《中华教科书》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套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出版发行后颇为风行一时,“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14](P4)。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也谈到:“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然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画矣。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15](P225)1913年,各省开图书审查会,被采用的教科书,中华书局占第一位的有北京、直隶、奉天、山东、湖南、河南、陕西等省,占第二位的有贵州、山西、四川等省[14](P9)。而商务印书馆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却措手不及,其编辑的教科书仅适用于帝制时代,遂被一律打倒,已经印刷出来的教科书顿时成为一堆废纸。半年后商务印书馆虽然亡羊补牢,勉强出版了修改过的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但上风已被中华书局所占。高梦旦也因此“不能见谅于商务旧发起人,竟有人背后诋为奸细者”,被张元济调笑谓“赔了夫人又折兵”[4](P399)。

(二)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

中华书局诞生以前,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市场中没有真正意义的对手。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等民营书局在同商务印书馆的竞争中纷纷败下阵来。中华书局成立后,依靠率先出版的第一套适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的《中华教科书》,先声夺人,在同商务印书馆最初的竞争中占得上风,也在教科书市场站住了脚跟。之后,依靠出版发行教科书的巨额利润,中华书局迅速发展。到1916年,中华书局已在北京、天津、奉天、杭州、汉口、南昌、南京、广州、西安、成都、长沙、开封等国内重要城市设分店(当时称分店)40处,总分店职工2 000余人,资本已由初创时的2.5万元増至160万元[15](P75),其规模在民营出版业中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依靠雄厚的实力和所编的较高质量的教科书,得以同近代出版业的“老大”商务印书馆相抗衡,成为近代出版教科书最多的民营书局之一(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也正是中华书局的崛起,才真正把竞争机制引入了利润丰厚而且持久的教科书市场,并由此掀起了民国长达数十年的教科书市场竞争的序幕。

为了同商务印书馆竞争,在中华书局成立初期,陆费逵就提出了“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陆费逵提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科书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1](P430)陆费逵和中华书局利用“教科书革命”口号,暗示商务印书馆在民初教科书出版中的落后,大力宣传中华书局出版的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的《中华教科书》的重要意义。“完全华商自办”口号针对的则是商务印书馆的日本人股份问题。在辛亥革命前,商务印书馆有日本人的投资,占全部资金的一半。印刷、编译都有日本人参加,引进当时日本已经掌握的先进印刷技术,以及日本编辑中小学校教科书的经验。陆费逵曾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深知商务印书馆与日人合资的底细。中华书局成立后,陆费逵就利用辛亥革命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帝意识,就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合资问题在各大新闻媒体上大肆炒作,提出“完全华商自办”口号,揭露了商务中日合资的事实,暗示商务印书馆是在帮日本人赚中国人的钱,同时标榜自己是民族企业。中华书局的这一招数,使商务印书馆在舆论宣传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给其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带来许多麻烦,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几经曲折,收回日本人所占股份,并全部辞退日本技师和顾问[3](P147)。胡愈之对此也曾回忆道:“其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很厉害,拉机器,拉人力。那时书的销路和政治很有关系,商务有日本人的股子这一弱点被中华抓住了,这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当时是很不利的,直接影响了书籍的发行。”[12](P116)

在民初的教科书市场竞争中,商务印书馆一度陷入极为被动的处境。由于应变不及时,商务印书馆在中华民国初成立时出版的教科书仍保留了清朝帝制时代的内容,以至于1912年已印刷的教科书大半积压,无法出售,经济损失惨重。但商务印书馆在压力与困难之中并未被打垮。为重新夺回教科书市场,商务印书馆积极采取措施同中华书局展开竞争。在张元济、高梦旦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很快编辑出版了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共和国新教科书》,并且采取低价倾销办法。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倾销办法是:购教科书1元,加赠书券5角;购杂书1元,加赠书券1元。中华书局只得也照此办理。但这样的销售方法几不敷成本,并不实惠,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十分不利。商务印书馆董事高梦旦曾有云:这样竞争,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两败俱亡[15](P74)。

三、竞争的结果

鉴于竞争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的发展均为不利,为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陆费逵曾打算同商务印书馆联合经营。早在1914年10月,在中华书局第13次董事局会议上,陆费逵就提出了与商务印书馆联合问题的提案。在提案中,陆费逵详细说明了两家激烈竞争的危害:1)廉价竞争。定价既廉,复改5折,实际批发4折以下,利益不及曩者之半,幸销数增加,否则殆矣。2)广告竞争。费用较往年不止加倍,且时有互毁之举,精神耗费尤甚。3)资本竞争。彼此欲防竞争之失败,不得不增加实力,竞添资本,对政学界之有力者竞之有力,无形中不免有损失。4)放账竞争。内地推销,权操同行,欲结其欢心,即使滥账不多,而资本搁浅,受损已不浅。5)轶出范围之竞争,即倾轧是也。彼言我不可恃,我言彼危险;彼言我定价昂,我言彼有外股。盖彼此为自卫而竞争,究竟极非彼此两伤两亡不已。陆费逵认为联合的好处有:1)目下两家教科书营业约120万元。照刊明5折及同行应得之回佣出售,不再滥减,约可增收1/4,计30万元。2)目下两家溢额之消耗,如广告、推销、应酬等费,假定中华6万,商务9万,合之为15万元,皆为虚掷。联合之后,均为盈利。3)因竞争之固存货过多,联合后可腾出资本经营他业,假定两家用于教科书资本120万元,联合后减去1/3,即有40万元改营他业,以毛利四分计为16万元。以上三项可增加年收入60万元。4)因竞争对同业收账不肯过于激烈,常有久欠之事,联合后收账自较容易。5)因教科书廉价放账,影响其他书籍亦放账减折,受害颇巨[1](P308)。陆费逵还曾说过:“联合不联合之分,办事人有十年寿命之关系。”[1](P309)由此也可见当时中华、商务在教科书出版中的激烈竞争对双方经济、精神损耗之影响。

本来与商务印书馆的联合经营办法,对双方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但因商务印书馆内部意见不一致,谈判未成。然而当时同业中谣言很多,有谓中华书局股本亏折已将半数,拟盘于商务;有谓中华书局即将倒闭,不得已而出此。中华书局的存户闻风后纷纷提取存款[15](P211)。再加上因投入大量资金建筑厂店、添置机器,导致在经济上周转不灵,中华书局在1917年陷入经济危机,濒临倒闭,即“民六危机”。当时书局的债权人在发行所收银处坐索债款,陆费逵也因债务关系被控告扣押,后由史量才保释[15](P73-74)。对于中华书局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据陆费逵说:“第一由于预算不精密,而此不精密之预算,复因内战而减少收入,因欧战而增加支出;二由于同业竞争激烈,售价几不敷成本;三则副局长某君个人破产,公私均受其累。”[15](P225)后在陆费逵、沈颐等人的努力下,中华书局在“民六危机”中得到吴镜渊、高欣木等人的帮助。1918年7月,吴镜渊等10人组织“维华银团”,贷款6万元给中华书局,为期3年。1921年,中华书局的经济情况尚未好转,又由董事高欣木等7人组织“和济公司”,贷款9万元以资周转,为期3年。而且,吴镜渊还帮助中华书局改进了企业管理制度,使书局在经历民初的经济危机后得以稳步前进。同时,中华书局也得到戴克敦、范渊濂、陈仲禹、宋耀如等人的热心维护。宋耀如为宋子文的父亲,又是中华书局的股东和大存户。他极力劝说债权人共谋维持之方,订分年摊还办法,帮助中华书局度过难关[15](P74-75,P212-214,P226)。

在近代中国教科书市场的竞争中,商务印书馆依靠其人才济济的教科书编辑队伍、领先的印刷技术、雄厚的资金和众多的分支馆,长期处于教科书市场的“执牛耳”地位,是近代中国出版教科书最多的民营书局。在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前,全国的教科书市场基本上被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所垄断,其中商务印书馆则占了60%以上:“前者约占十之六七,后者约占十之二三。”[1](P312)1924年以后,世界书局通过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激烈竞争,也挤进了教科书市场,稍稍改变了教科书市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独占的格局,但商务印书馆仍占教科书市场的一半以上。整个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约占全国教科书发行量的70%左右[16](P300)。陆费逵在1932年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指出:“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什六,中华供给什三;近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17](P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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