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萱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200083)

隐匿、飞翔与治疗
——当代中国女性小说中梦幻“疯女人”形象的塑造

李萱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200083)

当代中国女性小说塑造的梦幻“疯女人”形象，在文本中大体有三种形态:隐匿、飞翔和治疗。她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都以“梦幻”为主要表现特征。“梦幻”为“疯女人”形象的塑造增添了不少以往“疯女人”形象所不具有的表现方式和性格特点，为当代女作家建构并想象新的女性形象开拓了思路。

女性小说;梦幻;疯女人;女性形象

“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疾病，主要表现是精神错乱失常，其实质是一种对现实秩序的逃离、僭越与抗争。梦幻作为一种常见的生理和精神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承担着类似的文化功能，因而，一些当代女作家将“梦幻”与“疯癫”杂糅在一起，来塑造那些因现实环境的压抑而陷入精神错乱、或以“疯癫”形式进行反抗和逃离的“疯女人”形象。如方方《暗示》中因被男友抛弃而导致精神分裂、关闭心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梦幻般漫游的二妹;徐小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有着反常规的思维模式、喜欢沉浸在梦幻中飞翔、宁愿呆在精神病院也不愿面对现实世界的景焕;林白《子弹穿过苹果》中如梦如幻般飘忽不定、四处游荡、神出鬼没的蓼;斯妤《出售哈欠的女人》中“没爹没妈”、“没兄没妹”、“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过去，也没有前景”、“像梦一样模糊，像风一样飘忽不定”的“出售哈欠的女人”等。

这些梦幻“疯女人”形象与传统意义上的“疯女人”形象有所不同。“疯女人”，顾名思义是陷入精神错乱、内心分裂、愤怒狂躁等极端状态的女人。中外文学话语不乏对拥有此类性格特征的“疯女人”的文学表现和书写，如清代女作家邱心如在弹词《笔生花》中塑造的“疯女人”沃良规就被描述为脾气暴躁、狂妄乖戾、“满怀毒气”、几近疯狂;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塑造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也被描述为一种如“母兽”般愤怒、咆哮和疯狂的极端状态。这些女作家主要关注和呈现的是“疯女人”被压抑、扭曲的精神状态，以及其之所以会成为“疯女人”的生活和文化背景。当代中国女作家则更注意挖掘“疯女人”的正面情绪与精神状态，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积极的文化建构意义。梦幻“疯女人”形象出现在文本中大体有三种形态:隐匿、飞翔和治疗。

一、被动或主动的“梦幻”隐匿

这里的“隐匿”指的是女性人物以神智错乱等非理性的方式从现实中退离出来，隐匿于“梦幻”般的内心世界。其表现形态与“疯癫”的原意、“疯女人”的传统意义最为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如《暗示》中的二妹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的景焕，虽然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作者在塑造这些梦幻“疯女人”形象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凸显她们内心的黑暗、痛苦、矛盾与分裂，相反却强调了导致她们精神分裂的现实原因和个体因素，以及她们在精神分裂后充满幻想、天真幸福的精神状态。

在此，所谓精神分裂，并不完全是一种精神疾病，而是具有可以与现实进行对抗的精神隐匿方式的意味。根据“疯女人”精神分裂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被动隐匿和主动隐匿。但无论是被动隐匿还是主动隐匿，“梦幻”在这些“疯女人”形象的塑造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或为她们的隐匿提供一条建构与现实截然不同的“自己的天空”的途径，或构成与现实存在相对立的隐匿世界的主要特征，或为进入她们的隐匿世界提供体验的路径等。如《暗示》中的二妹是因被男友抛弃而导致精神分裂的，正如大姐叶桑所言:“她被分裂的不是精神而是年龄。”这是一种典型的拒绝长大、拒绝进入现实秩序的被动隐匿。有意思的是，由于二妹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作者在文本中专门设置了大姐叶桑这个人物以及她对二妹单纯思维的幻想、体验等细节，来传达和显现二妹的精神世界。“梦幻”不仅成为大姐叶桑进入二妹内心的体验通道，同时也表征了二妹精神分裂后内心世界的主要特征。

与二妹不同，徐小斌笔下的景焕则是“一个不能与众人交流”、“独异的聪颖感知与直率的话语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同类的信任”、“只专注于自己能够倾听或诉说的世界”［1］、精神总游走在别处、不被社会认可的梦幻“疯女人”。她的清醒、固执与其“精神分裂”的标签截然对立，进入精神病院是她的一种主动选择和主动隐匿，“梦幻”成为景焕逃匿与反抗现实的一种武器、一个“标签”和性格符码。被世人嘲讽、与现实格格不入、反常规的思维模式等，都使景焕更倾向于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梦幻中享受自我，在纵横开阔的“幻想”、思索和创造中“飞翔”。

二、在秩序外飞翔的“梦幻”女巫

“飞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飞翔指的是像鸟一样展翅、凌空翱翔;广义的飞翔指的是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高远、任性驰骋。景焕梦幻中的“飞翔”即含有追求心灵与精神自由的意味。在女性文学批评中，“飞翔”具有文化层面的特殊含义。法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曾说:“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2］(P203)在她看来，飞翔意味着打破简单、直线、非此即彼的平面式的逻辑，从而接近无限行为和无限空间。可以说，这种“飞翔中的女人”本身就具有梦幻的特质，是对现实秩序中的女性形象的一种颠覆。林白是对“飞翔”情有独钟的女作家。她敏锐地意识到“飞翔”与“梦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言及二者的关系。她说:“写作也是一种飞翔。高悬在空中，身体轻盈，不经意间就长出了翅膀，那是我们的梦想之物。”［3］(P303)不仅如此，她还依据“飞翔”和“梦幻”的文化功能及其隐秘联系，在小说《子弹穿过苹果》中塑造了一个在秩序外飞翔的梦幻“疯女人”形象——蓼。

这部小说“以其异域色彩和尖锐的女性意识而引人注目”［5］(P56)。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大量的细节来表现“我”对蓼发自内心、来自本源的模仿与认同:“我”不仅继承了蓼橄榄色的皮肤，凸凹分明的脸，而且从身体到精神都越来越像蓼，“我”觉得她比母亲还更像是自己的母亲。与“我”对蓼的认同和倾慕相对照，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即“我”的父亲怎么都画不出蓼的画像。这样的对比凸显出蓼作为一位居住在丛林深处、怀有自己想要的爱情和幸福，在秩序外自由飞翔、独舞的“梦幻”女巫，对男性和女性而言，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蓼是“我”(女性)成长过程中不停追随、模仿、想象，并确认新的自我的梦幻“镜像”;但她却是父亲(男性)无力解读和描绘的女性异类，因为她突破了男性对女性的惯有想象，与传统性别文化所规范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谈到“妖女与镜”时指出，“女妖”像一个“黑影”，“为了富于启示性的革命，反对法则和秩序，潜伏在镜子的另一边”［6］(P286)。“妖女”，本意是指男权话语中被称为男性的“梦魇”的既魅惑又可怕的女性形象。在女性文学批评中，“妖女”则被解读和阐释为对男权话语构成挑战、在特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话语规范、具有革命性的女性形象。梦幻女巫蓼便是这样一位从男权之镜中走出来，在秩序外自由舞蹈的“妖女”。她身上原始、神秘、梦幻、飘忽的奇异特征，不仅与现代女性对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维度的向往相契合，而且也具有刷新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关于女性的“成规与想象”的魔力。

三、具有“治疗”功能的“梦幻”女性

“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历来与“医院”(或“精神病院”)和“治疗”联系密切。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介绍了很多种古典时期对待疯癫病人和治疗疯癫病症的方法，如“隔离”、“禁闭”等针对患者的“罪恶意识”采取的强制性行为，以及“强固法”、“清洗法”、“浸泡法”等“借鉴自关于肉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疗法”的“物理疗法”［7］(P148)。中国传统史书及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疯癫治疗的记载。如北齐天宝年间(556－559年)河南就有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疠人坊”出现［8］(P4);《后汉书·陈中传》中也有对“疯人”实施法律重刑的记载;清代弹词作家邱心如在弹词《笔生花》(1857年)中也书写了“疯女人”沃良规被“锁禁幽房似牢狱”的身心遭遇［9］(P1117)。

与上述对“疯癫”病人进行“治疗”或处罚的书写不同，女作家斯妤在小说《出售哈欠的女人》中塑造了一个具有“治疗”功能的梦幻“疯女人”形象。她以“连天的哈欠”打发日子，并在一个叫作“城市”的地方以“出售哈欠”为生，满足各色人等的欲望需求，为人“治病”、“解围”。小说通过三个主要事件刻画了这个梦幻般的“出售哈欠的女人”的“治疗”作用:她使作为公司主管的阿明女士由脾气暴躁变得“不温不火”，让曾是校花的某师范学院的林老师免于副校长的纠缠与骚扰，帮助一个女副局长在与局长的争权夺利中“顺利晋升”。作者在小说中设计的“哈欠”的“治疗”功能，主要针对的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实社会中受压抑、被欺辱、焦虑、扭曲的现代知识女性，在梦幻“疯女人”的“哈欠”的帮助下，她们逐渐摆脱了压抑和焦虑，改变了饱受歧视和骚扰的生活现状。

从自己作为被“治疗”者到对他人起“治疗”作用，女性文本中“疯女人”形象的塑造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代女作家邱心如虽然塑造了敢于违背传统道德规范的“疯女人”沃良规，但其笔法和塑造方式仍然没有脱离男性话语和传统封建礼教对“疯女人”的丑化、责难。斯妤塑造的“疯女人”形象则已摆脱了传统话语的要求。她有着梦幻般的飘忽感，甚至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熙熙攘攘、闹闹哄哄的世界”。这与福柯所说的“在社会秩序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的“疯癫”病人是相对应而存在的［7］(P106)。其不同在于，斯妤并没有从现实秩序对“疯女人”的压抑与扭曲的角度切入，而是以“疯女人”对社会现实秩序的颠覆、对抗和治疗作用为切入点，来塑造这一女性形象，通过梦幻“疯女人”的哈欠的“治疗”，现实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扭曲等性别不平等现象都得到了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斯妤的书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她在颠覆传统“疯女人”形象、突出梦幻“疯女人”的“治疗”功能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两性二元对立的误区，有女性反压男性的倾向。

总之，当代中国女性小说塑造的梦幻“疯女人”形象，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以“梦幻”为主要表现特征。“梦幻”为“疯女人”形象的塑造增添了不少以往“疯女人”形象所不具有的表现方式和性格特点，为当代女作家建构并想象新的女性形象开拓了思路。但是，这些梦幻“疯女人”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带有神秘化、虚无化的倾向。正如肖尔瓦特所指出的，这些“女权主义空想家们对起码的妇女生活缺乏了解，也不下决心去弄清自己的本质和文化，就想跳过男性世界走向与男性传统截然相反的文明”［10］(P4－5)。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女作家所塑造的梦幻“疯女人”形象，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女性生活的本质。

［1］陈福民．无罪的凋谢——写在徐小斌《羽蛇》再版重印之际［J］．南方文坛，2005，(2)．

［2］［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林白．林白文集(4)·空心岁月［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林白．猜想大麻［A］．林白散文集·秘密之花［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5］陈晓明．仿真的年代——超现实主义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6］［美］桑得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8］陈贤义，李文忠，陈家焜．麻风病防治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9］赵景深．中国古典讲唱文学丛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10］［美］伊莱恩·肖尔瓦特．她们自己的文学［M］．普林斯顿: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社，1977．

Hidden，Fly and Treatment——the Shaping of Dreamlike“Crazy Women”Image in the Contemporary Female Novel

LIXuan
(Coll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200083，China)

The dreamlike“crazy women”image in the contemporary female novel presents three states in general:hidden，fly and treatment．These women images hav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ext:take“dream”as themain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The“dream”strengthened themanifestation mode and the traits of character of the dreamlike“crazy women”image，and broadened the modern female writer’swriting thoughts of constructing and imagined new female image．But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ere ismystery and nihilistic tendency in the dreaMlike“crazy women”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ontemporary female novel;Dream;Crazy women;Female image

I206

A

1008—4444(2011)05—0117—03

2011－06－25

李萱(1981—)，女，河南民权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