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查一宁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道路上的尴尬

李开元，查一宁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在市民化道路上，新生代农民工遭遇了三个尴尬:一是农民当上了工人后却没有获得市民的身份;二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市民的排斥，陷入孤独和苦闷，面临精神层面上的危机;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稳固的婚姻失去信心。要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过程中的阵痛，必须确立合法、公平、正义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尴尬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经济体制转型中成长起来的新农民工群体，现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2010年，党中央出台《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提法，具体指的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子弟。他们大多来自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年龄轻、数量庞大、流动频繁、能吃苦耐劳、渴望改变命运的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指的是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逐步向市民转化的过程，是传统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化［1］。

(一)农民工取得城市户籍加速了市民化

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是城市化加速推动劳动就业政策向农村剩余劳力进城务工倾斜的结果。我国招生政策鼓励高校扩大招生规模，致使大量的农村青年学生离开农村加入城市集体户口，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了农村人口市民化，大量农村人口取得城镇人口户籍。以江苏省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农村人口达到高峰，人口总量在5 300万人左右。2005年末全省农村常住人口3 699．88万人，比2000年减少586．55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17．31万人［2］。

(二)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观念、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的城市化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工作条件与市民相比有较大差距，受自身文化、技术水平的局限，在城市里难以获取高收入的工作，只好屈居于城市的底层。近年来，城镇经济繁荣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得到提高，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性消费后，他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科学文化知识和子女的未来。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他们中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3］。这说明他们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已经或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和个人发展的需求逐步与市民趋同。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使用城市生活用语没有太大的障碍，能和市民任意交流。并且，他们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城市媒体的宣传，和市民都能应用大量的时尚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会使用现代化的生活用品，穿着打扮模仿市民喜好，追求时尚和品牌，在思想和行为上趋向于城市生活习惯。此外，他们还乐于和市民一样，参与多种文化娱乐活动。这些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改变集中体现在现代交流、交通工具的使用上。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使用相同的工具加速了他们的城市化。

第三，医疗服务的获取途径和市民相同，生病就医，或去药店购药，或去私人诊所，或去正规医院。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期间生病时，有37．79%的农民工会自己根据病情到药店买点药吃，32．1%的农民工是去正规医院看病，20．45%的农民工是去个体诊所看病。剩余的大多数农民工不去正规医院看病，其原因主要是看病难、诊疗费用高、所在单位报销医疗费用难等［2］。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上遭遇的尴尬

一是农民工子弟顺理成章地成了工人后却没有获得市民的身份。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工作，在户籍上仍属于农业户口，农民身份没有实质改变。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约85%不愿回到农村，75%的人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4］。他们无法享受和市民同等的待遇，只能被动地接受城市给自己一个另类的身份。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的不彻底，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在城市中的无常感。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屈居于城市底层，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维护和表达利益需求时失去了话语权。城市中的某些媒体，把新生代农民工简单地看作劳动的符号代表，一度片面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负面形象，对他们为城市所做的贡献没有深度地进行了解，致使新生代农民工仍被看作对城市的生活、秩序造成拥挤和混乱的流动人口。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与偏见，阻碍了他们与农民工的交流，也加剧了这些农民工“自愿隔离”的心理。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恋爱、结婚的黄金时期，因劳动报酬低，在外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他们对婚姻的稳固失去信心，婚事一拖再拖。由于城市和农村婚姻观念、生活方式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结婚的可能性很低。据调查，1980～1990年间出生的人口与已结婚的人数比例为33．8%，1990年之后出生人口与已结婚的人数比例仅为1．6%，约70%的婚龄青年处于未婚状态。一项关于农民工和市民结婚的意愿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婚姻选择的逻辑是:地缘关系、外省农民工，最后才是市民［5］。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市民对他们的排斥，使处于恋爱、结婚黄金时期的农民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少，只能与较熟悉的人结婚。

三、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上的尴尬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生活服务功能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生活服务功能，特别是以交通、能源、防灾减灾工程为建设重点，合理布局住宅区、工业区、商贸区、文化区，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生态环境。国务院农村住户调查显示，转移出去的农民工85%以上是青年，他们进入城市就是想为孩子创造一个比自己要优越的生活环境，让孩子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学有所成，使他们将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城市建设的各种功能区，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和农民工物质生活的空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与身份转变的物质基础，也是政府出台政策或产业结构调整所依托的物质基础。

(二)转变社会控制论的思想

中国历来强调运用社会力量对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使其遵从社会规范，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现阶段，我国步入城市经济产业急速转型和社会改革深化的时期，更需要人的自由流动。促使农村富余劳力迅速转移，需要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工人的角色和农民身份相分离的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市民等齐，否则，无法有针对性地建立就业制度、维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三)建立全国农民工信息网站，让权利通过话语权来实现

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让农民工参与社会政治，通过网络对话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让权利通过话语权来实现。通过开放、平等、互动的网络，使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话语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得到表达和尊重，使他们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思想上支持和接受社会发展的现实，不至于因丧失话语权而远离社会政治，精神上陷入孤独和苦闷。

(四)搭建平等对话平台，增加交流机会，促进相互了解

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认同”意识在逐步弱化，固有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会遭遇制度性的排斥。陈光金博士认为:“中国的‘城里人’总体上是个相当不开放的人口群，他们可能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着某种不满，但对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剥夺农民而提供给他们的种种好处却留恋有加，以致那种特权意识和身份优越感在他们的躯体和意志之中积淀成了一种社会习惯。”［6］(P371－372)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遇漠视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制度，还因为享受利益群体的排外心理，他们在行为上表现为歧视。

1．增进了解，消除市民的排外心理

增进了解，就是先解除身份的限制，在共同的劳动中相互合作，将那些具有歧视情感的市民和农民工置于一元化的社会生活体系中，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歧视自然就会消除，同工同酬也就会实现。

2．大众传媒正面树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

大众传媒要正面树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帮助市民树立正确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识，消除他们与市民的隔阂。2011年除夕，来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草根明星”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旭日阳刚”演唱歌曲《春天里》，深圳民工街舞团表演舞蹈《咱们工人有力量》，突出表现了新生代市民化农民工的新特点。他们的表演引起全场共鸣，观众为他们喝彩，已经不再止于同情，而是充满了理解、敬佩和期待。央视作为媒介为建设和谐平等的文化氛围，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3．立法保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

以法律的硬规定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这有助于减少市民的偏见和歧视。劳动监督部门要依照《劳动合同法》、《劳动仲裁法》、《就业促进法》监督和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对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追究责任，给予相应的处罚。例如，2006年10月1日，沈阳市政府颁布了第59号令(《沈阳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管理暂行办法》)，开发商和施工企业在开工前必须交纳工程款的1%作为工资保障金，如拖欠农民工工资，从中直接扣付。这一举措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劳有所得的权益，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维护，体现了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在责任、权利上的公平，保证法律和规章的长期有效，同时也培养了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法律意识。

四、结论

要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上所遇的尴尬，首先，农民工获得市民的身份为第一要件;其次，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最后，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所面临的精神危机问题。

研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真正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大局来抓，把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相结合的模式，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工会运作、法律部门监督的全社会共同维权的新局面，谱写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篇章。

［1］杨英强．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2］江苏省统计局．江苏农村人口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关系研究［EB/OL］．中国统计信息网，2007－10－25．

［3］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06－21．

［4］刘元旭．“我们要一个身份”——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情结调查［J］．半月谈，2010，(6)．

［5］卢国显．农民工与市民通婚意愿的实证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2)．

［6］陈光金．成就、困境与出路:迈向21世纪的乡土中国［A］．社会学家访谈丛书［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Embarrassment Encounter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Peasant Workers’Citizenship

LIKai-yuan，ZHA Yi-ning
(Colle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Zhengzhou450011，China)

In the theory explor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peasant workers’citizenship，we discovered three embarrassment situations: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peasant workers couldn’t get status citizenship when they become workers;the second one is that the peasant workers are regarded as citizens．However，they are faced with spiritual difficulties．The third one is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peasant workers lost confidence in their marriage．In order to reduce the pain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peasant workers，we should establish citizenship model．This model should in lawful，fair and justice．

The new generation;Peasant workers;Citizenship;Embarrassment

F207

A

1008—4444(2011)05—0098—03

2011－06－02

李开元(1988—)，男，河南商丘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