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倩倩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历史的细节与历史研究的“细化”
——浅谈《申报》在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

赵倩倩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申报》是近代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一份报纸，其在内容上多为对本地方的报道，地方史“细节”相对集中;经济因素使其往往功利性比较强;报人的活动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重要史料。报刊作为中国19世纪的重要公共舆论媒介和信息载体，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申报》;地方性;功利性;社会经济史

总体来看，近代报刊作为中国19世纪对外开埠以来所出现的最重要的公共舆论媒介和信息载体之一，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创办和发展，势头更盛，也更具持续性。这种状况，不但是南方地区因为较早接受西方风物而使近代性社会经济变革较为活跃，对公共信息载体和舆论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强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该地区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进一步领风气之先的原因。报刊与近代江南社会发展的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使报刊内容几乎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同步记录。报刊内容所反映的近代江南社会的发展情状，虽然或多或少，或详或略，但却使我们能够从中寻找到历史发展的“细节”(尽管这些细节都是破碎和零落的)，并能够通过这些“细节”来“细化”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江南社会的研究。笔者拟以《申报》为例，探讨一下报刊在近代社会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和局限，兼以说明报刊史料的特征和价值。

一、近代报刊内容的基本情况

(一)报刊的地方性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以中外不平等条约为核心的中外关系新格局的基本确立，中国各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新与旧、中与外各种因素的依违离合，描画出了全新的政治地图。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各种政治势力对自身的利益归属进行了重组和确定，“省界”(或者说籍贯)观念成为其表达利益和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而公开出版物这一能使其理念与声音迅速传达于外的传播媒介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申报》、《浙江潮》、《江苏》、《河南》、《洞庭波》和《新广东》等地方性报刊在清末民初的相继创办和发展，正是这一时势的产物和反映［1］。

(二)地方史“细节”的相对集中

近代报刊创办和发行在空间分布上的地方性特征，也造成了报刊内容浓郁的“区域”特色。为了在社会变动中凸显出与“国家意志”有别的“区域意志”，并谋取到由该区域读者决定的发行利润，近代报刊对发行区域的报道比例往往远远超出对其他地区和“国家”事务的报道。如果将其按时间先后予以排列，这些报道不啻为一部综合了该主要报道区域各种信息的“志书”。

以《申报》为例。从1872年创办到1949年终刊，该报在长达近80年的时段内对苏沪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持续、广泛的报道。从1900年以后，该报还新辟了集中刊登江苏地方新闻的专栏。从政府决策到民间反应，从军队移驻到地方民变，从文化教育到农业改良，事无巨细几乎都有或详或略的报道。由于其报道区域精确到各个县市，而《申报》又是每日一报，这些地方新闻事实上就较为详尽和持续性地描画出了江苏乃至江南各地方社会变动的轨迹和特征。另外，不少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还利用《申报》公告栏刊登各种启事或其他信息，其中尤以上海地方法院每日一刊的判决书最为丰富和系统。从这些或刑事或民事的判例中，既可观照近代上海司法程序的变迁，也可以借助原始司法档案梳理出中国传统民事习惯与近代法律对撞互动的历史规律。随着《申报》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它在原有基础上又加印了上海本埠增刊，加大了地方性报道的比例和报道深度，从而使《申报》作为江南地方性报刊的特色更为浓厚。

毋庸置疑，包括《申报》在内的近代报刊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为后来者提供了了解近代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社会风貌的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使有关研究避免流于空泛和迂阔，显得丰满和“细化”。

二、近代报刊的功利性及由此产生的“史料”效果

报刊是具有双重性质的公共信息载体。它不仅是办报人和撰稿者表达立场和利益诉求的公共舆论空间，同时也是报刊经营者借出售信息和信息发布空间而谋求利润的手段。为进一步吸引注意力而谋取广告利润，报刊往往将报道的触角尽可能地伸向所有可能产生轰动效应的新闻素材。《申报》从创办到停刊的整个过程中，社会新闻和广告的版面比例几乎同步增长，就充分说明了二者的极大相关性。

近代报刊对大量社会新闻的报道，从侧面弥补了重大新闻事件不可能更多涉及民间反应的缺憾，使其能更为丰满和全面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比如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申报》在报道基本战况和官方应对举措的同时，还对当时江南地区民众的反应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从而使甲午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2］。20世纪30年代，《申报》还对国民政府解决乡村危机的诸多举措相继给予了报道和介绍，较为系统地表现了其决策背景和过程。而稍后刊发的《西行记》等专栏文章和这一期间的各地社会新闻，又从乡村社会的破败和民变的角度暴露了危机的持续和发展。如果将两方面加以比照和连接，即可获知当时乡村危机的前因后果和救农举措的低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报刊的这种功利性，也往往使其不作深入调查，通过炮制假新闻来吸引公众注意力，从而提高报刊的发行量和知名度。在近代报界，不乏这样的例子。1948年4月27日，《申报》就曾报道过一则标题为《少女杨妹九年不食》的新闻。“该报驻重庆记者”声称当地一个叫杨妹的少女因饥饿采食一种野果之后，竟九年拒食而生命无虞。并加编者按称:“这不是什么骗人的鬼话，而是一个值得科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在此后的两个多月内，《申报》连续发表了数十篇后续报道，为该新闻推波助澜。其中既有重庆卫生局官员证明新闻属实的“检查报告”，也有华西大学和复旦大学医学教授从生理学角度对此做出的“科学解释”，甚至还声称这种事例“古已有之”。国民党元老张群和重庆市长杨森也意图“向中枢洽拨巨款”筹组研究机构。随后，上海和西安也分别声称“发现”了与杨妹有类似症状的张黛林和张贵卿，前者还有“女医师”言之凿凿作证说确属“多年不食”。直到杨妹偷吃食物的真相暴露以后，这场几乎波及全国的新闻闹剧才最终落幕。在整个过程中，《申报》作为民国年间最负盛名的公共媒体之一，其媒体霸权借助公众的饥饿和从众的心理炒作出了围绕该新闻所发生的“剧场效应”。因此，它只能算是“历史中的新闻事件”，而不能作为“新闻事件中的历史”。虽然这一事件对关照民国社会心态极有裨益，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由于报刊特有的功利性，其所刊新闻或信息只有在慎重考辨之后才能确定其是否“信史”。

除了上述各项，报刊的功利性也往往使商业广告和其他有偿刊登的启事占据报纸版面的相当比例。以苏沪等地读者为主要受众的《申报》商业性广告和启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社会生活特别是其城市社会生活的面貌及其变化，也是近代江南社会经济变迁轨迹的详实记录。从1872年创刊开始，《申报》广告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形式而言，广告所占版面的比例越来越大，所用字体、字型也逐渐富于多样性，插图也逐渐从无到有、从手绘图片发展到摄影图片。这突出反映了江南地区特别是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报刊印刷技术的进步。就内容而言，《申报》广告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介绍商品销售或营利性服务信息到最终系统而持续地进行营销策划的转变过程。由于所广告的商品或服务的种类与性质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这一过程看似广告发展史，实际上隐含着近代中国工商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在不同时段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是江南地区民众生活方式与社会心态变迁的详实记录。一些学者利用《申报》广告对近代上海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和市民消费中的民族认同所做出的研究成果，就是对近代报刊广告的史料价值的有力佐证。如王儒年的《国货广告与市民消费的民族认同——〈申报〉广告解读》［3］、许爱莲的《从〈申报〉广告看近代上海商业的繁荣与发展》［4］和冯跃民的《从1875——1925年〈申报〉广告看中外企业商战》［5］。

三、报刊自身发展史和报人活动的史料价值

由于报刊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发布空间，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势力表达利益诉求与政治立场的必然选择。这在客观上就使报刊和报人几乎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和其他社会对抗中，都被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办之日到最终停刊，始终是被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势力所重视和争夺的公共舆论阵地。从最早由外国在华商人办报以便为商业利益的扩张畅言作势，经过买办席裕福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打理，史被刺后《申报》新闻导向转右，最后因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而退出中国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进行了纷纭复杂的斗争和合作。

从《申报》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经历了大众化舆论空间从无到有，形式和内涵均有质的变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大众因为报刊等公共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而拥有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更多机会，大众言论也逐渐成为主流政治势力不得不考量的决策因素，近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沟通因此而有所加强，专制在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地逐渐让位给民主与开放。中西方近现代发展史的历史经验表明，报刊等公共舆论空间的不断进步和扩大，有利于大规模社会对抗的消减和社会和解的出现。因此，研究包括《申报》在内的近代报刊发展史，无疑是观照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依违离合之关系的窗口。

除了报刊发展史本身的史料价值之外，报人活动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可资研究近代知识界的重要史料。《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具实力的报刊之一，其所拥有的编辑和记者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分布之广，也是近代诸多报刊中屈指可数的。虽然他们所编发或撰写的新闻或其他文字作品已经进入了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但由于他们多“沉默”于其作品之后，且不可能像黄远生、邵飘萍那样因为漂浮于政治潮头而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因此，学术界对其人其事的研究还近乎空白。如果能够梳理并罗列出近八十年内《申报》各专栏主要撰稿人特别是其编辑、记者队伍的身份来源、收入结构、价值理念及其主要社会活动，将可以填补目前报人群体在近代知识界研究中商讨阙如的缺憾。

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时间内，《申报》报人队伍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数代更替的历史变化，研究其上述各方面在不同时段内的变迁，有利于观察近代知识界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不断谋求生存和利益空间、试图参与或主导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需要说明，报刊编辑与记者的新闻采编行为，也是一个尤应加强研究的新课题。由于报刊是近代最重要的公众信息传播媒介，是解读社会公众脚下的“事情”，并最终将其“提升”为社会公众眼前的“事件”这一过程的独立完成者，因此，公众是否能够快速、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并基于自身利益或理念进行反馈，完全依懒于报刊的采编行为。可以说，梳理和研究近代报刊采编新闻的途径和方式，将为更为“细化”地解释近代中国重大社会冲突或其他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提供一个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和途径。

［1］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及其难局［J］．中国社会科学，2003，(2)．

［2］赵兴元．从《申报》看甲午战后国人心态［J］．求是学刊，1997，(2)．

［3］王儒年．国货广告与市民消费的民族认同——《申报》广告解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4)．

［4］许爱莲．从《申报》广告看近代上海商业的繁荣与发展［J］．历史教学问题，2000，(4)．

［5］冯跃民．从1875—1925年《申报》广告看中外企业商战［J］．湖州师范学院，2003，(5)．

The Details of History and the“Refined”History Research——On the Role of Shanghai Post i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ZHAO Qian-qian
(Faculty of Social Development，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The Shanghai Post is a famous newspaper with a longest and most far-reaching impact on modern China．The content of the paper is mostly on the detailed local reports．Economic factors often made it more utilitarian．Meanwhile，the newsman’s activities are worth concerning．As an important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carrier，it caus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Shanghai Post;Local;Utilitarian;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K061

A

1008—4444(2011)05—0049—03

2011－06－20

赵倩倩(1987—)，女，河南温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