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浅析

李伟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毛泽东治国先治水，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倡导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积极慎重、标本兼治、统筹兼顾、全面发展、综合利用的治水方针。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于更新新时期的治水观念，确立水利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水利建设;指导思想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治水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水利古国、农业大国来说，历来都是执政兴国的大事。毛泽东一生重视发展水利事业，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大作用，熟知治水兴邦、兴水安邦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适合我国水利建设和水利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思想，对于今天的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和整个经济建设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以人为本，治水为先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水利设施因连年战乱，年久失修，水旱灾害频频发生，尤其是黄河、海河的泛滥，长江、淮河的洪灾，仍然威胁着无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治理江河水患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1950年夏，淮河流域又发生水患，“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毛泽东看到中共安徽省委的报告后，表情沉重，难过地落下了眼泪。1950年9月21日，毛泽东督促周恩来:“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1］(P530)1951年豫、苏、皖三省数十万民工同时开赴各治淮工地，进行导淮工程。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3］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毛泽东还十分关注长江中游的防洪问题。“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商定，搞荆江分洪工程，治理长江中游水患。1952年，毛泽东亲笔为荆江分洪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1954年，当长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到来之际，荆江分洪指挥部经中央批准，三次启动分洪工程分洪，不仅保住了荆江大堤，还使湖南、湖北人民免受更大灾害。黄河自古以来就是水患频发，熟知历史的毛泽东十分清楚黄河水患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在作出治理淮河和荆江分洪工程决策的同时，他一直关注着治理黄河的工作。1952年10月，毛泽东考察黄河。当他站在河南柳园口大堤上望堤下的村庄时，不禁叹道:“真是‘悬河’!”“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并叮嘱随行人员:“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随后，他来到引黄灌溉工程渠，提出实际看一看，当听说没有电时，就脱去大衣亲手摇开了一闸门。当他看到黄河水流进灌溉渠道，高兴地说:“这就是变害为利，黄河沿岸每个县都建一座这样的引黄灌溉大闸就好了。”此后，毛泽东亲自拍板，确定了治理方案，动员和组织广大军民不间断地治理黄河，取得了显着成效。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江，详细了解长江洪水成因、气象特点等情况。当他得知即使在长江上游和主要支流修建很多水库也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时，毛泽东指着地图上三峡出口处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总口子卡起来，先修一个三峡水库。1958年3月，毛泽东亲临三峡视察，并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然而，“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国际环境恶化”，修建三峡大坝的事情被搁置起来。1970年，毛泽东综合各方意见，批准开发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他批示:赞成兴建此坝。12月30日，正式开始建设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同时，毛泽东还重视水库建设。从建国到70年代末，我国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八万多座，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3倍。这些水库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功能，对当地的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至此，由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工工具落后的情况下，靠集体的力量、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完成了包括海河、淮河、黄河、长江、辽河、珠江、松花江等七大流域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仅水患灾害初步得以控制，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大面积干旱的历史基本结束，产生了兴利除弊的巨大效益。

二、兴修水利，发展农业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1953年2月，毛泽东在视察长江途中指出:“水治我，我治水。我若不治水，水就要治我，我必须治水!”表现出了他主动治水的坚定决心。事实上，早在1934年他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2］(P127)的科学论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多次强调水利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1949年，新中国又把“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写入了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足以表明对这项为民造福大业的高度重视。建国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水利事业的政策措施，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各地根据需要和可能条件，因地制宜地兴修了一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为农业大幅度增产、解决我国粮食自给等问题，奠定了良好的水利基础。

三、标本兼治，治本为主

在对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坚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治水原则。治“本”是国家治“水”的最终目标。但是，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由于受当时人、财、物等各种因素的限制，没有能力对所有河流都同时治“本”，为达到彻底消除水患的目的，只有标本兼治，有主有次，对危害较轻的河流实施局部的、阶段性的治理，而对水患严重的河流则站在全流域的高度，整体规划，进行根本性的治理。所以，1954年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1956年党的八大再次重申了兴修水利的方针:从流域规划着手，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由国家和地方举办大、中型的治本工程，由合作社举办小型的治标工程。

四、统筹兼顾，蓄泄并重

纵观中华民族的治水史，尤其自大禹治水以来四千多年间，历代的水利事业都有所创造和发展。但在蓄与泄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强调蓄，另一是强调泄。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客观分析了蓄泄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必须是蓄泄兼筹。然而，在对大江大河的实际治理中，贯彻蓄泄兼筹方针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要妥善处理好上中下游各方关系、左右岸的各种利益。所以，当各地因为治水发生矛盾时，毛泽东多次亲自调解，提出各省、地都要以全国大局为重，分工协作、有难同当、有福同享、顾全大局。大量的实践证明，“蓄泄兼筹”的治水方针对于后来提高广大群众兴水治水的积极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五、全面发展，综合利用

在中国，龙有水的象征，何时缚住苍龙，曾经是多少人的梦想，毛泽东也不例外。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亲自做农村调查，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新中国成立后，为整治水患，他巡视大江南北，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誓引南水济北国”的伟大号召。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场以治淮工程为标志，全面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的系统工程。毛泽东在关心治水的同时，又强调江河的全面发展，综合利用。特别是对长江的综合利用以及三峡工程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更是深思熟虑。提出了“要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3］。同时，既要注意综合的经济效益，又要注意整体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重大水利工程的全面发展、综合利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独特的见解。

六、南水北调，和谐发展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降水不均。南方河流密集，降水集中，常常出现洪涝灾害;北方降水较少，加之垦殖、放牧，严重缺水。如何破解“南涝北旱”的困局，实现“南、北”和谐发展成了毛泽东的一块心结。1952年，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时，首次提出了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1953年，毛泽东在武汉到南京的“长江”舰上，询问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关于南水北调工程，可立即开始查勘。”［4］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借长江水济黄，引汉江水济黄，引黄河水济卫河的思想。1958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出台了《引江济黄济淮规划意见书》，较为详细地规划了南水北调的路线。如今，万人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已经开工，在不远的将来，这项伟大的工程将建成发挥效益。

七、尊重实践，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他在指导水利建设上，坚持实际和实践，反对经验和教条。特别在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认识清醒，态度积极，尊重科学，决策慎重。并在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1956年6月，毛泽东在他的豪迈诗篇《水调歌头·游泳》里，表达了修建三峡工程的远大理想，描绘出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5］(P163)的宏伟蓝图。然而，我国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却是:一是三峡工程投资巨大，造价在150亿至160亿元，国家财力难以承受;二是三峡工程工期长，技术要求高;三是国际形势紧张，毛泽东多次提出三峡建设要从备战出发。1969年9月，当湖北省负责人张体学再次向毛泽东提及修建三峡工程时，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在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设想。”毛泽东深深意识到，如果不顾当时的客观条件制约，不与当时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相协调，不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而仓促上马，就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在随后的时间里，毛泽东更加尊重实践，实地考察;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博采众长，科学论证，三峡建设思想更加成熟，对三峡工程政策上的把握更加稳妥。既反对不讲条件仓促上马的冒进思想，又要求为三峡工程积极准备。

毛泽东同志的水利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治水理论，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经验总结。这对于我国新时期的治水思路以及未来的水利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我们要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推动民生水利新发展;要不断调整治水思路，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开创水利工作新局面。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康沛竹，艾四林．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探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1)．

［4］曹应旺．毛泽东与华夏江河(之三)［J］．党史文汇，1995(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On Mao Tse-Tung’s Idea of Water-conserving Construction

LIWei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stitute，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Zhengzhou，450011，China)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rich water resources．Mao Tse-Tung proposed that"water is the lifeblood of agriculture"．He advocated the guidelines characterized by respecting the truth，positive and cautious attitude，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policies．Mao Tse-Tung’s thought is the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new China，which updated the concept of the new era，and had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developing strategy of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Mao Tse-Tung;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Guideline

G112

A

1008—4444(2011)05—0032—03

2011－07－20

李伟(1970—)，男，河南杞县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