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刚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2)

严复三善论中翻译主体的现代阐释*

李天刚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2)

严复的“信﹑达﹑雅”三善论体现了现代译论翻译主体的三位一体，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而作者和读者构成两个边缘主体，其翻译客体涵盖了原语和译入语的两个文本﹑两门语言和两种文化等诸因素。三善论观照了现代译论翻译主、客体的统一，体现了翻译活动中翻译主体对客体的兼顾、转化和会通。

严复;信;达;雅;主体性;现代阐释

严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翻译家和具有完整翻译思想的近代翻译理论家［1］。他首次提出比较完整的翻译标准“信、达、雅”，这是他在翻译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对中国译坛产生深远影响并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期以来译届对其翻译标准从不同层面和视角进行阐释，褒贬不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翻译原则的论战中就出现过针锋相对的两派。“顺译”派主张“宁顺而不信”，当时的代表人物是赵景深;另一派主张“宁信而不顺”，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鲁迅，他主张翻译“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双方各持一辞，各有侧重，他们看似相争相异，其实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承认“信”的重要。要“信”原作者、原著和原语文化，这样译者才能取信于译入语读者，施信于译入语文化。所不同的只是对信度的把握程度。此外，“信”和“顺”是“信”和“达”的变异，它们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任何形式的割裂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本文超越以往相关争议，站在现代译论的视域回观严复三善论中翻译主体的三位一体。

一 “信、达、雅”的翻译主体

严复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影响在于他对翻译标准的厘定。他在《天演论》译例言里发表他的“信、达、雅”三条标准，原文如下∶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未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译文取名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倍文本，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2］

所谓“信”，就是忠于原著，这是翻译的起码条件。坚持“信”的标准实质上是对原作和作者的尊重。译者有必要、有责任把原著信息﹑原作者的表达意图乃至原语文化的精神实质忠实而真实地传出。“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势必要求译者走进原著和作者的灵魂深处，走进原语文化的核心部分，抓住原作和作者的精神实质，做到彰显深义又不悖原文。一般认为，严复为追求语言的“达”和“雅”而牺牲了“信”(即对原文的忠实)，对这一问题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译者应使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群的审美理想。试想∶如果严复不察时局、不顾读者、不观照目标语言及其文化语境，盲目地求“信”，把一部《天演论》译成一部生物学专业论文，如何能取“信”于读者?读者看不懂，不爱看，“虽译犹未译也”［3］。可见，坚持“信”的标准也是对译文读者的负责。严复的“信”超越了“字栉句比”那种表面的僵硬的“信”，是对更高境界的“信”的追求，是形神兼备的“信”。严复不为译文表面的“信”所束缚，所追求的是宏观而整体的“信”［4］。

“达”为何意?严复在《与梁启超书》中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5］这里的“达”是“表达”﹑“传达”之意。严复引∶“《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中的“达”为“明达”、“通达”之意，就是把原文的内容(意义、信息、精神和风格等)用优雅得体的目标语顺达地表达出来，使目标读者能流畅地阅读译文、充分地理解原意和积极地参与译文的意义构建和目标语的文化构建。严复认为“为达即以为信也”。为了取名深义，为达意义而不悖原文，为达情言志，必然采用通达快润的表达。严复所追求的是“信”与“达”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于译者的处心积虑地与原作者的对话以期达到默契与一致。译者“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的简单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精神光泽”［6］，需要译者的卓越努力才行。

胡适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严复的译书，在原文有文学价值，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7］可见胡适对严译的“达”和“雅”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严复的“达”是“信”的升华，是译者兼顾、会通主客体诸要素的结果。没有对六因素的出色把握则不可能实现“达”;如果不是在兼顾、会通主客体诸要素“信”的基础上形成的“达”，“达”则变得毫无意义。

从严复所引《论语》的“辞达而已”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话来看，“雅”应当主要指文采，是译作文学艺术价值的真正体现。显然严复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艺术来倾心创造的。严复的“雅”具体说来就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用近世利俗文字。”从目标语文化语境的角度看，严复的“雅”实质上又是吸引其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雅的招徕术，因为汉以前的古雅文体为当时士大夫们所心折［8］。“他之所谓‘信’是指为这样的读者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他们所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他们。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9］。“雅”正是意向读者的作用使然，是“达”的精髓所现。

在严复看来，理想的翻译必须是信、达、雅三者的统一。以“信”为本，以“雅”为表，以“达”为其间纽带，三位一体。”［10］从现代译论的角度来看，“信、达、雅”观照了翻译主客体的统一。

严复的“信、达、雅”还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构建意义。他成功尝试了用中国古典语言来沟通西方思想并希望通过他的译作，传播西方文明，并希望将其根植于中国当时社会，催化社会改良和进步。

二 “信、达、雅”三善佳译彰显主客体的统一

传统译论认为严复多采用的“达旨”译法是随意增删原著的“削鼻剜眼”的不严谨的译法，曾造成许多原作信息和原语文化的缺失及处理原作与译作﹑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关系的失衡。“信、达、雅”三善俱佳可能只被看作是翻译的理想罢了。其实不然，在严复的翻译中从不缺乏“信、达、雅”三善俱佳的神来之笔。比如严复的书名翻译严谨且耐人寻味。严复的八大社会科学名著分别是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1897)(Evolution and Ethics)，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1902)(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H.Spencer)的《群学肆言》(1903)(The 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J.S.Mill)的《群己权界论》(1903)(On Liberty)，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的《法意》(1909)(L’esprit des Lois)，甑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1904)(A History of Politics)，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1905)(A System of Logic)，耶方斯(W.S.Jevons)的《名学浅说》(1909)(Logic the Primer)。八大名著的书名翻译表现出严复的用心良苦。他通过翻译，采域外之文萃，张中华传统文化，用中国古汉语表达，赋予译文和原著以新的内涵，将中西文化熔于一冶，构建普世文化和天下情怀，形成中国近代文化别样美丽的风景线，为中华文化增添新品，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就其只言片语的翻译也足以洞察其三善译笔。比如天演之道∶causes of evolution;物竞∶struggle for existence;天择∶natural selection;天演∶evolution，cosmic process;物类宗衍∶the origin of species;存其最宜∶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自营∶self－assertion;克己∶self－constraint;清净之理∶pure reason;爱力∶affinity;天造草昧∶state of nature;人功未施∶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on it;施人如己所欲受∶let sympathy be your guide，put yourself in the place of the man towards whom your action is directed;and do to him w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done to yourself under the circumstances;勤∶industry;智∶intellectual capacity;忍∶tenacity;仁∶sympathy;天有和音，地有成器∶all the choir of heaven and furniture of the earth;势如争长相雄∶contended with one another;人事施于其间 ∶the intervention of man;好甘而恶苦，先己而后人∶to enjoy the pleasures and to escape the pains of life;厚人类之生∶to make society more efficient…in harmonious contrast with the cosmic process;精神强固∶means of enjoyment;与天争胜∶in combating it等精彩译例不一而足。

三 结语

严复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吸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升华，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翻译原则和标准，这一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成为中国传统翻译的理论核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达、雅”三善论观照了现代译论翻译主客体的统一，体现了翻译活动中翻译中心主体译者和两个边缘主体原文作者与译入语读者就客体的原语、原著、原语文化以及译入语、译本、译入语文化的兼顾、转化、会通，是值得当今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1］［4］［10］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8］［英］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

［3］王东风.《天演论》译文片段赏析［J］.中国翻译，2010，(5).

［5］王栻.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9］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A］.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复名著［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贺麟.严复的翻译［A］.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复名著［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责任编校: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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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81(2011)06－0107－02

2011－09－06

李天刚(1966－)，男，河南信阳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理论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