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宏

(长沙大学旅游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3)

辛亥革命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以长沙辛亥革命为例

杨建宏

(长沙大学旅游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3)

学术界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有暴力革命说、软着陆说;有偶然说、必然说;有共和说、宪政说等等。就长沙辛亥革命而言，它是一场暴力革命，革命的主力新军和会党以武力起义的方式推翻了清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建立了以革命党人为核心的湖南军政府。长沙立宪派在清末政治改革失败后，由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转向为赞同共和，他们与革命派一起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共和成为革命党与立宪党共同的选择。长沙辛亥革命看似军事机密泄露而偶然引起，其实革命前社会的变局，以及长沙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理论宣传、组织建设和武装起义的实践，决定了长沙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长沙;思考

时值2011年，距辛亥革命已过去整整100周年。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回首那场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革命，我们会从各自的立场与视角，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今有暴力革命说、有软着陆说;有偶然说、有必然说;有共和说、有宪政说等等，观点种种，不一而足［1］。其实历史只是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我们只能“借”历史这面“镜子”来观照现实，如果要让“镜子”照出的物体不失真，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镜子本身必需是平坦如砥的，否则就是一面变形的哈哈镜。当下反思辛亥革命之所以矛盾重重，观点多元，这固然是史学界百花齐放的反映，但更多的则是我们持镜不平的缘故，之所以持镜不平，则是我们反思革命时，突显了太多的当下政治色彩，太多的文化功利。平心而论，历史是历史，不便于为了某个目的而打造，也不应该为了某些需要而修改。以长沙的辛亥革命而论，我觉得有几点似乎是可以讨论的。

一 “暴力革命”还是“软着陆”?

辛亥革命是“暴力革命”还是“软着陆”?在民主革命时代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辛亥革命是暴力革命，但是在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际，有人提出了辛亥革命是“软着陆”式的“非暴力”革命。所谓暴力“革命”应当是指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夺取政权方式。中国古代津津乐道的“汤武革命”，就是指的以暴力方式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武装斗争，而欧美近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无不都是武装暴力革命。暴力革命虽然有以暴易暴，红色恐怖的一面，但是暴力革命却实实在在地在古今中外以客观事实而存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不可能走非暴力革命道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先后进入到垄断阶断，重新瓜分海外殖民地、对外进行资本输出，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因此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在《辛丑条约》约束下的清王朝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国人的一个工具。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摆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除了以暴力的方式进行武力革命以外，是不可能有一个非暴力的妥协方式来完成中国社会变革任务的。

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亚洲各国的革命来看都是暴力革命。这一时期亚洲各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运动，史称“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列宁称之为“亚洲的觉醒”［2］。这次高潮包括∶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运动、印度尼西亚革命民主运动、伊朗资产阶级革命、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等，中国辛亥革命就是这次革命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毫无例外都是暴力革命，中国亦在其列。

就中国辛亥革命本身发展过程来看，也无疑是一场暴力革命。最先打响反清第一枪的是武昌工程营第八营的新军士兵，他们经过一夜的激战，赶跑了湖广总督瑞瀛，光复武昌，次日，汉阳、汉口新军起义，光复汉阳、汉口，武汉三镇的光复和随后建立起的湖北军政府政权，无疑是暴力革命的结果。武昌起义后，第一个响应起义的就是湖南 长沙 。当时长沙的同盟会会员焦达峰已是湖南哥老会的首领，运动了数万名哥老会群众聚集于离长沙不到五十公里的浏阳，而同盟会另一会员陈作新则长期活动于长沙的新军中，控制了新军的绝大部分下级官佐和目兵。长沙新兵起义后，攻克了城门，攻进了巡抚衙门，长沙巡抚余诚格化装穿壁逃亡，而反动军官旧巡防营长官黄忠浩被俘后，被当众于小吴门外斩首，此外在革命中，反对革命的长沙令沈瀛、督练公所王毓江、申锡绶等三人也被革命党人斩首。革命党人严厉镇压维护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顽固分子，彰扬了革命党的革命精神，表明了他们与旧势力决裂的决心，这不是暴力革命又是什么呢?有人认为长沙光复才斩首四人，不算暴力革命。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革命不是杀人，更不能以杀人多少来判断。革命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以武力为后盾，以军事为依托，以战争为手段而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虽不杀一人，不流一滴血，也是暴力革命。所以英国1640至1649年的革命以宫廷政变形式实现，最后通过《权力法案》，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革命虽然没有流过一滴血，但是这是革命，英国人称为“不流血的革命”，或者称为“光荣革命”。发生在长沙的革命无疑比光荣革命要更暴力些，当然无可厚非地可以说是革命，是暴力革命。《孙子兵法》曾经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小者是战斗，大者是战争，当然是暴力表现。“兵者，凶器也。”“兵”是军队，是士兵，是士兵手持的兵器，不论是什么兵都是行使暴力的“凶器”。以军队为依托，以战争为威慑，以摧毁旧国家机器为目标，虽然不战而达目的，我们认为这仍然是暴力革命。

那么，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否认暴力革命的说法，认为是妥协，或者是“软着陆”呢?这个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我们过多地把现实与历史混同了，或者是带着现实的适用主义的有色眼睛看历史了。发展与和平是现实世界的主流，“告别激进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社会共识。因为现在告别激进主义，就否定过去的暴力革命，貌似有理，但曲解历史却很是不妥。其实历史就是历史，现实就是现实，百年后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应该更超脱，更清楚地还原历史而不是相反。

二 “必然”还是“偶然”?

辛亥革命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必然发生的?在革命百年后，有一些研究者们开始怀疑革命的必然性，提出偶然成功说。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学者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就用艺术的语言认定武昌起义成功纯属偶然。对于长沙的辛亥革命而言似乎也有偶然性，长沙起义发生于1911年10月22日，起义前一天，先是革命党人吴作霖鲁莽行事，暴露秘密，后是负责水陆洲运动巡防营的姚运均被捕，起义事泄。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焦达峰等决定次日起义，并一举成功。这样辛亥首义和首应好似都是偶然的，庞大的清王朝就在偶然的武装起义中被推翻。

其实，革命的导火线是偶然点着的，而革命本身却是必然的，革命最终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也是必然的。以首应革命的长沙起义而言也是偶然之中的必然。这是因为∶第一，长沙在革命前已经在革命理论宣传上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成功的革命，总是有先进的理论为其先行开道。二十世纪初，长沙或者省城培育出来的一批革命党人如杨毓麟、陈天华、黄藻、赵必振、章士钊，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译著欧、日进步作品，宣传革命，成为革命的吹鼓手。他们在国外创办报刊杂志，介绍国外革命思想理论，把报刊杂志演化为革命的舆论基地，并与保皇派立宪派展开论战，从思想上阐明革命的意义，正是长期的先进革命理论的作育人心，使得长沙成为辛亥革命的理论中心。革命理论的宣传，使人们认识到清政府的反动本质，有力地驳斥了立宪保皇的错误，进一步让民主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

第二，长沙革命组织华兴会是长沙辛亥革命的领导机构，在长沙起义前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探索，为辛亥长沙起义作了革命的准备。1904年，黄兴在长沙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提出“驱除挞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华兴会成立初即有会员千余人，是两湖地区第一个大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创立对于长沙辛亥革命的准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华兴会成立后，组建了如华兴公司、长沙日知会、同仇会、黄汉会等外围组织，准备革命。华兴会还在长沙、醴陵等地以办学为名，建立革命秘密活动机关。通过这些分支机构和活动机关，华兴会把分布在省内外的革命力量逐步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武装反清组织。按黄兴的设想，中国革命不能从夺取首都、“建瓴以临海内”开始，“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3］，从而达到目的。他认为长沙可以作为华兴会起事的合适地点，因为这里“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但黄兴同时又认为，光凭一省起事还是不行，倘“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他还希望本会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4］这表明，华兴会一开始就拟订了在长江流域起事，他省策应的战略方针，后来辛亥革命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而发展的。

第三，长沙的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前进行过艰苦革命实践。1911年武昌起义前，长沙革命党人进行了不断的武装暴动。如，维新运动失败后，长沙人唐才常于1900年领导了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到从戊戌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过程中承上启下的特殊历史作用，也为辛亥武昌首义孕育了一束即将开放的花蕾。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一部分人摆脱康、梁改良派的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高潮由此而迅速到来。再如1904年黄兴领导了长沙起义，1906年刘道一在萍江、醴陵、浏阳领导了丙午萍浏醴起义，研究者都认为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暴动，这次以长沙府的浏阳县和醴陵县为中心的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次总预演。

第四，辛亥革命前夕，长沙的革命力量已经运作成熟。辛亥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主要是会党和新军。会党是指清代社会中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进入近代以后，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会党也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性质。湖南的革命党人看到了会党的力量，毕永年、黄兴、刘道一、谭人凤、焦达峰等都奔走活动于会党，其中黄兴与刘道一，策动了长沙会党首领马福益支持长沙起义和萍浏醴起义。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马福益被清政府捕获，革命党人焦达峰成为湘阴、平江、长沙、醴陵、浏阳以及江西萍乡、万载等地的哥老会龙头大哥。总之，长沙革命党人运动会党、参加会党并成为湖南会党的首领，会党群众为辛亥长沙起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新军是清王朝晚年为了维护腐朽统治而组建的相对于“旧军”而言的近代化军队。参加新军的主要是破产的农民、会党成员、留学生、废除科举后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深受封建政府和帝国主义剥削压迫而破产的社会底层人物，对革命深有同情，他们比起会党来说更具有组织纪律性，更容易形成整体战斗力，更关键的是他们手里掌握着枪杆子。辛亥革命前长沙共有两个标六营新军，革命党人陈作新即长期在新军中活动，经过陈作新的运作，长沙新军下级官员和目兵基本上都倾向革命，长沙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由新军最先打响的，这当然不是偶然，后来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都督焦达峰组织援鄂军及谭延闿组建的援鄂军主要成员是会党，会党参加军队，走上前线，支援革命，也不是偶然，都是长期宣传发动的必然结果。

总之，以首应武昌起义的长沙而言，辛亥革命前夕，长沙革命党人在革命理论的宣传，在革命组织的建立，在武力革命的实践，在革命队伍的运动与动员方面都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准备，正是这些前期的准备才促成了长沙革命的一举成功。当然，无论是武昌首义还是长沙首应又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不过，这种偶然性却不能否定革命的必然性，这如同秋天里的落叶乔木，秋风一起，叶落纷纷，这是必然是事实，而哪片树叶首先落下，哪片树叶跟着响应，却是偶然。必然寓于偶然，偶然表现必然。如今有些研究者们在反思辛亥革命时，却只看到了偶然，而看不到必然，本质是以偶然的革命否认辛亥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否定整个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样的打着反思的旗号研究辛亥革命不是很危险吗?

三 “共和”还是“立宪”?

辛亥革命的依靠力量主要是新军和会党，而担任革命领导任务的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张謇、汤化龙等为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从本质上看两派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不同的是前者代表的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较深的矛盾，相对而言有较强的革命性，政治上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者则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他们虽然也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但是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却有着更多的联系，他们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另一方面又不主张激进的革命，政治上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具体至辛亥长沙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则是焦达峰、陈作新、谭人凤，代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则是谭延闿为首的谘议局人士。

这两派之间虽然政治目标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在社会矛盾达到激化，革命处于特定历史时期时，他们仍然是可以联合，可以共事的。具体到长沙来说，两件事情让立宪派走向了革命行列，支持了共和大业。一是保路运动。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改商办粤汉铁路为官办，让入股投资粤汉铁路的湖南立宪派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利益受到损害的湖南的立宪派由支持清王室立宪转向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他们与湖南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成为长沙保路运动的领导力量。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长沙的保路运动点燃了全国保路运动的烈火，立宪派由支持清王朝立宪转而成为支持武力反清的力量。一是清王朝预备立宪的骗局破产。义和团运动后，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抵制革命，展开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运动，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乘此加强皇权，以便镇压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1905年清政府派出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西方政治后，于次年即宣布《预备仿行宪制》，但是清政府却不愿放弃专制特权，规定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14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特权，皇权不仅没有得到宪法的约束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1911年5月清政府决定召开国会前，先成立内阁，结果弄出一个耻笑天下的“皇族内阁”闹剧。清政府“皇族内阁”出台后，社会舆论哗然，全国各省立宪派以谘议局为单位，组织人员四次上书清政府，请求解散皇族内族，要求皇族不预国是，但是立宪派的和平请愿遭到清政府的野蛮拒绝，这样，立宪派由失望走向了绝望，他们彻底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转而投奔民主革命，赞同共和。

湖南的立宪派代表人物谭延闿就是支持革命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在长沙光复以前，谭就在明德学堂认识黄兴，对黄兴的革命活动，谭进行了有效的保护，黄兴领导华兴会在长沙起事失败后，谭还设法协助黄兴逃亡上海。革命党人陈作新在新军的活动被清政府发现后，谭以“酒色之徒不中畏惧”［5］，恐生“激变”［6］为由掩护陈作新，使其免入囹圄。长沙起义前，谭为了保护革命党人也曾劝巡抚余诚格放松城内警戒，革命成功后，谭又要求革命党人“文明革命”，戒杀慎杀，维护社会秩序。焦、陈革命党领袖被杀之后，谭还是坚持焦、陈的军事计划，继续派湘军援鄂，支持武力反清革命。总之，长沙的立宪派是支持革命的，并且是与革命派一样领导了革命，促成了共和。

当下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过程中，有一种论点认为革命党人对共和的追求打断清王朝立宪的步伐，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走上立宪的道路。按这样的思路去反思辛亥革命，那辛亥革命不但无功，反而有过有罪。但是这种否认革命的思路显然不顾历史事实，骨子里是为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唱赞歌，目的是通过否认辛亥革命，而否认共和国;通过否认共和国，进而从法统上否认现行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事实上在清末那个时代，清政府已经关上了立宪的大门，以满清贵族为核心的大员们过于迷恋专制，他们只懂得玩弄天下，欺世盗名，他们拒绝一切动摇专制政体的改革，正是这一点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让拥护立宪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最终放弃的立宪的幻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共和的拥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并没有妨碍立宪，拥立满清皇室而建立立宪君主制在清末只能是一个幻想。

总之，反思辛亥革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结合长沙的革命实践，我们认为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的暴力革命，不存在所谓的“软着陆”说;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摆脱清王朝腐朽统治与帝国主义压迫的必然结果，革命本质上说是必然的，不存在所谓“偶然革命”说;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当时社会的正确选择，不存在所谓“共和”耽误“宪政”说。

［1］辛亥革命是一场“软着陆”的好革命［EB/OL］.腾讯历史频道，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8460;张鸣.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EB/OL］.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2011－09－19;张波.论辛亥革命爆发的非偶然性［J］.湘潮(理论版)，2010，(1);不能胡乱反思辛亥革命［EB/OL］.腾讯历史频道，http://news.qq.com/zt2011/zxzg/1911.htm?pgv.ref=aio.

［2］列宁选集(第二卷)［M］.1972.

［3］黄兴.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M］.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29.

［6］唐乾一.湘事记(卷一)［A］.栗戡时.湖南反正追记［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本人校对)

K257

A

1008－4681(2011)06－0004－04

2011－10－08

杨建宏(1965－)，男，湖南 长沙 人，长沙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宋史、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