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廉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清廉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平顶山召开。会议从《歧路灯》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教育思想与“教育小说”的类型定位、文化内涵、文艺美学、方言俚语、《歧路灯》的宣传与推广等角度对《歧路灯》进行了多领域的研究，较高地评价了《歧路灯》取得的成就。

《歧路灯》；教育；成就

近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平顶山市政协，平顶山市委统战部，平顶山市湛河区区委、区政府和平顶山学院联合主办的“《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李绿园故里河南省平顶山市隆重召开。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就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研究的多个领域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歧路灯》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教育思想与‘教育小说’的类型定位”、“文化内涵”、“文艺美学”、“方言俚语”、“《歧路灯》的宣传与推广”以及“《歧路灯》与其他小说的比较研究”等方面。现就相关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历史地位与价值

自从20世纪初《歧路灯》进入学界的视野以来，各个时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历史地位及价值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在《歧路灯》研究的第一个时期，1928年，朱自清先生认为：“（《歧路灯》）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朱自清先生对《歧路灯》的好评，得到了众多《歧路灯》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歧路灯》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时期，对《歧路灯》的历史定位问题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譬如蓝翎先生就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的“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大倒退……使‘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应当说，蓝翎先生的这种观点是有着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它也代表了特殊语境和独特时代背景下个别学者的一般看法。今天，在《歧路灯》研究的新时期，学者们对《歧路灯》的历史地位及价值评价又有了许多新的改变，很值得我们关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欧阳健先生。欧阳先生对《歧路灯》感情很深，他在研讨会上指出：“《歧路灯》是中国第一流的长篇世情小说。”同时他还指出，《歧路灯》在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说“《歧路灯》是教育失败的挽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针对《歧路灯》的教育功能，还有许多学者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台湾学者吴秀玉女士认为，“《歧路灯》是一部18世纪中叶有关教养的小说”，“是人生的指路明灯”。陈美林先生认为：《歧路灯》“既不同于《儒林外史》，又不同于《红楼梦》，而是通过浪子回头故事全过程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风俗民情的实况。同时，作者通过他所塑造的这一‘失教’子弟回头的形象，着力提出了如何教育子弟这一重大问题，表明了他以小说创作‘匡世济俗’的良苦用心，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孟繁仁先生更是将《歧路灯》的教育思想视作作者李绿园的一种“普世价值”，说“《歧路灯》所描写的故事内容，是人生社会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个平民百姓家庭必须永远、共同面对、解决的‘子孙教育’和‘传家继世’基本问题”，并说《歧路灯》“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唯一一部以‘浪子回头’即‘子孙教育’为题材的作品”，“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民大众和千千万万个‘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歧路灯》所描写的故事对于他们有更直接、形象、生动、深刻的启示、借鉴、教育、警诫意义”。

学者们除了对《歧路灯》在教育思想上体现出来的重要价值给予肯定外，对《歧路灯》在文化、叙事艺术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重要价值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韩德英先生认为：“《歧路灯》真实地再现了18世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众多中下层人物形形色色、各有特点的生活风貌，对于认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面貌，有着历史教科书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杜海军教授认为，“从文学创作技巧的角度来看，《歧路灯》比其他长篇小说也有独到处”，“《歧路灯》是为写人而写事，所以才会着意人物的塑造，将一书通写一人一生性格的发展变化，而且将性格写得非常成功，这值得我们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即使把《歧路灯》与其他名著相提并论也该说得过去”。

总之，在针对《歧路灯》的历史地位及价值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学者们秉承“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必将对我们进一步扩大宣传、深入研究《歧路灯》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教育思想与“教育小说”的类型定位

《歧路灯》的教育思想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对教育的关注，一方面源于《歧路灯》自身“教育、淑世”的定位，另一方面源于学者们对当下中国教育的担忧。学者们大都极力张扬《歧路灯》在当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借鉴意义。他们普遍认为《歧路灯》不仅是一部封建社会的教子弟书，而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台湾宜兰大学吴秀玉女士的《再论〈歧路灯〉》一文，以宏大的篇幅、翔实的文献资料、细致缜密的考证，全面地诠释了《歧路灯》的社会历史价值和现代教育价值。吴女士最中意的是《歧路灯》的教育功能。陈美林先生此次也对《歧路灯》的教育功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他说《歧路灯》是对“失教”少年的教育“课本”，认为关心青少年工作的相关组织、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研读一下《歧路灯》也的确不为无益之举。此外，他还指出当前文坛、影坛的作品应当学习一下《歧路灯》的创作策略，要避免以低俗情节去取悦读者，而使作品缺少启蒙、教育功能。陈先生还对《歧路灯》研究的今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他说今后对《歧路灯》教育功能的研究应考虑封建时代教育制度对社会人生的影响，并希望能为今天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与陈美林先生一样，孟繁仁先生对《歧路灯》的教育价值及当下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在《〈歧路灯〉的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一文中指出，李绿园因为“孝道”门风的教育熏陶，感受和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又看到当时社会世风日下的严重情况，便以高尚、深沉的“悲天悯人”之心，创作出《歧路灯》这部具有不朽意义的小说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歧路灯》便具有了深刻的劝世、省悟、警世价值。他接着指出，当下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突出问题，而导致和造成这些“子孙教育”失当严重局面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错误地否定和遗弃了中华民族历代先祖辛劳总结、提炼、凝聚、缔造的优秀文化，埋没和曲解了一代代父母、祖先“关心后代”、“忧思深远”的拳拳之心，遗弃和践踏了文明人类应当遵循、恪守的人性原则和文明伦理道德，严重偏离了中华民族文明事业的正确轨道。

除了以上这些对一般意义上的“教育”问题给予积极关注之外，《歧路灯》“教育小说”的类型定位问题也成了学者们讨论的焦点。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抵御对《歧路灯》“埋没说”的质疑，众多学者高扬起“教育小说”的大旗，并使其成为评价《歧路灯》的“主旋律”。从当时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对《歧路灯》小说类型的定位，确实为扩大《歧路灯》的社会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类型定位之后的《歧路灯》研究却并没能成为学界的热点，究其原因，其根源或亦正在于“教育小说”定位理由的不充分之上。欧阳健先生说，若以“教育小说”的界说去衡量《歧路灯》，便会发现有许多地方对不上号。因为《歧路灯》不是正面写教育过程的书，它缺少的正是教育小说应当有的最重要的内容，即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的。因此，如果认为《歧路灯》是一部成功的“教育小说”，以为李绿园有深刻的“教育思想”和切实的“教育方法”，甚至想用它来指导家长、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是不可能取得成效、必然要失望的。在欧阳健先生看来，《歧路灯》还是应该归为“人情小说”的一类。对欧阳先生的这种类型定位，南开大学查洪德教授也表示赞同。他认为，《歧路灯》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展现18世纪中原地区社会风貌的小说，从对人性的观照与理解的角度来看，“它恐怕还是要算作是‘人情小说’一类的”。

郭树伟先生也说，《歧路灯》作为一部教育小说并不成功，因为它既没有考虑读者群体对小说的接受兴趣，也没有考虑不同读者群体对小说的不同接受兴趣，并且作者在诠释自己“用心读书”的理念的时候，并没有让受众感受到读书的快乐，相反倒叫人感到了更多的苦闷。这种矛盾的作为无疑是“教育”的缺憾。因此，对于《歧路灯》来说，“教育小说”的类型定位并不合适。

平顶山学院张清廉教授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歧路灯》既不是‘教育小说’，也不是‘人情小说’。不过，为了学术的需要，我们不妨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吴秀玉女士指出，《歧路灯》是一部‘有关教养的小说’。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它既关注了《歧路灯》的教育功能，又避开了大家都敏感的类型定位这个问题。用‘有关教养’这个词来定位《歧路灯》，我认为对以后的研究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张教授的意见对于《歧路灯》类型定位问题来说，确实很有启发意义，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肯定。

质疑《歧路灯》是“教育小说”这一类型定位，并不是说《歧路灯》缺乏现实的教育意义，相反是为了更好地诠释它的教育价值。《歧路灯》对教育的关切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歧路灯》与其他同时期小说的重大不同。

三、文化研究

对《歧路灯》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文化研究也是此次研讨会提交论文中的重头戏。

杜贵晨先生的《〈歧路灯〉锥指》一文，便是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他从李绿园的名号及小说中人物的姓名入手，全面诠释了小说的主题。他对小说中“谭”姓的选取探讨很有新意——指出“谭”就是“谈说”之意，是古代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形式。“谈说”的语言学特征也为小说的“教育说教”提供了美学意义上的依据。

《歧路灯》是一场文化的博览会，展示了五光十色的诸多文化形态，其中，关于戏曲的描绘更是时常为研究者所称道。

韩德英先生《从〈歧路灯〉中看戏曲与世风民俗》一文认为，《歧路灯》是一场中国传统戏曲的博览会。它展出了当时从民间到官府的多种戏曲样式。《歧路灯》对戏曲演唱繁盛状况的描写，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戏曲史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料，而且通过戏曲演唱活动的描写，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思想面貌，更好地展现了具有河南地方特色的世风民情。沙旭升先生对《歧路灯》中戏曲的关注与韩先生有所不同，他从当下的文化建设入手，历史地分析了《歧路灯》中的曲艺艺术。他以继承与发扬的眼光，希望从时代的角度给予《歧路灯》积极的宣传，认为《歧路灯》对我们今天继承传统文化、发展地方经济有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复旦大学的刘铭博士对《歧路灯》创作思想的矛盾性给予的关注也别有新意。他认为《歧路灯》展现了多种思想观念合流的迹象，其中儒家“神道设教”思想便十分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神道”与儒家思想的矛盾既是李绿园性格的基石，又是《歧路灯》文学魅力的重要保障，也对《歧路灯》多层次思想内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小说中传统文化的底蕴更为深厚。

平顶山学院陈德鹏教授以《〈歧路灯〉与清代河南流行的酒类浅议》为题，全面展现了《歧路灯》中的酒文化。陈教授统计指出，在《歧路灯》一书中，除了回目外，共有643个酒字，全书108回只有10回没有涉及酒字。这种对酒的钟爱，展示了在清代河南的酒文化有着很强的影响力。陈教授对《歧路灯》中“酒”现象的关注，为我们拓展《歧路灯》研究的新视野很有启发意义。

四、文艺美学研究

《歧路灯》文学创作的文艺美学研究作为一个传统的小说研究视角，此次也有新的亮点。

南开大学文学院查洪德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杜海军教授一向对《歧路灯》的结构艺术关注较多。1988年他们曾共同撰写了《〈歧路灯〉的五段结构》一文，详细分析了《歧路灯》的结构艺术。如今，他们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与结构又有了新的看法。查洪德教授在其《人性的迷失与复归》一文中，重点就谭绍闻的人格变异与《歧路灯》的情节结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歧路灯》以前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性格是绝对化的，没有矛盾，也没有发展。《水浒传》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金瓶梅》进一步显示了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但都没有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歧路灯》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矛盾，写出了人物性格在矛盾中的发展，写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渐变与突变、量变与质变。它对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全部历史作了真实的动态的描述，它调动了整部书的人物和情节来写主人公性格的发展。”他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及结构作出了更为积极的评价。

杜海军教授的《在名著中确立地位》一文，旨在为《歧路灯》在名著中争得一席之地。他强调指出了《歧路灯》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具有多样性矛盾性，但杜先生继而又将这种性格塑造的成功归结到了李绿园的一种塑造人物的自觉意识上。认为这种自觉地塑造人物的意识对于小说的作者而言是十分珍贵的。杜先生认为，小说中描写人物时的主动自觉意识的产生，是小说创作史的进步。在《歧路灯》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或者同时代的其他长篇小说如《红楼梦》等因多重写事，为写事而写人，虽然人物形象塑造也很成功，但其写人的意识在创作中并不明显，而《歧路灯》是为写人而写事，所以才会着意人物的塑造，将一书通写一人一生性格的发展变化，而且将性格写得非常成功。

平顶山学院李振明副教授《灯光闪烁，焰火灿烂》一文，从美学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歧路灯》的审美价值。他将小说文本意义存在称作是“灯光效应”，将“审美存在”称作“焰火效应”，进而从两者的互构关系入手，揭示《歧路灯》的审美特质，阐述了《歧路灯》的“充实之美”、“崇高之美”及形式美。见解独特，颇有新意。

五、方言研究

从冯友兰先生开始，方言就一直是《歧路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学术视点。张生汉教授《略论〈歧路灯〉的语料价值》一文，从《歧路灯》的方言入手，认为《歧路灯》这部用带有河南地方色彩的语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的长篇白话小说，其语料价值，绝不亚于其文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歧路灯》中的语言，大体上反映了18世纪河南方言的实际面貌，它不仅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因为作者运用的方言俚语相对丰富而成为研究18世纪河南方言的重要的语言学资料库。他还指出，《歧路灯》的语言有着鲜明的过渡性特征，又带有明显的区域性色彩。这就使得这部作品在汉语史，特别是方言史研究方面显得格外重要。这是《歧路灯》作为一种语料的首要意义。另外，他还指出，《歧路灯》也是中原官话的重要载体。研究中原官话300年来的发展史，也不能不研究《歧路灯》的语言。可以说，这一评价将《歧路灯》的语言学价值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刘畅博士的《论〈歧路灯〉语言的地域文化意蕴》一文，则从宏观角度诠释了《歧路灯》方言所包容的历史文化特质，认为从语言地域文化的视角分析其语言艺术成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刘永华博士的《〈歧路灯〉与方言词汇研究》一文，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入手，把18世纪中原官话代表作《歧路灯》与同时代的北京话代表作《红楼梦》、江淮官话代表作《儒林外史》中的部分具有方言特征的词汇做对比研究，揭示出《歧路灯》中中原官话特有的方言词数十个，并指出这种研究对语料甄别、版本鉴定、常用词替换、方言词汇比较、方言语法比较、方音比较乃至理论语言学的研究都会有所补益。

对栾星先生校勘的、现在通行的《歧路灯》文本的语言、校勘问题研究也是近年《歧路灯》语言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平顶山学院王冰博士对栾星校注本的语言及校勘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指出，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在文字的繁简体互用、部分词语校注和标点断句等方面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并认为通过从同书词语用例或同时代词语用例、常用词的使用以及现今方言用例入手校勘，是解决一些词语校理问题的可行方法。

六、比较研究

对《歧路灯》研究来说，比较研究并非新潮，但“比较”却仅限于同体文学自身的比较，同体文学之外的观照并不多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弦生先生的《散论〈野叟曝言〉与〈歧路灯〉》一文便有了开拓性的意义。

在文章中，张先生首先也对两部小说进行了细致的传统比较研究，但之后的比较颇显深意。他说：“《歧路灯》有很多次改编成影视或戏曲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而《野叟曝言》则一改即成，这是因为《野叟曝言》的传统侠义精神和层出不穷的机关设计与爆炸场面，极尽视觉刺激，很能受到观众的欢迎。”他接着指出，《野叟曝言》的成功改编应当为我们改编《歧路灯》提供一些借鉴。我们在改编时要关注受众的期待视野，要将《歧路灯》的改编和时下的“国学热”联系起来，要继承国学中宽容、淡泊、和谐、伦理、合作等方面的精神，要摈弃其落后、腐朽的成分。

杨晓宇先生《略谈〈歧路灯〉与〈红楼梦〉故事结果之异同》，从《歧路灯》的故事结果切入，与《红楼梦》的故事结果做比较研究，从而论证这两部18世纪产生的伟大作品故事结局的异同，梳理出《歧路灯》与《红楼梦》两部小说的各自独到之处，肯定了《歧路灯》的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应该加大对《歧路灯》的研究力度，扭转该作品“伟大而不著名”的现状，从而前无愧于先贤，后不负于来者。

从本次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来看，比较研究是《歧路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比较研究其实是《歧路灯》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因此，加大对《歧路灯》与其他小说的比较研究力度，将对《歧路灯》研究意义深远。

七、宣传与推广

积极宣传《歧路灯》，以扩大它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及学术影响力，也是本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与会的省市领导及专家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歧路灯》是河南人的作品，自是河南的骄傲，长期以来也仅在河南一地传播，以致知者寥寥，很难引起读者及学界的注意。因此，为了加大《歧路灯》的宣传与推广的力度，《歧路灯》的这种“恋家”情结必须改变。针对这个问题，与会的省市领导纷纷指出，《歧路灯》的宣传与推广工作要与河南省委提出的“实现从文化资源大省到文化强省跨越”的文化战略相契合，利用政策的优势，强力提升《歧路灯》在各方面的影响力。平顶山市政协主席裴建中指出，李绿园提出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主张，今天仍有很大的启迪和教育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李绿园及《歧路灯》在文学史、古典文学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升河南、平顶山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史上的地位，为“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支持。他强调指出，《歧路灯》的宣传与推广工作要和文化战略紧密联系。

平顶山学院党委书记许青云教授也指出：“我们一定要将《歧路灯》的研究深入下去，成立平顶山学院‘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所’，并筹备成立‘《歧路灯》研究会’，将平顶山学院打造成为《歧路灯》研究的基地和文献资料中心，将前辈们的研究发扬光大，努力让《歧路灯》拥有更多的读者，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强调在文化战略中深化《歧路灯》的研究力度，以学术团队的扩大促使《歧路灯》宣传工作的提升。

与此同时，在《歧路灯》的宣传与推广这个问题上，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表示了各自富于建设性的意见。欧阳健先生说：“振兴《歧路灯》的研究和传播事业，要靠河南人的努力，但又不能只呼吁河南人来努力。要自信它是全国第一流的佳作，是不比《红楼梦》、《金瓶梅》逊色的佳作。河南人要做的是，把《歧路灯》进一步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同时，又要在河南人自己心底种下李绿园情结，要以出了李绿园和《歧路灯》为荣，要让平顶山人、河南人，人人知道有李绿园和《歧路灯》，要把《歧路灯》作为孩子的乡土教材，作为干部的考核内容。同时，要创建《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心，筹建《歧路灯》研究学会，筹办更大规模的《歧路灯》国际研讨会，筹划拍摄《歧路灯》的电影电视剧，把全国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过来，曙光就在前头。”

沙旭升先生指出，《歧路灯》的宣传与推广工作要与文化产业的建设紧密结合，要将《歧路灯》的宣传工作作为一个社会工程，不能只是单枪匹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行为。我们要使政府和社会机构参与进来，积极扩大宣传《歧路灯》。我们还要不断扩充《歧路灯》的研究队伍，扩大《歧路灯》在学术界及社会上的影响力。他还指出，《歧路灯》的宣传一定要靠影视传媒的介入，但在介入的时候我们要循序渐进。《歧路灯》是部大部头的作品，要改编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先从对李绿园的宣传入手，以李绿园为中心拍摄一部纪录片，全面展示李绿园的多彩人生。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行《歧路灯》的改编与拍摄工作。

孟繁仁先生也指出，《歧路灯》的宣传与推广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工作，我们要逐步改变我们被颠倒的认识观念，要改变“纯文学”这一褊狭的文学批评标准，用多学科的交叉视角全面展示文学的价值。《歧路灯》是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我们对它的评价、宣传与推广都要有这个眼界。只有这样，宣传工作才会积极有效。

此外，对李绿园诗歌创作的关注及对《歧路灯》校勘者、研究者的关注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张亚新先生的《李绿园诗歌艺术摭拾》着重指出了李绿园诗歌的艺术价值。胡全章博士的《栾星与〈歧路灯〉的传播、研究及评价》一文，着重从《歧路灯》的校注与出版、《歧路灯》研究资料的搜求整理及文献考证以及对于《歧路灯》的评价与定位三个方面，全面展现了栾先生对《歧路灯》的突出贡献。秦方奇教授的《徐玉诺对〈歧路灯〉研究的独特贡献》则重点彰显了徐玉诺先生在对《歧路灯》搜集整理及艺术评价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些外部研究，对我们全面认识《歧路灯》及深入开展《歧路灯》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这次会议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三次《歧路灯》研讨会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新世纪《歧路灯》研究者学术交流的盛大聚会。它的召开，将对《歧路灯》研究中新史料的发现，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开辟《歧路灯》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培养壮大《歧路灯》研究队伍，澄清《歧路灯》研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歧路灯》研究专家欧阳健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歧路灯》研究90年的历史时机，举办《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以酝酿《歧路灯》研究的第二个热潮，具有非凡的意义。”

责任编辑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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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5X（2011）01－0194－04

2010-11-10

张清廉（1955— ），男，河南漯河人，平顶山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