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地区史前古人地关系初探

2011-04-13倪爱武田明中

河南社会科学 2011年1期

关键词：灵宝石器三门峡

倪爱武，田明中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三门峡地区史前古人地关系初探

倪爱武1，田明中2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三门峡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孕育积淀了丰厚的古文化资源。通过阐释该区史前古文化的特征和古环境的特点，探讨了古文化演进与古环境变迁的密切关系，认为：适宜的环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息环境和丰富的生活资源，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反之，环境恶化会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质量，阻碍、延缓文化发展，导致文化转型。

三门峡；史前；古人地关系；探讨

近年，古人地关系引起了众多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其研究不断深入。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更是关注的焦点。位于黄河中游的三门峡，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古文化资源底蕴深厚，可谓古人地关系研究的理想区域，但据现有资料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拟从该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和史前古文化的特征入手，借助文献资料和邻境地区的研究成果，试图揭示其史前古文化与古环境的关系，从而促进该区古人地关系的研究。

一、三门峡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位于黄河中游豫西边陲的三门峡，地处我国二、三级阶梯过渡带，东经110°21′42″～112°01′24″，北纬33°31′24″～35°05′48″，面积约10496平方公里，海拔200～2000米，属西南高、东北低的盆地。盆地内分布着河谷平原、塬地、黄土丘陵、山麓冲洪积平原等地貌类型。气候以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多年平均气温为13.9℃，年平均降水量550～800毫米，年均无霜期达7个多月，四季明显，气候温和，光照充足［1］，基本上能满足夏秋两季农作物生长和其他植物生存之需要，植物种类齐全，种群相对密集，具有南北交界地带的生态特征。

三门峡自古连南北、通东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地处黄土高原东南边缘，蕴藏着富饶的黄壤沃土；位于暖温带和亚热带交界处，气候温暖湿润；水系发达，河流众多，丰富的水资源，既为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又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供给了充足的水源。从人类起源始，这里即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选择，也是人地共生的良好区域。

二、三门峡地区的史前文化

该区的史前文化是古老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雄厚，源远流长。本文主要探讨该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

已发表的数据显示，三门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共18处［2］，占河南省60处的近1/3，且旧石器时代各时期的遗址都有，足见文化遗存之丰富。

1.旧石器时代初期：共发现遗址2处，即三门峡市的水沟、会兴沟遗址［2］，位于黄河岸边的冲沟里。采集的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和砍砸器、大尖状器及石球等。从种种迹象看，这些石器是由附近河滩上的砾石就地打制而成的。水沟、会兴沟遗址比丁村遗址时代要早，但从石器的制作和类型上看，二者却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反映出它们在文化上存在着一定的承袭关系。该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对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研究和三门峡地区第四纪地层的划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旧石器时代早期：共发现遗址3处，即陕县的侯家坡、渑池的青山和灵宝的朱阳镇营里遗址。其中，灵宝的营里遗址［2］位于黄河支流西涧河西岸，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锤、石砧及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等。就调查情况看，石器的制作者仍处在对河滩拣拾砾石进行加工制器阶段，但从石器制作特点看，营里石器制作技术已有明显改进。总的来说，该遗址地层剖面清楚，石制品集中且丰富，文化面貌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黄土原生层位资料不足的缺陷。其文化性质与丁村文化十分接近，也为探索丁村文化的渊源及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3.旧石器时代中期：共发现遗址6处，即陕县的张家湾（3处）、赵家湾，渑池的南村、任村。其中，张家湾遗址［2］位于黄河支流苍龙涧东岸，先后发现了3处石器地点，采集石器10余件。从地层上看，这些石器虽比水沟、会兴沟的石器晚，但从性质和制作方法上看，打片技术要进步一些。渑池南村的旧石器出自南村附近黄河第三级阶地的沙砾层，有石英岩小石片、正尖尖状器和单凸刃砍砸器。这里与陕西大荔人和山西丁村人所处的地貌位置很相像［2］，对探讨它们之间古文化、古环境关系有重要价值。

4.旧石器时代晚期：目前能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有3处，即卢氏的刘家岭、灵宝的函谷关和邢家庄。其中，卢氏的刘家岭，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4块、牙齿2枚，经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鉴定，为更新世晚期智人化石。伴生动物有鹿、牛、熊等［3］。灵宝的函谷关遗址，位于函谷关北面的黄河岸边，采集石器10余件，有石核、石片等，全部是用锤击法打制而成。在灵宝黄河岸边的邢家庄［2］附近拣拾到100余件石核、石片和石器，有小尖状器、小刮削器等，石器十分细小，加工很细微。尽管与我国北部地区常见的细石器在制作和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笔者认为还是体现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的特点。

另外，由于材料所限，还有4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无法划定其阶段，即灵宝的朱阳（2处）、孟村和三门峡市的王官沟。

综上所述，该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大都位于黄河岸边，反映出当时人们依河而居的生活环境；石器是从附近的河滩上捡取砾石并就地打制而成；石器的打制技术是在不断改进的，晚期的比早期的更加精细和规整；文化遗存较丰富，且延绵不断，从初期到晚期的遗存都有发现。以上发现不仅对研究中原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为构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二）新石器时代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三门峡地区的古文化更是辉煌灿烂，引人瞩目。据有关资料，该区共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41处［4］，主要分布于河流两岸和河谷阶地。特别是灵宝市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星罗棋布，多达110余处［5］，其中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6］，有74处之多，足见分布密度之大。经历了前仰韶、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谱系清晰，文化序列一脉相承［7］。对于研究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性质与发展脉络都具有重要意义。

1.前仰韶文化时期：该区发现的遗址有灵宝荆山，渑池班村、鹿寺、任村、陵上，卢氏薛家岭、祁树湾等。经过发掘的只有渑池班村遗址［8］，位于黄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是一处含前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现数座房基，房基周围是填有草木灰、火烧动物骨骼的灰坑，可能为室外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现的石器有燧石箭头和磨制的石斧。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还有个别夹蚌片和夹云母陶系。纹饰除素面外，有绳纹、附加堆纹等。在器物组合中，具有典型特征的是角把罐、钵形釜、小口直颈双耳壶、扁锥状足三足钵和附加堆纹盆等。据碳十四测年得知，班村遗址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6900年间，与裴李岗文化和贾湖类型的年代范围大致相当。从三者文化内涵比较来看，它们关系密切，又各具特征，应属亲缘文化。

2.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以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县仰韶村最先发掘而得名。目前，河南省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约800多处［2］，分布地域遍布全省。三门峡是全省仰韶文化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且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遗存都有发现。

（1）仰韶文化早期：从研究现状看，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发现的不多。目前，该区经发掘的遗址有陕县的三里桥、南家庄，湖滨区的南交口等。这3处遗址皆位于黄河支流青龙涧河南北岸的二级阶地上，出土器物以泥制红陶为多，夹砂红褐陶次之，灰陶、黑陶较少，以素面为主，多磨光，另有线纹、条带纹和三角纹等，器形以钵、碗、盆、罐、器座等居多，彩陶较少，花纹简单。三里桥、南交口发现有灰坑，后者还发现有1座半地穴式房址。南交口仰韶早期遗存当属于仰韶文化东庄类型，是迄今所见该类型遗存最丰富、文化特征分明清晰的遗址。

（2）仰韶文化中期：本期该区以庙底沟类型文化为代表，遗存众多，内涵丰富。庙底沟文化是以陕县庙底沟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以含三门峡在内的豫西地区为其分布的中心区域。据碳十四测年得知，庙底沟文化［1］的年代在公元前3900～前3500年，属仰韶文化中期。三门峡经发掘的主要遗址有陕县庙底沟，灵宝北阳平、西坡，渑池仰韶遗址一期，班村遗址一期，湖滨区南交口遗址等。该文化以泥质红陶最多，夹砂红陶次之，也有少量的泥质灰陶、褐陶。器物组合有双唇小口尖底瓶、曲腹碗、敛口曲腹钵、曲腹盆、小口平底瓶、夹砂罐、釜、灶、瓮等。绚丽多彩的彩陶图案是其突出的特色，花瓣纹饰最具代表性。近年，在灵宝西坡遗址还陆续发现了近10处大房屋基址，均为四面坡式房顶的半地穴式建筑［9］，其中，F105号建筑面积竟达516平方米。西坡遗址大房基的发现，表明这里曾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文化中心，为研究仰韶文化中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生存环境和文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进程与动因具有重大意义［10］。

（3）仰韶文化晚期：本期该区以西王村类型文化为代表，西王村类型得名于山西芮城县西王村遗址。据碳十四测年得知，西王村文化［11］的年代在公元前3500～前2900年，属仰韶文化晚期。三门峡地区遗存较少，目前经发掘的有渑池仰韶遗址二期和灵宝涧口遗址一期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典型器物为喇叭形小口尖底瓶、平底折沿浅腹盆、鸡冠耳钵形盆、折腹盆、敛口鼓腹红顶碗、高领罐等，以附加堆纹、绳纹为主，素面、篮纹次之。彩陶数量极少且花纹简单。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大宗，主要有铲、刀、斧、锛、锄、镰等。文化遗迹以灰坑为最多，房屋建筑分地穴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上述西王村类型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该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是通过西王村类型逐渐向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的，其三者是一脉相承的递嬗发展关系［12］。可见，遗存虽少，但意义重大。另外，近年发掘的南交口仰韶文化三期遗存，属于仰韶文化末期。它的发现，使豫、晋、陕交界地区仰韶文化末期的发展脉络及其向庙底沟二期文化逐步发展转化的过程更加清晰［9］。

3.龙山文化时期：据有关资料，该区共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20处［11］，像仰韶文化遗址的分布规律一样，主要分布于大小河流的两岸和河谷阶地。与仰韶文化时期相比，龙山时期的遗址数量有所减少，由141处减少到120处。尤其是灵宝盆地一度繁荣的史前文化在仰韶文化晚期有所衰落，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的数量剧减，由仰韶文化时期74处减至48处，单个遗址的面积也大大缩小，表现出明显的衰落气象［13］。

（1）龙山文化早期：该区最早进入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在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发现的遗址有灵宝涧口、王坡寨、乔营、北阳平、东常，陕县庙底沟，渑池仰韶村、不召寨、班村等。陶器为夹砂和泥质的灰陶或灰褐陶，红陶和黑陶数量很少。除素面和磨光陶外，纹饰以绳纹、附加堆纹和篮纹为主，其次为方格纹和弦纹。以手制为主，小型器物多直接捏制，部分陶器使用慢轮修整。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釜灶、小口平底瓶、鼎、筒形深腹罐等。据碳十四测年得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14］。

（2）龙山文化晚期：这里以陕县三里桥遗址为代表。经过发掘的遗址有灵宝城东寨，陕县三里桥、七里铺，渑池仰韶村、西河庵村等。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还有红陶、黑陶、褐陶。素面和磨光陶占相当比例，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以轮制为主，胎壁较薄，造型规整。器形主要有深腹罐、单耳鬲、单耳罐、小口高领瓮、圈足盆、圈足瓮、大圈足盘等。据碳十四测年得知，三里桥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400～前2000年［15］。

三、三门峡地区史前的古人地关系

古人地关系，简单地说是指古人类与古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古人地关系，主要是揭示古人类与古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为当今人地和谐共存提供借鉴。三门峡地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其古人地关系的研究，无疑对中原地区古人地关系和中华文明探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地关系

1.旧石器时代初期：考古学上的文化时代与地质学上的地质年代是有对应关系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早期。该区发现的更新世早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三门马、长鼻三趾马、梅氏犀、丁氏鼢鼠、鬣狗等18种，表明当时气候比较温暖，呈现出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观。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址——水沟和会兴沟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出，大型石器常见，如砍砸器、大尖状器，它们主要用于砸击、劈砍、挖掘等，加上石球的发现，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大型石器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森林草原环境下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产工具。从石器器形不甚规整、制作技术简单来看，又显现出较多的原始性。

2.旧石器时代早期：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中期大部分时间。该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披毛犀、梅氏犀、肿骨鹿3种，种类比更新世早期少了许多，但出现了喜温热的动物披毛犀，及在丛林和草原条件下生存的肿骨鹿，说明气候温热湿润，呈现出稀树、丛林、草原的植被景观。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灵宝营里，与水沟、会兴沟遗址相比，从石器的性质上看，石料的采集、石器的打片方法和石器的加工方法及器形都大致相同，反映出彼此之间文化的传承性和自然环境的相对一致性，先人们过着丛林草原环境下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的生活。

3.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相当于地质年代的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段。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渑池南村，与陕西大荔人地点所处的地貌位置很相像。孢粉分析得知，大荔人生活在一个针阔叶混交的森林草原环境中，气候温和半湿润；大荔人动物群的成员多为肿骨鹿、大角鹿、鼢鼠等草原性动物，也有水牛、鱼、蚌等喜水或在水中生活的物种［2］，反映出当时是以草原植被为主的环境和较为凉干的气候特点。再从南村旧石器地点发现的小石片、正尖尖状器和单凸刃砍砸器看，石器有向小型化发展的迹象。这同样表明，这里的自然环境正在向草原植被和温带气候的方向发展。因为小石器系统文化主要是一种适应草原或以草原环境为主的文化类型，主要用于切割和刮削等［16］，这反映出该区此时期是草原环境下的采集和狩猎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4.旧石器时代晚期：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晚期晚段。该区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野马、野驴、牛、安氏鸵鸟4种。野马、野驴的存在，表明当时有草原；安氏鸵鸟的发现，显示出干燥多风沙的自然景观。从气候上说，由温热已开始变得干凉起来。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灵宝邢家庄发现的小尖状器、小刮削器等，也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干凉的草原环境与气候应运而生的，为细石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总之，该区哺乳动物化石显示，旧石器时代的气候是由暖湿向干凉转变，呈现出森林、丛林、草原、沙丘、山坡、河流等自然景观［2］；石器是由粗糙的大型尖状器、砍砸器逐渐向精细的小尖状器、小刮削器演进，反映了先民们为了适应以森林草原环境为主向以草原环境为主的环境背景，从而不断地改进着生产工具；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时期人们始终过着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原始生活。

（二）新石器时代的古人地关系

1.前仰韶文化时期：从渑池班村遗址发现的火烧动物骨骼、精致的燧石箭头等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先民们仍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研究得知［8］，前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原大地为森林—草原—湖沼景观，河湖纵横，林草茂密，在原始聚落周围，有广阔的草原，时有鹿类、野兔等出现，为先民们采集狩猎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通过对渑池班村遗址水塔东剖面［17］进行颗粒分析，结合对这里前仰韶文化层做磁化率测试得知，前仰韶文化层与庙底沟文化层间磁化率曲线出现低谷的结果一致，可知距今约7000年时，前仰韶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有过降温事件，说明环境的变化促使了文化的转型。

2.仰韶文化时期：该区仰韶文化遗存密集的灵宝盆地，位于黄土高原东南部，因为有肥沃的全新世周原黄土，很早就成了人类的乐园。同时，灵宝盆地河流众多，水系发达，极大地满足了早期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对水源的需求，这也是当时的人们选择近水而居、沿河建村的重要原因，因而在这里开创了早期的农业文明。西坡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村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能鉴定的动物种类有24种之多。有喜温的哺乳动物竹鼠、猕猴、熊和獐等，说明仰韶文化中期这里曾是温暖湿润的气候；梅花鹿和獐的存在表明，遗址附近有灌木丛和草地；而麝则显示遗址附近有森林，说明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雕饰珠蚌和河兰岘的发现，表明遗址周围有自然池塘和小溪流，说明有一定的水域和湿地。可见，灵宝盆地仰韶文化中期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古生物和古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生息。西坡遗址大房基的发现，也向我们展示了在仰韶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下，灵宝盆地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3.龙山文化时期：研究表明，全新世气候存在冷暖、干湿的波动［18］。龙山文化时期尽管处于全新世“大暖期”，但“大暖期”本身不十分稳定［19］，至少在距今5000年和距今4000年左右有过两次明显而短暂的干冷期［16］，气温因此降低，气候变凉干，这应该是造成龙山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点从邻境的临汾盆地［20］、垣曲盆地［20］都可以得到旁证。除此，可能还有人口增长、大量开垦耕地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引起人口外移等原因。

四、讨论

综上所述，对三门峡地区史前古人地关系有以下几点认识：

1.三门峡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为连南北通东西的交通枢纽，便于物质、文化、信息等传递、融合与交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适宜多种动植物生存之需要，具有南北交错带的生态特征，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息环境和丰富的生活资源。古文化遗存众多，文化发展具有时代连续性之特点，文化内涵丰富，发展序列清楚，一脉相承，且古文化与周边地区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2.史前人类的生存和古文化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人类自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主要依赖并被动地适应着自然环境。该区旧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经历了由森林草原环境向草原环境的转变，人类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不断地改进着生产工具；新石器时代，肥沃的全新世黄土、丰富的水资源和温暖湿润的全新世大暖气，孕育了灿烂的仰韶文化。到了龙山时期，气候恶化，生态环境破坏，人口减少，文化衰败。可见，自然环境的变迁，会引起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从而导致古文化的兴衰交替：气候适宜，文化发展；气候恶化，文化衰落。人类只有适应自然，辩证地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够去改造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战胜自然，从而使人类文明持续地向前发展。

3.该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毫无疑问，古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中华文明探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因目前资料所限，该区古人地关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愿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以后的研究中，建议采取植物学、动物学、环境考古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通过野外采样、测试等多种手段，系统分析研究古人地关系的内涵，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地揭示古文化演变与古环境变迁的呼应规律，从而为当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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