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治经还须开生面

宋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我们在现代的语境中讲经学，不可能照着古人的讲法讲，只能接着古人的讲法讲，选择综合创新的进路，力求讲出有灵魂、有生命的新经学，讲出体现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有机统一的新经学。

经学；知识；价值

经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出现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我觉得，治经学的进路，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知识的进路，大概就是古文经学、朴学的路径；二是价值的进路，大概就是今文经学、宋学的路径；三是把知识与价值结合起来，可以叫做综合的进路，这种进路，既有别于古文经学、朴学，也有别于今文经学、宋学，权且称为新经学的进路。我觉得，对我们这一辈人来说，选择第三条路径较合适。

在我看来，知识的进路其实是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讲经学，着眼于“舞台上的哈姆雷特”。这种讲法无疑是必要的：倘若看不清楚“舞台上的哈姆雷特”，遑言“观众心目中的哈姆雷特”？把经学置于知识话语系统中，进行文本考订，梳理学脉传承，这是一项治经学的基础工作。从知识的进路看，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并没有错。所谓“史”，就是文本的意思。经学就是先贤留下来的文本，有如在舞台上演出的哈姆雷特。倘若不弄清楚文本，我们就无法进入经学的殿堂。汉唐经学家和清代朴学家，选择知识的进路，由于他们的努力，经学才能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流传至今，使我辈有文本可读。他们那种严谨的学风，令人肃然起敬，使我辈得益颇多。

作文本考订，其实是一苦差事。要想把数百年前乃至数千年以前的文本搞清楚，谈何容易！有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尚未搞清楚，令我辈摸不着头脑。例如，六经之中的《乐》经，哪里去了？为什么会遗失？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真伪如何鉴别？《易传》究竟何人所作？三礼是否真的就是先秦的周礼？为什么对《春秋》会有三家的歧解？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定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随着地下文物的发现，文本的确定性不断受到现代学者的质疑。马王堆帛书出土后，有人主张重新考订经典文本，郭店楚简出土以后，又有人提出重新考订文本的主张。倘若将来再有“牛王堆”、“李店”的文物出现，是否还得推倒重来呢？清代朴学家讥讽阳明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总想找到六经的“根”之所在，殊不知这种“寻根之旅”是没有尽头的！我们不能设想，等到把文本完全搞清楚了的那一天，再去诠释义理，因为那是不可能有的事情。

清代朴学家不买宋明理学的账，要求回到汉学的路径，回到知识的路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对于他们的诉求，我们可以表示同情，但不能完全认同。他们似乎矫枉过正，有意无意地将经学限制在了知识话语系统之中。乾嘉时代的朴学家们，只盯着经学的知识层面，而忽略了价值层面，以至于把经学讲成了无魂之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学派的批评是：“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今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精神，几夭阏焉，此其罪也。”[1]这个评语切中肯綮。如果完全局限在知识的话语系统中，势必疏离人们的精神世界、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从而失落经学的生命力。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对于乾嘉学派这种只谈知识、不问价值的讲法，套用王国维的话说，那就是“可信而不可爱”。

至于价值的进路，则是从哲学的角度讲经学，着眼于“观众心中的哈姆雷特”。观众的视角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处的语境不同，因而“观众心中的哈姆雷特”自然也就不同。“舞台上的哈姆雷特”是“一”，而“观众心中的哈姆雷特”则是“多”。“一”“多”固然相互含摄，但不能画等号。从价值的进路讲经学，就是讲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经学文本做出价值诠释，讲自己读文本的心得，不完全拘泥于文本。今文经学家所循的路径，就是这种路径。他们不像古文经学家讲究“文物训诂”，而特别看重“微言大义”，力求从经典中发掘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他们所说的“大”、所说的“微”，皆有价值意味。他们并不能完全脱离文本，否则就不算是经学家了；但并不受文本的限制，力求做出创造性诠释。在古文经学家眼里，经学是客观的知识，不能掺入主观的因素，不能预设有我；而在今文经学家眼里，经学是搭建价值世界的材料，必须预设有我。在哲学上，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不预设主体，怎么可能谈得上价值？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不同，必须以主体为前提。举个例子来说，老鼠对猫来说有食用价值，而对狗来说则没有食用价值。今文经学家从价值的进路讲经学，会讲出文本原本没有的意思。例如，《春秋·隐公元年》写道：“元年春王正月。”这本来是记时用语，而《公羊传》竟然解释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从知识的进路看，可以说站不住脚；而从价值的进路看，则无可厚非，因为这才是汉代语境与先秦语境的沟通，讲出了符合时代需求的价值理念。从价值的进路看，陆九渊“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六经皆我注脚”的说法，并没有错。

如果说古文经学的讲法“可信而不可爱”，今文经学的讲法则是“可爱而不可信”：二者皆不能令人满意。能否把知识的进路同价值的进路结合起来，找到第三种进路呢？先贤已经想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清儒王夫之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当时语境的限制，王夫之并未实现他的想法。王夫之以后，经学论坛上依然保持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竞长争高的局面。在清代，龚自珍、魏源推崇今文经学，阮元、俞樾推崇古文经学；在近代，康有为推崇今文经学，章太炎推崇古文经学。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左”的话语作祟，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不容许讲了，经学几乎成了绝学。不意近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经学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我觉得，在现今的经学论坛上，古文经学的声音过强，而今文经学的声音过弱。学者们似乎偏爱知识的进路，而冷落价值的进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同20世纪末学术环境有关。当时学术环境不够宽松，流行着“学问家出场，思想家退场”的说法。大家觉得价值评判有风险，搞不好要挨批，还是做纯学术比较保险。二是同章太炎的影响有关。在近现代中国，章太炎是国学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属于古文经学派，自然会影响后学。近年“国学热”再起，人们自然会追随章太炎的脚步，踏上知识的进路。

倘若这种重知识、轻价值的风气不改变，我觉得很难实现王夫之所期待的“六经责我开生面”。我们不能走古文经学的老路，不能把经学限制在知识话语系统中。事实证明，这种讲法，只能讲出无生命力的死经学，讲不出有生命力的活经学。我们也不能走今文经学的老路，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价值判断上。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只能立足于当今时代解读经典文本，得出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结论。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走知识与价值并重、综合创新的路。我们一方面要用相当多的精力（但不是全部精力），琢磨“舞台上的哈姆雷特”，整理文本，研读文本，作足“学”的功夫；另一方面还要读活经典文本，建构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作足“思”的功夫。知识关乎“学”，而价值关乎“思”。每个学者可能有所侧重，但不可割裂。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我们不是为古人治经学，而是为自己治经学，不必以“求原意”为终极目的。我们治经学，并不可能再现原意，只能立足于当下的语境，利用古人留下的资源打造属于自己的价值世界。六经只是先贤留下的思想材料，并不是思想本身。思想乃是我们这些在场的、活着的人才会有的活的话语，先贤已经退场了，思完了、想完了，已经不思不想了。不过，我们只能利用古人留下的思想资源搭建自己的思想世界。我们不可能照着古人的讲法讲经学，只能接着古人的讲法讲经学，力求讲出有灵魂、有生命的新经学，讲出体现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有机统一的新经学。至于这种新经学到底该如何讲，尚需学界同仁共同探索。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吕学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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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5X（2011）01－0072－02

2010-11-27

宋志明（1947— ），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