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欣平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广州 510275）

从“引泾”到“断泾疏泉”
——明清陕西渭北水利中的引水争议及裁定

康欣平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广州 510275）

明后期至清前期，渭北水利就“引泾”还是“拒泾”有长期争议。由于郑白渠引泾水利辉煌悠久的历史，“引泾”主张在明后期占据主流;自袁化中“拒泾论”提出后，逐渐获得认可，并最终在清乾隆二年朝廷作出“断泾疏泉”裁定。虽然争议中不乏地方利益的博弈，但裁定更多是环境、技术、制度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

明清;渭北水利;“引泾”;“断泾疏泉”

本文所关注的是:从明后期至清前期，人们就陕西渭北水利是打开吊儿嘴①吊儿嘴，位于引泾水利渠首所在地泾阳县北仲山上，明清民国时期皆有人主张打开它，使引泾水量加大，用以灌溉。亦作“铫儿嘴”或“钓儿嘴”。引泾河加大水源，还是“断泾疏泉”，企图一劳永逸这个问题上的一场百余年争议，及其争议的最后裁定。②本文所用渭北地区这个概念，主要指渭北平原，即今陕西泾阳县、三原县、高陵县等地，因为关中地区概念实在太大，有几十县之多。这些年来，陕西渭北水利研究论著较多，代表性的有钞晓鸿．争夺水权、寻求证据——清至民国时期关中水利文献的传承与编造［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7（4）:33－77;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4）:190－204．涉及本文所研究问题的论著有魏丕信:《清流对浊流:帝制后期陕西省的郑白渠灌溉系统》，该论著对18、19世纪的郑白渠灌溉系统面临的自然的、社会的和行政的环境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见刘翠溶，等．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M］．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435－505．渭北平原地区的引泾水利灌溉在中国水利史上有辉煌悠久的历史。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战国时期引泾水利工程——郑国渠使秦走上富强之路，吞并六国: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1］

韩人郑国到秦国作间谍，他利用为秦国开渠来消耗国力，使秦无力伐韩，但渠成“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秦以降引泾水利著名工程有:汉代为白渠，宋代为丰利渠，元代为王御史渠，明代为广惠渠、通济渠。清代继承这一辉煌渠系名称的为龙洞渠。

一 明代引泾水利之困境及“开吊儿嘴引泾”主张

明代渭北引泾水利面临一个难题:泾河含沙量大，淤积使引泾水利的渠口日昂;又泾水进入渭北平原前在高地，河水流速大、冲击力强，冲漱又导致泾河河身日下;因此引泾水利系统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壅塞崩坏，无法引水。这一难题并不是明代才有的，只是在这一时期问题更加尖锐。通常解决泾渠壅塞崩坏方法为:向北边高地山上不断迁移泾渠渠首，向下连接泾渠故道。在宋代丰利渠渠首不断上移已至山脚下，开始凿石渠引泾。到了明代，引泾水利工程面临着比以前更加困难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在不断向山上移动的渠首处凿石渠异常艰难。由于元代王御史渠口岁久淤塞渐坏，明成化初副都御史陕西巡抚项忠，上书皇帝请“自旧渠上并石山开凿一里余，就谷口上流引（泾）入渠”，［2］139这项名为广惠渠的工程集渭北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五县民就役，项忠去后经其后任余子俊、阮勤不懈努力，前后历经十七载而修成。对于凿石的艰辛，时人彭华在《重修广惠渠》记道:“役者咸篝灯以入，遇石顽辄以火焚水淬，或泉滴沥下，则戴笠披簑焉。”［2］139广惠渠行之二十余年，正德间因水涨石渠崩坏而重修，这次创修者为时任陕西巡抚萧翀，通济渠为此次工程命名，通济渠行之十余年，又因淤塞而重新修浚。［3］192－194屡兴屡废，工程凿石艰难和频繁的淤塞，使辉煌的渭北引泾水利在明代中后期就陷入困境，当时有些人主张用“打开吊儿嘴引泾”解决这一困境。

仲山之上的吊儿嘴地势较高，紧邻泾水，明中后期渭北一些人主张打开此山，引泾水入渠，且可以因吊儿嘴地势高引水起冲刷作用而解决淤积问题。明嘉靖十一年（1532）理学家马理在《重修泾川五渠记》记载，有人说“龙山之北有名‘铫儿嘴’者”，可以“凿而渠，以下达广惠”，不然“恐前功终隳”。［3］194这是笔者目前发现明代最早记述打开吊儿嘴引泾主张的，虽然记述讲打开吊儿嘴引泾水为他人主张，而马理在这件事上倾向性较为明显。①清康熙末年高陵知县熊士伯，将马理归入打开吊儿嘴引泾人物，参见熊士伯:《泾水议》，白遇道:《高陵县续志》卷一，光绪十年（1884）刻本影印，第10－12页。明万历年间，三原县人“王思印赴京上本，请开吊儿嘴，以接泾水入郑渠，部议未决”。［4］12对于王思印其人，由于目前所存材料记述匮乏，只知道他是三原人。三原人刘日俊为天启辛酉科进士，曾任御史，历官密云总督。［5］316崇祯六年（1633），他上书朝廷，力主打开吊儿嘴引泾，“谏议刘日俊复疏请开（吊儿嘴），下抚按两院议修，以流氛未靖止。”［4］12对于刘日俊这一事迹，明崇祯间三原知县张缙彦在《刘公建言减税裁局碑记》中道:“谏议虞臣先生，求消弭之本图，甦桑梓之重累，慨然具疏谓:秦乱新定，宜兴五县之利以竟神庙之德意，除一邑之害以溥皇上之宏仁。”张缙彦解释说:“盖公所谓兴五县之利，在疏凿泾河之铫儿嘴，以复郑白两公数千载灌溉之利;所谓除一邑之害，则特为三原减重课、革税官、存商贾、安本业也。”［5］448

对刘日俊行为大为赞赏的三原知县张缙彦，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引泾”派，他对渭北水利十分熟悉，提出修泾渠八策，其中第八策为“相其地势，渐次开凿”。他说:

前七月初六日看龙山，见广惠渠口壅填，不可踪迹。泾北渠身可低数尺，似不能引之入矣。及闰八月初二日，复至龙山，见渠身因水冲开，故址宛然，河水已与之平，但龙山下塞而不透耳。若掘渠去窒水，入渠者可三四分。从此溯流而上，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河身渐高，受水渐多，直至吊儿嘴无难矣。［4］9－12

他对引泾水比较乐观，只要持之以恒，“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直至吊儿嘴无难矣”。［4］9－12张缙彦主张“引泾”，但在其修渠八策里并未直接提出打开吊儿嘴，看来他对此还是有所怀疑。

二 明万历年间袁化中的“拒泾”立场

真正彻底否定打开“吊儿嘴引泾”者为万历间泾阳县知县袁化中。袁化中，字熙宇，山东武定州人。万历间进士，恺悌乐易，接士民若家人父子，古召公之流也。他死后泾阳百姓祠祀之。［2］57针对“三原人王思印走京师上书，请开吊儿嘴引泾水，工部持其议久未决”［6］290这种情形，袁化中写《开吊儿嘴议》，首次明确提出“拒泾”而专用泉水主张。

袁化中认为，郑国修渠拥有地利，“国至秦北山下，视泾河巨石磷磷，约三四里许，而泾水流于其中，堪以作堰。于是立石囤以雍水，每行用一百余囤，凡一百十二行，借天生众石之力以为堰骨，又恃三四里众石之多以为堰势，故泾流于此不甚激，亦不甚浊。”且郑国渠为土渠，非打洞于石山，顺泾水之性而不是与水性相争。到了汉代，由于泾水激冲，巨石逐渐被冲落，郑国渠当年“石囤无着”，汉太始中有中大夫白公，在郑国渠上二千步外凿渠引泾，下达郑渠故道，灌田仅四千五百顷，水利仅及秦时之十分之一，这就是汉代白渠。白渠修建时“河势犹宽平也，山足犹易凿也”。宋代丰利渠在白渠之上借上流泾河中大石，筑大堰，引泾水下接白渠，灌田三万五千余顷。宋代丰利渠“利不数年，渠又高，堰日坏，水不能入”。元王御史渠在丰利渠上开石渠五十一丈，该渠延佑元年（1314）兴役，至元五年（1339）修成。明代成化年间陕西巡抚项忠“请自旧渠龙山后崖划开，穿山为腹，凿石渠一里三分，欲上收众泉，下通故道”，但由于山中石顽如铁，凿洞技术为炭炙醋淬，工作环境不见天日，该工程兴工于成化初，经余子俊、阮勤等继任官员努力，历十七载而成，这就是广惠渠。袁化中认为，历经十七载的广惠渠得不偿失，“渠成而官民之力竭矣，河引而淤之患日甚矣”，如今提议打开吊儿嘴结局“恐亦废同广惠耳”;倘若以打开吊儿嘴之物力十分之一，收北山之泉水，而水利也是溥大的。他指责开吊儿嘴的人“止知开而不知其开无用”，而他的不开吊儿嘴、尽收北山之泉水的建议则“利关万世”，“事固不小，虚糜脂膏，事亦匪轻，愿当事采择焉。”［7］19－22

袁化中“拒泾”立论以史实为基础，反复告诫引泾渠修建难度愈来愈大，且由于冲刷和淤塞存在时间不长，弊端已经大于获利。他的论证中猜想成分不少，如郑国渠修建中“石囤”，汉代“石囤无着”等，之前的文献没有这样记载;不过这些细小虚构似乎也没有影响他基本立足于历史经验的说服力，尤其“虚糜脂膏”、凿渠苦民的仁政理念，在传统儒家社会很有影响力。

袁化中之后，清顺治间泾阳知县金汉鼎在其任上督修过泾渠，就其对修渠看法而言，他事实上是反对“引泾”的:“（泾）河身日洿，渠口日昂，迺起五县徭役，伐石截木，入水置囤，十月引水以嗣来岁，入秋始罢，已复就役，寒暑昼夜，督责不休，民至有上诉愿驰其利，以免劬累者。嗟乎!夫韩本欲疲秦于一时，不知后世疲更甚耶!抑踵事增华，一劳永逸之道未之讲耶!”［16］金汉鼎认为泾渠反复兴修造成民苦，违背了一劳永逸之道。他对在修泾渠时得到泉水十分兴奋，“凿石渠数丈，得泉源焉，瀵湧而出，四时不竭……初本为溯泾至此，匪意竟另辟一泾了，不假夫泾，天造与? 地设与? 人力与? 异哉!”［2］143－144

三 高陵县的声音:“引泾”、“拒泾”争议后的县际博弈

高陵县位于引泾灌溉区域下游，用水形式十分严峻。明天启元年（1621）高陵知县赵天赐重修刘公庙①明天启元年赵天赐重修刘公庙并撰写《祭唐刘令文》（该文见白尔恒等《沟洫佚闻杂录》，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6－197页）。刘公庙纪念唐代高陵县令刘仁师，仁师事迹见唐刘禹锡所撰《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可参见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第26－28页），碑文记有:唐长庆三年（823）至宝元年（825）间，刘仁师不畏权势，为高陵县民众从上游泾阳县争得泾河水利。，通过此举，表明高陵用水的正当及合理性，这也间接说明高陵与上游泾阳县的用水冲突之激烈。光绪《高陵县续志》作者甚至指出:“（泾渠）明代虽有修浚，而嘉靖时县东南北民久不得用水，将夫役告消矣，是县之水利，有明一代仅存虚名。”［8］482

进入有清，高陵的情况没有好转:“自泾水日下，不能入渠，惟资山泉，其利止及醴、泾，次之三原尚有些微，高陵远，无滴水。”［8］481康熙五十六年（1717），熊士伯升任高陵知县。熊氏是一个关心民瘼的好官员②熊士伯在高陵知县任内开泾渠、清滩田、复茶店、减盐引，见白遇道:《高陵县续志》卷四，光绪十年（1884）刻本影印，第10页。，初任高陵知县，即图振兴泾渠水利，不远一百余里，多次到达堰口。他看到的情形:“铫儿嘴北已开七十五丈，取水河心，广惠至龙洞未开者，才十有三丈耳。相其山石，非如铁洞之坚。”熊士伯遂采取行动，于当年二月廿日捐募土工，在旧渠痕迹北边挖掘了一条长五丈余、阔六尺至一丈、深一丈到一丈八九尺的土渠。四月十七日他再捐募石工，“从龙洞空处屈曲近五丈，南凿丈余，知上有天窗，长二丈余，高六丈，土石委积，凿掘兼施。闰六月初二，南北已通，上开小渠一道，引山水入河”。他讲这两项工程只花了一百多两银子，所用时间也不多，因而他批评那些“谓石坚难凿虚縻脂膏者，谬也”。他乐观地指出:“凿开嘴石，泾水长流。另立闸口，时启闭防浊水，使三、高永免亢旱之虞，醴泾亦无壅遏之患，为利无穷耳，前后尚须深阔结岸塞隙，约费千金。”［8］481

熊士伯认为引泾水为渭北水利要务:“窃照救旱莫如开渠，秦郑汉白宋元明皆因之，要必引泾水，源远流长，故溉田为广也。”［8］841他称赞主张打开吊儿嘴的人:“嘉靖时马忠宪有铫儿嘴不开，恐前功终隳之语。后此原民王思印、谏议刘日俊、原令张缙彦，皆确有定见者。”［8］841他指责泾阳知县袁化中“拒泾”是站在泾阳的利益上，“惟袁化中云嘴不必开，开亦无益，特为泾阳言泾阳耳。”他认为袁化中“拒泾”为有害之说:“吠声者，昨指而未尝深求，惜费者，明知而率多退沮，加以自私自便，创为有害之说，以遂其不费疏凿，安享成利之心，举数千年莫大之利，等闲弃之，良可惜也。”［8］841

熊士伯在指责袁化中“为泾阳言泾阳”，而他自己不就是“在高陵言高陵”的利益之争者吗?透过“引泾”、“拒泾”不同主张，争议的另一面相为县际利益的博弈。泾阳县处于引泾水利的上游，其灌区利益较有保证，而打开吊儿嘴引泾工费浩大、民众劳苦，对泾阳县官绅而言，“拒泾”实为不错的选择，上面所讲“拒泾”观点即出自泾阳县官员。高陵县、三原县处于引泾灌溉的下游，渠水量不足使高陵、三原灌区的农地用水无法得到保证，只有引泾加大渠水量才可能使其灌区有水，因而前述主张打开吊儿嘴引泾的多为高陵县官员、三原籍人士及三原官员。

四 接续“郑白渠”:雍正年间的努力

恢复郑白水利的辉煌，在清前期雍正年间一度成为渭北水利努力的目标。清雍正五年（1727）正月，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报勘查河渠折》讲，陕省西安凤翔二府“渠利之大，惟泾阳北山之郑白渠为最”，“讵历年既久疏浚失宜，龙洞与郑白渠竟浊泥淤塞，堤堰大半坍圮，现今水册所载，醴泉等五县，仅灌地一千余顷，较之原报八千余顷之旧额，十减其八，若一经亢旱，则又涓滴全无”。他提出建议，“龙洞之淤塞亟宜挑挖通畅，郑白渠之积壅务当疏浚深广，更于堤堰旧址帮筑宽阔，建设闸口，以裨坚久”。岳将龙洞渠与郑白渠并提，显示出在渭北水利上的雄心。岳钟琪打算委派西安府知府潘寀鼎担任龙洞郑白渠修浚工程，估计工费及工料约八千两银。雍正帝爽快批道:“览奏渠道情形，周详明晰之至，有旨谕部矣，工料等项所需无几，自应动用正项钱粮。”［9］401－402

岳钟琪的郑白渠恢复计划刚刚开始，就赴四川任事，在途中与新任陕西巡抚法敏相遇，以龙洞渠水利兴修相告，法敏记述了他们途中会面:“途遇督臣岳钟琪，询及地方事宜，云泾阳向有水渠，壅塞多年，若修浚得法，引水灌溉，则泾阳、三原、高陵、醴泉四邑之田土，可享其利。”［10］577－578法敏到任后，对龙洞渠兴修热情很高，“即细加查询，详考誌书，实系惠民善政，随令布政司陆续发给公项银两，乘此农隙趋工修筑，务于三月内疏通，令其及时得水”。雍正五年三月初一日，法敏亲率陕西省布政使张廷栋等，“轻骑减从，前赴泾阳龙洞，遂加查看渠道，已经疏通。惟分水、节水各闸座及引水灌田之耳口，尚有未经修理者，其渠之底岸亦有应加高深扩充者，皆相度地势参考前规，指示在工各官，令其速行修理，三月尽可以完工。沿途见各邑耆老乡民，拈香环集，跪颂皇上爱养百姓，遣官查勘，发帑修浚，使数百年久塞之渠，一旦流通，燥田地尽为沃壤，闾阎得受无穷之利。”［10］577－578

雍正五年的龙洞渠修浚，官家出资约八千两，这并不是全部费用，“官银一两，民赔倍余”，当时渭北四县百姓虽然苦累，但由于年岁丰稔，民力犹可支持;［11］3加之主其事岳钟琪、法敏都抱有做事、建功的热情与信心，修浚事业顺利完成。没有具体数字讲这次修浚后灌溉面积，不过距离郑白渠的业绩遥远似乎不用怀疑。

五 “断泾疏泉”:乾隆二年引水之争的裁定

雍正年间修浚不及十年，乾隆元年（1736）泾渠“又复岸损渠淤”。［12］35乾隆二年（1737），渭北泾渠水利引水问题，引起了从朝廷到地方上上下下的关注。在朝廷有工部、议政王大臣关注此事，［11］2且有一个翰林侍读学士世臣上奏皇帝说:

陕西泾阳县故有郑白渠，自秦汉迄唐，引泾灌田厥利饶沃，其后泾益低下，渠高昂不能纳水。宋大观间乃更凿石为丰利渠，元至大间又凿新渠，皆不久而废。明巡抚项忠穿龙山为洞穴，疏泾水，命曰广惠渠，即今龙洞也。地既迫狭，不能受洪流，土石填淤，洞口充塞，渠益不利，而洞前有筛珠、琼珠及他无名称者小大之泉，以数十计，皆走渠中，稍出谷口，民颇得灌田，不藉泾也。渠左缘山趾，右并泾流，旧为堤防以拒暴涨，而石隙穿漏，泉水下走，常十七八入泾，及田间者二三数而已。自雍正五年发帑金治渠，渠中淤泥既去，渠岸亦完，而数年以来厥功莫继，虑恐渫坏日甚，灌溉益少，非所以广利源，规久远也。谓宜益发帑金，疏浚龙洞，固其堤防，俾水皆输，田利必数倍，而有司慎惜经用，莫敢轻发。比闻地方大吏遣官相视，欲于广惠渠北更凿铫儿嘴引泾南达，然地形益高，泾不就引，勉强为之，虽成必废，往代之迹足为前车，臣以为重费无益，不如修龙洞渠便。［13］31－32

世臣没有到过龙洞渠，他关于龙洞渠水利知识来自于文字材料的阅读，来自明代袁化中《开吊儿嘴议》可能性极大，因为他的收泉水及“泾不就引，勉强为之，虽成必废，往代之迹足为前车，臣以为重费无益，不如修龙洞渠便”观点与袁化中是一致的。

乾隆皇帝将世臣所奏下发陕西巡抚议，乾隆二年陕西巡抚为崔纪。他遵照皇帝旨意，令陕西布政司组织龙洞渠是否引泾水的讨论。在陕西官场这场讨论之前，他派陕西粮道席雍、驿道武忱携带测量仪器，到达龙洞渠渠所，悉心相度龙洞渠是否可以引泾。席雍、武忱观察估量后认为:铫儿嘴山石坚劲，工费浩大，骤难成功;现今最要工程，莫若在龙洞内筑一石埧，以纳众泉，不使漏入泾河，又在龙洞南畔等处，加高石堤，以防浊水泛溢、壅塞之患。席雍、武忱的看法与世臣奏议，被崔纪“一并发交”陕西布政司组织的这场讨论，以便“妥议确估”。讨论参加者有西安府知府、水利通判及泾阳、醴泉、三原、高陵四县知县，讨论结果称“查淘尽淤泥，持修渗漏，实为渠道扩容纳之功，增高石堤，开导山水，亦为渠道防漫溢之害，至于建筑石埧以收龙洞倒流，并大王桥上下诸泉，又所以广资灌溉，实有裨于民生，故属修渠切要工程”，这一讨论结果不言引泾，主讲如何疏导泉水。［11］2－3是否打开吊儿嘴引泾的讨论，几乎牵涉到整个王朝官僚系统所有层级:上有皇帝、工部官员、议政王大臣、翰林院侍读学士，中有巡抚、布政使、粮道、驿道，下有西安府知府、水利通判及泾阳、醴泉、三原、高陵四县知县。从崔纪的奏折叙述来看，乾隆二年“拒泾”几乎为王朝官僚系统上下讨论所得出一致结论。崔纪在他的奏折最后明确支持了陕西地方官员的讨论结果:“至引泾一事，臣考诸志载，当访舆论，虽议者纷纷，究难见诸施行。”［11］4现存的资料没有朝廷的回复，但根据稍后的资料表明，乾隆二年“拒泾”这一裁定明确被作出。首刻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泾渠志》载:“乾隆二年增治龙洞渠堤，始断泾水，疏泉溉田。”［13］31道光《泾阳县志·水利考》记载:“斯时建闸以时启闭，犹未尽绝泾水也。乾隆二年增治龙洞渠堤，始断泾水，疏泉溉田。”［6］290也就是说，“断泾疏泉”成为乾隆二年的一个明确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崔纪虽然在“断泾疏泉”的裁定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乾隆时期泾阳两部县志讲到龙洞渠水利兴修时对崔纪这个名字皆不提①清乾隆十二年（1747）唐秉刚所修《泾阳县后志》卷三（清乾隆十二年刻本，第1－2页。）有“风宪”条讲兴修水利的人物，独省掉崔纪;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葛晨所修《泾阳县志》卷五（葛晨．乾隆泾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⑦．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7:52－53．）“风宪”因袭唐志，亦无崔纪修渠记载。，解释的可能原因:崔在陕西巡抚任上大力倡导打井，因操之过急而造成民苦;又在陕西歉收之年，偏袒其家乡山西商贩，违禁在陕西的郃阳、韩城私贩粮食。崔纪因这两件事引起陕西官民不满，乾隆三年（1738）三月被调任湖北巡抚。［14］41而县志将“断泾疏泉”这一决定归于未到泾渠考察过的世臣奏议，可能与世臣的身份相关，他出身满族正白旗，雍正五年丁未科中三甲进士，［15］1511－2697乾隆初年为皇帝身边的侍读学士;对修纂地方志书的士绅而言，世臣代表了王朝的权威。

乾隆二年“断泾疏泉”在渭北水利史上有重要影响:“夫所谓泾渠者，本引泾水为渠也。自宋凿石渠而制一变，明以泉水与泾水兼用而制再变，至是则用泉水不用泾而凡三变矣。”［6］290

六 “拒泾七说”:乾隆初年唐秉刚对“断泾疏泉”的全面阐述

乾隆元年任泾阳县知县唐秉刚②唐秉刚，字近仁，广西桂林人，举人，由醴泉知县于乾隆元年迁泾阳知县，见唐秉刚:《泾阳县后志》卷三《官师》，清乾隆十二年（1947）刻本，第3－4页。，参加了乾隆二年西安府知府、水利通判及泾阳、醴泉、三原、高陵四县知县关于“引泾”、“拒泾”的讨论。虽然崔纪的奏折讲这次官场讨论结果一致，但讨论过程的争议应属正常，而唐所著《龙洞渠水利议》，从行文和语气来看，与乾隆二年的“引泾”、“拒泾”的争议实有莫大关系。该文从七个方面论述打开吊儿嘴引泾之不可行，论证严密且饱含感情，有很强的说服力，限于篇幅，不能将其全文录下:

乃自有明以来，已有开凿吊儿嘴之说，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作事谋始，有不得不为之熟计者。

一水利宜实核其多寡也。夫上糜国帑下役大众，以利言耳，利必百倍所费，而后可兴。昔秦时溉四万顷，宋溉三万余顷，元溉四万五千余顷，为利溥矣，白渠仅溉四千七百余顷，不及什一，……且明凿广惠与宋元之凿丰利新渠等碑载，广惠灌田八百顷，同一由白渠也，而广惠何以不及宋元之十一，由此而推，即复凿广惠上流，谅亦不能加于广惠，故曰费浮于利勿作可也。

再渠口不可不察其形势也。……宋元以后凿山穿洞，渠腹逼狭，行道又长，宁容石砂填塞，夫广惠已极高处，所以不久便废。设于广惠北山再高二三里，仍由从前故道而出，其淤溃必更加速矣。

又工程可不稽期限也。郑渠谋本疲秦，渠成之难可知，白公于郑渠上凿石渠五十一丈，又别开水道达于渭要，亦历久而就。至宋开丰利始于大观元年九月，成于四年九月。元凿王御史渠始于至大元年，成于至正二十年。明凿广惠渠始于成化元年，经理十七年而后有成，岂不以凿石渠难于凿土渠，凿山上顽坚之石渠倍难于凿山土石相兼之渠欤!若于广惠上游再开渠口，须于龙山后背穿穴而后可，以透引河流，夫广惠凿石一里为期十七八年，况再凿上游二三里之石洞，年限尤难数计。……

又兴作不可不恤民力也。夫朝廷念切民依出内库金钱为民兴利，而傍渠利户亦应助役。古者不可详考，元王御史渠尚未成功，已积十五万三千余工，明洪武八年起军夫十万余，永乐三年起军民夫二万九千余，成化元年合五县夫匠三千人，十二年用匠四百人，五县之民更番供役。夫小民可与乐成，难于谋始，当其征发，繁兴不免，咨寒怨暑。况自谷口入山，悬岩峭壁，寄顿无所，每夫分领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且五县相离或数十里，百余里，往返疲劳，其苦可知，每岁八月治堰，九月毕工，截石伐木、掘砂悬土入水置囷，下临不测，十月引水以嗣来岁，入秋始罢。又复兴役，若再开凿山石，势必征调夫匠，积以岁年，费既不赀，劳亦堪悯。

又水性不可不辨所宜也。……古歌云: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以粪以溉，长我禾黍。泾不但灌，且能肥苗，乃今访之山农野老，自行履视，凡泾水所过，禾苗倒压，凝结痞块，日晒焦裂，立见枯萎。何今昔之硗沃顿异耶!意者流平行缓，水与土和，粗粝下沉，浆汁上浮，且粪且溉或由乎此。迨渠口徙入山谷，性则苦寒，质尤粗重，唯有砂砾腾沸，全无土气以滋之，自然枯瘠，不与苗宜。目今山间诸泉，清微洞澈，且其气温暖甘凉，与稼相宜，涉冬不冻，濡手不皲，随时淘浚，人不知苦，此计水性所宜而知凿山之宜审者。

又水沟不可不量其深广也。……然则广惠之旋修旋废，非尽关河低难引，亦由沟狭流急堤易损坏故耳!设凿龙山以后，其下流仍由广惠以岀，而广惠旧沟狭隘，安能再承吊儿嘴数里之石砂冲塞耶。若再展广惠数尺石壁愈厚，更加十七载，未敢必其有成也。

又渠制之因革不可不知也。……［16］89－90

唐秉刚给出的善后办法:“唯有断去凿山引泾之议，尽收现行之泉流而已。”［16］90唐在论证泾水不可引的这七个方面，联系历史上引泾的成败经验及当时面临艰难外部条件的约束，有很强的说服力;乾隆《西安府志》收载此文，可能的原因是唐秉刚参加陕西布政使司组织的西安知府、水利通判及渭北四县知县讨论时，他的“拒泾”主张得到广泛的赞同。清乾隆十二年（1747）唐秉刚主修《泾阳县后志》，在《水利》一章发展了他的开吊儿嘴引泾水不宜的七个理由;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葛晨主修《泾阳县志》卷四《水利》，全部收录了唐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乾隆初年，就渭北水利而言，唐秉刚的开吊儿嘴引泾水不行七说，成为全面阐述“断泾疏泉”的理由，由于收于地方志书，成为正论，影响越来越大，如他在讲“水性不可不辨所宜”时指出泾水“不与苗宜”的观点，不久就被乾隆中期任陕西督粮道的王太岳吸收，收于他所著的《泾渠志》。

七 余论

由明代中叶开始的是否打开吊儿嘴引泾的争议，起初只是地方人士及地方官的参与，其中不乏背后的县际间利益博弈，但由于郑白渠辉煌历史而形成的官方主导兴修的传统，且该水利灌溉历来颇受统治者高层重视，该争议的裁定逻辑并非从地方利益博弈出发。虽然熊士伯指责“拒泾”论首创袁化中是站在泾阳立场上，但袁化中的“渠成而官民之力竭矣，河引而淤之患日甚矣”理由并不狭隘，其“拒泾”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呼应与赞同。翰林学士世臣反对引泾的理由同袁化中“开之无用”如出一辙:“比闻地方大吏遣官相视，欲于广惠渠北更凿铫儿嘴引泾南达，然地形益高，泾不就引，勉强为之，虽成必废，往代之迹足为前车，臣以为重费无益，不如修龙洞渠便。”［13］32而从唐秉刚在《龙洞渠水利议》所讲的水利之多寡，渠口之高低形式，工程之期限，民力不可不恤，水性不可不辨所宜，水沟不可不量深广，渠制之因革不可不知——这七个反对“引泾”理由来看，“断泾疏泉”实乃是综合效益、环境、仁政理念、技术等因素下的理性选择。

相反来看，“引泾”派留下来打开吊儿嘴理由文字极少，如熊士伯“凿开嘴石，泾水长流。另立闸口，时启闭防浊水，使三、高永免亢旱之虞，醴泾亦无壅遏之患，为利无穷耳，前后尚须深阔结岸塞隙，约费千金”的观点，显得乐观过头，并没有提及具体怎么凿开的问题。打开吊儿嘴需要凿石，明代广惠渠凿石技术彭华在《重修广惠渠》记道:“集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五县民就役，穿小龙山、大龙山，役者咸篝灯以入，遇石顽辄以火焚水淬，或泉滴沥下，则戴笠披簑焉。”［2］139袁化中记述则为:“山中石顽如铁，工作甚难，日用炭炙醋淬举凿焉。”［7］21“火焚水淬”是用火烧石，用冷水击使其破裂;“炭炙醋淬”是用木炭炙烧山石，然后用醋浇在炙热山石上，使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使所烧山石部分脱落。相比而言，“炭炙醋淬”比“火焚水淬”技术要好些，但也百步五十步之间，就广惠渠凿石技术而言，时人彭华所讲更可靠些。不管“火焚水淬”还是“炭炙醋淬”，用这样的技术凿山成洞，难度可以想象，且对参与工程的人员心理是何等考验。因此，单从技术而言，打开吊儿嘴引泾难度之大不可行。此外从制度层面讲，明后期一条鞭法、清初“摊丁入亩”相继推行后，徭役货币化成为趋势，因而组织大规模民力长期在渭北修建泾渠已不可能，万历中期以后引泾水利工程修浚，再也不能像广惠渠那样十七载动用民力:明万历二十八年，重修泾渠洪堰，用时三个月，官府颇注意工程方法，避免民役受其害。［17］39清雍正五年修浚，虽然有五县民役的参与，但时间不长，三个月完

成。［10］577－578

在没有技术突破以及其他种种约束的情况下，乾隆二年“断泾疏泉”裁定，的确显示出时代理性和智慧。为了让人们记住“引泾”无益，唐秉刚在其主修《泾阳县后志》中苦口婆心地提醒人们:

夫为非常可喜之论者，利之为名虽美，而害之所贻亦大，凿吊儿嘴而未必有利者也。为平近无奈之说者，今之为益虽少，而后之受累亦轻，谨守龙洞泉流而未必无利者是也。权衡二者之间，通考古今之变，以参稽利害轻重之数。论水利而史臣之谀词不可轻信以贪功;论形势而山脚之尽处更难再上以展步;论功程而据广惠之历十有七载，更难积久以俟河清;论工役而据广惠之官民俱竭，更难省费以倖大功;论水性而砂砾瘠枯之流，无以加于清泉;论渠沟而四尺逼仄之槽不足以容狂浊;论因革而未然万一之新渠，未敢必其胜于有明以来二百余年之现利。以因旧之成谋，较诸开创之新利，孰劳孰逸，孰益孰损，此必待熟计深虑而后可举者也。［12］49

乾隆二年后“断泾疏泉”成为渭北水利的常态，拒泾的合理性在不断强化:王太岳在《泾渠志》后序中，甚至视明代赴京上书主张打开吊儿嘴引泾的王思印为“妄男子”;［13］7由唐秉刚提出王太岳大力宣扬“泾水不与苗宜”成为正论，只有在嘉道年间精通数学的安清翘①据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二载，安清翘，嘉道间有数学五书若干卷刻本行世，张之洞《书目答问》视其为师，列其姓名。（《续修四库全书》516册，第546页。）那里得到质疑:“芥子（王太岳，字芥子）谓泾水污浊败苗，有害无利，必拒之使一滴不入而后可，诞甚!”②安清翘:《书王芥子泾水志后》，见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卷八十九《工政》十一，清光绪石印本。按“泾水不与苗宜”说未必没有一定道理，魏丕信在《清流对浊流:帝制后期陕西省的郑白渠灌溉系统》一文也曾关注（刘翠溶．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M］．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481－458）;但总而言之，此说被民国年间泽惠渭北的引泾水利工程——泾惠渠实证错误。“泾水不与苗宜”说何尝不是“拒泾”心态下合情合理的借口。

但“断泾疏泉”所显示的理性和智慧是有限的，一百多年后，“引泾”水利被郭希仁及留德学习水利的渭北人李仪祉再次提起及筹划;20世纪30年代由陕西省政府与华洋义赈会合作完成的泾惠渠，再次“引泾”，接续了郑白渠的辉煌，成为中国水利现代化的标志工程。从引进西方现代水利技术修筑成功的引泾水利工程——泾惠渠角度来看，明清渭北水利中这场引水之争及裁定的意义当别有滋味。

［1］司马迁．史记·河渠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08．

［2］葛 晨．乾隆泾阳县志［M］．陕西府县志辑⑦．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7．

［3］马 理．重修泾川五渠记［M］//白尔恒，等．沟洫佚闻杂录．北京:中华书局，2003．

［4］张象魏．三原县志·水利［M］．清乾隆三十年（1965）刻本．

［5］刘绍攽．乾隆三原县志［M］．陕西府县志辑⑧．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7．

［6］胡元煐．道光重修泾阳县志［M］．陕西府县志辑⑦．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7．

［7］王际有．泾阳县志·水利［M］．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

［8］白遇道．光绪高陵县续志［M］．陕西府县志辑⑥．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7．

［9］岳钟琪．奏报勘查河渠折［M］//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七辑．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78．

［10］法 敏．奏报水渠壅塞折［M］//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七辑．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78．

［11］张伟仁．明清档案:第78册［M］．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A78 －80．

［12］唐秉刚．泾阳县后志·水利［M］．清乾隆十二年（1947）刻本．

［13］王太岳．泾渠志［M］．清嘉庆九年（1904）刻本．

［14］清实录·高宗实录: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6］舒其绅．乾隆西安府志［M］．陕西府县志辑①．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7．

［17］重修洪堰众民颂德碑记［M］//王智民．历代引泾碑文集．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

Form“Yinjing”to“Duanjingshuquan”:A Dispute and Decision on Water Conservancy in Weibei of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ANG Xin－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 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For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there was a long－term dispute over water conservancy in Weibei of Shaanxi province．The dispute was about“Yinjing”or“Jujing”．Because of a glorious hist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Weibei，“Yinjing”occupied the mainstream in the Late Ming，but Yuan Huazhong’s theory of“Jujing”gradually obtained the approval．A decision of“Duanjingshuquan”was adopt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Qianlong reign period ．The rational result was brought about by many factors，such as environment，technology ，system，and so 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ater conservancy in Weibei of Shaanxi Province;“Yinjing”;“Duanjingshuquan”

（责任编辑 魏晓虹）

C912，K203

A

1000－5935（2011）02－0090－08

2010－11－12

康欣平（1973－），男，陕西岐山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及区域史研究。

·科技哲学与科技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