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3）

当代小城镇小说的现代性反思

赵冬梅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3）

文章通过对当代小城镇小说中小城镇“建筑格局”、“文化生活”等方面变迁轨迹的描述，分析了小城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并由此探讨了小城镇小说于这些问题的独特价值。位于城乡之间的中介性，使小城镇集中并放大了现代性这一当代中国“未完成的工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而小城镇小说从审美、感性、人文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又为进一步反思、重构中国的现代性话语提供了一个参照的范型。

当代;小城镇小说;现代性;反思

小城镇是现当代中国一个广泛而独特的存在，以其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当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对小城镇进行科学研究时，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即“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科学研究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1］可以说改革开放后被作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大战略的小城镇建设，与费孝通等学者的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作为文学研究，论文所关注的，是被纳入现代化体系中的小城镇建设，因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而使得小城镇小说为当代文学中的小说研究、为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开辟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论文所要探讨的，便是当代文学中的小城镇小说，在反映小城镇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发展变迁时，是如何体现、参与、反思或重构中国的现代性话语的。

一 由建筑格局看小城镇的社会变迁

在当代小城镇小说中，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因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小城镇风貌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最为外在的体现就是小城镇的建筑格局，所以说，透过小城镇的建筑格局，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社会变迁的轨迹。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造成社会急剧变迁的主要因素，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这一社会变迁的轨迹亦是现代性在中国的轨迹。

徐迟在他的自传《江南小镇》中曾经谈到，他的故乡南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具备了“世界意识”——当地的丝业因进入世界市场而突飞猛进地发展，但它的风光至今大体上还依然如昔。［2］徐迟所谈到的故乡小镇在近一个世纪中的“没有多少变化”，在当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中亦有相应的体现，例如古华在《芙蓉镇》（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章所描写的1963年的“山镇风俗画”——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芙蓉镇，三面环水，一条由十几家铺子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的青石板街，街两边的住户从各自的阁楼上朝对面阁楼上搭的晾晒衣物的长竹竿，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红辣椒、苞谷种、葫芦瓜，青石板街上的行人、鸡啼、狗跳，以及四时八节镇上居民互赠吃食的习惯等——与沈从文笔下“边城”的风格、情调竟是如此的相似。这固然与这两座小城所在的区域相关，但除去中国因幅员辽阔所致的各地风物习俗的不同，就芙蓉镇的石板街而言，它还出现在贾平凹写于1980年代初的“商州”系列的大大小小的镇子中，池莉写于1990年代初的“沔水镇”中，也出现在写作时间更晚的王安忆、余华、毕飞宇、徐则臣等作家笔下的江南小镇中，林白《致一九七五》的南流镇中，张炜《刺猬歌》的棘窝镇中。这些石板街可以说是文学小城镇中诗意而具有普遍性的风景，它们同小城镇中的老建筑、人们的日常习俗共同形成了徐迟所谓的“没有多少变化”，昭示了小城镇更经得起历史兴衰更替的某种恒常性，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它们业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分析吴江县的小城镇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变化时指出，1970年代以前是小城镇的衰落和萧条时期，主要表现在人口下降、个体商业不断受打击导致的市场萧条等;到了70年代初期，小城镇才有了转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呈现出发展、繁荣的景象。［1］费孝通先生在社会调查研究基础上分析的小城镇的衰落和萧条以及转机和发展，在《芙蓉镇》中同样仍有相应的体现。比如芙蓉镇在解放初期逢圩日子里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因受极左政策影响而逐渐取消，“三中全会”前后，芙蓉镇呈现出新的气象:随着大桥、公路的修建开始有车辆进进出出，跟随大小汽车而来的是造纸厂、酒厂、铁工厂、水电站，陆续增加了好几倍的人口，相继出现的车站、医院、旅店、冷饮店、理发馆、缝纫社、书店、邮电所、钟表店等，并以过去逢圩的土坪为中心，形成了十字交叉的两条新街，原先的青石板街则称为老街，到小说结尾的1979年春，逢圩的集市又恢复了昔日的规模。

新街与老街的并存，成为小城镇发展过程中最为常见的格局，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老街并存的格局会逐渐倾斜，以至于老街会最后消失。如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华舍镇，新街新房子快速铺陈开来，几乎将旧时的镇制格局掩埋，与有着宽阔水泥路面的新街和贴着白色马赛克的新房子相比，有着黑瓦、粉墙、石板路的老街则“破烂，朽败，又所剩无几”。［3］19贾平凹《废都》（《人民文学》1991 年第 6期）中的土城，曾是古时的一个国都，在县改市的过程中，立志要做出一番政绩的新任市长，则要拆掉那些曲里拐弯、破烂不堪的古街古宅，发展成又直又宽、有着两层楼的商业街。因此，新街与老街的并存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过程中，只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更多的小城镇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县改市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如余华在《兄弟》中略为夸张地写道，大亨李光头和县长陶青用了五年的时间，拆掉了一个旧刘镇创建了一个新刘镇，尽管“一些有识之士”说《三国演义》里的一个故事、《西游记》里的一个半故事、《水浒传》里的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古老的刘镇。［4］

城镇在拆旧建新中必然会涉及文物古迹保护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古镇，相对于经济效益与城市现代化，文物古迹保护在新的城镇规划中，要么因着旅游开发的需要，像《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柯桥，只“剩下那么掐头去尾的一截，几领桥，供绍兴、杭州的旅行团来观光”［3］81;要么如《废都》土城中的那口出甜水的古井，作为文物古迹的象征被保留下来:修一个亭子供人参观，而古井所在的住过明朝一位翰林的旧宅以及旧宅所在的古街，将被拆掉重建;甚至复制或制造出一些古迹来，如韩寒《小镇生活》（《萌芽》2000年第6期）中那个古镇区明清建筑虽保留完好，但缺少名人故居的江南小镇，镇政府为了吸引游客，将一棵柳树围起来，立碑说明是柳永《雨霖铃》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唯一指定柳树，并将该柳树所在的弄堂改名为柳永弄。

建设成“小香港”、“小上海”，大概是所有小城镇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因此对于像刘镇等有经济实力进行大刀阔斧建设的小城镇，所修建起来的宾馆酒店、商业区、住宅区等都不过是大城市的翻版，就如同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钟山》2005年第3期）中的乌塘，“与大城市的生活相差无二，不同的是它被微缩了，质地也就更粗粝些、强悍些”;而陈世旭《救灾记》（《人民文学》2002年第8期）中连教师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县城，为了模仿大都市的“亮化”、“广场化”大搞“形象工程”，也建造起堂皇讲究的大剧院，剧院外的大广场上有进口的草坪、西洋造型的路灯、一到晚上通体透明的塑料棕榈等。［5］

二 由公共空间看小城镇的文化生活

在现代文学时期，小城镇的文化娱乐，大都来自四时八节的各种庆祝活动以及各地不同的民间艺术，茶馆则是多数小城镇唯一的公共空间，人们在这里或交流信息、会友应酬，或谈公事、吃讲茶、设赌局，或进行各种交易，一些茶馆中还有说书、弹唱等娱乐活动。在当代文学的小城镇中，茶馆所拥有的多种功能逐渐被电影院、餐馆、歌舞厅等设施所取代，文工团、剧团、文化馆等也曾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些公共空间或机关团体在当代小城镇中的兴衰，所体现的依然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

在小城镇中，直接与文化相关联的单位是文化馆，它因负责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似乎与传统的民间文艺密切相关，但文化馆中那些搞创作的、画画的、摄影的、拉小提琴的、跳芭蕾舞的，似乎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去遥远，文化馆成为小城镇艺术生活、文化品位的体现或象征，既是许多文艺青年向往的地方，也成为许多自小城出发的作家的摇篮。余华曾谈到当他在海盐县武原镇当牙医时，文化馆里那群每天都无所事事的创作员，对他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他最终便是通过创作被借调到文化馆。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清闲而远离世俗生活的文化馆也纷纷改革，如在李贯通的《天缺一角》（《大家》1996年第1期）中，县文化馆在“以文养文、以副养文”的号召下，推掉临街的墙盖起了各种各样的店铺，院内原为县城一大雅景的杨树林也全部伐光，院子一半是几十张台球案子，一半搭起两个帐篷，一个常年放录像，一个用来演杂技、耍猴弄熊、展览古尸，跳芭蕾舞的馆员则承包了临街的一间房子，开起了“金鸡服装店”。文化馆的种种“改革”，其实意味着它一度在小城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及作用的衰退，而文化馆的衰落，既影响到小城青年对某些高层文化艺术的追求，也是小城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功能缺失的一个重要表征。

文工团包括各个学校机关的文艺队，在新时期之前的小城镇文化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中，尤其是在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中，都可清晰地看到这些文艺团体的活动身影。它们出现在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街头，出现在礼堂、体育场、公社、工厂、林场、农场、五七干校，演出的节目有与革命、颂歌密切相关的大合唱、舞蹈、器乐独奏，也有样板戏选场。这些节目紧紧跟随着时代的节奏与旋律，当一个时代结束时，它们也逐渐淡出小城生活，一直到电视普及，一些节目才再次出现在怀旧的视野中。

新的机关、团体、设施在小城镇的出现，同时带来的还有现代文学时期所未有的建筑，如体育场、礼堂，二者都可以开居民大会，都可以看文艺演出、看电影，当然前者主要的功能是打篮球，因此也叫球场或灯光球场，礼堂因是听报告、开大会、看演出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但它最为吸引人的是看电影，因此在一些小城镇，电影院就是礼堂的代称，也曾是许多小城的地标性建筑，是许多小城镇“唯一的娱乐设施，也是唯一的夜晚生活”（王安忆《临淮关》，《上海文学》2004年第7期）。许多作品也都描写过电影院的繁荣，如在《致一九七五》中，每部过路片的到来都是南流的盛大节日，全镇的人都聚集在礼堂门口，处处都是大声打招呼的声音。看电影因此成为许多人小城生活的美好回忆。在海男的《县城》中，1980年代的电影院还是恋人们约会的地方，黄昏的电影院台阶上则“仿佛是电影似的时装舞台，呈现出小县城最时髦和摩登的一种现象”，在那里，年轻人展示着烫发头、喇叭裤、高跟鞋。［6］

一台收录机、一盒邓丽君的磁带，在文化馆、工人俱乐部或某人家中所跳的交谊舞，应是歌舞厅在小城镇出现的前奏，在电影院达到繁荣顶端的80年代，歌舞厅渐渐成为小城镇另一个新的娱乐场所，成为男女相约的另一个地方。同电影院的全民参与性不同，歌舞厅从出现伊始似乎就成为检验人们思想“新”与“旧”的指标，《县城》曾写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舞厅中，看的人比跳舞的要多得多。尽管一些守旧的人慢慢也会去舞厅，舞厅也因不断有新的设施项目如卡拉OK的增加而不断蜕变，但却始终没有那种全城人同看一部电影的普及性。并且因始终与男女之间的流言相伴随，形形色色的歌舞厅同90年代或新世纪出现在小城镇中的发廊、按摩院，以及集美发美容、洗浴按摩、卡拉OK于一体的大型娱乐中心，渐渐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城市消费文化的标志。

在小城镇，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兴盛似乎交替着电影院的衰落，当然这只是表象，电视的普及、录像厅的出现、人们欣赏口味的变化、国产电影的不景气等，都是导致电影院衰落的原因。与电影院衰落原因相似、比电影院更不景气的是传统戏曲，如贾平凹《秦腔》中的县剧团，到各乡镇巡演，其中一场演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观众，剧团里的演员纷纷另谋出路，留下的演不成折子戏，走穴时为凑场竟唱起了流行歌曲。［7］

如果说茶馆在现代文学时期的社交功能、休闲娱乐功能，被电影院、歌舞厅等取代，它的另一种功能即当地的头头脑脑谈公事、做交易的功能，则被小城镇中或大或小的餐馆、酒店所取代。吴毅在《小镇喧嚣》中，曾提到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吃饭喝酒，具体讲就是宴请、招待上级领导、各种检查团、重要的客商等，餐馆由此成为一个“乡镇权力精英群体半制度化互动的结构化空间，这一空间的主要功能是利益型（即政治型）而非文化和休闲型的，除非因为各种红白喜事，居民需要到餐馆来包宴席，餐馆与乡镇民间生活基本上无缘”，而餐馆的经营者往往与政府机关关系特殊或者就是机关的干部。［8］633这一“应酬政治”以及餐馆在乡镇的特殊功能，在那些被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中的乡镇题材小说或反映县、乡、镇基层政府运作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茶馆各种功能的被取代，并不意味着茶馆在当代小城镇的消失，如《县城》中写到，90年代县城中出现了一家怀旧茶馆，茶馆用镜框挂着邓丽君的影像，音箱里反复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出入茶馆的都是曾经倾听过邓丽君歌曲成长的一代人，后来，茶馆中出现了唱歌的歌手（如同城市里的酒吧），引得年轻或中年一代的人走进了茶馆。这时的茶馆已改变了它的原貌，呈现出新的时代风貌。

三 小城镇小说于现代性反思的独特价值

前面对当代小城镇小说中的“建筑格局”、“文化生活”的描述，是在忽略小城镇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取的公约数。小城镇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只是整个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投影，这也就是许多人曾提到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同西北部内陆地区存在着发展的时间差，从而形成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同小城镇的具体等级规模，即县级市、县城、乡镇、村镇等相关联。由此检视那些文学小城镇发展的不平衡，既体现在城镇的外观，亦体现在人们的文化娱乐、日常生活中。就地域而言，比如在现代文学时期茅盾笔下上海附近的小城中，已经有了公园这样的公共场所，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即使是一些县级市如孙惠芬《伤痛故土》中的庄河，却仍然没有现代城市必不可少的公园;就小城镇的等级规模而言，前面提到的文工团、剧团、文化馆、大型的娱乐中心等大都在县城中，即使像华舍这样处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浙江小镇，虽然是厂房林立、满街都是大小老板，却依然缺少公共娱乐场所，离华舍只有三公里的柯桥，便成了华舍人休闲娱乐的去处，唯一的电影院也因此而彻底荒废。

上面谈到的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基于的语境其实就是现代化建设的快与慢、先与后。如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早在《芙蓉镇》中已有所涉及，芙蓉镇在三中全会前后呈现出新气象的同时，也出现了新问题:车辆扬起的滚滚浊尘，汽车、厂房发出的噪音，被废渣废水污染了的芙蓉河、玉叶溪。费孝通先生曾将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归为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形势的变化，无论是什么样性质的工业，在促进小城镇复苏、兴盛的同时，也必然会出现芙蓉镇所出现的“新问题”，只是轻重会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各个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快与慢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在当代中国也成了一个空间的概念，不平衡发展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得以共时性地存在或呈现出来。

这里还涉及发展或者说现代性的悖论。如果说文化或美学范畴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等后发国家的输入，都是在当地社会进入一段经济快速成长的现代化时期“之前”，而不是“之后”，对其的批判、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先于事实的［9］，那么在社会范畴内对现代化的评判、反思，应该是与具体问题的出现、发展相呼应的。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国家发展目标的现代化是被毋庸置疑地全面崇信着，而它所带来的那些负面因素，或许是因为初露端倪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如《古船》中地质勘探队丢失的那个能造成人类畸形、病变的装着镭的铅筒，虽给洼狸镇带来了恐慌，但作品还是在隋抱朴对洼狸镇粉丝工业的重新振兴、对未来的期盼中结束了;或许是因为发展的迫切被暂时搁置了，如查建英在《八十年代》一书中提到张贤亮在一个“环境与文化”研讨会上的调侃: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来搞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10］

虽然对现代性的反思相对滞后，许多作家在其创作中还是程度不同地涉及相关的问题。比如许多作品从审美或感性的角度，对小城镇的建筑布局发表看法，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在此最为着力，如:华舍的新街，在水网密集的江南，显得“不恰当的宽阔”;柯桥为了造出一种烟花亭台的江南韵致，新修了有着柳丝与美人靠的长廊、水道、粉墙，但周遭环境的粗糙、水的浑和臭、遍地的垃圾、大街上喧嚣的车流，使得这台风景是“扎眼的新和亮，反露出俗艳”。另如《伤痛故土》（《青年文学》1996年第11期）中的庄河，虽然五彩缤纷、蒸蒸日上，但却因简洁疏朗缺乏“给人一些向往，猜测，神情游移”的神秘感，“她没有乡村的古朴又缺乏城市的现代，她不是回味的所在又不是向往的所在，她是一个夹缝一个桥梁一个符号一个升降不定的音符。”

作家从审美、感性角度的反思，除了对小城镇一味模仿大城市所形成的“现代”建筑同周遭环境的不协调、既未学“像”城市却又失去原有的个性特色等发表看法外，所蕴涵的还有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对人的忽略以及人文因素的缺失，这其实也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另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所体现的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同步发展，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利益、对经济效益追求的最大化。前面曾提到的文物保护与文化馆等机关所遭遇的尴尬、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形象工程等，都是这一不平衡的体现。与此相关的还有小城镇的文化娱乐生活，前面曾经谈到，随着电影院、传统戏曲的衰落，小城镇中出现了歌舞厅、录像厅以及综合性的大型娱乐中心，加之电视的普及，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了，但人们在精神上却失去了同看一部电影的那种满足感、富足感。如同餐馆在乡镇社会的主要功能是利益型而非文化、休闲型一样，许多娱乐设施不仅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距离，而且与之相伴生的特殊服务业，也成为许多小城镇的主要经济收入。如贾兴安《阖岚镇沿革》（《钟山》2003年第2期）中的阖岚镇，建设得“比城市还城市”，是全县甚至全市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当县委书记看到满街都是小姐、皮条客都拉到自己头上时，要求镇领导三天之内把镇里“拾掇干净”，镇长的解释却是这样会影响到镇里的餐饮娱乐业甚至整个“三产”，影响镇上的经济收入。

有研究者在论及“现实主义冲击波”时，提到“经济能人”（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的道德堕落是“冲击波”文学乡镇题材小说惯常的叙事模式之一，这一模式的设置虽流露出作家的隐忧，忧虑现代化发展的道德危机，但作品最终却选择了经济发展。［11］604这一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并不仅限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在那些反映小城镇发展变迁或基层政府运作的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上面提到的《阖岚镇沿革》。另如《兄弟》、《刺猬歌》，这两部作品对“经济能人”李光头、唐童的“堕落”或“恶”，无论是在戏谑的语言狂欢化中遮蔽了道德的审视，还是在极尽之能事的讽刺丑化中突显了道德的审判，它们虽然放弃或超越了经济与道德的两难选择，但最终所无法更改、不得不面对的仍是经济这一强势话语，就像《刺猬歌》中人与野地生灵息息相关、水乳交融的棘窝镇，被唐童改名为鸡窝镇，廖麦与美蒂极力守护的农场，依然无法逃脱唐童扩张的“铁甲怪物”的吞噬。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人的忽略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留守儿童，如《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寄居在华舍、父母去温州做生意的秧宝宝，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作家》1996年第8期）中父母在拖挂船上跑运输、出生不久就与爷爷一起在断桥镇生活的旺旺。如果说近一年的寄居生活丰富了秧宝宝的成长岁月，而旺旺的留守生活却有着无法抹去的阴影，这表现在他对惠嫂的“袭击”。由于没有吃过母奶，旺旺被对门喂孩子吃奶的惠嫂的母性与奶香所吸引，一天他悄悄走过青石巷咬住了正在喂奶的惠嫂的乳房。旺旺的“袭击”换来的是整个断桥镇关于“流氓”行为的传言和被爷爷打骂后的发高烧，出院后的旺旺被爷爷禁止再坐在石门槛上，他只能像幽灵一样躲在门缝背后偷看惠嫂喂奶。这小男孩的忧伤只有充满母性光辉的惠嫂能够理解，当他拒绝主动让他吃奶的惠嫂时说的“我不，不是我妈妈”和流下的眼泪，相信被打动的不仅仅是惠嫂一个人。旺旺父母四处漂泊，虽然为的是替旺旺挣下上大学、买房、成亲的钱，以为汇款单或让他吃到、玩到与电视广告同步的东西，就可以替代他们的缺席，但却忽略了孩子的情感需求，这就如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所分析的，工具主义理性的扩展，使得本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12］前面谈到的特殊服务业以及经济能人在小城镇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反映的也是经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的置换。

小城古镇在发展达到饱和后，精明的生意人便开始纷纷转到更大的城市做生意，并在这些地方为自己的孩子报上户口、物色学校（如旺旺的父母已在县城为他买下户口，秧宝宝的户口在绍兴，并将去那里的一所住宿小学读书）。这一情形在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小城镇中非常普遍，留在他们身后的，要么是“迟早要报废”的华舍这样的小镇，要么如断桥镇，年轻人沿着水路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除了老人孩子就是几个中年妇女。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秦腔》中，贾平凹在“后记”中特意写到他那位于商州的故乡棣花街，镇上的人家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老街几乎要废弃了，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死了人都抬不到坟里去，《秦腔》就是为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树一块碑子”。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全国倡导建设小城镇的热潮中，一些原本繁荣或一度繁荣的小城镇却衰落了，而导致衰落的原因，如果仅从文学作品来看，如上述的华舍、断桥镇，则主要是由于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以及人们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纷纷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论文对文学小城镇在“建筑格局”、“文化生活”等方面变迁轨迹的描述，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如文物保护、环境污染、城镇布局之缺乏和谐、发展的不平衡及悖论、传统与现代以及经济与道德的矛盾、人文因素的缺失等，并不为小城镇所独有，它们是整个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论城乡都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是在全球化趋势下所有后进国家必然会遇到的问题，相信也是发达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如同其他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一样，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有着“时程落差”的现代性在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踪迹。

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小城镇小说于此是否具有独特性?我在分析内地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小说时，将小城镇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介性看作小城镇小说的独特价值之所在，中介性使小城镇呈现出与二者既相异又相似的文化与生活场景，并在与二者的相互关系中凸现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对于小城镇小说同现代性的关系，亦可从小城镇的“中介性”切入，并且已有研究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研究者曾谈到国家对小城镇的发展规划是以其理想状态的现代性设计为基础的，但是，文学的无意识流露却揭示了另一番不同的乡镇形态和乡镇意义，如在“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中，几乎所有的乡镇题材小说都是以乡镇政府机构为焦点，注目于基层的政府行为及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制约，乡镇因此更多地被叙述为政治实体而非经济实体代表的现实存在，它其实更是政治的缓冲带而非经济的过渡带，加之前面提到的“经济与道德”的两难选择，由此而引出的一个疑问是“乡镇能否作为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先行范例?”［11］602－603另如吴毅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乡镇社会介于城乡之间的“边角性特点”，即它不仅交融了城市和农村所共有的一些经济与文化特点，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的边缘地带，它还具有某些边缘或底边文化的特点，所以，作为农民社会和城市底层街角社会具有的一些共同弱点也表现得比较充分。［8］653

其实，无论是“中介性”还是“过渡带性质”、“边角性特点”，所基于的都是小城镇介于城乡之间的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小城镇不仅集中了现代化建设或现代性所可能具有的种种现象，因为与城市、乡村的对比关系，又进一步放大了这些现象，从而使某些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突出。比如环境污染，由于大多数乡镇企业都集中在小城镇的外围，加之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及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排污处理设施等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小城镇就显得尤为触目惊心，这也是何以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水乡小镇的河水人们早已不再使用，单是垃圾就能把华舍埋住。如果中国的现代性如哈贝马斯所言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那么小城镇对这些问题的集中、放大，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分析、解决相关问题的参照范型。另一方面，对于小城镇建设而言，无论是学不“像”城市还是成为城市微缩了的“翻版”，都说明小城镇有着终究不同于城市的自身特性，如前面曾引述过的小城镇与城市对比所呈现出的“粗粝些”、“强悍些”等。因此，当全球化空间在不断侵蚀地区性时，小城因其“超稳定结构”所导致的“没有多少变化”或学不“像”城市，也不妨视为对“全球化”、“全球化逻辑”的一种对抗，而其中亦包含着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

［1］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M］//费孝通．小城镇四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徐 迟．江南小镇［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6．

［3］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

［4］余 华．兄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006．

［5］林 白．致一九七五［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15．

［6］海 男．县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8．

［7］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8］吴 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M］．北京:三联书店，2007:633．

［9］张诵圣．现代主义、台湾文学和全球化趋势对文学体制的冲击［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1－6．

［10］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19．

［11］许志英，丁 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604．

［12］［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 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ity of the Modern Small Town Novels

ZHAO Dong－mei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Research，Beijing Languag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nge track of the“architectural layout”and the“cultural life”of small towns in modern small town novel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rious problems that modern small towns encounte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and discusses the unique value of small town novels for these problems．The small towns are locate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is intermediary nature makes them intensify and amplify various phenomena appearing in the modernity，the“unfinished project”in modern China．And small town novels make the reflection on thes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esthetics，perception and humanities，and provide a reference paradigm for a further reflec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in China．

modern small town novels;modernity;reflection

（责任编辑 郭庆华）

I207．425

A

1000－5935（2011）02－0053－05

2010－1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海峡两岸的小城镇小说”（05CZW016）

赵冬梅（1973－），女，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媒介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