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峰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于海峰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南朝;边塞乐府;横吹曲;“赋题法”

汉横吹曲，今无古辞流传，现在最早的是南朝诗人用“赋题法”所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歌。南朝齐梁后，模拟表现边塞题材的乐府诗渐趋增多，以模拟横吹曲题为主。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横吹曲》中收录南朝边塞乐府90余首;逯钦立先生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录南朝边塞乐府140余首。南朝偏安江左，鲜有诗人涉足边塞，在诗歌中，他们多利用史传材料，运用咏物技巧，发挥艺术想象，来赋写边地交战的紧张激烈、边塞风物的壮观雄伟和征人思妇的惆怅缠绵。

一 南朝拟乐府之风盛行

魏晋以来，文人拟乐府蔚为风气，以“魏氏三祖”、曹植、陆机等为代表。他们的拟作突破了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乐府的音乐性逐渐缺失，文学价值渐为文人所重视。刘勰云:“魏氏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词调，音靡节平，观《北山》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旅，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1］刘勰重在辞意，故不以“乖调”为谬。许学夷也言:“汉人乐府五言，体既轶荡，而语更真率，子建《七哀》、《种葛》、《浮萍》而外，体既整秩，而语皆构结。盖汉人本叙事之诗，子建则事由创撰，故有异耳。较之汉人，已甚失其体矣。”［2］81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关键性时期，曹丕所提出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终于在南朝成为了具有社会性的普识，并付诸实践。裴子野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每有祯祥，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武夫戎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3］3262锺嵘也说:“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4］105这个时期，诗歌从玄言诗风的樊笼里挣脱出来，诗人开始探寻新的诗歌创作传统，重新回归经典。文人拟乐府之风盛行，“建安以还，人好拟古。自三百篇，十九、乐府、铙歌，靡不嗣述，几于充栋汗牛。”［5］131文人拟乐府诗风行，尤其齐、梁后，拟乐府直接赋咏题面意思，抛开乐府古辞内容，只把乐府题目视为一个创作对象来加以赋咏雕琢。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对这种直接赋咏古题的文学现象有较为概括的说明:“乐府之兴，肇于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夫利涉，则述《公无度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斑者，但美绣颈锦臆;歌天马者，唯叙娇驰乱踏。类皆若兹，不可胜载。递相祖习，积用为常，欲令后生，何以取正?”［6］

二 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与南朝边塞乐府

横吹曲虽无古辞流传，但作为军乐，其曲题却容易使人生发与边塞背景相关的联想，这一特点决定了横吹曲对于边塞乐府诗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汉横吹曲流传下来的十八个曲调，据《乐府诗集》题解可知，主要是以“悲”为主的音乐共性。横吹曲“盖军中之乐”，其声调多铿锵悲壮，迥然有异于南朝的主流音乐吴声、西曲。

关于横吹曲慷慨悲哀的声调，文人多有描述，梁元帝萧绎《玄览赋》云:“吟《紫骝》之长歌，奏《玄云》之叠鼓。闻羌笛之哀怨，听胡笳之凄切。”［3］3036江淹《横吹赋》谈到横吹曲的音乐风格是“西骨秦气，悲憾如怼。北质燕声，酸极无已。”［3］3145史书也有横吹曲悲慨之调的记载，《晋书·乐志》云:

横吹有鼓角，又有胡角。按周礼云“以鼖鼓鼓军事”。旧说云。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始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其后魏武北征乌丸，越沙漠而军士思归，于是减为中鸣，尤更悲矣。［7］309

宋陈旸《乐书》载:

晋《先蚕仪注》:凡车驾所止吹小箛，发大箛，其实胡笳也。古之人激南越，吹胡笳，叩角动商，鸣羽发徵，风云为之摇动，星辰为之变度，况人乎?刘畴尝避乱坞壁，贾胡欲害之者百数，畴援而吹之，为《出塞》之声，动游客之思，群胡卒泣遁而去。刘越石为胡骑围之者数重，越石中夜奏之，群胡卒弃围而奔。由此观之，笳声之感人如此其深，施之于戎貉可也。［8］

横吹曲调由于其“悲”，竟然能使群胡皆垂泣而去之，“笳声之感人如此其深”，由此可见其情感效果之大。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指出:“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知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9］946南朝文士重视文学审美情感的表达和抒发，尤其青睐于对“感荡心灵”、“流连哀思”的悲怨之情。梁简文帝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说:“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日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又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说:“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泣下，破粉成痕，”［3］3010这种言论可看作是对“吟咏性情”的最佳注脚。在《金錞赋》中，他还描述了边塞之音:“咸听响而先登，普闻鸣而为节。当此时也，画角耻吟，胡笳不思，刁斗暂捐，金钲虚置，何资和之不营，而吐声之雄异。制六师之进旅，惊三军之武志。”［3］2997钟嵘在《诗品》中也突出了“怨”之情感在诗歌表达中的重要地位，并列举了“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和“孀闺泪尽”等生发哀怨之情的几种境遇，“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4］17《隋书·音乐志》载陈后主“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10］可见，“哀”情为当时文人所青睐。

鼓吹、横吹曲调具有异域情趣，具有豪放悲壮的风格。《晋书·刘琨传》记载，刘琨在晋阳为胡骑所围，“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嘘唏，有怀土之切。”［11］鼓吹曲调或激昂悲壮或热烈奔放，少有含蓄委婉之风，萧涤非先生谓，“《铙歌》声调，实开后世豪放一派。”［12］鼓吹乐的这种情感基调文人多有描绘，繁钦在《与魏太子书》中言此乐，“优游转化，余弄未尽，暨其清越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凄入肝脾，哀感顽艳……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悲怀慷慨。”［3］977陆机有《鼓吹赋》言此曲调“顾穹谷以含哀，仰归云而落音。节应气以舒卷，响随风而浮沉。马顿迹而增鸣，士频蹙而沾襟。”［3］2014

横吹曲的异域情调无疑为求新尚悲的南朝诗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情感表现空间。元代杨载《诗法家数》言“征行”类诗法曰:

征行之诗，要发出凄怆之意，哀而不伤，怨而不乱。要发兴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时感物，触物寓情方可。若伤亡悼屈，一切哀怨，吾无取焉。［13］

杨载的观点表明了边塞诗歌的创作是抒发悲慨之情的较好抒情方式，这也正是南朝人喜拟横吹曲辞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朝诗人常用的乐府古题如《陇头水》、《关山月》、《出塞》、《紫骝马》、《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燕歌行》和《度关山》等，这些乐府曲调多慷慨悲凉。凄怆慷慨的乐府曲调、蕴涵丰富的题面与边塞诗的主题极易引发联想，这就为南朝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契机。《周书·王褒传》有载:“褒曾做《燕歌行》，妙尽关塞苦寒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竟为凄切之词。”［24］先秦以来乐府曲调的慷慨悲凉，多出于诗人对现实的直接感受，但南朝诗人囿于时代的原因，更多的是跳出了对社会现实的直感，从审美关照的角度来创作边塞乐府，能于乐府古题曲调的悲慨凄怆之音与其“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不谋而合①阎采平认为，边塞乐府与南朝诗歌发展中复古拟古的思潮极为相关，这是南朝人对于传统或是建安风骨的模拟与保留。阎采平．梁陈边塞乐府论［J］．文学遗产，1988（6）．，从而创作出摇曳生姿的独具南朝风味的边塞乐府诗作。

三 “赋题法”的广泛应用及文学意义

如果说横吹曲调为南朝边塞乐府的兴盛提供了具有异域风情意味的情感基调，那么“赋题法”的创作方法，则为当时文人赋咏横吹曲辞提供了创作范式的借鉴。“赋题法”，也即沈约等人赋咏汉铙歌的“赋曲名”。所谓“赋曲名”，是指专由乐府曲名的题面之意生发联想而推衍为诗的一种诗歌创作方法，即如冯班在《钝吟杂录》中所云“乐府题目，有可以赋咏者，文士为之词，如《铙歌》诸篇是矣。”［15］钱志熙把齐梁拟乐府诗“赋曲名”的创作方法概括为“拟赋古题法”，即“采用专就古题曲名的题面之意来赋写的作法，抛弃了旧篇章及旧的题材和主题”，并指出，“对齐梁人来讲，他们的拟乐府本来就是按题取义，无关于旧辞原作，而且无古辞更有利于他们摆脱限制，自由发挥，所以赋汉横吹曲在齐梁陈时代特别盛行，成为当时拟乐府诗中的一个重要品类。按照齐梁人的趣味来看，横吹诸曲的曲名是一些很美丽的文字，并且内容上提示性强。如《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关山月》等曲，一望便知是有关边塞征行、关山赠别等主题的乐曲，按照拟赋古题的作法，这批作品自然就成了描述征夫思妇之事的边塞诗。”［16］如果说横吹曲调为南朝边塞乐府的兴盛提供了具有异域风情意味的情感基调，那么“拟赋古题法”的创作方法，则为其提供了创作范式上的借鉴。

南朝拟赋鼓吹铙歌曲辞多用“赋曲名”法，一改晋宋以来乐府诗创作的“拟篇法”。鼓吹曲辞较魏晋鼓吹曲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拟题”，其曲辞不仅与汉铙歌相对应，而且对曲题题目也作了赋咏，其铙歌曲辞具有明显的文人抒情诗意味，明代于慎行言汉铙歌:

魏、晋所制，如以某曲当某曲，皆各叙其开创功德，与汉曲本辞绝不相蒙，体制亦复不类，而谓其当者，想祖其音节，或准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铙歌》十五篇，皆即汉曲旧名之义而以己意咏之，与其曲之音节不复相准，谓之拟题。自是以后，江左、隋、唐皆相继模仿，惟取其名义，而《乐府》指法荡然尽矣。［17］

横吹曲辞虽无古辞流传，但南朝诗人却以“赋曲名”的诗歌创作方法来赋咏横吹曲题，这显示出了诗人在创作实践上的文学自觉，同时也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如《折杨柳》、《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和《刘生》等题目本与边塞之事无关，但经南朝人赋咏，便具有较强的边塞意味。从唐人边塞乐府创作的实际来看，这种创作方法无疑为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艺术借鉴。

南朝尤其是梁陈时代，在铙歌曲“赋曲名”的创作模式影响下，诗人将边塞题材扩展到更多的乐府诗题下。相和曲辞中《度关山》自梁戴嵩始创为边塞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

魏乐奏武帝辞，言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赋也。若梁戴嵩云“昔听陇头吟，平居已流涕”，但叙征人行役之思焉。［7］391

《陇西行》也自梁代始表现边塞战争，《乐府诗集》解题曰:

一曰《步出夏门行》。《乐府解题》曰“古辞云‘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此篇出诸集，不入《乐志》。若梁简文‘陇西站地’，但言辛苦征战，佳人怨思而已”。［7］542

《雁门太守行》本歌颂古洛阳令王奂的政绩，“《雁门太守行》通篇皆赞词”，［5］15至梁简文帝始咏边塞征戍之事，《乐府诗集》解题曰: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云:‘《雁门太守行》歌古洛阳令一篇’，《乐府解题》曰:‘按古歌辞，历述涣本末，与传合。而曰《雁门太守行》，所未详。若梁简文帝‘轻霜中夜下’，备言边城征战之思，皇甫规雁门之问，盖据题为之也”。［7］573－574

《出自蓟北门行》本是杂曲歌辞，《乐府诗集》曰:“魏曹植《艳歌行》曰:‘出自蓟北门，遥望胡地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又引《乐府解题》曰:

《出自蓟北门行》，其致与《从军行》同，而兼言燕蓟风物，及突骑勇悍之状，若鲍照云“羽檄起边亭”，备叙征战苦辛之意。［7］891

《度关山》、《陇西行》、《雁门太守行》和《折杨柳行》的古辞本与边塞无关，但戴嵩和梁简文帝却用此题目来创作边塞乐府诗。《雁门太守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是咏东汉洛阳令王奂的事迹;《陇西行》亦属《相和歌·瑟调曲》，但萧纲却用此两题来言征战边塞之事，“气格流宕雄浑，和他的宫体诗如出二人之手。”［18］朱乾指出:“按古辞咏雁门太守者不传，此以乐府旧题《雁门太守行》咏洛阳令也，与用《秦女休行》咏庞烈妇者同;若改用《庞烈妇行》，则是自为乐府新题，非复旧制亦。凡拟乐府有与古题全不对者，类用此例，但当以类相从，不须切泥其事。”［19］这种边塞乐府与原曲题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赋题法”的创作方法较为成功地摆脱了乐府旧题拟篇因袭的模拟套路，体现了齐梁诗人创新求变的文学创作观念，符合了南朝诗坛尚形似、重刻画的咏物风气，引起了诗坛的广泛响应，拟铙歌曲“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因此得以运用于更多的乐府曲题，许学夷曰:“汉人乐府杂言如《董逃行》、《雁门太守行》，辞意与题全不相类，疑别有古词，此但习其声调耳。”［2］70萧齐文人以“赋题法”创作乐府诗，多限于鼓吹曲及杂曲。萧梁时，“赋题法”的应用范围扩大，举凡横吹曲、相和调、清商曲、舞曲和琴曲中的曲调名，只要诗人对题面意思感兴趣，无不加以赋咏摹写。其中，横吹曲虽无古辞流传，但诸如《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关山月》、《紫骝马》和《骢马》等曲名，极易引发诗人的边塞征战之联想，梁陈文人以之赋写边塞征行之事，使边塞乐府诗创作一时蔚为大观。鼓吹曲中的《战城南》和《君马黄》，相和调中的《度关山》、《雁门太守行》、《陇西行》和《燕歌行》等曲名，古辞内容虽与边塞征伐无关，却因题面或含有边塞地名，或具征战意义而被梁陈文人用“赋题法”来赋写边塞乐府诗。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不只局限于横吹曲题的文学现象在南朝文坛较为普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蔡宽夫诗话云:‘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20］蔡宽夫把齐梁文人乐府诗失其古意但只赋咏题面的现象归结为古题“沿袭之久”，但事实并非仅仅如此，如《陇西行》，古辞亦见之于《文选》。也就是说，齐梁文人即使在有古辞的情况下，也有采用了“赋题法”的方式进行边塞乐府诗的创作。南朝诗人甚至在闺情诗篇中亦引发边塞内容，如刘孝威《妾薄命篇》，谢灵运、谢惠连和王褒等人的《燕歌行》等。横吹曲辞虽无古辞流传，但南朝诗人却以“赋曲名”的诗歌创作方法来赋咏横吹曲题，这显示出了诗人在创作实践上的文学自觉，同时也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如《折杨柳》、《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和《刘生》等题目本与边塞之事无关，但经南朝人赋咏，便具有了较强的边塞意味。从唐人边塞乐府创作的实际来看，这种创作方法无疑为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艺术借鉴。

南朝边塞乐府诗创作虽非南朝文坛的创作主流，但却为当时绮丽柔靡的文风注入了一丝刚健清拔之气，开唐代边塞乐府诗之先河。许学夷说:“绮靡者，六朝本相;雄伟者，初唐本相也。故徐庾以下诸子，语有雄伟者为类初唐;王、卢、骆，语绮靡者为类六朝。”［2］140南朝乐府边塞诗可谓是六朝由“绮靡”进入初唐“雄伟”的关键性过渡，“王褒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至如《饮马》、《从军》、《关山》、《游侠》、《渡河》诸作，皆有似初唐”，“张正见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雨雪曲》、《从军行》亦近初唐。”［2］133尽管南朝诗人多无亲往边塞的生活经历，但南北民族矛盾冲突的加剧，朝野内部战争的频繁，再加上诗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及高超的咏物技巧和独特的宫体情调，这都使他们在赋咏横吹曲及其他乐府诗题的全新诗歌形式时，写出了我国文学史上独具南朝风味的边塞题材诗歌。南朝诗人赋咏乐府诗题的边塞诗，无论在南朝的诗坛，还是在整个边塞文学史上，都为诗歌创作题材范围的开拓和创作技巧的革新，做出了积极创新性的贡献。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如果我们把六朝诗和唐诗摆在一个平面上去横看，六朝自较唐稍逊。六朝诗人才向新方向走，还在努力于新风格的尝试，自然不免有许多缺点。但是如果把六朝诗和唐诗摆在一条历史线上去纵看，唐人却是六朝人的承继者，六朝人创业，唐人只是守成。说者常谓诗的格调自唐而备，其实唐诗的格调都是从六朝诗的格调中演化出来的。”［21］

［1］［南朝梁］刘 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5．

［2］［明］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南朝梁］锺 嵘．钟嵘《诗品》校释［M］．吕德申，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6］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

［7］［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宋］陈 旸．乐书:卷一三〇［M］．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

［9］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946．

［10］［唐］魏 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09．

［11］［唐］房玄龄，等．晋书·刘琨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0．

［1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9．

［13］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733．

［14］［唐］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731．

［15］［清］王夫之，等．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37．

［16］钱志熙．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M］．北京大学学报，1995（4）:60－65．

［17］［明］于慎行．榖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84:88．

［18］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53．

［19］黄 节．汉魏乐府风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8:61．

［20］［宋］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

［21］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199．

The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reation Models of Yuefu about the Frontier Fortress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YU Hai－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Yuefu about the frontier fortress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is a critical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frontier－style poetr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valence of imitating Yuefu，valuing disposition and upholding change，both the creation models of Futifa（Composing a po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tle）and the music features of Hengchuiqu（Name of Yuefu songs）accelerated the prosperity of Yuefu about the frontier fortress．The themes of imitating Hengchuiqu by the poets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was carried forward and developed by the frontier－style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as well as made activ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art for the climax of the frontier－style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Southern Dynasty;Yuefu about the frontier fortress;Hengchuiqu（Name of Yuefu songs）;Futifa（Composing a po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tle）

（责任编辑 魏晓虹）

I207．22

A

1000－5935（2011）02－0035－05

2010－01－08

于海峰（1978－），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科技哲学与科技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