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跨越1949:在“常识”中展开的香港体验和想象

黄万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坛坚持了文学的常识性立场，以文学常识的力量保存、发展了文学自身，由此与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分手，进入香港体验和想象中的本地化进程。而推动本地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战后香港家园意识的生长。香港的战后，是现实文化因素、形态最庞杂多样的时期，它全面接纳了中国内地三、四十年代的各种文学传统，左、右翼的政治寓言在香港同时可以表达，而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互补的香港本土传统更有效消解了冷战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宰制。香港文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环境跨越了1949。作家的香港体验前所未有地丰富，无论是从新文学起步，还是直接切入市井商业性，最终都开拓出“港式”文学来。1949年前后的香港，既逐步取代了上海，扮演了当时中文文学中唯一的商业都市角色，又联系了东南亚等海外，延续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薪火，由此展开的香港想象空间不断得以拓展。

战后;1950年代;香港文坛;文学常识;香港体验;香港想象

1950年代颇有影响的香港青年文学刊物《海澜》曾发表一篇社论文章《常识》，以美国独立战争中一本薄薄的题为“常识”的小册子的流行，在民众中普及了人权的常识，“使美国独立革命得以完成”的历史为例，强调“常识”那样“多简单的道理”被人民了解、掌握的重要性，也感叹“缺乏文艺常识，造成了多少的弊病”。［1］而当《文艺新潮》开始其艺术的现代探索时，也是借助于“常识”的力量。面对“这是禁果”的种种“告诫”，《文艺新潮》从人的天性爱美，“真正的美丽”“没有界限”的“常识”出发，走上了“采一切美好的禁果!扯下一切遮眼屏障!剥落一切粉饰的色彩!”［2］的文学之路。1950年代的香港聚集了众多作家、文学青年，他们对文学充满渴望，将文学看做“自由而和谐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强调人的尊严和现世生活”，“强调个性的尊严和自我发展”［3］的精神家园，但他们对文学的坚守又不是高蹈虚言，恰恰是从“常识”开始。相对于乡村性而言，城市化进程本身就往往是对常识的普及，香港本身更是一座看重“常识”、实践“常识”，尤其是现代常识普及得较好的城市，常常避免了外力冲击下对于“常识”的扭曲。战后至1950年代，当中国内地和台湾社会都被高度政治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紧张之时，香港文学却还有展开其城市体验与文学想象的空间，从而跨越1949年而延续、发展了自身的传统，并接纳了无法在中国内地存身而离散到香港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保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就是因为香港文学在“常识”的展开中延续了自身体验和想象。也就是说，当各种政治的力量把文学的属性弄得模糊不清，甚至混乱不堪时，香港文学坚持了文学的常识性立场，以文学常识的力量保存、发展了文学自身，体现了常识具有的巨大精神性力量。

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左、右翼意识形态也无孔不入，复杂纠结，创作陷阱甚至无处不在，“A君的作品进步一点，有人送给他一顶‘红帽子’;B君的作品落后一点，有人送给他一个‘反动派’头衔;C君的作品自由一点，有人指为走‘第三路线’。”［4］在这样一种政治“低气压”的环境中，“消解”意识形态对峙的因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学的常识性知识，由此出发的对政治干预文学的抵御自觉而强韧。《海澜》创刊后不久，连续发表多篇社论文章，以文学的“常识”明确抵御中国内地的“工农兵文艺”和

台湾的“战斗文艺”，“人们常常缺乏常识:他们缺乏天文学常识，认为日食就是天狗食日;他们缺乏政治常识，以为爱国就是要服从政府;他们缺乏历史常识，以为推动历史的力量就是阶级斗争……他们也缺乏文艺常识……于是写出的作品都有了党性（自然也可以叫做人民性），但却没有了个性，没有了艺术性”［1］;强调“诗可以言志，文可以载道，但所载的不应只为狭义的政治的‘道’，不应只载某一政府的‘道’，更不应只载某一政治首领的‘道’”［5］，而艺术标准固然融合了“道德观点、政治观点、时代观点、地域观点”，但“艺术标准必然是自然的、独立的，不容许外在的力量加以干涉”［6］;认为作家的创作态度包括了“题材选择”和“如何表达这题材的问题”，因此作家的创造态度一定要“严肃”［7］，“即使一个作家成为了政治家，他的文学工作仍与政治事务分开”，因此，如要建立文艺作家协会，“这协会决不接受指示，决不响应号召，即使我们真的需要指示，那指示只能发自我们一己的艺术良心”［8］;更坚持走出“不归墨则归杨”的传统阴影，以“转益多师是吾师”来抗衡“扼杀创作自由”的“高压”和“重利”［9］。《海澜》是领悟了孟子所言“观海有术，必观其澜”，明了“狂风暴雨所激起的海上狂澜，壮观固壮观矣，可惜力量是外在的，一阵子就过去了。我们欣赏的海澜，是海洋发挥它自己的活力，倾吐它自己的声音。我们丝毫无取于狂澜!”［10］此时的香港文学，明明白白地要与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分手。香港文学也是最早意识到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的相通性:“‘到工农兵中去’是一个号召，‘战斗的文艺’是另一个号召”，都是“党向作家号召”，“以为文艺是可以无条件地响应急迫的政治号召的”［1］，“大陆与台湾”都有“广大的有良好读书风气的读者群”和“有创作技巧与工作信心的作者”，但“执政者过分的政治警觉，有意的加以控制，窒息了所有学术的自由生命，文艺也无法超出生天”［11］。这种取之于文学自身的建设方向正是产生于文学常识之中。《海澜》那么多的社论谈的几乎都是文学常识，而这些文学常识在同时期的中国内地，甚至台湾，却成了难题。文学回到了“常识”，其生命力就不会枯竭，这正是此时的香港文学之所以能跨越“1949”的原因。

“读第一流作品，做第一流作家”［12］，这看似高攀，甚至狂妄的目标，却是1949年后香港作家、文学青年的普遍而真诚的心态。令后来人难以想象的是，其时的香港也许称得上文学城，“出版物琳琅满目”［13］，而不断问世的香港文艺刊物，尤其是青年文学刊物，到处可见开放的乐观的宣言:“本刊是青年大众研究文艺，改进文艺，创造文艺的一个乐园”，“内容是纯正的，广大的…为文艺而服务的”，“得接受古代文化遗产，只不要盲目崇拜古人;得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只不要迷信巗洞”，“尽量滤取各流派所长，努力创造崭新的民族新文艺”［14］;“‘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每期的新文学运动必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新作家”，“现代世界，黑暗笼结，陆沉之凶兆已具，全人类玉石俱焚之期日迫一日。热情敏感的新诗人和新作家必然地会蓬勃崛起”［15］;“文化还没有变成纯粹商品……学者、作家在写文章的时候，不会被金钱诱惑的。艺术、人生、教育群众，这意义大于了港币、美元。”［13］;“我们必须是创造什么，而不是等待什么。”［16］……而刊物的努力没有白费，“把每晚乘车上学的车费省下来，做一个忠诚的长期读者”的举动，“要活下去，就不能没有《人人文学》来做我的伴侣”的感受［17］，成为1950年代最丰厚的文学滋养，为日后香港文学的兴盛做了充分准备，就如崑南50年代初和同学一起参与《六十年代》刊物活动时和大家一起感受到的:“‘六十年代’任我们自己去耕耘播种…我们同心协力地开拓一幅理想的国土”［18］。而当香港文学明明白白地与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分手，它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香港文学本地化的进程。而推动本地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战后香港家园意识的生长。

1949年前后的香港，何以没有被“1949”割断，文学常识何以没有被湮没，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是香港的家园意识。当中国内地革命“毁家”，台湾则处于“迁家”的动乱中时，香港人却对香港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家园意识和感情。

吉士的《香港人日记》（1947）第一节写“我”战乱流徙归来，虽无栖身之处，却“心里暗羡香港有福，经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战争，这个英国皇家殖民地不曾变了模样，却是桃花依旧笑春风!”待过海关时，虽遭检查，“箧里东西给翻到凌乱不堪”，“我倒觉得心满意足”，因为“仔细检查是他们的职责，怎好埋怨，而且检查行李人显然已较战前进步了，他们不曾向我啰嗦，要钱‘饮茶’，呼喊也比战前的斯文得多”。

这种“心满意足”不能简单被判断为“殖民地心态”，因为它产生于日占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结束以后，产生于许多香港人颠沛流离后又重返香港之后。香港虽是英属殖民地，但它也是香港人的家。这种“家”的感觉，自然在“失而复得”后格外强烈，而这是外地作家、中原心态，都难以体会得到的。它正是香港文学本土性最丰厚的土壤，它的最初孕育自然非常值得关注。这种“家”的感觉就产生在战后的特殊年月里。侣伦当时在一篇文章中述及香港沦陷前自己意识到“要改换旗帜”时的沉重心情，这不是从一种殖民地沦入另一种殖民地时的失落，而是“那失了日常生活常态”时的“无比的困倦”［19］。鸥外鸥的《山水人情》是一篇至情至性之文，内地流徙之途中充溢着对“香港岁月”的深情怀念，那种“共栖于南国岛上”的回忆，完全是将香港作为“自己的家园”来呈现了。香港的沦陷，使香港本土作家第一次大规模离港流散，战乱迁徙会产生强烈的“思乡”之情，而战争中香港城的失而复得，使香港人更有了日常生活层面上对香港的归属感，香港本土作家也开始有了超越殖民地对峙意识形态的某种“香港意识”，即视香港为自己家园的意识。而这又孕育了文学的家园意识，香港作家、文学青年也就可能把文学当做自己安身立命之地做辛勤、长久的耕耘。

战后的城市中，能以一种长久的眼光审视、认识自己的，首推香港，而这背后少不了“安家”的动机。有时难以相信，当时的香港报刊，会如此多讨论香港城市的文化建设问题。香港这座“光怪陆离的大城市”在四、五十年代就提出了自身建设的很多重要话题。“尖沙咀渡船上口含雪茄，手持西报，嘴里叽里咕噜说洋话的绅士淑女”，“五分之一是洋人，五分之一是华洋学生，其余五分之三是高等华人或准高等华人”的“聚会”，时时会刺激香港人产生“最高明的还应该是创造自己的服装、建筑，创造自己文明的文化的民族”［20］，希望“不将‘五四’的车轮倒转”的同时，“多用点国货材料铺平路轨”［21］。所以，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都在当时的文学刊物中得到重视。恰恰是在1950年代的香港，中国文化被看做中华“各民族间彼此平等，互相融合一致”而“在世界文化上站于最重要的地位”［22］的文化，一般文学刊物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介绍都抱有热情，例如《海澜》几乎每期都要刊载评介中国古代作家的专文，还连载《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研究》等。这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努力，甚至使香港在整个华人世界扮演了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的传播在香港也显得全面及时。这种文化的传承性使香港文学的本地化进程有可能建构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互补的香港本土传统。

1950年代的香港已经开始形成其自身的传统。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时众多的青年文学刊物在普及文学知识、指导文学创作时，开始援用香港作家的创作资源。例如谈“诗的形式与内容”，当人们强调“单独是唐诗、宋词、元曲，或西洋诗的形式，都不是我们建立‘新诗式’的张本，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受中国文化的深切影响，有着音韵声调上特殊的美;但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对艺术的概念，又接受了西洋文化强烈而无可避免的冲激，‘新诗式’必须包含这两个因素”时，会用力匡等香港诗人的诗作作为最重要的范本来论述（同时，对内地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诗人作品有所批评）［23］。这里，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都是属于香港自身的，影响的对象又是香港的青年作者。力匡的诗更被读者如“爱陶潜、杜甫与白居易的作品”那样喜欢，因为其诗让人“发现了我们共有的生命与情感”［24］。这些都无可怀疑地说明，此时的香港文学已足以顾及自身传统的形成。在1949年前后大批南来作家进入香港的情况下，香港如此快地可以避免以往南来作家潮冲击下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滞后情况的发生，而信心十足地推进香港本地文学传统的形成，说明此时香港文学的环境确实不同于战前了。1949年前后的南来作家很少有暂居的了，而他们的写作虽也有眷恋中原、怀念故园的，甚至有的还会在怀念过去中而否定了现实的香港，但他们的“在地”写作显然早于内地迁台作家，或者说他们的香港家园感觉、意识早于内地迁台作家的台湾家园感觉、意识。如果比较一下香港“南来”作家和台湾“跨海”作家的创作，这中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但香港城本身的环境和南来作家迁居心态之间的契合是值得考察的。

香港虽不可能像古老的北平城那样让人产生“婴儿摇篮”的安稳感，但也不会如老上海那样使外来者有“旅馆”那种热闹而暂居的感觉。加上香港一直在个人的、世俗的层面上呼应着上海等内地城市的都市思潮，会使一些内地作家在香港产生某种亲切感、归宿感。尽管南来作家还会较多地去写怀乡之作，但他们也会把眼光投向“香港”中“皇冠上珍珠最明亮的一颗”［25］。开始，南来作家不管是左翼阵营的还是多少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大多仍以审视殖民地的目光看待香港，甚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会是作者“香港立场”的主要倾向。但很快他们的创作，即便是对香港现实的否定，也少了以往对香港殖民地的嘲讽，更多的是出于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的批判性和对社会底层者的关怀。“家园”的感觉使战后香港文学较早较多出现了“归来”的形象时，即便是南来作家的写作以“逃离”去书写内地时，他们笔下的“香港”也会有种种“归来”:“我默默地送走每一个日子，/计算着你该回来的日子。//昨宵听一夕窗前急雨，/今晨我见第一朵白茶开在枝头。”（力匡《初冬》，1955）在南来作家常见的“言情”小说中，“家”的归属感成为最感人的情感，就如小说《银弟》（齐桓，1953）描述的那样，避风塘渔家女子银弟对情人细腻微妙的情感想象展开时，“免得一世唔落地”的心理期待得到了丰富的呈现，从避风塘渔船到油麻地戏场的所有香港意象都让人感到家的渴望。

1960年代成名的香港乡土小说家海辛（原名郑雄，1930－）这样谈到他的文学启蒙“当然受到当代几个著名作家像巴金、茅盾、冰心、朱自清辈的影响，他们的行文流畅，主题严谨，读后我的写作水准随之提高。但我觉得那些作品，和我本身距离颇远。其次，我又读到大仲马的《侠隐记》、《三剑客》，小仲马的《茶花女》和屠格涅夫的《罗亭》等，它也深深地吸引我，推我的文学足步向前走，可是它们离我的现实生活距离得更加遥远了”［26］，只有读到望云的《黑侠》，杰克的《痴儿女》、平可的《锦绣年华》这些港味小说，“便立刻觉得自己又生活在那地方和那些人物打交道，总意识到自己和作品距离很近很近，如果是果子树，我可以伸手摘来尝啖。”［26］香港作家受到的影响中，恰恰是香港本土文学传统的影响最大，自然表明了香港文学的地域性。但香港文学的地域性中又有着跨地域性，香港本土文学传统本来就是在接纳、转化多种外来文学传统中形成的。例如杰克（原名黄钟杰，1898－?）被视为香港第一批章回体通俗小说家中创作数量最丰、影响最大的一位，1950年代写了长篇言情小说《红绣帕》《荒唐世界》，“反映良好，读者颇多”［27］。然而，这位通俗小说家对外国文学却情有独钟，他在1950年代主持发行了颇有影响的“基荣名著选择”，其中主编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被当时的香港报纸推荐为“真可以当作任何人精神上的粮食而无愧。所有学校当局都应该把这本书介绍给学生，或甚至进一步指定为学生的课外读物”［27］。1960年代，他还将毛姆最好的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译成中文刊出。一位一直在报刊撰写商业味浓的流行小说的作家同时又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自觉传播者，这不仅传达出1950年代的香港，远比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更早地打开了世界文学的窗口，也反映出香港本土即便是通俗性消费性写作，也有着跨地域性因素。这种接纳，被用来加速香港城市文学的进程，更被用来转化为香港本土写作的诸多因素，成为日后香港文学的流行性提升为某种世界性的重要途径。

在冷战的1950年代，香港文学表现出地域性和跨地域性兼有的特色，有效地消解了冷战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宰制、干预。中古粤语、岭南文化、市井经济，是香港最鲜明的地域性;而其文化的海洋性、城市的国际性又使香港对于外来文化善于接纳、转化，香港文学的题旨、文体等还往往比中国内地、台湾地区文学更早地表现出“跨地域性”。香港文学、电影中的许多精品都改编自中国古典戏曲、名著以及西方文学，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跨地域性”。传统武侠小说在1950年代中期的香港文坛转变为新武侠小说，就包含有对于西方小说的“改编”。梁羽生曾自述如何“改编”了英国女作家伏尼契（E．L．Voynich）对年轻人有强烈吸引力的小说《牛虻》（1897）中的主角，完成了自己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1956）中凌未风这一形象的塑造［28］;而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金毛狮王，则来自对于美国作家梅维尔（H．Melville）的小说《白鲸记》（1851）的改写［29］。一种极其中华本土性的小说却可以“改编”于西方小说，这种跨地域性也只有发生于香港。

在这样一种跨越了“1949”的文化环境中，作家的香港体验前所未有地丰富，无论是从新文学起步，还是直接切入市井商业性，最终都开拓出“港式”文学来。

1950年代初的香港已经出现了包括中国银行大厦、汇丰银行大厦、东亚银行大厦、九龙电话公司大厦等在内的20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这些空间形象也不断出现于香港报刊。但是香港文学中被描绘得直切生动的却是香港的里街小巷。一种从五四后乡土文学的传统切入，在香港都市“乡土”中开掘资源、展开想象的创作已开始形成其流脉。翻开当时的香港报刊，像小说《年初三》［30］那样真切描绘逼仄、窘迫的香港骑楼穷巷人生的作品随处可见。《年初三》一类小说的好处还在于其人物对话往往是地道的粤语方言，但由于作品对香港骑楼环境和穷巷小人物的描写真切，开掘深入，即便是非香港读者，也很容易进入作品的香港人生世界，反而能更好感受到粤语方言对话的味道。齐桓的小说《阿女》（1955）简洁的勾勒中富有香港骑楼“寓言”的意味，驼子阿女只有在“骑楼底”砖柱的阴影中才有她展开想象的空间，“现在她似乎感到一种被遗忘的安闲，一种不再受别人那么的注意的安全感。她坐在那里，只有她自己，她看着，想着，她似乎已经能够使自己觉得，她也和别的人没有什么分别了……”并非作漫无边际的联想，香港有着太多、太频繁的出入者，有着驼子阿女那种“受别人那么的注意”的不安全感，而只有“骑楼”那样的城市“角落”才展开着香港民众“冥想的国度”。［17］《历劫》（章回，1956）中，“老罗”和“小丁”之间的关系，“主仆吗?亲戚吗?同乡，同学，或同什么吗?”谁也说不清;而“老罗”的话匣一打开，“北方话，上海话，四川话，广府话，甚至潮州话，都可以来上一手”，这些都呈现了1950年代香港移民社会的色彩。就在“这是香港!”的街面上，“老罗”和“小丁”这两个南来客“相依为命”，命运却截然不同:野草般顽强的“小丁”“在香港这石头一般坚硬而无情的社会夹缝里”生存下来，从乞讨到置业娶妻安家，而“寄生的蚜虫”“老罗”，“由内地那边飞到自由世界，现在永远消逝了。”小说是南来者对香港的认同，香港“老街坊”生活与“小丁”自食其力的“轩昂”、“茁壮”水乳交融，充溢着香港民间社会的活力。这类作品，有着新文学传统背景下对世代祖居之地芸芸众生日常人生的审视和开掘，呈现出里街小巷对于城市历史的沉积和香港人根之所系的生命记忆的“乡土”意义。

齐桓的中篇小说《八排傜之恋》（1953）当时曾获得“无论就结构、修辞，还是主题，任何一方面说……都够得上世界水准，是近年中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17］的溢美，但这篇小说展开的“异族”想象确实是1950年代中国内地或台湾文学中都无法展开的，而延续了香港孕育的文学想象，起码跟侣伦1940年代那些描写“异族”人物形象的小说相一致，既不是将“异域”纳入“本地”的意识形态中，也不是简单建构“异域”乌托邦，而是突破单一意识形态性的乌托邦表达。小说讲述汉族大学生张雅各（“我”）与傜家女子二娃的爱情遭遇。美国牧师白箴士万里迢迢来到傜山，只为了弄清“傜民和唐代历史渊源”，见证傜民的历史智慧和手足之谊，最后献出了他全部的爱和他的生命;二娃身上一直有着一种“王者的尊严”，让“我”强烈感受到，“我们文明人实在是不如山居的种族的”，而人生、生命“真正的价值，每每要在这些场合才显露出来”。白箴士和二娃这两个“异族”形象在“我”心中唤起的温暖，“比在上海的电影院完场独自回学校的心情温暖多了”，而爱情也成为心灵的“朝圣”。小说借一场“异族”婚姻写出了广博的爱和做人的尊严包含的生命价值，这种苦苦寻求发生在1950年代初的香港文学中，显示出香港文学一向有的视野。

战后香港文学更值得关注的自然是直接切入香港市井商业性的创作。比侣伦的《穷巷》、黄谷柳的《虾球传》在香港连载都要早一些的是经纪拉即高雄的《经纪日记》，黄继持认为其小说“切入本地与市井商场”，“下笔与市民意识认同”，“虽说是‘商品化’运作的产品，却比日后传媒雄霸天下局面留出较多的想象与思维空间”，“就其为最具‘香港味’的小说而言，所刻画的香港社会转型期的世态，所隐含的文人‘卖文’时从俗媚俗与知识良心的矛盾‘张力’，往往可作艺术玩味”，而其“提供的社会历史资料，以至日常变化，往往比‘正统’的小说乃至学术著作更为具体丰富”，这些都代表了香港小说的“一路”，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31］。黄继持的论述几乎讲尽了高雄小说的香港价值和意义。高雄1944年26岁时自穗入港，迅即融入香港社会，成为香港“本地”作家，而此时他的市井商场长篇小说《经纪日记》（1947年起连载于《新生晚报》等报纸，1953年大公书局出版第一集）内容、叙事、语言，都颇具香港本色了，写得极通俗，却全然没有左翼文学“大众化”的印痕。一种商场掮客揾钱赚生活的语气被模拟得惟妙惟肖，串起的人物极呈香港世相，而日记体运用也迥异于“新文艺”体，时脉分明，叙事简洁，常有情场之述，却无缠绵伤感之处，更不拖泥带水，处处呈现精明之分寸;虽有方言的引入，但其商场气息浓，有时反而使叙事脉络在清晰中更有香港意味。《经纪日记》借由经纪人“我”的眼光，写尽了战后至1950年代，香港縻集四方人士，金钱至上，甚至“在死人身上揾钱”的社会风气。而集“三及第文字”（混杂文言、白话、粤语的文体）之大成的叙事语言，将香港社会转型期的世相心态呈现得多姿而真切。如这样的文字:“一肚闷气，到酒家楼独酌，烂醉回家，和阿三扑个满怀，酒气顿消，惜老妻已返，一句话都不说，昏迷睡觉”，文言表达的简洁、白话节奏的流畅、粤语气息的真切，都被糅合在一起，在烂醉、消醒、昏睡的过程中将“我”在商场沉浮和家庭纠葛中的无奈无力状表现得形象生动。又如这样的对话描写:“余念念不忘陈姑娘之老细，并怀疑老妻与彼已发生关系，因描写老妻之形状，问周二娘知其人否，周二娘曰:‘此二三流之交际花耳。’余问其与陈姑娘老细之关系，周二娘曰:‘彼对此老细固极垂涎，惜已年老花残，人家未必注意也。’余无法，即告周二娘此为余妻，周二娘闻之，大感不安，继而笑曰:‘汝何必多疑若是，尊夫人亦会揽镜自照也。’余不觉失笑……”周二娘乃一暗娼，“老细”则为内地逃港的大财主。周二娘三答中语气的变化，将一个与“我”有染的风尘女子左右周旋中的心理揭示得细微真切。此时的叙事由往昔的“我”变成“余”，周二娘的答话也以“文言”为重，显示出此时的“我”“思前想后，内而家事，外而生意前途，都异常悲观，自问聪明才辩，乃不世出之经纪良才，何以上苍绝人，竟至此极!”的心理。这种语言的“分裂”，隐含了作者卖文为生中心理矛盾的张力，颇可转化为艺术滋味。高雄说他写《经纪日记》一类作品，“写的时候，亦不是只求通俗而已”，更不希望“读者们只顾享受小说中的通俗趣味”。［31］“三及第”的香港文体在高雄的小说中提供了较多的艺术张力和想象世界，这种文体后来演变成1970年代的“新三及第”（白话文、粤语、外文），其中包含的语言资源和文化意义反映出香港文学在“寻根”和“越界”中的生存发展。

高雄的港味自然不只是“三及第”一体，他以白话的文艺笔调和浅近的文言写言情小说，用粤语的怪论笔调写讽刺杂文，也利用民间传统的叙事框架针砭香港……高雄的多种笔调，显示出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社会对于通俗文学有着多种要求，从娱乐消费到批判社会;而通俗文学也开掘着香港本土各种文化资源，日益深远地影响着日后的各种创作走向。尤其是他的言情小说，写情，“刻画殊深;写欲，每以隐笔描绘，寥寥几句而已”，“虽写男女间情事，杂以绮语，艳笔迭见，但全无歪念也”［32］，而“真乐而不淫”的笔，也大大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这类言情小说在1945年后期大举登陆于香港报纸副刊，正说明战后香港文学开始形成了其本土传统。

高雄当时连载的小说不止《经纪日记》一种，而且并未因“1949”而中断，反而显得越发旺盛。他的存在表明了战后初期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复苏的活力。而且，高雄的笔调比侣伦更多种多样，几乎囊括了四、五十年代香港副刊的文学类型，仿效者、呼应者不绝于后，这一线索才真正拓展开了香港文学的战后格局。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是孕成于《经纪日记》代表的那一脉创作中的。例如日记体的启用和改造，不仅反映出香港的读者需求，而且包孕着香港认同意识。在左翼文学主导香港文坛，作品被严重政治化、时局化时，日记体保留了某种世俗的、个人化的空间。而当时的日记体又多写香港“骑楼”“写字楼”“赛马场”生活，有着地道的香港情调。如前述的吉士的《香港人日记》（1947）以一个“复员”回到香港，出入于公寓、商行的小市民眼光，将香港战后世态人情一一摄入“个人档案”，叙事的亲切，勾勒的清晰，剪裁的精明，既脱胎于通俗笔法，又有着对五四时期文人日记体的超越，颇有几分地道的香港叙事味道，其中不乏对香港的认同和喜爱。如果这样去看，“日记体”的大量启用就更在情理中了，因为它更能传达作家对香港民情生态的亲近感、平易感。

切入香港市井商业性的不仅是香港本地作家，南来作家也有很快跻身其中的，齐桓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位。他的不少作品已经能切实触摸到香港市井商业性的脉搏了。例如小说《大仙》（1956）讲述香港“赌马经”的故事活灵活现，都市赌场的狂热和“扶乩贴士”的迷信交相辉映出香港人的市井商业心理，主人公张国伦的心理变化也成了香港城性格的一种写照:“是马儿还没有跑出来的时候那一阵叫喊;是两个礼拜的推测、计算、希望化为五分钟的焦灼和悬挂;是输了的松弛或赢了的兴奋…这和追女孩子一样的，追得着追不着没关系，就是要追。……我们生活中的契约越来越多了，哪里还有什么情趣可言呢?赌跑马就是无保证的，就是要冒险、搏机会的，而它的可贵也正在此……”张国伦最终走出了“大仙”给予的“安全感”，再次投入都市商业“冒险、搏机会”的激流中。

上述“港式”文学都跨越了“1949”，延续了都市文学自身的体验和想象，实践的也正是城市文学的常识，从而使得1949年前后的香港，逐步取代了上海，扮演了当时中文文学中唯一的商业都市角色;同时香港又联系了东南亚等海外，延续了汉语文化的薪火，由此展开的香港想象空间不断得以拓展，为日后香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本社．常识［J］．海澜，1956（5）:3．

［2］新潮社．发刊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J］．文艺新潮，1956，1（1）:2．

［3］欧阳文．什么是人文主义［J］．六十年代，1953（40）:12．

［4］巴 山．文艺座谈——关于所谓“色情文学”与“乌龟文学”［J］．文海，1952，1（1）:2．

［5］本社．说说文以载道［J］．海澜，1956（9）:3．

［6］本社．标准［J］．海澜，1956（6）:3．

［7］本社．创作的态度［J］．海澜，1956（8）:3．

［8］本社．建立文艺作家协会［J］．海澜，1956（7）:3．

［9］本社．转益多师是吾师［J］．海澜，1956（4）:3．

［10］本社．海澜的启示——观海有术，必观其澜! ［J］．海澜，1955（2）:3．

［11］本社．我们希望这样来编《海澜》［J］．海澜，1956（11）:3．

［12］老大哥．读第一流作品，做第一流作家［J］．海澜，1955（2）:24．

［13］编后语［J］．海澜，1955（创刊号）:35．

［14］幕前词［J］．文海，1952，1（1）:1．

［15］谢扶雅．“五四”与新作家［J］．五四文刊，1953（创刊号）．

［16］编后［J］．人人文学，1952（创刊号）．

［17］编者．编后［J］．人人文学，1953（6）．

［18］秋 子．热情的交流——记本刊青年作者的集会［J］．六十年代，1953（39）．

［19］侣 伦．火与泪［N］．华侨日报，1946－08－25．

［20］吕 葵．泥土气息［J］．海澜，1955（2）:13．

［21］写在篇首（代发刊词）［J］．海澜，1955（创刊号）:2．

［22］杨炳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J］．五四文刊，1954（6）:14．

［23］夏侯无忌．诗的形式与内容——给青年作者的第二封信［J］．人人文学，1953（10）．

［24］公羊高．我爱燕语集［J］．人人文学，1953（10）:56．

［25］力匡．行程（诗）［J］．人人文学，1952（2）．

［26］海 辛．土生土长的通俗文学与我［J］．香港:文学研究，2006（2）:121．

［27］刘以鬯．记杰克［J］．香港:文学研究，2006（创刊号）:46－47．

［28］梁羽生．凌未风、易兰珠、牛虻［M］//梁羽生．笔花六照．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50－52．

［29］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M］．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82－88．

［30］费 力．年初三［J］．海澜，1956（6）．

［31］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一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110．

［32］黄仲鸣．既艳且谑而不淫——林沈与高雄笔下的男女色相［J］．香港:文艺研究，2006（3）．

Striding across 1949:Hong Kong Experiences and Imagination Unfolded in“Common Sense”

HUANG Wan－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The literary world in Hong Kong from post－war to the 1950s held onto the“common sense”stand of literature，preserved and developed literature itself with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knowledge of literature，by which it was parted from inland“worker－peasant－soldier literature and art”and Taiwan“combating literature and art”，and entered the native process of Hong Kong experiences and imagination．The important factor promoting native process was the growth of home consciousness in Hong Kong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postwar Hong Kong was a period in which realistic cultural factors and patterns were most complicated period．It comprehensively accepted various literary traditions of China inland in 30 s and 40 s，and the political allegories of both left wing and right wing in Hong Kong could be expressed at the same time．And the native tradition in Hong Kong that complemented regionalism and cross－regionalism effectively dispelled the literary limitation posed by cold－war ideology．It was based on this kind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that Hong Kong literature strode across 1949．The experiences of author in Hong Kong are of unprecedented richness，whether starting from new literature or directly cutting in market commercialism，they finally opened up“Hong Kong－style”literature．Hong Kong around 1949 not only gradually took the place of Shanghai and played the role of the only image of commercial metropoli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at time，but also contacte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passed on the torch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from which the unfolded Hong Kong imaginative space developed continually．

after war;1950 s;Hong Kong literary world;the general knowledge of literature;Hong Kong experiences;Hong Kong imagination

（责任编辑 郭庆华）

I209．965．8

A

1000－5935（2011）02－0040－07

2010－12－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W09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jA751024）

黄万华（1948－），男，浙江上虞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