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允

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天津 300170

资源约束下的制度博弈与演进
——关于“北大”与“清华”自主招生之争的经济学辨析

张师允

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天津 300170

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考试有打破信息不对称的趋势。由于制度性特许而获得先行地位，“北大”与“清华”为首的两个高校集团的竞争性自主招生，不仅发生于联盟内部，更影响到外部即高等教育整体，无论在广义或狭义上，都只加剧优质生源从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大学地位的演进，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是在各相关主体的博弈和体制与机制变迁中进行，因此，教育选拔，首先选拔的是制度，其次才是选拔人。“北大”与“清华”自主招生之争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它用更宽泛的资源要素视野观照教育，从制度转型层面，撬动了我国高教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的若干改革。

大学；自主招生；教育资源；教育选拔；体制；机制

一场“北大”与“清华”的自主招生之争开启了教育选拔的新格局。一时间，方家登场指点评说，社会贤达议论纷纷，持赞成意见者列举其好处急欲肯定，持怀疑态度者历数其弊端直陈不周。有代表性的是，正方北京大学文东茅等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联名上书，把自主招生上升到教育兴邦层面；反方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和台湾高等教育学会理事长陈伯璋等先生则举出实例，直言其中的风险。诚然，在一个正常的教育遴选机制下，教育选拔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是，教育选拔重在何处呢？于是我们要问：“北大”与“清华”乃至“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究竟争夺什么？这场自主招生到底改变了什么？

一、是自主招生的乱相争夺，还是资源配置的自然选择

1.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北大”与“清华”自主招生之争首先表现为生源之争。我们知道，在教育起点上，优质生源构成一所高水平大学的内在基础要素。源源不断的优质生源充实着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整体教育资源，其教育质量建筑其上，并且维系、巩固、增进着一所高水平大学在社会总和教育资源中的盘整能力。仅从这次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这两所高校自主选拔考试看，2011年各自分别有11000余名优秀考生报名申请这两所高校的自主招生选拔考试。天津大学的自主选拔考试全国除西藏外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均有考生报名，报名考生超过500人的省市有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仅河北省的申请人数即达到近1000人。申报2011年南开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考试的考生，相比2010年的6000余人增长了近一倍，在全部报名者当中有天津籍考生1000余人，并有申请保送生的考生约500人。我们用高校创纪录的报名申请人数，对比2010年天津市高考分数段统计数字发现，若以此为基准进行假设，在理论上这两所高校通过2011年的自主选拔考试，已经把天津高分数段考生一网打尽。从2010年高考分数段统计看，在理工类分数上，南开大学在天津的录取开档线为606分，天津大学录取平均分是621分；在文史类分数上，南开大学在天津的录取开档线为591分，天津大学录取最低分是603分。与之对照，2010年天津市高考分数段统计显示，当年理工类高考成绩600分以上1981人；文史类高考成绩600分以上有389人。我们用这个对照，揭示一个逻辑——高水平大学通过自主选拔考试向全社会释放了强烈信息，即在高等教育现存资源格局下，优质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高校集中，也就是对整体高校而言增加了优质生源的稀缺性。

2.排斥性竞争行为强化了“北大”与“清华”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的优势地位。以“北大”与“清华”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的自主招生，是在所谓教育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展开，无疑具有一定的排斥性竞争属性。这十分类似于生长在市场领域中的企业战略结盟。比如，某一大行业或领域内的寡头企业，由于制度性特许，或者天然或者历史赋予，使他们有力量先于其他普通企业，撷取市场超额利润。但这又不可一概而论，战略结盟也是企业正当的市场行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是无可回避的市场选择过程；然而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某个企业的强势市场地位可能通过非市场力量获得。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教育遴选机制下，教育选拔从而教育供给主体具有大致平均的起点；在不完全竞争的教育遴选机制下，那些缺少足够制度资源支持的教育供给主体，在自主招生这场教育选拔的资源整合中有拉开差距的可能——需要指出，这并非完全内生，相反，在这里外力作用明显。我们看到，率先开展自主选拔考试的“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差不多集结了国内位次居前的多数知名大学，如果早前进行自主招生是由于教育部特许并指定这些大学有资格开展试点，则目前“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的联合自主招生行为仍然是靠其先行地位。由此可说，“北大”与“清华”为首的两个高校集团的竞争性自主招生，不仅发生于联盟内部，更影响到外部即高等教育整体。因此无论在广义或狭义上，都只加剧优质生源从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

3.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考试有打破信息不对称的趋势，但是即使考虑这一变量，也并不足以根本降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透过“北大”与“清华”乃至“北约”与“华约”之争，可以增加我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性的直观认识：第一，需要看到，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考试相对于统一高考录取招生，产生了一个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即在短时内浓缩了信息样板空间——通常这是关于如何精确地报考一所理想的高水平大学的核心技术，其难点在于多数单个考生无法确知究竟有多少考生可能与他对撞；第二，每一单个考生惟有通过努力，争取无限接近高考分数段上端，方可最大可能地降低他自己报考理想中的目标大学的不确定性。这恰恰证明，高水平大学这一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的；第三，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考试在通常意义上确实为考生与学校增加了双向选择机会，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既为自主招生，“北约”与“华约”的高校要对选拔考试设定约束条件，并且各高校必定提出符合其教育特点的具体招生录取标准，以保持其独立性，避免大学教育千人一面。

可见，大学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是常态。从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考试的利益方来看，形成了这样一组博弈关系：大学与考生、大学与大学。需要指出，“北大、清华”与“北约、华约”两个高校联盟自主招生之争，既不能无限扩大所谓高水平大学的招生录取额度，也不可能减少高考考生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争夺优质生源的表象背后是教育资源之争，教育资源之争的背后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争。尤其需要指出，在教育部实行统一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为充要条件，教育部对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考试的录取比例实行总量控制为必要条件，等等硬约束条件起作用的情况下，哪个博弈关系都并不改变社会总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

二、透过核心竞争力，看大学地位与大学声望的历史演进

1.大学地位基于大学文化的独到性，其核心是大学精神。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教育质量、教育影响、教育声望集中体现在特定的大学理念之下，并且这一特定的教育精神文化，注定内化为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教育核心竞争力。因此，一所大学文化积淀之敦厚，一所大学精神广博之开放，一所大学文化特征之独有，等等，是这一大学区别于那一大学的最重要标志。由此可见，“北大”与“清华”乃至“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自主招生之争，实际体现了所谓国内知名大学的教育理念或大学精神之争。进而，在这一框架下，分属“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的各个大学都毫无例外地接受考生挑选。所谓大学的地位、大学的独立性，所谓大学施于社会的开化与教化的功能，就在这挑选与被挑选中，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在思想和文化、在知识与技能、在引领观念和风气之先，在千百万人被熏陶与被浸润中不断进步，这是大学给予社会的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北大”与“清华”的自主招生之争开启的教育选拔和竞争的新格局，其积极意义就在于延续大学精神，传承大学文化，创新大学发展。

2.从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的大学排名，看大学地位的演进路径。关于大学地位的争论始终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这集中体现在所谓大学排名是否科学严谨的质疑上。我们姑且把大学排名作为参考，因为它用专门方法把一整组大学教育活动的指标按照年度进行统计分析，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动态参照，毕竟高等教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当然大学排名，首先需要确立第三方的客观公正地位；其次需要确立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和评估标准；再有需要有长期的大量的准确的定性与定量研究。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发布的“世界200所最佳大学排名”是迄今最著名的全球大学排行。它的权威性基于三点：第一，比如在2006年，由世界各国的3703名学者列出他们各自专业领域中最好的三十所研究大学；第二，指标体系客观公正，它依据的权重为：学界互评分数（40%），企业雇主评分（10%），国际师资分数（5%），国际学生分数（5%），师生比分数（20%），师资论文引用率分数 （20%），之前依据的指标多达15项；第三，《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传播资源，保证其独立的第三方立场。《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与《泰晤士报》有着复杂的血缘关系以及产权变动关系。创办于1785年的 《泰晤士报》，秉承独立客观报道事实的宗旨，200多年来持续着其严肃保守的风格。泰晤士报业并且出版《星期日泰晤士报》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泰晤士报教育增刊”、“泰晤士报苏格兰教育增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等。1981年，传媒巨鳄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从加拿大籍汤姆森家族手中一并收购《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与《泰晤士报》，它们同属默多克集团在英国的子公司国际新闻公司（News International）下面的子公司。《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全球大学排行的客观性，可以从它并不吝惜北大、清华等中国高校在全球大学排行的地位逐渐提高这个事实中窥见一斑。比如，2006年北京大学的排名比2004年上升三位；清华大学的排名上升到第28位，此前是第62位。对此，《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编辑约翰·奥莱利说，毫无疑问，这对其他排在前面的英美大学成为一个巨大挑战。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认为，这说明国际高等教育界对中国大学的一种认同和肯定；并认为，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相比在许多方面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3.大学自主招生之争，促进大学教育核心竞争力。我们从大学排名得到两点启示：（1）不仅需要清醒看待大学排名，更要看到在全球化条件下，独立的权威的教育评价乃至教学评价机制是大学提高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助推器；（2）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集中体现在一所高水平大学的师资和生源质量、教学和科研水平、学科和声望影响力、资金和融资来源等等基础要素方面。这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各种生产要素和社会要素充分活跃的条件下，尤其在知识生产越来越成为主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高等学府虽说需要摈除外界纷扰，但是并非可以完全置身度外。一所现代大学之长入社会，发挥其对社会变迁的助推器作用，既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同时也要无可回避地接受外界全方位的评价。从这个角度说，“北大”与“清华”自主招生之争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它用更宽泛的资源要素视野看待教育，从制度转型层面，撬动了我国高教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的若干改革。

三、资源约束下的大学“有形之手”和政府强制作用

需要指出，“北大”“清华”及“北约”“华约”高校联盟这些国内知名大学其自主招生的先行地位是被赋予的。制度性特许，构成了国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之形成和聚集的一个显著的体制和机制特征。

1.国内知名大学抑或重点大学建设，始终是在强制性制度安排下进行。根据教育部和有关资料记载，自1952年以来，国家多次公布“重点大学”或“重点建设的大学”名单。1954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中指定6所全国性重点大学；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1959年8月28日又增加4所重点大学；1960年10月22日，中央决定在原来20所（16＋4）重点大学的基础上，再增加44所重点大学 ；1963年9月12日，教育部通知增加3所重点大学；1963年10月24日，教育部通知增加1所重点大学；1978年国务院确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8所院校为全国性重点大学；“七五”、“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15所）；197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22所高校首批试办研究生院；1986年4月国务院批准10所高校试办研究生院；2000年6月教育部又批准22所高校试办研究生院；2004年教育部指定全国34所考研自行确定复试录取线的高校；首批拥有教授任职资格审批权的高校有32所；1992年中央指定：14所大学的书记、校长职务由中央管理；2000年增加7所；2003年12月再新增11所。迄今为止，全国的副部级高校总共31所。

2.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施的大学建设211工程与985工程，进一步把国内重点大学的教育发展和变迁路径纳入了政府轨道。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关于大学建设的“211工程”正式启动。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大会上宣告，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

上述两个经验事实证明，国内重点大学的变迁路径，只发起于权力中心的计划性指令，当然是强制性制度安排。这与一所大学内生的、实质性的、教育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究竟是否真正有关？在大学的主体地位完全确立之前，强制性制度安排下的大学委托代理关系是否能有效的起到激励作用呢？

3.政府作为产权主体，其出资人的行为，左右着重点大学的主体地位。现行体制下，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出资主体当然是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因而，大学的教育活动注定受到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大一统的高校管理体制约束。在英美一些国家高教体制下，由于精神传统和社会理念绝对注重大学的独立性和尊严，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教育质量和教育声望，只可能在长期教育活动的历练中逐步建立，不可能通过外力擢跃成长。比如，在英国严肃保守的教育传统下形成了一批所谓“红砖大学”，代表着深厚的教育历史，而美国的“常春藤”高校联盟当然是高水平大学的标志，但这都绝非几十年之功，原因在于，大学的独立地位使他们能够延续和发扬各自的教育传统。以此作为参照，如果追问或者求证，“北大”与“清华”和“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究竟争夺什么？以及这场自主招生到底改变了什么？我们不妨作出反证——以往大一统的大学教育体制和机制究竟限制了什么？我们至少可从三个方面，看到政府通过“有形之手”对大学教育的自主发展形成强制约束和干预。（1）政府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对大学进行目标定位。自1998年以来，教育部通过直接和联合方式把国内重点大学划分为三类：“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2）通过拨款机制对大学形成硬约束。十多年来，教育部通过与有关省、市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联手（都是委托出资人），通过契约方式及共建合同，针对上述三类大学的发展定位，规定了拨款数量，从而对大学形成了硬约束。（3）政府通过体制性划分影响大学发展空间。教育部直属、国家各部委直属、省市区政府直属等。对大学的体制性划分，不仅是不同的隶属关系下的教育定位——它左右着一所大学教育活动的边际，重要的是它限制着大学教育活动的自主性。

四、“北大”与“清华”自主招生之争：一个新的教育竞争激励

以“北大”与“清华”为首的“北约”“华约”高校联盟自主招生之争，出现在我国加速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条件下，这为我们考察与分析这一关系整个教育发展与走向的标志性事件提供了最重要的宏观背景，也折射出“北大”与“清华”为首的大学自主招生之争具有的开创性作用。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和经济学浅见主要来自于这一标志性事件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方面。

1.教育改革加速催生大学自主招生机制创新。“北大”与“清华”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的招生之争，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率先把多年来教育界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呼吁多年的招生改革付诸实践，对扭转考生一次高考决定终身的弊端，真正推进素质教育，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有着极大的示范性。“北大”与“清华”和“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的招生之争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作用集中体现在：第一，有利于克服大学的官办体制色彩，扭转非大学化的弊端倾向；第二，增加大学自主招生的透明度，降低考生面对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优秀考生减少报考高水平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对整体高等教育资源而言，大学自主招生之争可以提高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进而降低或避免教育资源错配；第四，有利于促进大学与考生、大学与大学之间的良性竞争，促进和提高教育资源的整体素质。

2.教育选拔，首先选拔的是制度，其次才是选拔人。“北大”与“清华”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个高校联盟的招生之争，根本的是大学教育选拔制度之争。第一，它以招生体制创新为先导，突破国家指令性的统一招生计划模式，在国家统一入学考试的框架下，以合理的教育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对考生择优录取；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结果自主录取；第二，特别允许认为自己符合自主选拔申请条件的考生，可以自荐申请参加自主选拔。同时也允许考生所在的中学，对符合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基本招收条件的考生给与推荐。第三，“北大”与“清华”及两个高校联盟的招生之争，促进了大学教育选拔考试采用教育发达国家招生选拔考试的通行方式。比如，清华大学自主选拔考试的考查与认定方式，其中包括，通过了申请材料书面评审的考生，可以参加初试，即由清华大学等高校共同委托专业考试机构组织的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学业能力测试（AdvancedAssessmentforAdmission，简称 “AAA测试”）。

3.从教育选拔的外部性，看“北大、清华”自主招生之争的效应。考察发生在“北大”与“清华”以及两个高校联盟内部的自主招生之争到底改变了什么，应该通过辨析这场招生之争引起了怎样的社会效应来找答案。为此，我们关注这场自主招生之争的外部性效应。从时间序列看，“北大”与“清华”试行自主招生始于2003年，迄今为止，一个足够长的试验周期让“北大”、“清华”等大学给更大范围的施行这项有着标志性意义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范例。本文的基本观点和逻辑在于，从经济学角度辨析自主招生之争的意义，即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制度安排下，一旦大学的主体地位缺失，则教育权力中心与大学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大学行为就会出现种种不确定性，那时交易成本肯定高，受损的是活动于既定体制内的无数考生和学校。具体说，在此一状态下的大学教育活动不可能完全按照大学的规律 （应当包括所有基本方面）即轨迹运行。但是本文作者相信，从经济学来观察和分析的教育集体理性一旦形成，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就不止在教育选拔层面，而必将在大学主体功能的各方面得到长足进步。我们肯定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但却是必定成功的进程。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重新定义和明确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新型关系，并且从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大学主体地位、教育资源配置导向、招生考试自主权等等方面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开辟了道路。

［1］罗向阳，解飞厚，支希哲．公立大学的契约结构、相关的机会主义及其规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崔玉平．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经济研究［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

［3］闵维方，丁小浩．对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高等教育研究，1999，（3）.

［4］北京大学2011年自主选拔录取招生简章［EB/OL］．http：//www．gotopku．cn/index．php，2010-12-2.

［5］清华大学2011年自主招生相关政策［EB/OL］．http：//jointsinghua．edu．cn/bkz，2010-12-2.

［6］南开大学2011年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招生简章［EB/OL］．http：// zsb．nankai．edu．cn，2010-12-9.

［7］天津大学2011年自主选拔实施方案［EB/OL］．http：//zs．tju．edu．cn，2010-12-9.

［8］1959年到现在中国高校的设置［EB/OL］．百度文库－专业文献http：//wenku．baidu．com，2010-10-17.

责任编辑：刘文华 陈 岩

Game and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under Resoure Constraints

ZHANG Shi-yun
（Tianjin Institute of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Tianjin 300170）

Independent admission of university is tending to break asymmetric information．Beijing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won first places by systematical special permit．The competitive independent admissions headed by the two universities not only happen in the internal of the group but also affects the whole external education．This，either in general or in a narrow sense，can only exacerbate the shortage of students and good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The promotions of the status and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are happening in the game of the changes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Therefore，in educational selection，first is the system，and secondly it is only selecting people．Economical meaning on independent admission of Beijing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is that it is in the broad vis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 elements，and from the transition of the system level，moves some of reforms in field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university；independent admission；educational resource；educational selection；system；mechanism

G521

A

1008-9055（2011）01-0006-05

2010－12－20

张师允（1955—），男，汉族，山西省人，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转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