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明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661100)

古代城市除了满足经济、社会的功能外还有着特定的礼仪、象征文化的特征。建水地处云南之南，顾名思义，是“建设水利”的意思。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十五记载:“建水州，附郭。唐时乌蛮地。古称步头亦称巴甸。元和间蒙氏筑城惠历，汉语曰建水。”又载:“建水城，每秋夏之间，溪水涨溢如海，夷谓海为惠，大为历，故以惠历名城。” 明代谢肇淛撰《滇略·二略》称:“建水州，附郭，唐乌蛮地，蒙氏城之曰惠历，汉语为建水，元置州。”明代洪武年间新修的临安卫城代替了原来的土城，这不仅赋予了建水地区重要的军事地位，同时在城市的设计和建筑上适应着国家礼仪与正统的文化观念，为王权在边疆地区的确立与巩固抹上了礼仪与象征的色彩。之后，城池虽经历了不停的战争与不断的修缮，然时至今日仍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格。

一、“内绥滇海、外控交夷”——建水古城的建置沿革

早在汉唐时期，建水即成为通往安南(今越南)的交通要冲，樊绰称建水为“通海城路”和“步头路”的咽喉要地，与滇西“博南古道”相互连接，从而成为云南通往东南亚的国际通道。唐代天宝年间，建水一带成为南诏政权与唐王朝的必争之地，南诏政权击败唐朝的进攻后，逐步统一了云南全境，“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镜”(《南诏德化碑》)。［1］(P2)南诏政权于唐元和年间(806—820)，筑“惠历”城，属通海都督府。大理国前期，设建水郡，隶属通海都督，后期属秀山郡阿僰部地。蒙古征服云南后(1254)，立建水千户(土知州)，仍隶阿僰万户。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建水千户为建水州，隶于临安路。至元十七年(1280)设临安广西道宣抚司于建水城，至顺二年(1331)改为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统管临安路、广西路、元江路的军政事务，所辖范围包括滇东、滇南和滇西南一带。明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改临安路为临安府，下辖6州5县9长官司。同时设置临安卫指挥使司于建水，统辖8个千户所。成化十二年(1476)，置临元兵备道于建水城，统管滇南军务，领临安、澄江、广西、广南、元江5府卫所和9长官司土司兵。清代前期仍设临安府和建水州。辖4州4县5长官司:建水州、石屏州、阿迷州、宁州，蒙自县、通海县、河西县、嶍峨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改建水州为建水县。民国时期，曾设云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曾设滇南人民行政专员公署。

从以上建水建置沿革的变迁可以看出，建水地区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元代以后建水已成为雄镇滇南，“内绥滇海、外控交夷”的边关要塞。再加上，明代以后汉族人口大规模迁入建水，建水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撰《滇略·四略》记载:“临安之繁华富庶，甲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可以说，明代以后临安府的设立与不断迁入的汉族移民，既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政治、军事控制，也带来了古代帝国所流传下来的仪式与文化象征体系。这不仅体现在建筑的设计与城市空间的布置上，还通过官民在建筑空间内举行的各种仪式而呈现。反过来，象征体系的确立又稳固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关于中央政权、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正统意识。

二、城市象征空间的营造

建水古城的营造，和中国多数的历史古城一样，离不开《周礼》模式的影响。《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2］(P429)以宇宙时空的秩序来规定人间城市建造的格局，讲究礼制、风水、阴阳、对称、天人合一等观念是中国古代城市兴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从《建水州志》等明清方志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建水地理、时空、方位的表述被划分为:星野、气候、疆域、形胜、山川。分野就是将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州国相配，并且以星宿的移动来预测州国的吉凶。“滇为禹贡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建距滇五百余里，在其正南，星野仍属井鬼或云临惟属井。”［3］梁州是九州之一，井、鬼都是二十八宿中所说的南方七宿之星，象征火红的夏天;疆域则是指所辖的地域范围及其与外界的界限;形胜、山川则指境内的河流、山脉、城池与乡村地区。这样一种地理时空的划分不过是“周礼模式”在城市建筑中的再现，然而作为明清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的城市来说，却有着它特别的象征含义。星野是天、城郭是地;城墙之内是其“内”，城墙之外是其“外”。内与外、天与地的区分，意味着“天下”观念、主权意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确立。这样一种划分不仅体现在主权的宣示方面，更体现在一种文明、文化进程上。星野笼罩于城郭之上，城内府衙、庙宇屹立，是人文;城外山川河流奔腾，是天文。内外之分中，传达着“中心”与“边缘”的对话、“文明”与“野蛮”的交流，城池之内是滇南行政、军事统治的中心，代表着较高的文明等级;之外则是行政统治的边缘，未开化的地域。在这样一种内与外的沟通、中心与边缘的对话中，创造了一个过渡的空间——城门与城楼。城门、城楼成为内外的连接点，它不仅承担着保卫防护的功能，也是文明与行政命令传达的通道。城市的统治者高坐于城楼之上，俯视他的子民，这不仅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也是官民沟通的渠道。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传统中国的城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军事守卫和行政为主要功能的‘城’。另一类则是在‘城’之外发展起来的经济市镇。”［4］(P48)建水古城的兴建无疑是以军事守卫的身份而出现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临安卫城建成代替了原来的土城，周长六里三，东南西北分别筑有迎晖、阜安、清远、永祯四门。之后又逐步凿护城战壕，“巍然鼎峙于三迤间”。明清两朝，城楼不时毁于战火，又不断得到重建、修复，并分别称为:朝阳楼、环翠楼、挹爽楼、觐光楼。然而城市兴建之后，往往会实现功能的扩展。百姓日常生活、经济、政治秩序的功能往往代替了军事防御的功能。《建水州志》中这样记述:“东城楼，高百尺，千霄插天，下瞰城市，烟火万家，风光无际。旭日初生，晖光远映，遥望层楼，如黄鹤，如岳阳，南中大观。”为我们再现的不再是兵临城下的战火，而是一幅文化与社会秩序井然的理想城郭(见表1，表2)。

表1 建水古城城门的解称与象征

表2 建水古城城楼的解称与象征

建水古城城市的规划沿着永祯门——阜安门、迎晖门——清远门，南北——东西四个方向而展开，四方形的城市象征着帝国对边地的政治统治秩序与传统文化的空间。在城市规划的两轴线周围，安排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空间。《诗》云:“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人所居住的空间是模仿神所居住的宇宙空间来营造的，古城“城周六里三分”、“东门到西门三里三”，这些数字不仅是量词的表述，而且是宇宙秩序、人间吉祥的象征。古代中国以北为尊，建水古城中象征政治权力与文化传统的府衙、文庙均建于城市偏北方，民居建筑也多选择坐北朝南的方位。从空间视觉看，府衙与文庙两大建筑群几乎在整个古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均采用了沿“中轴线”而建、庭院递进的模式。府衙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修建，后经历任知府不断修缮。仪门——正堂——正衙，四周库房、东西厅的建筑格局，直接表述着统治权力的构造。向北象征着皇权统治的权威，地方对中央的祭拜;面南象征着南方蛮夷已俯首称臣，统治者坐北朝南垂衣裳而治;东西则是官民互相协调、上下协作、相互支持、维持稳定秩序的象征，而中轴则代表着官民和谐、人和政通。古代城市建筑的核心是政治权威的确立，行政、军事的功能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作为明清时期的建水古城来说，文庙的兴建与之后的不断扩建，不仅是文化正统观念的体现，其文化象征的功能也远居于其它建筑物之上。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宣抚使张立道于文庙内创办建水庙学，之后，建水文庙经过50余次增修扩建，成为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文庙。文庙本身不仅是祭孔的场所，而且是一个象征，既为祭孔仪式的中心，也为滇南儒学的中心。罗养儒《云南掌故》写道:“滇中孔庙，固以在昆垣者为崇宏广大，然壮丽上犹逊于建水。建水，昔日之临安府城也。临安府城之孔庙，其崇宏壮丽实为全省之冠。”文庙坐北朝南，沿中轴而建，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决定了整个建筑群是等级观念、儒家礼仪思想的再现。明清时期，为了把边疆少数民族的思想统一到国家的正统文化、意识形态中来，文庙成为传播这一“正统”意识的中心。而对民居建筑而言，多是“一正两耳”、“一颗印”、“四合五天井”、“跑马转角楼”的民居风格，民居都因当地气候环境、家庭财力而建。房屋除了体现尊卑、等级、祭祀礼仪之外，最有特色的还是住屋环境的营造。建水顾名思义是建设水利的意思，而民居文化中所展现出来的则是和谐的水文化。家家户户有水井、条条街道有泉眼，名泉之多实属罕见，有诗云:“龙井红井诸葛井，醴泉源泉溥博泉。”水是孕育生命的象征，它同样是一座城市流动的血脉。

不可否认，建水古城的兴建是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城市规划受到古代宇宙观的影响。然从上述城市象征空间的营造来看，显然是要实现政治、文化、社会、宗教各方面的整合。一系列建筑空间的创造，也不仅是等级礼仪的再造，而是把市民的社会生活纳入到和谐的宇宙空间与文化模式中来。建水城东有城隍庙、南有土主庙、北有社稷坛、西有文昌宫等等，城内、城外的“七寺八庙”，它们不仅通过建筑物的形式来再现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还依靠一套完整的祭祀仪式体系，来强化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文化立场。天、地、神、人、鬼都纳入到城市这一空间格局中来，通过民间信仰与官方仪式的结合来实现城市人居环境的和谐构造与稳定结构(见表3)。李亦园先生谈到:“传统中国对超自然的看法是有秩序的、规范性的……正统的神都是善恶分明、赏罚有据的，神的存在不但是主宰宇宙合理运行，而且更重要的是控制人类社会使之和谐有序。”［5］(P55)祭祀城隍和土地是为了保护地方的平安;祭祀龙王是为了使城市免遭干旱，泉眼长流;祭祀文昌帝君是为了提供文化与道德的保障。建水古城中所供奉的这些神灵都是全国性的神，“‘以神道设教’的基本观念通过民间的信仰，成为传统政治制度中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6］(P144)。

表3 明清时期建水古城中官民举行的祭祀礼仪

从建水古城的设计上看，不仅要将民间信仰变成国家礼仪的一部分，而且要为国家礼仪在此的展开提供舞台，实现礼乐教化、官民和谐。《建水州志·祭祀》云:“我朝仁孝治天下，崇德报功，自京畿远乎郡国，若春秋释典，报赛祈年，以至忠孝节义，莫不辉煌俎豆。凡百职司，肃恭将事，以协神人，而和天休。岂细故哉?”明清时期，逢帝王寿诞，全城文武官员师生要聚在明伦堂，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庆贺。皇帝诏书到来时，文武官员要具龙亭仪仗鼓乐并到迎恩寺迎接。因此，城中明伦堂成了忠孝、教化的象征，城东门外的迎恩寺是帝王与地方连接的点，是朝拜、觐见、等级的象征。除了这些迎接皇恩的建筑礼仪空间外，建水城中祭坛的功能也不可忽视，社稷坛、日月山川坛和厉坛，官府每年的祭祀礼仪恰好说明皇权的确立，地方把象征国家权威的礼仪移植到了边疆。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认为这些坛和仪式是与皇权本身的特权——天下之土地、五谷、山脉、江河、雨水和臣民(鬼神)——相对的。［7］(P133)这是“中心”向“边缘”延续的一部分，它跨越了种族、族群、“他者”与“我者”的界限，从而确立着一种价值取向、政治与文化权威。

三、结 语

建水古城兴建之初，服从于正统化的需求而产生了对城市规划和国家礼仪的重视，这是传统思想在边疆地区城市建筑中的投影。城市具有体现等级、礼仪与民间信仰的功能，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城市的象征功能、模仿宇宙的空间相对弱化，甚至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于实际的经济生活需求，城市正悄然改变着。然而对于今天正在试图恢复古城风貌的建水来说，确实应该明白也需要重构这样一种象征礼乐文明的城市空间，这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创新，但是必须意识到建筑与文化景观可以再造，文物则不可复制。如何经营好这份遗产，也是城市的管理者以及身居其中的市民必须重视的问题。

［1］建水县志编撰委员会.建水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钱玄，等．译．周礼［M］．长沙:岳麓书社，2002．

［3］(清)祝宏．修．赵节．篆．建水州志·卷之一［M］．汉口道新印书馆．

［4］Fei Xiaotong．China' s Centr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3．91 －107．转引自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李亦园．社会变迁与总教皈依——一个象征人类学理论模型的建立［A］．宗教与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