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晓平

(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北京100021)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一般而言,他们几乎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化身,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一方面是传承传统、形成新传统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又是最先怀疑旧传统、批判旧传统进而摧毁旧传统的重要力量。

文人与传统,向来是中国文化说不完的话题。

隋唐以来极具生命力的科举制度,唐代以来领尽文坛风骚的江南才子,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解说文人与传统之间这种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的绝佳范例。限于篇幅,我们把范围做一限定,集中讨论明代中叶吴中文人对于科举传统的态度变化及其成因,借此揭示文人怀疑、批判而又建设、推进传统的某些历史规律。

一、“蕉萃萎槁、诡谈性理”:对科举本身的怀疑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很长时间里占绝对优势的选官制度,朝廷通过分科举人来选取人才、任用官吏,统治者以此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这一制度最初产生于隋朝,在隋文帝开皇(581-600)年间,文帝下诏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1]342。隋炀帝时,又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科举制度由此产生。此后,唐、宋的统治者沿用了这一选官制度,并不断发展与完善。在元代,科举制度有所中落,但从考试内容上看,朱熹的《四书集注》已占有重要地位,这对后来的科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史》卷七十《选举志》载,太祖朱元璋于开国之初即诰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进士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虽然在明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五年(1382)科举曾暂停,而以荐举代之,但洪武十五年后,又重新实行。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荐举、科举两途并用。永乐(1403-1424)以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科举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传统的重要内容,文人无不以出身科举为荣,无数的读书人十年寒窗,往往只为一场科举博得功名。

自唐代以来,作为经济文化重镇的吴中地区,不仅在经济上天下三分居其二,而且吴中文人更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力之一。

“据《登科记考》、《宋历科状元录》、《文献通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文献记载,自隋唐开创科举后的1300余年,全国共出文状元596名,吴地光苏州(含郊县)就出文状元45名,占总数的7.55%。”[2]80据朱保炯、谢沛霖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有明一代共录取进士24866人,苏州府籍贯的进士就有1025人,占全国的4.12%[3]。上述数据,足见吴中读书人在科举传统上的雄厚实力,亦可见其对科举之热衷与追求。

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亦即科举制度风行千余年之后,吴中文人对于科举的态度却由怀疑到批判,最终又开否定科举制度的风气之先,从而成为江南才子反传统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素称学术之乡的吴中,许多文人对于科举不再有当初的狂热,开始表现出较为游离的态度。如史鉴“守祖训,不愿仕进,隐居著书”[4]690;著名的才子唐寅,在祝允明劝说后倒是决定参加科考,但是他说:“诺,明年当大比,我试捐一年之力为之,若弗集,一掷之耳。”[5]604漫不经心,仿佛视科举为儿戏。

在吴中文人的各种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科举存在、考试内容的合理性等表现了一定的怀疑。在史鉴、唐寅两人背后,当地众多文人开始了对科举内容、形式的全方位批评。

桑悦《桂阳州新建儒学记》:“后世以空言取士,芜本弗治,树的甚迩。士生其间,惟四子一经是镌、是蠹,甚至章句初通而伦魁已得,併古之所谓末者亦不能糠秕具一二。”[6]72在桑悦看来,当时科举考试内容已变得空泛不切实际,脱离现实,士子只要埋头于四子一经,并记住、背熟,就有可能高中。于是,更多的功利者也就不再学习四子一经之外的任何书籍,“章句初通而伦魁已得”成为并非偶然的情况。桑悦敏锐指出此一恶果——许多士子的文章“併古之所谓末者亦不能糠秕具一二”。

吴宽《旧文稿序》:“宽年十一入乡校习举业,稍长有知识,窃疑场屋之文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使人笔势拘絷,不得驰骛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7]365吴宽以为,场屋之文形式已陷入了僵化,以至于每篇应试之文的内容非常相同。格式的程式化、固定化使文章的内容毫无新意,思想也受到束缚,如此形式束缚内容,内容也陷入僵化。

祝允明更进一步,从治学角度对科举进行批评。其《答张天赋秀才书》云:

古之为学者何也?至于今盖亦多变矣。其在于初,将明理修身以成已用。于时以立政安人。建之为志,行之为行,施之为功业,宣之为文章,充充如也,已而日以坏且浮,大较以为人士以为人期,其身世以为人期,夫士繇是。征辟举聘之制作于上,征辟举聘之身起于下,其道乃是,而其实多非。自夫子之日己病之矣,逮乎 (原文缺二字),以迄于兹,宁独为人而已乎?其间不能以缕计,波冲飚驰,颠汩缪迷,日不可支而坏焉。一坏于策对,又坏于科举,终大坏于近时之科举矣。且科举者岂所谓学耶?如姑即以论其业,从隋唐以至乎杪宋则极靡矣。今观晩宋所谓科举之文者虽至为獧浇,亦且猎涉繁广,腐绮伪珍,纫缀扣镂,昡曜满眼,以视近时亦不侔矣。其不侔者愈益空歉,至于蕉萃萎槁,如不衣之男,不饰之女,甚若纸花土兽而更素之,无复气彩骨毛,岂壮夫语哉?而况古之文章本体哉?而又况乎圣贤才哲为已之学之云哉?今为士,高则诡谈性理妄标道学以为拔类,卑则绝意古学执夸举业谓之本等,就使自成语录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试夺千魁,竟亦何用?呜呼,以是谓学,诚所不解。吾犯众而非之,然而非有知已有所为焉,如足下之问焉,则何必语乎?是亦招尤之术也。[8]534

祝氏谈到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的不同:前者是为了“明理修身”,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提高自己的修养;后者则是为了应举做官,求得自身的荣华富贵。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轨迹即“一坏于对策,又坏于科举,终大坏于近时之科举”。祝允明还对科举应试之文的形式内容进行评价:形式“蕉萃萎槁,如不衣之男,不饰之女,甚若纸花土兽而更素之,无复气彩骨毛”,僵化无文采,枯槁无气骨;内容“诡谈性理,妄标道学”,空泛、空洞、空虚。

祝允明诸人分析对策、科举、近时之科举对为学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涉及面广,也较为深刻,显示出他们对于科举传统愈来愈强烈的怀疑。

二、“偏狭固滞、坏尽人材”:对科举存在的批判

前述祝允明诸人的言论,已经开始由对科举考试内容形式的怀疑,进而触及到科举取士的合理性。认为科举不应成为选取人才的唯一方式,逐渐成为吴中文人的共识。许多政治地位不高的文人,更是敏锐而深刻地指出,科举取士并不能起到统治者所希望的作用。这类批评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独地对八股文这一文体程式的批评,而是对时文所代表的科举取士制度的批评了。

陆粲《赠训导严用文之官宁海序》:

夫科目之不足以尽人材也久矣,今之仕者大抵重进士,得之者侈然若有余,不得者歉然若不足。由君子观之,直如博者之于枭。其中与否,有幸不幸耳,曾何足置欣戚于其间?而士顾以是自为轻重,世亦从而轻重之也,非惑欤?士贵有诸己,诚有诸己也,彼在外之得丧吾何知焉?[9]588

陆粲认为科考取士并不能真正发现人才,但由于更广大的平民阶层对进士的趋同性认识,使得众多士子受从众心理的影响,也把中进士与否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从而造成了“得之者侈然若有余,不得者歉然若不足”,乃至“士顾以是自为轻重”的局面。

士人们为了追求外在的东西而相对放松了内在的追求,为了进士之名而放弃了对“有诸己”的追求,舍内在而求外在,舍本质而求表象。陆粲并没有否定科举制度,但他确实对把科举制度作为取才唯一方式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

吴宽《容感堂记》则指出:“今世以进士为荣,荣之者何?盖进士天子之所亲策问而擢之者也,及授之官秩,劳绩已著,则又进之阶,颁之纶音以褒嘉之,而于其上有父母又必有恩典及之,人尤以为荣。”[10]290在他看来,今世以科举为重,更多的是为了得到皇帝的恩典、荣宠从而光宗耀祖。有杰出的才能可以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本身并无错处,但如对之过分追求必然影响世风。实际上,其时之世风确有江河日下之象。

科举取士作为一项重大国策,关涉社会生活甚广,王鏊指出:“夫科目之设,天下之士群趋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风俗随之,人才之高下,士风之醇漓,率由是出。”[11]485这可以说是吴中文人批评科举的理论基础。

黄省曾也有多篇文章谈及科举,如《仕意篇》、《诘才篇》、《语问四十章》等。在《仕意篇·上一首》中,他说:“今之张科目设举网而罗天下之士果为何哉?今天下之士乳口而声习,艸而操觚,长而依泮以求悬一名于越席之内者又何为哉?予观乎今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应,夫求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为之应也。是以士日卑污而道日凐,求门愈辟而贤者不出,圭组轩符日授于人,而天下愈趋于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明矣。”黄氏描述了其时士子“仕意不明”的普遍社会状况及原因,认为作为唯一选官方式的科举制度对世风士风开始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黄省曾更在其有名的《语问四十章》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官员应该为民做事,而选取官员的标准也应该是看此人能否为民做事,如果能泽照百姓,即使出身于草野也可被任为公卿,如果其于民有害而无利,即使由科举而入仕也应受斧钺之刑,而眼前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做官应试的目的变成了“思富其家者也”。当时朝廷在用人上存在着一种偏差,即错误地认为“科进者始可用也”。

吴中文人中与黄省曾持论相同者大有人在,陆粲《去积弊以振作人才疏》也提出并非独有进士可用的看法:“臣闻立贤无方古之常道,我祖宗朝用人初未尝拘泥一途,近时典选者专守资格、偏狭固滞,坏尽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他认为累年的积弊有数事,“其一,选用行取及奏保旌异之类专重进士。贤材何往无之,岂独进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虽或治无善状,在上者犹护持之。昔范仲淹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之当道曾不念此,其人进士也,则容养不问,使肆于民。上不惜一路哭而惜一家之哭。其人非进士也,则指摘瑕疵,动加摧抑。人情无所慕则不能有所勉,吾既薄之,彼宁不自弃?是驱之于不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谓举人、监生等出身者果有贤能,宜与进士兼取并用。”[12]639只重进士之名而不重其是否有才,只因进士名重而取之为官,必会造成“一路哭”的局面,使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政者如果对有名无实的进士护持、姑息,相应地自然就会对虽非进士而果有贤能的人采取轻质重名的错误态度,从而助长普通人只重求名而不思求实的不良倾向。陆粲将此列为累年积弊之第一,可见当时此种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我们从明中叶部分吴中文人对科举制度内容和形式的批评上,从他们对科举取士是否为取才唯一合理方式的看法上,从他们对科举对其时世风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吴中文人对科举乃至与之相关问题的认识。这些看法和认识有的是感知性的描述,有的是较为理性的分析判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中文人多对科举持较为明显的批评和否定态度,而这在明中叶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的。

科举制度自隋代开始之后,历朝各代几乎都将其作为主要的官吏选拔制度。从制度的意义上着眼,它自有其系统性、必然性和强制性。在明代中叶,就宏观而言,科举制度尚未进入腐朽没落时期,仕途进身的吸引力所形成的潜意识和习惯性还是非常巨大的,而八股文就其影响来说尚处于利大于弊阶段。如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所言:“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守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韵,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明代中叶的大多数士子对其是趋之若鹜的,归有光《送王汝康会试序》云:“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龆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能自己者。”[13]122此种文体之束缚人的手脚、压抑人的精神似乎很少有人在当时就敏锐地看出、认识到乃至指出,进而对之进行批评,但吴中文人中的许多人却看到了、指出了、批评了,这不能不说他们的眼光、意识超前。

当然,对于以经义作为科考内容,前人并非没有批评过,如较早时薛瑄即对科举发难:“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14]667,但这种批评并未形成风气。那么,在“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15]260之下,在“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的状况下,吴中文人们的这种超前意识是怎样形成规模的呢?

三、“隐居葑门、医卜自给”:对科举传统的疏离

其实,恰恰是对于科举传统的热心和投入,才使得吴中文人能够更深切地最先体会到科举制度的弊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吴中文人投身于科举传统,而最终又能够不深陷局中,达到了旁观者清的境界。而吴中富庶的经济、多元的文化发展,又使得文人离开科举之后,有着充裕的谋生环境和条件,从而能够形成比较深刻的科举批判,并最终潇洒地与之保持疏离,甚至主张摧毁这一制度。

首先,个人自身的际遇以及身边友人的际遇直接地引发了吴中文人对科举、八股、世风、士风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以文征明为例,他十九岁即为诸生,先后九次参加乡试皆不举,直至五十四岁时才经推荐任翰林院待诏,官秩仅为从九品。正是这种多年科考的经历,使他对科考取士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在《三学上陆冢宰》中从士子增多而录取名额减少的角度提出单纯以科举取士的教条、僵化,并情不自禁地发问:“即今人才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羁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其不诚可痛念哉?”[16]584这种来自自身的询问无疑是沉痛与苍凉的。

吴中的许多文人士子都与文征明有类似的不第经历,王宠“凡八试,试辄斥”[17]714,钱孔周“凡六试应天,试辄不售”[18]757,桑悦“累试礼部不第”[19]380等等。这些人还仅仅是不第,有的吴中文人参加科考的遭遇则更为悲惨。《怀星堂集》卷十九记吴邑生员谢可节“嘉靖乙酉秋乡试南京,群数百辈丛出棘垣扉外万牛马走,拥可节寸步反侧行数十丈,跟及地曾不聫二三武,可节胸背抧塞,比能自展步而血结鬲臆固矣。强卧逆旅,同舍狂童亦姻子也,肆妄语自诧坐取名第。可节端直人,恶斥之。迨同舟,此狂益诪张不休,或缪侵可节,可节益疾憎且愤,气郁郁,怒乘前淤,伤其肝,归问医竟不可捄,冬十月二十四日死。”因为科考竟至丧命。唐寅虽高中解元,却旋即在科场案中被累,“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洟泗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20]221。这就使许多吴中文人对八股、对科举的负面影响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其次,吴中文人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素质使他们可以客观而深刻地思考问题,认识问题。士子参加科考屡试不中者代不乏人,许多人坚持不懈地考下去,而不曾停下来思考科举本身。但明中叶的吴中文人在整体上是一个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大多出身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自小具有接触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便利条件,先秦诸子、秦汉史传,都对他们的成长潜移默化。入学塾之后,吴中士子也开始了对时文的学习,但与他们最初所接触到的传统经典相比,优劣自然就产生了。所以,吴宽“为诸生,蔚有望闻,偏读左氏,班、马、唐、宋大家之文,欲尽弃制举业,从事古学。”[21]275文征明选隶学官时,“稍稍以其间隙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时时窃为古文词。”[22]581有了基于最直接感知而生的好恶,自然容易产生自己的思考,兼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天地本就浩瀚深广,自己的经历和他人的遭际,无疑又促成了他们对科举本身的理性思考。

再次,明中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也使吴中文人对科举的广泛、深入批判成为可能。科举制度虽然存在已久,但它的僵化和弊大于利却是在明中叶才开始初现端倪的。

明之开科取士始于洪武三年(1370),此后或行或罢,至洪武十七年(1384)定为永制。考试科目以四书五经为主,其文字有一定程式,讲究排偶,摩圣贤口吻写作,据程朱注疏发挥,这种文体即所谓的时文、时艺,又称八股、制艺。明初对制艺的格式要求并不十分严格,“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23]763,八股文处于刚刚成型、体式尚不十分严格的阶段。胡鸣玉《定讹杂录》卷七《八股文缘起》云:“今之八股文,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经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见先辈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顺、景泰、正统、宣德、洪熙、永乐、建文、洪武,百余年中无一篇传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23]763陈登原《国史旧闻》第563条“八股文”引顾炎武语后加按语曰:“四书疑者,亦是敷衍传注,初不限以对偶,然自洪武至成化,纵有经义,初非八股。……八股文要是渐次演变而来,即顾氏以为始于宪宗成化,亦大体然耳。”可见,八股文的定式是在明代中叶形成的,此前,经义已要求用古人语气,但尚未成为定式。在此时期之前,人们对科举考试并不十分排斥,毕竟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才学;此后,八股既已被命定为科考的文章形式,并逐渐僵化,其弊端逐渐显示。

最后,明中叶吴中文人对科举制度的认识还有着深层的地域原因。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吴中文人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客观看待周围的一切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经济基础影响意识形态,吴中地区是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大多数文人的物质生活比较有保障。这样,人们的视野和心理空间也就更为广阔,从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日常生活用度相对有保障的前提下,在精神领域也就具有了更高的自由度。此时的吴中经济,已经和传统的农业经济有了很大差别,带有浓厚的商品经济色彩,这样的环境与其他地区相比、与此前的吴中相比,都是不同的。

商品经济既然活跃,市民、平民阶层的地位也相对提高。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主观自由度自然更大。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大背景之下,吴中文人多数保持着个体的独立,他们大多数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过着自我放任的闲暇生活。如邢量“隐居葑门之东,以医卜自给,”[24]443钱榖“尤攻绘事……卿士大夫得其寸楮尺幅,愈于百镒千缣”[25]839-840。文征明、沈周、唐寅等吴门画派中的人物,也都可以凭借其声誉和高超的画技来维持生计而不必有求于人,从而使自己可以过着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以他们的自身修养,也很容易识别传统经典和其时趋于僵化的时文的差别,相对宽松的经济为他们选择科举以外的道路又提供了可能,于是他们可以冷静、客观地看待科举制度,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此,吴中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使得明中叶的吴中文人比较前卫地对科举进行怀疑、批判并最终采取了疏离态度。同样,当年也正是这一群体,成为了科举制度的独领风骚者。吴中文人对于科举的态度的变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人对于中国传统态度的缩影。而正是这种变迁,不断推动着中国传统革故鼎新,永远保持着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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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伯明.吴文化概观[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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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鉴.隐逸传·西村集·卷首[M]//四库全书:第12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 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志并铭[M]//四库全书:第12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 桑悦.思玄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7] 吴宽.家藏集:卷四十一·旧文稿序[M]//四库全书:第12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 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十二·答张天赋秀才书[M]//四库全书:第12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 陆粲.陆子余集:卷一·赠训导严用文之官宁海序[M]//四库全书:第12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 吴宽.家藏集:卷三十五·容感堂记[M]//四库全书:第12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 王鏊.震泽集:卷三十三·拟辠言[M]//四库全书:第12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 陆粲.陆子余集:卷五·去积弊以振作人才疏[M]//四库全书:第12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 归有光.震川集:卷九·送王汝康会试序[M]//四库全书:第12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 薛瑄.读书录:卷八[M]//四库全书:第7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 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一·合刻罗文庄公集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16] 文征明.文征明集:卷二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 文征明.王履吉墓志铭[M]//文征明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 文征明.钱孔周墓志铭[M]//文征明集:卷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 杨循吉.苏州府纂修识略[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

[20] 唐寅.与文征明书[M]//唐伯虎全集:卷五.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21] 钱谦益.吴尚书宽[M]//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22] 文征明.上守溪先生书[M]//文征明集:卷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M]//四库全书:第8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4] 吴宽.家藏集:卷四十八·书隐者邢用理遗文后[M]//四库全书:第12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5] 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五十一·钱居士传[M]//四库全书:第12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