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与《孝经》的历史遇合

2010-08-15郑晨寅汤云珠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0年5期

郑晨寅,汤云珠

(1.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初教系,福建漳州363000;2.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福建漳州 363000)

在我国,孝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对国人的思想与人格皆产生深远的影响。孝道在明朝发展到一个高峰,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明末名臣黄道周与《孝经》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以其不平凡的一生对《孝经》进行了传奇性的诠释。本文拟从明代孝文化的背景出发,考察《孝经》对明末士人的影响,以黄道周为个案,寻绎《孝经》这一儒家经典与黄道周这一独特个体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奇妙遇合。

一、“孝”、《孝经》与明代孝文化概说

孝道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传统,它发源于先民的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又在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自周代商之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最终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先秦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左传》、《仪礼》等皆有关于“孝”的记载,前人之述备矣,此不赘言。“孝”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词典》统计,《论语》一书孔子论“孝”的言论多达19处。[1]242孔子论孝的核心在“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并把孝道由家庭推向社会,“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曾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亦多有论述,而《孝经》则是对先秦孝道文化的总结之作。

《孝经》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 ·艺文志》:“《孝经》一篇,十八章。”其作者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但确定是先秦儒家阐述其孝道观的一部著作。《孝经》将孝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首章即开宗明义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开宗明义章》,本文所引《孝经》文字皆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2])并认为孝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三才章》)“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至。”(《感应章》)只有推行孝道才能使“天下太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孝治章》),将孝的功用宣扬到极致。总之,在《孝经》中,“孝”是自天子至庶人皆须遵奉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至德要道。《孝经》有意识地将“孝”由家庭伦理扩而为政治伦理,由事父延伸到事君,移孝为忠,从而有利于君主的统治,故《孝经》自汉以来立于学宫,广为传播,又经历代帝王的提倡,遂成为人人必读的经典,影响了整个民族的道德观念与文化心理。

迨至明朝开国以后,明太祖选择了对其统治最为有利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大一统的思想,作为理学基本经典的《孝经》也得到了明朝历代帝王的重视。明太祖极力推重《孝经》,“命图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以示子孙”[3]197,洪武朝荐举、科举皆重孝行,甚至可因孝而免罪:“山阳民,父得罪当杖,子请代。上曰:‘朕为孝子屈法。’特释之。”[3]210此后诸帝皆有重孝之举:永乐十七年,成祖命儒臣纂集《孝顺事实》颁行天下学校,以教诲民众行孝;嘉靖时又依《孝经》编《明伦》一书;而万历庚辰、乙酉更命以《孝经》策士;崇祯帝则颁《孝经注疏》于学官;弘治帝号称以孝治天下,《明史·孝宗本纪》载其丧母时只有6岁,却“哀慕如成人”[4]183,死后庙号即为“孝宗”;嘉靖帝“议大礼”一事后人多有说辞,然《明史·世宗本纪》亦不得不肯定其“天性至情,君亲大义”。[4]250而由《明史》诸《本纪》及《后妃传》可知,明朝帝、后之谥号几乎皆有一“孝”字。明太祖马皇后谥“孝慈”,其陵名“孝陵”,有明一代的开创者明太祖病逝后亦葬于此,孝陵后来也就成为明朝的一个代称。朝廷每年都旌奖孝义之家,《明史》之《孝义传》、《列女传》中孝子孝妇之行不胜枚举。明朝沿旧制,凡男满13岁能通《孝经》、《论语》,每卷诵文七通者,予以出身,取得科举资格,称作入童子科。在学校教育方面,则有“以《孝经》、《小学》教之句读,令其粗熟,仍为讲说大义,约之入身”之说法[5]1129。

由上可见,明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即有意识地自上而下推广孝道,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导向,在明清易代之际,因“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而导致无数汉人奋起抗争,固然与民族矛盾有关,而《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开宗明义章》)及“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广扬名章》)的“移孝为忠“的思想之长期浸润,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孝经》学史上,据《四库全书总目·御纂孝经集注》载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历代《孝经》传注,“于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得十家”[6]418,而《明史·艺文志》列孝经类著作35部,128卷[4]367-2368(其中也包括黄道周的《孝经集传》),可见明朝《孝经》研究之盛况。明朝后期王学大行,主张“经学即心学”,但不管是宗理学还是主心学的士人,都对《孝经》给予充分的重视。如师从王阳明的王艮(1483-1541),“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中理解”[4]7274;罗汝芳(1515-1588)曾从学于王艮弟子颜山农,他晚年讲学的宗旨即为“孝弟慈”[7]781-783;而深受阳明学熏陶的吕维祺(1587-1641)则是明末著名的《孝经》学大家,著有《孝经大全》、《孝经或问》等多种著作。当然,明代《孝经》学在中国《孝经》研究史上的地位及学术特点尚有待进一步探讨,然综上所述,已略见“孝”、《孝经》对有明一代的重要影响。

二、黄道周与《孝经》之渊源

以上不嫌烦絮,意在阐发《孝经》及“孝”于明朝之特殊意义,身处其中,黄道周不能不有所沾溉。黄道周字幼玄(又字幼平、螭若、细遵等),人称石斋先生,福建漳州漳浦县铜山深井村(今属东山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殉节于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漳郡为朱子过化之邦,道周学术即以朱学为宗,陈来先生称之为“比较倾向于朱子学格物论的独立思想家”。[8]543黄道周学问博洽,与刘宗周并称“明末两大儒”。他当时生活的年代已是明之末世,外有建州大军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代政治上极端专制所导致的整体性功能失调已使社会面临失控,世风颓丧。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学者、贤臣,他除了自身践行《孝经》之外,又寄望于以《孝经》挽人心、救危局。可以说,历史上孝子多矣,而传注《孝经》之学者亦众,但将孝行与学术结合得如此紧密,将《孝经》作为人生指南,又以生命书写《孝经》的,黄道周可谓独一无二。他与《孝经》的关系略述如下:

1.大力揭扬《孝经》的教化功用。众所周知,《孝经》一书本身对“孝”的教化功能十分重视,而黄道周对孝的教化作用之阐发亦可谓不遗余力,其《孝经集传》即可明见。首先,黄道周释“孝”为“教”。《孝经集传卷一·开宗明义章》在经文下传注曰:“本者性也,教者道也。本立则道生,道生则教立……教本于孝。”[9]157-158这是对孝作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的推演。《孝经集传卷二·孝治章》注“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曰:“觉者所为教也,教者所为孝也。”[9]190《孝经集传卷二·三才章》在“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句下传注曰:“孝,教也。教以因道,道以因性,行其至顺而先王无事焉。”[9]183直接将孝等同于教。本章又有“欲达天道,顺人情,舍孝何以乎”[9]185之言,同样是强调孝的教化功能。其次,他将“孝”与深具教化功能的“礼乐”等同起来。《孝经集传》多处引用《礼记》注解《孝经》。如《孝经集传卷二·三才章》“大传”引《礼记·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黄道周传注曰:“礼乐之易简,夫非孝弟而何乎?至孝则无怨,至弟而不争。……内外交让而至教被于天下矣。”[9]188而《孝经集传卷二·孝治章》传注亦曰:“礼者何?曰:孝而已。”[9]196可见黄道周此注直接将孝悌等同于礼乐。礼乐之有教化功能,已是人所共知,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那么孝悌的教化功能也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孝经》本身既承载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又较为简便易行,因此黄道周极看重《孝经》,将之作为立身之基、治国之本。《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以下简称《黄漳浦集》)卷首《黄子讲问》洪思述曰:“夫子忧曰:士者必不复谈敬身之行,人心乃遂至此哉,吾将救之以《孝经》,使天下皆追文而反质,因性而为教,因心而为政。”[10]黄道周看到当时统治秩序面临崩溃的危局,他认为要改变国事日非、世风日下的局面,必须由空谈心性转向践行儒家经典,再加上《孝经》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作用①汉纬书《孝经钩命诀》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黄道周在《书〈孝经〉别本后》也说:“仲尼作用,全在此经,故曰‘行在《孝经》’。”,故主张以《孝经》来收拢人心。他在《〈诗〉一房制义序》中也说:“泛泛看房稿,不如诵《孝经》。”(《黄漳浦集》卷二十二)这样看来,黄道周生平行事及撰写《孝经集传》、书写《孝经》等行为,无非是要重新发挥孝的教化功能,以孝正人心,使天下归于大化,重现“尧舜之治”的美好政治图景,因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9]176

2.依照《孝经》完成人生设计。《孝经》对士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开宗明义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句话是《孝经》的一个关键所在,它将孝与忠联系起来,与儒家“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论语·卫灵公》)的入世观及修、齐、治、平的人生模式结合在一起,成为士人立身行道的基石。综观黄道周的一生,基本上是按《孝经》这个规范与理念展开的。未入仕时,他在家躬耕以养父母(即《庶人章》所云“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洪思《黄子年谱》载:“子耕于铜山之下,以事二人。时负米归,则与兄把锄,必十指出血也。”[11]4虽如此,黄道周仍然认为自己事亲不力,其父殁后,他悲哀欲绝,即使在仕亦念念不忘回乡庐墓。他事母极孝,天启朝时,由于顾及母亲的安危,在弹劾魏忠贤一事上,三疏三焚,最终辞官归家,母亲去世后,他七日不食,哀痛过人,“含暝之后,敕断水浆……七日不死,乃复幸存”。他事兄以悌,于妻、子皆以忠孝言传身教。教育学生亦重忠孝:“海内从之问业者几千人,教之皆必以忠孝。”[10]在仕则移孝为忠,勇于谏诤,疏救首辅钱龙赐,疏论杨嗣昌夺情,皆一时之壮举,他也因此屡次辞官、削籍、入狱,然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最终举兵抗清,慷慨殉节,立身扬名,以生命践行孝道,书写了一个大写的“孝”字。

黄道周在婺源被俘时本欲自尽,门人赵士超劝他“魂魄依傍孝陵,死亦未晚”,遂听之。[11]171前文已提及孝陵为明太祖及马皇后陵寝,北京沦陷后,南京孝陵更成为天下士民的精神归依。黄道周诗文中多处提到孝陵。如《四不敢疏》云:“臣所奔骤不遑者,谓孝陵未靖,钟簴未宁。”(《黄漳浦集》卷六)《昏晓》八章其六云:“七月秦庭声泪尽,孝陵霜露夜深凉。”(《黄漳浦集》卷四十七)最终他就义南京,魂归孝陵,可谓死得其所。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秣陵口号》云:“易饼市傍王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此诗意为后之侯方域《桃花扇》表述为:“路过孝陵,见那宝城享殿,成了刍牧之场。”)孝陵的风雨兴衰,如何不引起文人骚客之思?而思想家顾炎武《重谒孝陵》中的“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则代表了明遗民的浩茫心事。在这些诗文中,“孝陵”皆作为一个核心意象呈现出来,而在这个意象背后,体现的即是《孝经》特有的忠孝观念。

总之,黄道周一生皆依《孝经》大义而行[12],其弟子洪思说他“其学皆可以为《易》,其行皆可以为《孝经》”,并概括说:“夫子之道,忠孝而已矣。”(《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收文序》)

3.平生学术以《孝经》为重。黄道周不仅对《孝经》身体力行,而且还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作为明末的经学大师,黄道周平生学术于《易》、《诗》、《书》、《春秋》等皆有所涉猎,尤擅《易》,而于《孝经》亦下了大功夫,他对《孝经》的研究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其《孝经》学著作及与《孝经》有关的著述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对《孝经》文字的整理、研究。如《孝经定本》,乃黄道周对传统的石台本《孝经》的重新整理本,亦称《孝经别本》;又如其狱中所书《孝经》120本,或依《孝经定本》,或依通行本,文字、次序各有不同,也可视为此类。

第二类是对《孝经》的赞颂及抄写《孝经》后的一些感想。如《孝经本赞》(又称《孝经赞义》)对《孝经》各章以四言诗的形式分别系以赞语;《〈孝经〉颂》,以雄丽之文字对孝及《孝经》大加颂扬;《圣世颁〈孝经〉颂》,则是对崇祯九年命天下共表《孝经》之事加以赞颂;而《〈孝经大传〉序》、《书〈古文孝经〉后》、《书〈孝经别本〉后》、《书〈孝经〉颂后》、《书圣世颁〈孝经〉颂后》及为同乡孝子蔡保祯所作的《〈孝纪〉序》等书后、序跋,皆表露出黄道周对《孝经》的见解。

第三类是对《孝经》的传注、发明。如《孝经集传》(又称《孝经大传》),是黄道周最主要的《孝经》类著作,也是其最负盛名的解经之作;又如《孝经辨义》,以问答的形式对《孝经》的体例与义理进行阐发。

第四类是对古今孝行的记载与彰扬。如《孝经外传》,已亡佚,内容当为历代孝子传记,残存部分见于《黄漳浦集》卷二十五中所引《七传》;他在与人所作的序、传、碑、诔、志等诸多文章中,对他人孝行,亦大加褒扬,引为同道。有些文章的文题即可见出其大旨,如《冯母贞孝序》、《卢母节孝序》。又如《胡氏二母传》言胡钟郎之嗣母事舅姑甚孝,其姑病笃,“药弗瘳,阴泣告天,刲股以进,乡党咸称其孝”(《黄漳浦集》卷二十五)。又如《姚文毅公碑》言姚希孟之母亲去世后,“先生三日绝水浆,扶榇出国门,跣走哭,趾血目肿”(《黄漳浦集》卷二十五)。在这些文章中,黄道周借他人之行,抒自身之志,对孝行之彰扬可谓不吝笔墨。

侯真平先生在《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下)的“著述版本考“中,考论了黄道周数种《孝经》学著作的成书及版本情况[13]525-541;其余多见于《黄漳浦集》。限于篇幅,此处仅对《孝经集传》略述一二。

《孝经集传》是黄道周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据《孝经大传序》洪思注云:“子为经筵讲官,请《易》、《诗》、《书》、《礼》二十篇,为太子讲读,未及《孝经》。已,念是经为六经之本,今此经不讲,遂使人心至此。杨嗣昌、陈新甲皆争夺情而起,无父无君之言满天下,大可忧,乃退述是经,以补经筵之阙。”(《黄漳浦集》卷二十)可知杨、陈夺情是黄道周写作本书的直接动因①杨嗣昌于崇祯八年(1635)起连丁父母忧,但崇祯帝看重他的军事才能,九年秋因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夺情代之,这对于极重孝道的黄道周来说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杨嗣昌又引荐同样夺情的陈新甲总督宣大,并暗中欲与后金议和,这也是黄道周及东林清流所坚决反对的。于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五日平台召对时,他与杨嗣昌及崇祯帝展开激烈辩论,最终被降六级调用,乃至入狱。。是书撰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一日前,据《洪谱》载:“十六年……秋八月朔,《孝经集传》成……子曰:‘《孝经》之书,戊寅起草,未经呈进,乃于九江综其遗绪,以示同人。’”[9]22-23可见此书本想进呈崇祯帝,因故而不能。

《孝经集传》以今文《孝经》十八章本为传注底本,由“大传”、“小传”两部分组成,《四库全书·孝经集传提要》引沈珩评论曰:“其引《仪礼》、《二戴礼》及子思、孟子之言,谓之《大传》;经传各条之下,先生以穷理所得,畅厥发明,谓之《小传》。”[9]156全书主旨在阐发《孝经》的“五微义、十二著义”,这是黄道周从《孝经》一书中演绎、建构出的思想体系,他试图通过自己的阐发,推广《孝经》的思想,从而实现“五帝三王之治”。黄道周通过《孝经集传》来表达自己对《孝经》与孝道的认识及见解,其中寄托了他欲借此书来匡救时弊、整顿人心的道德诉求,又结合其自身行事,多有独得之见,其“复古”实乃“为今”。后人评价亦很高,《提要》云其“发明经义较他家实为深切,平生大节亦无愧于此书,尤非他家之托诸空谈者比矣”[9]156。清周中孚《郑堂读书志》称:“石斋解经诸书,当以是书为最。”[14]12清末思想家魏源高度评价此书为“从来注《孝经》者所未发”,并节录其《孝经集传》为《古微堂四书》之一。[15]519-537经学家曹元弼之《孝经学》亦多处征引之,仅释首章《开宗明义章》就有四处引用《孝经集传》。[16]1-5关于《孝经集传》一书的特点及影响,笔者将另撰文论之,此不详述。

4.“带血晨兴写《孝经》”。平台召对后,黄道周退居故乡。崇祯十三年(1640),由于上一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循例举荐部属,首推黄道周,但小人作梗,使崇祯疑其结党,八月,黄道周被逮至京,与解学龙各受廷杖八十,又入刑部监狱,后转北镇抚司,受尽酷刑。《京师与兄书》云:“在北寺五月余,拷打讯问四五次,备极惨毒。”(《黄漳浦集》卷十九)《狱中自明揭》云:“一荷廷杖,四服司刑,赭血满衣,疮痂蔽褥。”(《黄漳浦集》卷二十八)受刑之惨状可见一斑。

而《孝经》之《开宗明义章》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感应章》云:“修身慎行,恐辱亲也。”辱亲者,一则怕肢体有伤,愧对父母,二则惧犯有罪名,有损先祖清白名声。而黄道周下狱受刑,自认无辜,所以主要是担心前者。他在《狱中悔罪自明疏》中云:“毁伤肤发,无以见父母于九泉。”(《黄漳浦集》卷三)在《京师与兄书》其四云:“周不肖,负祖宗父母之恩,去岁过北司,毒楚百般,幸得不死……”(《黄漳浦集》卷十九)僚友黄景昉《黄道周志传》言其探视黄道周于狱中,道周“创虽重,神气未损亦,独以亏体辱亲为言”。[17]318

但“亏体”已不可改变,如何正视这一现实,黄道周通过手书《孝经》来实现这一点。据洪思《黄子年谱》载,由于狱卒乞书,黄道周即“书《孝经》一百二十本”,“以当役钱”。[11]20明末著名诗人陈子龙在《寄献石斋先生五首》其一云:“带血晨兴写《孝经》,和枷夜卧编《周易》”,说的就是此事。洪思在《收文序》中引其父、亦同为道周弟子的洪京榜所言:“吾见夫子之为《易》、《孝经》多在诏狱中,十指困于拷掠,指节尚摇摇未续时便写之,至今血犹渗漉纸墨间,稍一流览,便如有闻锒铛桁杨之声,人皆谓其可以御鬼也。”(《黄漳浦集》卷首)《孝经》的流传史上于是出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一幕:在阴森逼仄的牢房,黄道周以血为墨,用残损的肢体书写着一篇又一篇《孝经》,这并不是书法创作,而是一次次饱蘸着刚贞人格的生命书写。所谓“狱卒乞书”只能说是直接动因,结合黄道周的遭际与个性特征,其狱中书写《孝经》当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刘正成先生在《黄道周书法评传》一文中认为:“‘孝’是黄道周从政二十年中所不遗余力维护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核心,这是他用生命和鲜血所维护的道统纲常。如果要找到黄道周在狱中所书的一百二十本《孝经》的艺术原动力,就应该在此。”[18]11-12台湾学者吕妙芬则侧重于从《孝经》的宗教意义来阐发此事迹,她认为道周此举“有着宗教意涵的自我修行、自我表述与传道之意”。[19]32

我们认为,黄道周狱中带血书写《孝经》这一举动,既是重申了自己入狱之始因——反对杨嗣昌夺情一事的态度,又倡明了忠孝合一的理念。而《孝经》这一儒家经典文本成为了超越法律刑罚之上的一个价值评判与道德标尺。黄道周的这种特殊表达方式似乎也打动了崇祯帝。据《明史·黄道周传》载,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在道周出狱遣戍已半年多后,某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谈及黄道周时,众辅臣为其求情,其中陈演即言其“事亲极孝”。“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4]6600黄道周的“孝”最终亦成为他获释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难能可贵的是,黄道周的忠孝大名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重。他被俘后,清廷千方百计地极力劝降,他就义多年后,乾隆帝发布上谕:“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黄漳浦集》卷首《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可见,黄道周成了他曾经反对过的敌人的正面宣传典范。这虽有些始料难及,但正符合《孝经》的宗旨,因为其核心便是忠君,立身即以此为基础。这或许也说明了黄道周以“孝”为核心,立身扬名的人生功业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得到实现。

《孝经》的思想发展到明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又适逢明清易代之大变局,再加上黄道周独特的性格、气质与遭遇,他用自己的行为、学识乃至生命对《孝经》作了深刻的注解,而《孝经》也在其身上得到了绝佳的阐释,二者共同演绎了一段经典,值得今人回味再三。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府学[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6]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8] 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黄道周.孝经集传[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 黄道周,陈寿祺.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M].刊本.道光十年(1830).

[11] 洪思.黄道周年谱·附传记[M].侯真平,娄曾泉,校点.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