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红,杨 阳

翻译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评秦弓《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

王卫红,杨 阳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驱动之下,呈现出一派繁荣而又充满魅力的景象。在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中,文学翻译的译者规模、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接受群体等都在近代以来的翻译文学景观上开辟了新的局面,走向了全面与深化。这种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对中国现代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与翻译文学难以忽视的巨大作用相比,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定位却显得相当寒碜、轻浅。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大多只是把它作为新文学产生、发展的背景来介绍,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名不副实”的局面最终影响了现代文学资源的深入开发和学术研究空间的进一步拓展。秦弓著述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一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反拨。论著立足于翻译文学这一文学因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多元系统中的独立的文类价值,对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进行了详细的思考和勘探,较为全面、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翻译文学面貌。

该书共七章二十三节,梳理了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发展轨迹。第一章绪论,总体论述了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价值、翻译主体的特点、翻译的选择及翻译文学的成就。这一部分可谓全书的总纲,是整部论著的理论基础,有助于读者对翻译文学史的基本质素的了解。第二章介绍了中国对泰戈尔的第一次翻译热潮,论述了“泰戈尔热”在五四时期的翻译景象及成因,并详细考察了这股潮流“热中有冷”,“先热后冷”的原因。第三章点面结合,论述了其时日本文学的翻译轨迹及热点个案,辩证地探讨了新文化先驱们在这一丰富的外来文学资源上的着眼点和盲点。第四章对易卜生戏剧在五四时期的译介、演出,认同、接受以及遭抵制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阐发。第五章以安徒生的童话翻译为典型研究个案,兼顾其他作家的儿童文学翻译,考察了儿童文学的翻译状况,总结了这一独特文类的翻译特点。第六章以“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为历史分期,阐述了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情况。最后一章从重译、直译、意译与神译、翻译语体等方面论述了五四文学翻译中涉及的翻译方法问题。总体而言,该书第二章至第六章对翻译成果进行了较深的介绍,第七章与第一章遥相呼应,对五四翻译文学的本体做了较系统的理论阐释。

该书不仅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盛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还深入考察这些文学资源被引进、译介的深层原因。综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文化需求和思想精神史的互动、互化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五四时期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如“泰戈尔热”一节详细地介绍了五四时期泰戈尔在中国掀起的热潮,介绍了他在中国被报道、尤其是被译介及研究的盛况,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泰戈尔在中国大受追捧的原因。作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巨大创伤使西方兴起了一股反思西方文化、重审东方文化的思潮,作为东方文化重要代表的泰戈尔乘势而起,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一贯效法西方,也掀起了泰戈尔热。而“中国远学西方、近追日本,对于由西方到日本的泰戈尔热自然要追踪一次了。但是,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五四前后中国有着自身内在的需求,即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同泰戈尔的契合”(52页)。论著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这种现象深层的原因。论著认为,泰戈尔诗歌中对新生命的渴求与获得新生命的喜悦之情,作品带有的泛神论色彩的自然观与神人一体观,以及其大量的触及现实生活与社会问题的作品,都与五四时代打破封建束缚、争取人性解放的时代母题深深契合,给了五四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新文学前驱们以极大的触动,因而引起了热烈的呼应。在思想资源之外,作者还从文体建设的层次对“泰戈尔热”的原因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泰戈尔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在文学体裁和文学门类等方面给正值文学初创期的五四文学带来了莫大的吸引,对中国新文学的艺术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启迪。最后,论著又反向考察了“泰戈尔热”中夹杂的否定性意见。他所宣扬的东方文明优越论及其作品中蕴含的非暴力反抗论等思想倾向与当时处于民族危机之中,“正在酝酿着的剧烈的社会革命的中国”(67页)不合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在特定时代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泰戈尔热”,也就失去了当初的巨大吸引力。由此证明了这种热潮只是五四特定时代的产物。这样,论著从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出发,对这一外国文学的译介做了正反结合的综合考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了由现象到概念的归纳提升,从而突破了单纯的现象介绍,深入到事物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阐释了这些被翻译过来的作品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互动作用,使得论述显得立体,全面、深入。

这种研究的方式成为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贯穿在著述中,即翻译文学的选择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需求与文学革命的内在需要,是历史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不只是新文学发展的被动的、静止的背景之一。这在五四时期对其他翻译文学的选择中也甚为明显。五四文学革命前夕,日本近代“人的文学”尚未引起中国翻译界应有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文学’机运尚未成熟”(72页)。在倡导文学革命后,这种显示出日本近代独立文学品格的文学现象契合了启蒙文学对“人”的发展的关注与透视的思想意蕴,遂成为文学翻译的主要内容。这便是日本文学翻译在现代中国从冷到热的深层原因。在新文学的翻译文学中,易卜生第一阶段带有激情浪漫色彩的戏剧与第三阶段的三部戏剧在五四时期都未得到有效的译介,也皆因为原著所蕴含的或浪漫或含蓄的作品意蕴与五四启蒙精神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他第二阶段的创作,即现实主义色彩强烈的社会问题剧“恰恰同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的时代潮流相契合”(144),从而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易卜生热“热中之冷”的内在因素。两个不同译介对象的发展逻辑颇为不同,一个“从冷到热”,一个“冷热交加”,却均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在需求相关,不外翻译选择的动机。事实上,翻译发展的脉络,翻译文学的建树及其效应等都取决于这种内在的需要。由此,这种寻根究源的翻译史书写方式也再次凸显了作者研究的出发点,提升了论著的价值——“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无论是就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而言,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认真研究。”(后记)

由于论著强调文学翻译是新文学内在选择的结果,故该书也十分注重译者翻译与其创作之间关系的寻找,力求把握翻译者从其所翻译的文学创作中所受到的新鲜的刺激与深刻的启迪。所以这既是一部翻译文学史,也可以当作一部五四作家审美心理的发展史来读。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周作人曾经译介了日本教育学方面的论文,发表了数篇介绍日本传统艺术的文章,但“竟没有一篇日本‘人的文学’的作品”(72)。新文化运动后,对日本近代文学已有接触的周作人遂走在了译介日本文学的前沿。他大量翻译介绍日本著作,其中对白桦派的译介格外引人注目。截止1927年底,他谈及白桦的文章有10多篇,翻译白桦派作品达20余篇。白桦派也给了周作人十分深刻的影响,其中“人的文学”的观念最为显著。这种文学观念不仅深刻影响了周作人的人性观、文学观,也成为五四文学建构的重要基石与创作的理论资源。鲁迅从“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为不注意”(71页)到成为译介日本文学的主力,从认为日本“人的文学”“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译成中文的意义”(86页),将日本文学翻译视为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与精神启蒙的工具,到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从中寻求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人类普遍价值,反映了他的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即其寻求本民族精神启蒙与文化重构的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思想逐渐得到了深化。而论著通过比较分析有岛武郎的对戕害幼者的否定性表现的作品《阿末之死》与鲁迅的《祝福》,论述了两者在表现社会冷漠方面的深刻相通之处,有力地阐明了前者在意蕴、风格等文学审美方面对鲁迅的引导作用。可以说,论著以翻译为视角,描述了中国在积极寻求变革之道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文化先驱们精神结构与审美趣味的变化轨迹。这种强调双向互渗、互化的思考和论述方式更为全面、深刻地展现了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的整体面貌。

论著的结构颇有特色。既有以国别为单位的,如日本文学翻译、俄罗斯文学翻译,又有以翻译对象为单位的,如“泰戈尔热”,“易卜生热”。而后者实际上也体现了五四文学对印度、挪威这东西方两个国家的文学译介情况。在以国别为单位的介绍中,作者也不忘抓住特定对象的文学热点,如日本以白桦派、厨川白村为典型,俄罗斯文学则以普希金为“黄金时代”的译介典型加以介绍,“白银时代”则以安特列夫、契诃夫等为主要阐释对象。这种结构体例结合了五四文学翻译的最大实际,体现了翻译选择与五四时代思潮的关系。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五四启蒙精神的总领下,因翻译主体自身审美趣味和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使翻译对象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结合这一史实,该书对翻译文学史编排结构的安排就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单一地以时间顺序来编写的常法,避免了由此产生的呆板的痼疾。另一方面,既保证了较全面地介绍五四文学翻译的景观,又不至于主次不分,能在具体的“点”上获得深入的发掘,从而清晰地勾勒出五四翻译文学的建构过程。

论著第五章对儿童文学的探讨颇有意义。该章分三节论述,首先总论五四时期儿童翻译文学的情况,包括译介对象,涉及到的国家,翻译的种类等等,并阐明了这一独立文体的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作用。第一节将近代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的翻译状况进行了比较,凸显了五四文学的儿童文学翻译的变化,指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确立了以儿童和原著为本位的思想。该节重点阐明了这一时期译介安徒生童话的盛况及其原因。第二节以撒网式的手法广泛介绍了其他国家(希腊、德国、意大利、英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的儿童文学翻译。最后一节在对各国翻译状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选材、文体、语体、译法、插图、印刷等方面综合论述了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五四时期,随着对儿童体认的逐渐深化,儿童文学翻译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从选材到翻译方法,装帧印刷诸方面越来越贴近儿童世界”(194页)。作者对儿童文学在这一时期的译介状况的详细介绍,让我们清晰、深刻地了解了作为独立文体的儿童文学的独特价值,即“这些译介为中国文坛打开了一个新奇绚丽的儿童文学天地,儿童乃至成人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品位审美怡悦自不必说,作家也从中获得了儿童创作的范型和艺术灵感产生的媒质。可以说没有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就没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151页)。由此从某一特有的对象实现了对整个翻译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价值体认。这种方法启发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视角切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如可以从文体的角度来系统考察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启示。

这部专著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史料汇编精彩、翔实。在五四翻译文学的译介状况的介绍中,作者征引广博,涵盖了被翻译的原著的内容、与五四精神的契合之处、五四新文学译介的情况及翻译者的评价等重要元素。而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并不是把翻译实践作为说明观点的静止的孤立的论据,而是尽可能地把握资料间内在的有机联系,使得不同的史料在连贯的体系内获得更加深刻的意义。这样一来,不仅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而且增强了论著的生动性与可读性。

当然,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因为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对翻译文学的漠视,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具有的研究空间很大。在该书中,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译者的心态与生存状态,翻译的风格与流派,翻译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思潮等方面的多重影响等等问题尚未全面、深入地展开。此外,论著虽然对史学实践进行了详细的爬梳,但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综合还稍显不足。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对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有力的论证,它的出版定会给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带来更多的关注,为后续的翻译文学研究者提供众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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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544(2010)05-0124-03

(王卫红系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杨阳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余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