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

（赣南师范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瞿秋白是我党一位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他短暂的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过八个刊物：《新社会》旬刊、《人道》、《新青年》季刊、《向导》、《前锋》、《热血日报》、《布尔什维克》、《红色中华》。《红色中华》报是他主编的最后一份报刊，在为党奉献全部精力乃至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对这份报刊倾注了全部热情，为红军长征后的苏区宣传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其办报宗旨为：“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后改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发行对象主要是中央苏区军民。瞿秋白与《红色中华》的关系，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海养病期。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得到了部分《红色中华》报，（“从第一号起到七十二号——中间缺少十四号到三十几号”）便抱病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用笔名狄康发表在1933年8月7日上海的《斗争》第五十期上，对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第二阶段：中央苏区时期。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和苏维埃大学校长，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完全付诸实践。

第三阶段：红军长征后时期。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期间，共编辑发行《红色中华》报24期。

不管是在中国文化前沿上海，还是在条件艰苦的赣南苏区，瞿秋白以一个优秀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关心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关心红色报刊的发展与壮大，他对《红色中华》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写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对党报的办报指导思想、新闻业务、通讯员网络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中肯而实用的建议。

在办报指导思想方面，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红色中华》在最后二十几期已经声明改组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党的中央局和全国总工会的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照现在的几期看来，却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

在采编等新闻业务方面，瞿秋白根据自己长期的报业实践经验，对《红色中华》报所反映出来的粗劣、简陋的采编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消息的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缺点。”“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不论是战线上的新闻，还是春耕或秋耕运动的进展，或是退还公债的运动等等），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我想对于好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

在通讯员网络发展方面，瞿秋白也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我们以为工农兵通讯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讯（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高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

这些建议，丰富了党的新闻理论，对在中央苏区如何办好党报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其次，瞿秋白在瑞金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改善了《红色中华》报的实际工作，目标性更强，办报方针更明确，新闻业务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瞿秋白主持红中社后，要求《红色中华》报这一时期的报道，要围绕当前“反围剿”这一苏区工作重心进行宣传。同时，在组稿和版面安排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减少了苏区以外的国际国内时事的报道，增加了苏区内部重要活动的报道；减少了来自上层活动的报道，增多了下层群众为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而举行的活动的报道，如扩红运动、游击战争等；减少了对中央各部发布的法令、条例的报道，增多了由红中社方面发出的号召，如节约粮食、认购公债、捐献被子、优待红军家属、甚至熬制硝盐等。还时常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刊登一些木刻的标语和口号，鼓舞苏区军民武装保卫苏维埃、粉碎敌人“围剿”的斗志。为了使《红色中华》报办得更加生气勃勃，更具有战斗力，瞿秋白还与编辑们共同努力，不定时地增出了党的生活版、苏维埃建设版、文艺综合版等，丰富了《红色中华》的报道内容。

在编辑方针上，力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它主要分社论、要闻、专论、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词典、红角、工农民主法庭及突击队等栏目，还办有“赤焰”文艺副刊。遇有重要的革命纪念日或重大的政治斗争事件，还出版“纪念专号”或“特刊”“号外”。通过这些专栏的宣传报道，对于组织和指导苏区人民参加苏维埃的建设事业，扩大铁的红军、推动革命斗争，粉碎反革命“围剿”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瞿秋白主政《红色中华》，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报。

《红色中华》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200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通讯网。这样，既丰富了稿源，又培养了革命的宣传干部，为以后党的新闻传播工作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第四，瞿秋白十分注重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工作，他利用《红色中华》这个平台，为建构苏区文化、提高苏区人民作了大量努力。

瞿秋白在主编《红色中华》时，在报纸上刊载了许多通讯员写来的山歌、民歌、大鼓词等。他认为民歌对群众的教育作用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的肺腑，加上内容通俗，所以更受群众欢迎。他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有流行。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他不仅鼓励其他人创作民歌小曲，自己也写了《送郎参军》《红军打胜战》《消灭白狗子》等小调歌词，有的就发表在《红色中华》的副刊上。此外，他还亲自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和文章。1934年3月29日，他在报上发表短论：《节约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4月30日发表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6月23、26、28、30、7月7日，发表连载文章《中国能否抗日》。

第五，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共苏区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他在艰苦的环境中，拖着病体继续党支部的宣传工作，保守了党的秘密，显示了一位真正的中共党员忠于职守的高尚情操。

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本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瞿秋白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每周出二三期。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经常抱病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同志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经常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期间，共编辑发行《红色中华》报24期。由于瞿秋白出色的工作，敌人一直把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当成是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这对于确保红军主力顺利转移突围，激励苏区广大军民的革命斗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6月18日慷慨就义，年仅36岁。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于当时中央不知瞿秋白在苏区的办报情况，因此，复刊号为241期，连接长征前的期码。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优秀的政治理论家和新闻宣传工作者，他对党的忠诚及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所作的贡献将彪柄千秋，永远激励新闻界同仁薪火相传，奋勇前进！○

［1］陈铁健.瞿秋白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郑德金.瞿秋白在《红色中华》报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J］.新闻大学，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