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苗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江苏南京210003)

萨义德的《东方学》认为,在安全政治中,有些安全威胁是被想象出来或建构起来的,而话语乃是这种想象和建构的重要工具。这类话语所表述的政治含义,依赖于国家行为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国家需要有一套叙述安全“威胁”的话语,这类话语帮助国家确定“自身是谁、自身不是谁,以及自身的恐惧是什么”。“中国军事威胁”无疑就是这样一套叙述安全“威胁”的话语。汉语和英语在“威胁”一词解释中的差异似乎就决定了中西双方对“中国军事威胁”理解和沟通上的巨大障碍。汉语的“威胁”通常指威逼胁迫,用威力使人服从。在韦氏词典里,英文“threat(威胁)”一词则指一种使遭受不幸和伤害的意图“intention(意图)”或令人不快或不受欢迎的,即将迫近的某种迹象。“中国军事威胁论”作为或许可能的意图和即将发生的迹象,是美、欧和亚太周边国家关于中国军事的一种认知思维、意图判断和话语建构。它起源于“黄祸论”的认知传统,植根于“大国霸权转移论”、“人口决定扩张论”、“权力真空填补论”、“东西文明冲突论”和“中原王国朝贡论”等为代表的意图恐惧,最终表现为“中国远洋海军威胁”、“中国太空威胁”、“中国导弹威胁”、“中国航母威胁”、“中国潜艇威胁论”和“中国军事科技威胁”等等层出不穷的媒介话语建构,以此实现围堵并遏制中国军力发展、赋予本国军力扩张合法性的深层意图。这其中,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可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滋养温床。那么,媒介话语在“中国军事威胁”这一意象与定见的传播过程中。其话语定势的逻辑陷阱在哪里,为何难以达成话语权力的抗衡,话语策略又是如何巧妙实施的,应当成为探究和认识“中国军事威胁论”成因的重要节点。

一、媒介话语定见的逻辑陷阱

“居安思危”是立国之常情,部分国家在结合历史与现实,对本国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行分析,在“论中国军事威胁”中得出相应的威胁认知和安全判断,完全可以予以理解。它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经过语言表述、意义生成、媒介交流、广泛共享和弥漫传播的媒介话语建构过程而最终成为后者,使后者成为一种定型化的媒介话语。

“编码—解码”理论的提出者斯图亚特·霍尔(Hall,1973)认为,媒介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总是借助一定的符号来传播意义,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编码。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也按照一定的使用规则来对符号进行解码,了解其传播的意义所在。在这里,编码和解码所形成的意义由媒介的传播制度、身份定位、商业诉求,国家的战略需求、集团利益,受众的思维定势、传播期待等诸种因素来共同建构,已无法等同于“真实”的事实。长期以来,西方媒介话语霸权在论及“中国军事”这个话题时,往往通过强调、突出中国军事与本国的差异,将中国军事排为另类和他者,再通过拆解、简化、象征中国军事活动,以部分代替整体、以臆想置换主体,最终形成了关于“中国军事”的一些定型化意见。其传播效果是,只要谈及中国军事就可以简化为、标记为、分类为若干个简单的、基本的“与生俱来”的特征。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定型化的特征被分为了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在一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扩张性”、“威胁性”、“霸权性”成为中国军事显著而必然的标记;在另一端,映衬着中国的崛起,“落后”、“不透明”、“低水平”也时常成为中国军事的烙印。在西方媒介话语体系中,中国军事非此即彼,既此又彼。对于这两个过度夸大的极端,每次出现都会令中国无法接受。问题是,要证明并非落后、不透明、低水平,就会为“扩张性”、“威胁性”和“霸权性”提供口实,反之,亦然。于是中国被迫在两者间不停地穿梭往返、疲于应对,有时甚至在一次报道中被套上了两类媒介话语表征,中方的“一笑一颦”都变得左右为难。越去回应,定见越固化,现实与表象如此循环往复,西方媒体的编码与中国方面的解码和反应,两种内心矛盾纠结的力量加起来,最终就会使虚构的中国军事威胁从经验和意象中都变得“真实”起来。其实这种媒介话语逻辑在西方并不新鲜,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意识与此同理、美国两党竞选中媒体大战频用此法。

西方媒体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定型化表征及二元话语结构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呈现形式在进入21世纪后也发生了变化,尤其表现在媒介议题的事件化、戏剧化、常识化和利益化上。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军事威胁论”浪潮中,多数成体系的观点都起源于机构报告、评论专著和学术期刊文章,尚属“客观”、“理性”的形式。90年代后期则是在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在国际范围内兴风作浪的非理性狂热情绪。1997年2月,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以及后续裹挟而来重磅新闻评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进入21世纪,单纯的学术意见和小众观点似乎难撑大局。美国社会学家甘斯(Gans,1979)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晚间电视新闻,《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进行案例研究后认为,美国媒体把外国新闻当作国内曲调的变奏,“联系于美国人或美国利益”,并“从美国的主旋律来解释它”。[1]37西方主流媒体的这种主旋律已自然化成为美国公众乐于接受的常识。在新闻议题的框限、选择和凸显中传播“中国军事威胁论”恰恰符合多年来美国公众舆论关于中国的常识性认知。在新闻事件中传播观点,在戏剧化中夸大观点,在常识化中灌输观点,最终寻求本国战略利益和媒介市场利润的最大化,就变得水到渠成。从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至2010年4月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形形色色的事件化、戏剧化、常识化和利益化的媒介议题表面上看起来不比从前的狂风骤雨来势汹汹,却直接导致了“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常态传播和论调联盟的不断扩大。这些带有戏剧性冲突的中国军事事件报道有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的直接刺激作用。

法国汉学家、国防高级研究院、法国三军防务学院资深顾问魏南柳在其专著《中国的威胁?》中承认,部分媒体而非公众舆论的反华报道,对西方民众的中国判断产生了巨大的误导。媒介话语定见的逻辑陷阱可谓产生误导的根源所在。[2]

二、媒介话语权力的交锋失衡

社会权力可以被定义为某个社会群体、组织或它们的成员对另一个群体及其成员的行动及思想加以支配或控制,从而限制后者的行动自由和表达言论的自由,或是影响后者的知识、态度或意识形态。“支配”或“控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权力表现形式。[3]就“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媒介话语权力而言,存在维护(主张者)、协调(附和或中立者)和对抗(反击者)三种话语权力的交锋。话语权力的失衡也是“中国军事威胁论”日嚣尘上的重要成因。

权力制造话语,反过来,话语巩固并再造权力。目前美、日、印是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话语,即维护性话语权力的主要来源。相对于印度媒体紧密围绕本国利益炒作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美、日维护性话语权力在争取与欧洲、亚太等协调性话语权力形成“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合围之势方面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媒体出于战略考虑、媒体诉求和市场需求也乐于对各类中国军力报告进行媒介话语的过度解读。

系统而持续的美国版“中国军事威胁论”多出自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共同体”(蓝军),[4]传播力量主要以传统基金会下属期刊、网站、学者和《华盛顿时报》等媒体为代表。哈佛大学教授萨洛玛三世(John S.Saloma III)在他那本分析美国保守势力基本结构的著作《恶兆政治学:美国新保守派结构迷宫》里就已指出,美国保守右翼乃是个庞大无比的结构,它由国防部和中情局部分工作人员、台湾地区院外集团、智库、基金会、宗教团体、大公司、媒体、出版社、学校组织为盘根错节的组成。然而就媒体而言,《华盛顿时报》并不孤单。在美国,无论归属哪家派系,对于精英的共识,媒体往往是拥抱和复制,而非勇敢地挑战、弱化和颠覆。这种“齐心协力”的情势再搭上美国全球媒介霸权的顺风船,其优势就显而易见了。

日本媒体并不仅仅是美国“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附和者。一方面,日本的确受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学战略即东亚战略的影响,与美国一同唱响“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大合唱。另一方面,日本媒体更多地将媒介话语建构于本国基于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及其所带来的民族等级情绪。作为中国周边的日本,与美国相比,这一论调更能深刻影响中国周边国家的媒介话语。2002年9月,朝日新闻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共同舆情调查认为,威胁论在日本是个奇怪的悖论现象,因为尽管媒体环境的多元化已使两国间传播的信息急速增大和多样化,但中国对日本的军事威胁感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威胁感都反而高涨了起来。日本学者马场公彦分析,这可以理解为新闻媒体把某个侧面的倾向与印象加以夸张报道的反映。这种威胁论现象,与其说是基于实际状况的现实评价,不如说是心理上所形成的威胁印象的放大。

与维护和协调性话语相比,对抗性话语权力在交锋中明显处于式微状态。其实,不用去质疑“中国军事威胁论”在美国是否有反对声音,也不必怀疑媒体是否有这些声音的一席之地,只是客观评价中国军事的对抗性话语大多出现于小众化学术期刊,很难在大众传媒中形成舆论强势。既便是在颇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上,这种声音的出现也多是为了映衬报道的客观平衡性。

对抗性话语权力的另一重要力量源自于中国媒体和海外华文媒体。一方面,媒体国际传播影响力客观限制了这一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抗性话语能力本身尚未达到国际传播水平。正如前外长杨洁箎分析“中国威胁论”反击时所指出的,“不是客观理性地解剖,而是情绪化地抨击;不是进行有序的疏导,而是进行无序的围堵”。而中国学者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反应比较波动,大都只是从中国现实国力或中国和平文化内涵的角度论述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强我弱”的传播力量失衡格局尚未明显改观,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网络化社会的到来,中国媒体实力和媒介话语已然成为国际传播阵列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曾以《谁来养活中国人》一书汇入“中国威胁论”逆流的布朗就声称,他的主要素材完全来自中国传媒公诸于众的数据。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提升自身相关问题的话语建构智慧和水平,而不仅仅停留于为他国构建话语充当资料库或被动地频举“盾牌”。

三、媒介话语策略的组合出击

“中国军事威胁”的媒介话语是在西方军力扩张的历史和现实中制造出来的,并贯穿这一历史和现实。即便是在“中国威胁论”一时让位于“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时,“中国军事威胁”的声音也从未断过。“兵乃国之大也”,一方面可以用国际对中国军事的密切关注加以解释,另一方面可以从媒介话语出击策略上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善打“太级组合拳”是这一话语体系“常讲、常新、常热”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有四,一是肯定与否定并存,即以历时性眼光来看,在同一文章或同一期刊对中国军事边肯定边否定的手法为越来越多的媒体活用,世纪之交时那种集束炸弹式的“中国军事威胁”话语已难觅踪迹。二是主流与边缘共进,即“中国军事威胁”话语的分布更加广泛了。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全球瞩目的中心,除主要国家、主流媒体对此保持额外关心外和非主要国家、边缘化媒体也对此多了几许关注。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传播速度、广度和深度将加大。三是合唱与独奏更替,即“中国军事威胁”时而作为“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论”、“中国责任论”的必然组成部分成为话语焦点,时而作为独立的媒介话语走进公众的视线。“政治强大谋霸权”、“科技强大为军事”、“经济强大图战争”、“军事强大赢天下”是“中国军事威胁”媒介话语的运行逻辑。这种合唱与独奏的更替更能潜入人心。最后,抛出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媒介话语,模糊现实与虚构,最终为公众营造“中国军事威胁”的“虚拟真实”,当属最为突出的话语策略。限于篇幅,这里仅对“虚拟与真实交织”作一详细分析。

这一策略完全遵循了“认知即现实”的美国政坛斗争传统,无论是两大党派争位还是总统形象维系都是依靠“虚拟真实”牢牢地左右公众的眼球和行为的,所不同的是肯尼迪揭开电视虚拟真实,奥巴马启动了网络虚拟真实。这一策略运用于“中国军事威胁论”时有两个表现,一是将个人认知等同于现实,前文所列美国《新闻周刊》的标题句式就能较好地说明这一点。六个标题中,三个先入为主、既成事实的预设式诘问句,一个显露无奈的陈述句,两个标签式描述词。记者自以为是的认知在媒体上完全以新闻事实的面目出现。二是将虚构与现实完全混为一谈,这里可以用1998年至今,宣扬“中国军事威胁”的畅销书来分析。

1998:《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Richard Bernstein,Ross H.Munro);

1998:《鼠年:克林顿如何为获中国现金出卖美国安全(Year of the Rat:How Bill Clinton Compromised U.S.Security for Chinese Cash)》(Edward Timperlake,William C.Triplett II);

1999:《赤龙腾飞:共产党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Red Dragon Rising:Communist China’s Military Threat to America)》Edward Timperlake,William C.TriplettII(1999);

2000:《中国攻击(China Attacks)》(Steven W.Mosher,Chuck DeVore);

2001:《霸权:中国计划去主导亚洲和世界(Hegemony: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Steven W.Mosher;

2001:《背叛:克林顿政府如何损害美国安全(Betrayal:How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Undermined American Security)》(Bill Gertz);

2002:《中国威胁:中国如何瞄准美国(The China Threat: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Bill Gertz);

2006:《一决雌雄:中国缘何想与美国一战(Showdown:Why China Wants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Jed Babbin,Edward Timperlake;

2006:《即将到来的中美之战:台湾冲突(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A Collision Course over Taiwan)》Ted Galen Carpenter;

2008:《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Where They W 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eterNavarro;

2009:《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全球新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Martin Jacques.

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或非中国问题专家的著述年年出新,年年畅销。标题中总会出现的“即将(coming)”、“当(when)”、“想要(wants)”、“计划(plan)”“瞄准(target)”、“如何(how)”等词汇暗示着其间大量捕风捉影、危言耸听的虚构、杜撰和臆想,背后充满了“渗透”、“颠覆”、“盗窃”、“阴谋”的所谓中国意象,它们以渲染、夸大和煽动的形式和“政治献金案”、“李文和案”、“中国武器销售”等现实新闻事件纠缠在一起。畅销书应该能够充分体察国民持有的感情、并能将这种感情表现在作品中,才有成为畅销书的可能。事实上,美国媒介的对华报道一向在乐观浪漫与悲观激愤之间徘徊,这些书并没有将新的感情根植于美国人心中,只是反映了他们的固有成见和悲观心态。而这种成见和心态又进一步催化了“虚拟真实”的自然态。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以“强大中国”为主题的真实与虚构的混合话语,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外公众,对中国人也容易产生去适应“虚构形象”的冲动。于是,《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充满商业动机的国产媒介话语与国外的“中国威胁”意象一拍即合,而书商为配合《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市场推出的所谓“倾听来自军方的声音:21世纪中美要死磕”,冲刺“世界第一”、竞争“冠军国家”、开辟“中国时代”、创造“无霸世界”等广告语也成为西方媒体为“中国威胁”施以浓墨的理由。其实,诉诸于认知、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虚拟现实的能动性并不是美国的专利,各国都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关键是知性且理性的策略运用。

英国文化研究先驱威廉姆斯曾说过,“鲜活的霸权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生产、保卫和修正。同时,它也不断地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压力所抗拒、限制、改变和挑战”。“中国军事威胁论”在媒介话语编码生成、权力制衡和策略施行上拥有显著的传播霸权,中国军方的沉默,或无力回应,或失策回应只能进一步推进霸权的永久性僵持,惟有在洞察这一节点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或颠覆性、或积极性、或针对性的多层次、适尺度、知性化、策略性的媒介话语回应,才有可能超越霸权,化解这一论调。

[1] HerbertJ.Gans(1979).DecidingWhat’sNews:A studyof CBS 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 week,and Time[M].Pantheon Books.

[2] 邢宇皓.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威胁论”[N].光明日报,2009-06-17.

[3] 刘永涛.话语、权力与中国威胁建构[J].美国问题研究,2002,(2).

[4] 张睿壮.布什对华政策中的“蓝军”阴影[J].美国研究,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