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希,姜 强

(1.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山东济南250100;2.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国际学术中心,山东威海264209)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蓦然回首,已历时三十余载。30年,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已是“而立”,足可映现一个人的未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成长而言,30年的历程虽显短促,但也足可回味与镜鉴。3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该是回头看的时候了。问题是怎么看,是着力于成绩,还是着力于问题?

应该看到成绩,但更应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从而获取更大成绩的前提。如何更好的发现问题?有两个坐标可以参照。一个是内部坐标,即经济发展,从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中,判断政治发展的位置;一个是外部坐标,最具参照价值的,是俄罗斯的政治发展状况,由中俄政治发展的比较,判断中国政治发展的进展。

先看内部坐标,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数据,1978～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13.29倍,年均增长9.68%。胡鞍钢先生采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采用1990年国际美元值,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5.19%,到2003年,已经达到惊人的15.12%。胡先生把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所呈现出的“速度效应”的原因,归结为五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因素:一是经济追赶效应,即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后进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工业化先进国;二是结构效应,即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后进国的结构指标变动率快于工业化先进国;三是开放效应,即工业化后进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快于先进国;四是制度效应,既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运行已基本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五是技术追赶效应,即技术后进国的技术扩散率明显高于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创新速度,显示出技术追赶的特点。[1]在我看来,其实,五因素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开放效应和制度效应(“经济运行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这两条。因为在五因素中,其他三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即已存在,但却未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开放效应和制度效应这两条是改革时代的产物。可见,开放和根本性的经济制度变革,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内部坐标来找寻和标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位置,即可显见政治发展较之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标的,以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为路径,从总体布局和战略目标上看,无疑是明晰的。相对而言,对民主进程的推进,则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典型地表现为忽略甚至无视民生的政治治理实践,和久治不愈的政治腐败弊病。令人失望的是,许多弊病不是民主实践中因经验不足或制度尚不完善而生的发展中的不足,而是因民主因素缺乏或者说权力过于集中所造成的“陈旧性”弊端。这深刻地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成果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形成鲜明反差。

以腐败问题为例。中国近年来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党(纪委)、政(监察部门)、法(检察院)三个系统所做出的巨大努力都有目共睹,所发现和查处的大小贪腐案件不计其数,包括几个震惊世界的大案,如陈良宇案、邱晓华案、刘志华案和郑筱萸案,等等。令人纳闷的是:既然反腐措施如此严厉、果决,那为什么腐败事件依然层出不穷,甚至越反越腐、前“腐”后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党和政府其实最了解这一点,但就是拿不出一套有效的办法,所以始终不能如愿地从源头上减少或消灭腐败现象。因而就出现了“一个贪官倒下去,千百个贪官冒出来”的无奈现象。

腐败问题同其他诸多政治问题一样,要得到彻底解决,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发展政治民主的根本环节上来。实事求是地看,目前的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制度性问题,只要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和条件不除,只是盲目地忙于革除腐败的毒苗,不是深入铲除腐败毒苗由以产生的根系与土壤,看起来轰轰烈烈,效果未必佳,只会是“腐风吹又生”。其实,找到腐败的源头并不难,难的是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堵住这一源头。可以下这样一个定语:体制不变,腐败不除。制度性腐败,还得要靠制度性对策才能根除。仅就权力来源而言,不彻底突破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体制,变任命制为民主选举制,以改变和消除产生腐败的制度环境与条件,而只是满足于既有干部体制的修修补补,就永远不可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胜利。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落差的根源,正在于是否进行了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开放和根本性的经济制度变革,解除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桎梏,赋予了经济发展以巨大能量;羞羞答答、修修补补的政治改革,至今仍然受困于既有体制的束缚而不能自拔,自然也就不能极大地释放政治生产力,政治发展的成果自然也就屈指可数了。不仅如此,而且,它已经成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障碍。市场经济这双“大脚”在不断长大,政治体制这双“鞋子”却依然如故,岂有不痛楚之理?

再看外部坐标,也即俄罗斯改革的摹本。

俄罗斯的改革,在起始时间上,要大大延后于中国的改革。它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也就不到20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改革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经济、政治、社会改革齐头并进,互为助益,相得益彰。

由图4可知，渣温控制在1 250～1 280 ℃范围内对杂质的脱除影响很小，渣温超出1 280 ℃后杂质铅的脱除率明显上升，这是因为高温加快了硫化物的氧化反应速率，同时渣的黏度显著降低[16]，更有利于杂质挥发。但渣温高会加剧烟气区耐材的冲刷，不利于烟气区的挂渣保护[17]，从而降低炉体使用寿命。所以，闪速吹炼低渣温操作更有利于减缓炉内耐材的冲刷和延长炉体使用寿命。

尤其令我们感慨的是,俄罗斯在救助困难人群,实现改革成果共享方面做得很好,没有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深入地看,这些社会成果的取得,还是得益于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由于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要拉选票就必须多为百姓谋福利,争取百姓的好感。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俄罗斯改革的成功,确实令人感慨:第一,改革成功的标志是要看老百姓得到多少实惠,而俄罗斯百姓的确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第二,有人或许要说俄罗斯官员如此讨好百姓并不崇高,其实官员讨好百姓正说明那个社会的公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百姓手里,百姓成为了社会的主人,官员成为了真正的公仆——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直追求而未能达到的目标吗?

俄罗斯的改革有以下突出特点:1.强制性。俄罗斯的改革是在叶利钦等少数民主派人士夺取领导权后,强行引入西方模式,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的。2.根本性。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化,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3.激进性。其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体制是急骤的快速的转变,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激进色彩。[2]比起中国渐进性的改革,俄罗斯的激进性改革显得更加义无反顾,因而也经历了更大的风险。短期看,它确实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阵痛代价。但从近些年的发展状况来看,它确实也尝到了激进改革的甜头——90年代末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呈现加速趋势,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障碍已经得到基本清除,且发展势头强劲。因此,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的阵痛代价,比起中国渐进式改革新旧体制长期抵牾所付出的代价,何者更为沉重,还需仔细掂量。

诚然,俄罗斯的改革,最终结出的是苦果还是善果,目前还难见端倪。因此,以之为坐标,定位中国政治发展,似乎难以服人。但,至少从“已经发生”的经验主义层面看,足可以之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作出大致的研判。起码从进程上看,中国政治发展的进展是迟缓的。

比起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问题,不仅在于因改革的渐进性而造成的长期的体制内耗,而且在于这种改革始终徘徊于边缘地带而不能触及制度和机制等根本性问题。这不仅造成了政治制度及其体制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也不能满足中华民族融入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近年来在西方发生的以北京奥运会为借口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事件,虽然不乏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对中国政府进行恶意中伤,但就事件的深层原因而言,有没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体制上的问题?为何“民主”、“人权”和“自由”屡被当作羞辱中国的工具?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跳出感性的樊篱,客观而理性地加以反思和研究,并拿出应对之策;否则,还会不断有其他的借口被别人抓住。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步履维艰的深层原因何在呢?

其一,比起经济改革,人们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望并不迫切。一般而言,就与人们切身利益的相关性而言,经济机制及其改革要远甚于政治机制及其改革。尤其是在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政治领域更是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人们对政治变革的感知显得比较隔膜和迟钝;与之相反,人们天天浸淫于日常经济生活这一私人领域,经济体制的任何变革,其影响都会通过物价的波动、薪资的变动和生活水平的起伏等介质迅疾地传导给每个家庭及其成员。尤其是当着计划体制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社会陷入普遍贫困的窘境的时候,经济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就悄然积聚起来,一遇适宜的机缘和突破口,就会像火山般爆发出来。

比起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缺乏这样的机缘。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疏离感和隔膜化,以及连带形成的政治生活游离于人们的切身利益的状况,疏解了整个社会进行的政治变革的冲动。尤其是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因为经济改革而大幅提高之后,油然而生的满足感和稳定感,和对政治改革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心理预期,更进一步消解了政治改革的内在冲动和欲求。

其二,对“发展”的偏向经济主义的理解,迟滞了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国30年的发展进程,是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而展开的。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存,以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体制的变革,矛头所向,无不是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其实,在改革之初,这样的“突破口”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经济领域关涉国计民生,自是众所瞩目,而为改革的焦点。问题在于,经济改革破题之后,仍是单兵突进,缺乏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应和互动,以至于到改革的后期出现了诸多社会性问题甚至矛盾。诸如效率与公平的冲突、贫与富的极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增长对发展的遮蔽、社会保障体制的滞后、强国家与弱社会的分野,等等,集中暴露出来。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逼迫人们反思过往对于“发展”的经济主义的理解,反思“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反思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政治发展的关系,反思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因而,才有“科学发展观”的问世,才有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的提出。诚然,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但它毕竟不是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当这一先决条件的“单兵能量”损耗得差不多的时候,就需要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的配合,形成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的互动所激发出的新的“综合能量”,推动社会更加平衡而全面地发展。很显然,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的提上议事日程,是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接踵而至的困难局面下的被动且滞后的应对之策,而非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策应的主动与及时之举,因而显出一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但仍属“未为晚也”的范畴。

始于80年代后期、盛于整个90年代的以“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标志的农村村民自治改革实践,是30年来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系统的制度化设计和改革,把民主机制植入村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担负起了许多政府管不了、也无法管的事,从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实践证明,村民自治制度乃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石,是整个农村乃至全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的组织保证。可惜的是,这一自治模式虽然顺势在更具实践条件的城镇基层单位推展开来,但在国家主导的变革过程中,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变革实际上走向了“内卷化”:“虽然新的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3]当然,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变革也面临同样的窘境。改革是一项宏观层面的系统工程。局部的、微观的改革,一时看,卓有成效;长期看,存在成效递减甚至衰竭的规律。因为,任何体制,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局部的、微观的小改小革,难抵整体的制约,最终甚至会被整体所吞噬。在一张由无数个网结所织就的大网中,些微网结的变动,对这张大网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在县、乡、村纵向组织体系当中,“县乡干部之间的关系网络是乡村干部关系网络向上的延伸,农民反抗村干部就是反抗整个官僚体系。因此,如果不进行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想利用村民自治来约束乡村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很难达到目的的”。[4]

进入20世纪,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及其实践,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既定轨道。“实行协商民主的关键,必须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只有这样,协商民主才有可能避免成为强势利益集团操纵决策的工具,才能更好地促进公共利益,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5]但目前协商民主的实践,出现了假借协商之名谋集团利益之实的“变种”,典型地表现为风行一时的各种“听证会”,打着协商民主的幌子,堂而皇之地谋取“合法”私利。所以说,如何看待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确实需要深入讨论,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的根本性问题。把协商民主看作是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是一回事,把协商民主看作是比选举民主更为优越的替代品是另一回事。不同的认知和选择,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方向和路径。有观点认为:“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自由民主之上的,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完善与超越。”[5]“完善”可以理解,有“拾遗补缺使之更加完美”之意;“超越”就费解了。“超越”的本意,是超出,越过。在“协商民主”的语境下,显然有“协商民主越过选举民主”之意。这就自相矛盾了。究竟是以协商民主完善选举民主,还是以协商民主超越选举民主?在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中,论者的落脚点显然在于“超越”,即用协商民主取代选举民主。关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民主的这种看法,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一种试图以协商民主超越选举民主的替代观,反映到政治发展实践,便是近来协商民主实践的热火朝天,便是选举民主实践的相对沉寂。

要回归政治发展的正途,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上,必须从“替代论”走向“补充论”,以选举民主为主要的民主形式,以协商民主为其必要补充。选举是民主的灵魂,丢掉了选举,无异于丢掉了民主。没有选举作保障,所谓的协商民主,便有极大的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装点门面的招牌,掩人耳目的幌子。因为协商毕竟不可能像大众化的选举那样在超越时空的条件下同步进行。与选举民主比较起来,要知道协商民主更多地是在精英阶层和利益团体间进行,因此,协商是“小众的”,协商的对象是可选择和易操控的,这就往往违背民主的公开、公平、正义的本意,成为对民主的操弄,对公众的愚弄。“协商民主不能保证政治权力的公平分配。不能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对立起来。西方社会也不乏协商民主,但他们把易于大众参与、可较快反映民意的选举民主作为主体。”[6]

公开、公平、正义和“以人为本”,虽然是执政党及其政府施政的指针,但离开民主体制,这些执政理念,是难以得到持久的制度性贯彻的。我们的各级官员,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也确实力图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站在民众立场上,特别是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民众的立场上,及时协调解决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众会有有无“背景”和“靠山”之分?弱势群体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造成社会诸群体强弱分明,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体制性原因?

任何一种社会体制,社会诸群体之间都会有强弱之分。有强有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现象。因此,从体制的角度看,判断一种政治体制是否优良的直观标准,不是看社会诸群体之间是否强弱分明,而是看社会弱势群体正常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在受到威胁时,是否有可靠而常态的制度性渠道予以疏解,即是否有制度性的“背景”和“靠山”可资信赖和依靠。就通常的意义而言,只有民主体制,才可能为弱势群体提供这种制度性和组织化的“背景”和“靠山”。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困局,是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扩展政治体系的开放度和民主度,实现民主进程的“软着陆”。

三

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困局如何破解?学界仁智各见。但一个前提不能忽略,这就是从国情出发。应当摒弃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观念:一谈民主,就是多党制,就是轮流执政。具体到中国国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保持党的领导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民主化进程呢?比如说,尽快启动乡县两级行政系统的民主选举进程。比如说,按照十七大的设想,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仅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而言,政府可做的制度供给的实际工作就有很多: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前提如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如何实现充分的制度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如何疏通与完善?等等。

暂且抛开这两个参照,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自身的进程看,我们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化建设与发展,公务员队伍建设中富有公开性意味的“双推双考”制度的实施,以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诉讼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行,等等,无不体现着对政治民主化的诉求。但是,这种进步仍显缓慢和微不足道,而且这些改革因为与既存的基本制度存在机制抵牾和矛盾,使得其效果大打折扣,并有随时变质和倒退的风险。

政治研究不同于政治宣传。政治宣传的任务是发现政治生活中的亮点,并加以传扬;政治研究的使命恰恰相反,在于发现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并探讨问题产生的根由和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在这里回顾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根本目的还在于揭示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求得破解之道。偏颇之处,乞望指正。

[1] 胡鞍钢.中国经济实力的定量评估与前瞻(1980～2020)[J].文史哲,2008,(1).

[2] 王立新.俄罗斯改革对中国的意义[J].战略与管理,2003,(6).

[3] 何艳玲,蔡禾.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4] 崔孝辉.从农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理解中国农村的内卷化[EB/OL].中国农村调查网,2007-05-29.

[5] 陈家刚.协商民主是不是民主的一种形式[J].人民网,2006-07-31.

[6] 陈冰.中国开始“翻山越岭”[N].联合早报,2008-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