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宇 新

(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文华奖是文化部为繁荣发展戏剧艺术所设立的最高政府奖,它既代表着我国戏曲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当代戏曲发展的风向标。在不久前揭晓的第十三届文华奖获奖剧目中,《北风紧》、《长生殿》、《成败萧何》、《老子》、《寄印传奇》、《傅山进京》等历史剧目独领风骚。这些剧大都思想深邃、精神高扬,舞台表演精美,不仅为通晓戏曲艺术的戏迷观众所喜爱,而且赢得了高素质、高文化层次人群,特别是年轻大学生们的欣赏和关注。古老的传统艺术之所以在当代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夹缝中重焕光彩,除了戏曲传统文化散发的经典魅力之外,当代历史剧所表现出的当代消费文化的诸多特征,也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消费文化兴起对当代历史剧创作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中国社会迅速带入西方学者所言的消费社会,[1]6随之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兴起,改变了历史戏曲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2]123换言之,在消费社会,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炒”作和被关注。而文化生产一旦进入市场轨道,就不得不受到市场商业逻辑支配。因此,消费文化的来临不仅颠覆了历史剧创作的传统理念,而且直接影响了观众的审美观念。的确,与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层审美价值相左的是,产生于后现代时期的消费文化产品所具有的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审美价值。[3]消费文化因其商品化、平面化、娱乐化的感性叙事特征契合了生活在信息时代自动化、程序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人们希冀回到本真生命的感官快适和审美欲望,能够迅速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带来市场效益最大化。

在当代中国,由政府主导的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社会和谐为核心的主旋律文化引领着价值导向;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交融互渗并拥有各自欣赏群体。这样一来,历史剧创作必须以主流价值为导向,同时又受到市场生产逻辑支配制约,需要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坚持古典史剧以理性担当和构建人类精神活动为特征的审美表达,另一方面立足于消费市场,主动向消费文化的表征靠拢。换言之,历史剧既要赢得市场票房,赢得观众的普遍接纳,又不能落入娱乐媚俗的低级趣味,因此极易陷入美学价值与市场效益二律背反的泥沼而无法自拔。以本届获奖剧目《寄印传奇》为例,该剧讲述的是发生在虚构历史时空中——清朝子虚县的传奇寓言故事。从该剧中,我们已经找不到真实历史的痕迹,剧中富裕寡妇冷月芳与鳏夫知县侯文甫互相利用,侯文甫为谋取冷月芳的财产,巧借名目将官印寄放在冷家当铺,冷月芳被侯文甫谦谦君子的表象吸引,同时也为了攀附权贵,爽快地将官印收藏在家。之后,侯文甫以官印被人盗用犯下滔天罪行为由,向冷月芳索要一百万银两上下打点,冷月芳变卖百年老店将所有积蓄交与侯文甫,而得逞后的侯文甫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精神迷乱,此时的冷月芳也只能慨叹人心难测、世事无常了。可以说,这部戏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剧,它是以史剧形式演绎的现代人生传奇,如果不是编剧驾驭语言的能力,言出了符合人物身份的心声,极有可能让该剧又陷入痴情女子薄情郎的传奇故事之中,沦落为由消费逻辑的文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导致的日常生活话语和欲望宣泄的困境,丢失史剧应有的历史感、使命感和戏曲艺术应有的美学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历史剧仅以担当文化启蒙、道德教化和理性思考的重任,也必将曲高和寡,将许多普通观众拒之门外。以本届获奖剧目《老子》为例,该剧以老子著写《道德经》为主线,通过展现圣哲老子对待飞来横财、做官、弃官到函谷关著书等广为流传的故事,相比普通人对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追逐和贪婪,该剧旨在诠释博大精深的老子文化和飘逸丰韵的老子精神,凸现出老子卓尔不群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消费文化感官欲望膨胀的当代社会,精神的失落和信仰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危机,该剧坚守艺术的理性思考,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曲则全,枉则直”等启迪智慧的传统文化精髓,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戏曲艺术传达给观众,体现出历史剧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值得借鉴的是,该剧摆脱了传统史剧以史为鉴、高台教化的窠臼,将老子作为一个符合常人常情的个体生命,一个睿智而豁然的老人来塑造,将厚重的理性思辩与鲜活的人性光辉完美结合,从而在赢得观众、弘扬主流价值的同时,也在激烈竞争的文化市场中获利。

二、消费文化流行对历史剧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历史剧的审美表达不可避免的面临挑战。在探讨历史剧的未来发展之路这个问题上,需要我们不能只看到大众文化市场效益和美学价值不相容的一面,也应该看到二者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的一面,探索出一条让观众穿越历史生命表层,通达艺术的神圣理性与崇高精神的幽径,做到两者互相渗透,互生共赢。综观获得第十三届文华奖的几部历史剧作,它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找到了消费文化在历史剧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尽管我们对消费文化反对理性、注重个体差异性的特征,及其艺术形式感官娱乐化、艺术价值平面化等大都持否定态度,但不能不承认,“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单一思维模式,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空观念大大缩小了的时代对问题的思考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价值标准的追求也突破了简单的非此即彼模式的局限”。[3]在消费文化影响下,当代历史剧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审美表达方式,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首先,当代历史剧不再站在社稷兴亡、民族安危的立场,演绎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无意通过自己的作品去评价一个或几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无意从中引发出所谓一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和现实意义”。[4]70而是更加注重历史细节中的感性和差异性的审美表达,将视角对准宏观历史所忽略的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探寻历史人物隐秘细碎的个人情感以及古今相通的普遍的人性奥秘。以本届获奖剧目——京剧《成败萧何》为例,该剧讲述刘邦创立西汉之初,担心韩信谋反,授意吕后威胁萧何相助除掉韩信,桀骜不驯的韩信却不听从萧何苦心相劝,总是授人以柄。按照传统的戏曲叙事手法乃至正史中的记载,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该剧却将矛盾冲突的焦点落在萧何这一个体的人的内在心灵困惑上,一方是与他有忘年神交的韩信,一方是他效忠尽力的朝廷,他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一面竭尽全力向刘邦力保韩信,一面苦口婆心劝韩信韬光养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唱出了主人公萧何对两者都难以割舍但又不得不舍的心灵纠结史。传统史剧中阶级矛盾在此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物艰难抉择的情感困惑,以及抉择之后的愧疚与无奈之情。虽然剧终以萧何最终悲愤却无奈地向皇权低头,但是观众从中获得的阶级批判和善恶道德批判意味显然不及萧何面临的两难抉择更震撼心灵。除了这部剧之外,本届文华奖的另一部获奖剧目《傅山进京》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加值得研究。该剧反映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玄烨要召有着很高名望的文人傅山进京封官,以笼络人心。傅山通过为太后依发辨症,在野寺与玄烨雪天论书,青灯下写遗嘱和与死去的妻子对话,午门外哭闹拒不上朝,再次与玄烨论书等场景,表现其独立凛然的民族气节。表面看来,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是明朝遗老与清朝皇帝之间的阶级与民族之间的较量,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康熙不仅没有怪罪于傅山,反而赐凤阁蒲轮匾,让他回归故里,颐养天年。可以看出,该剧的真正纠结不是阶级与民族、皇权与臣民的对立,而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文人的心灵纠结。改朝换代之后,一方是曾经效忠的旧王朝让他留恋,一方是胸怀宽阔的兴国之君以诚相邀让他心服,该何去何从?这里没有善恶二元对立的谁是谁非,有的只是普遍人性中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文人在特定历史转型时期的心灵悸动。对于当代观众而言,他们从中获得的是与之相通的心灵悸动而非伦理道德的教化,恰与他们在消费文化培育下的非理性、感官化的审美期待不谋而合。

其次,当代历史剧创作巧妙利用经典文化的特性及其“符号价值”,打造时尚品牌。以本届获奖剧目《长生殿》为例,该剧巧妙利用了传统文化百戏之祖昆曲的“符号价值”,通过打造时尚品牌赢得市场。文化学者认为,不断制造时尚,诱惑消费欲望,是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消费社会,物质商品不仅具有马克思所谓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被赋予“符合价值”。“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5]符号本身承载着一定的意义和内涵。一件普通的商品被赋予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价值之后,经现代大众传媒的渲染,立刻成为身份认同和社会等级的代表,谁能消费此种商品就是拥有某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就是时尚的象征。具有六百年历史的昆曲艺术,已经具备了一种节奏舒缓、意境空灵曼妙的文化品格,加之《长生殿》自身作为一部浪漫主义艺术杰作被家喻户晓的传唱,成就了它作为一种证明欣赏者身份、地位、品味的符号价值,同时再吸收高雅文化如现代话剧、舞剧,诗化、意境化的表演元素,加上浪漫温婉的爱情故事,以传统戏曲的美学价值为体,以现代文化市场为用,使观众得以欣赏这部在过去只有文人雅士才能欣赏的戏曲,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文化与艺术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审美”和“艺术”的积极参与者。

此外,当代历史戏曲吸收消费文化另一积极因素的表现是其显著的包装性。“在这个后现代或者后物质时代,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消费化。也就是说,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炒作和被关注”。[5]文化生产成为商业生产的一部分,受到市场商业逻辑支配,而一种消费文化产品能否顺利地走向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包装。对历史戏曲的包装大多通过对当地文化名人的挖掘和炒作而实现。如前面提到的晋剧《傅山进京》,其宣传策略是重新包装、开发利用源远流长的三晋文化,为傅山这一文化名人立传,目的在于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宣传三晋地域文化。以历史名人为题的历史戏曲古已有之,古希腊悲剧作家就以历史人名为题材,来增加悲剧故事的可信性。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下,为历史名人特别是文人立传,与文化的商品化包装无不相关,即借助对当地文化名人的挖掘,或者挖掘发生在当地的历史故事,借用名人“广告效应”作为一种“符号”、一种看点被炒作,从而提升地域文化品牌。也即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三、消费文化环境对当代历史剧创新的启示

尽管当代历史剧凸显了消费文化,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时尚化包装,并越来越倾向于微观私密化心灵历史的感性叙事,但是,它并非意在创造一种满足人们短时间内审美享受的消费时尚,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形式与内容革新的背后,是创作者对社会历史、命运人生深刻的哲学思考,对独特历史经验的理性认识。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戏曲艺术,当代历史剧的审美表达还让我们看到了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审美价值的张扬。

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应该揭示心灵和意志的较高远的旨趣,本身是人道的有力量的东西。[6]获得第十三届文华奖特别奖的京剧《北风紧》,之所以获此殊荣,就在于它在感性叙事的基础上张扬了艺术的审美价值。该剧讲述穷困漂泊陷入绝境的南宋落地文人施宜生,被金国大将军之女标艳搭救,在金国安家生子,并被委以重任,过上了幸福安乐的生活。但是,随着金国与宋之间的战火燃起,施宜生满怀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带着议和任务回到大宋,却意外得知金国实则准备攻宋的实情,从而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养育他的亲人故国,一边是爱子娇妻和器重他的异乡北国,选择任何一方都牵扯心扉,他最后选择了向宋透露金欲偷袭的消息,然后马不停蹄地返回金国劝金主放弃南征,却得知他岳父金国大将军与十万将士早已按计划偷袭宋。施宜生顿时陷入一连串“不想负责偏负责,总想报恩却辜恩”的两难沼泽,他主动向金主承认泄密之事并以死谢罪,金主盛怒之下判施宜生斩刑。大将军受伤被俘后,宋朝放他回金并带回了宋朝议和交好的消息。金主欲追回施宜生,却为时已晚。应该说,在《北风紧》中没有大凶大恶之人,宋和金将领各尽其职保卫自己疆域、灭除异己尽在情理之中,但是身处两难境地、为求两全的文人施宜生却死了。造成施宜生悲剧命运的是他深陷进自己内心假设的道德冲突中,他以儒家文化的仁义精神来处置是否向宋泄密、如何报答金国的知遇之恩,必定陷入两难之中。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指向心灵,特别是指向人类作为一种有限性物质存在,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和绵绵无尽的历史中的渺小与短暂性,指向人类自身的荒谬性。作为物质性的有限个体人,施宜生注定将落入两难境地,但该剧把他的精神世界张扬到极致。这就使得该剧超越了纯粹的欢愉与悲苦,触及到人类身处两难窘境时何去何从的迷惘、困苦等普遍困惑和焦虑,将主题指向人类自身,体现出戏曲的悲剧美,张扬了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审美价值,让该剧成为本届文华奖艺术实践与审美精神的一座高峰。

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鉴于文化环境随时代发展瞬息万变,古老的传统艺术必将时刻处在与时代环境的互适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剧的创作依然任重道远。但无论任何时候,历史剧的审美表达都将是一种超越舞台实践的精神活动,那些着眼于人类丰富而多变的精神世界、沟通古今、打动心灵、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剧目都将是历史剧永恒的追求,因为在任何时代,灵魂都需要思想。

[1]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英]迈克·菲勒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 王宁.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及其审美特征[J].学术月刊,2006,(5).

[4] 郭启宏,郭启宏文集·戏曲编(卷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5] 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J].北京:北京大学学报,2002,(5)。

[6]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