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灵娟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州 350108)

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修辞性叙事结构

吉灵娟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州 350108)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结构与对“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相结合。小说采用后结构主义、对话性与内结构、反复叙事等独特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很强的修辞性表达效果，对于小说“存在”这一主题起到深刻的揭示作用。对话性与内结构将作者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渗透于小说之中，结构上的反复叙事进一步深化了“存在”这一主题。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修辞；叙事结构；后结构主义; 对话性；内结构；反复叙事

一、引 言

修辞就是一种选择，即根据话语环境、交际对象和交际题旨恰当地选择语码、语体，选择词、句、段、篇，选择构建原则和表达方式，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是“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以及追求有效沟通的艺术”[1]。文学批评对修辞性叙事学的研究以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为代表。詹姆斯·费伦明确指出：“每一篇故事都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交流。”[2]文学叙事是作者借传达一定的信息来达到影响其读者和听众的思想情感目的的一种形式，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采用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来探讨修辞交流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结构分析模式。修辞性叙事学关心实际读者和作品接受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小说中任何单个的事件在进入一个“历史叙述”的结构之中时，实际上是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3]。因此，小说文本事件的“真实性”是一种“被解释”出来的真实，“真实”在本质上恰恰是一种“虚构”，这不是因为事件本身有虚假性，而是源于“叙述结构”本身的虚构性和修辞性。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作，其独特的小说结构使他成为继新小说派之后最自觉探索小说可能性限度的作家。通过这部作品，他建构了独特的小说学，探索了小说独属于自己的本体以及独特的小说形式，为小说学范畴的拓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部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作者利用后结构主义、对话性与内结构以及反复叙事来组织小说，对“存在”的哲学观进行探讨，并引出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重复性与一次性”“轻与重”“灵与肉”等一系列西方精神发展史上的二元对立关系。作者的哲学观渗透于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可以说，没有这样独特的结构上的排列组合，就没有如此深刻的哲学观的体现。其次，作为米兰·昆德拉“小说精神”重要一维的“存在”，有着自己特殊的内涵。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是已经发生了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的任务就是“画出存在的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4]54他在探讨小说存在的形式的过程中，也同样审视着小说结构的各种可能性，因此他的“存在”的哲学观与小说独特的叙事结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小说独特的叙事结构，即后结构主义、对话性与内结构、反复叙事对于小说“存在”这一主题起到了深刻的揭示作用，对话性与内结构使作者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渗透于小说之中，结构上的反复叙事使“存在”这一主题更加深化。

二、结构主义的颠覆：文本的后结构主义

叙事学的发展是以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从大量的叙事作品中发现带有共性的叙事规则。后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一种叙事模式，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历史语境中，都完全有可能表现出很不一致的意义内涵。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是以后结构主义立场介入叙事学研究，是以强调历史文化语境与叙事模式相结合的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叙事模式进行重新的定位和探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永劫回归的哲学背景下探讨人的存在方式及现实选择，故事情节通过不同人生在这一背景下所作的不同主观选择反映了渴望自由的西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与“意志”、“轻”与“重”、“灵”与“肉”的多重考验与两难抉择。

这部小说对结构主义叙事的颠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展开没有承袭结构主义叙事的模式，小说以一个“永劫回归”的哲学命题作为全书的开头，为本书奠定了原始的基调，即哲学思辨性小说。小说的哲学性思考同人物的塑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例如，小说中对托马斯的塑造带有哲学思考和宗教信仰的成分，体现了他作为个体对于自由的理想追求。他是一个生存在动荡年代，但仍不失良知和思考力的知识分子。在托马斯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提出了对于“轻”与“重”的哲学思考。“轻”与“重”的对立与冲突就如“永劫回归”与“生命意志”的对立冲突一般不可调和，难以统一。“重”是来自外界的异己的永劫回归的规律，而与之相抗衡的“轻”则是个体生命意志的要求。“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5]5托马斯的信仰选择亦是如此沉重。他总是徘徊在“忠诚”与“背叛”这个矛盾的边缘，他无法摆脱“背叛”的巨大诱惑，同时他又对“忠诚”表现出极大的渴望。从这些叙事中可以了解到在一个特定政治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生存的状态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其次，对“爱情”这一主题的演绎，颠覆了结构主义叙事模式的传统。小说不是按照传统的“邂逅”→“相爱”→“结婚”的顺序来描写的，而是前后顺序穿插颠倒，甚至同样的故事情节在小说的不同章节里重复描写。这样一来，叙事就不是单纯的叙事了，这样的叙事结构的安排是作者为了服务于主题而作出的大胆创新。在小说中，爱情主题的演绎，主要是以托马斯与特蕾莎这两个人物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对萨比娜、弗兰茨的叙事。其中，对代表“媚俗”的弗兰茨与“反叛”的萨比娜的一段情爱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萨比娜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自由主义者，她热爱反叛的行为，并使背叛从自发成为自觉。她力图通过解放自己的肉体来解放自己的灵魂，拒绝一切形式的媚俗。弗兰茨热爱着她，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对她顶礼膜拜。在这个叙事的基础上，作者又引出对“媚俗”的思考。昆德拉认为媚俗便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5]296。媚俗与反叛是人面对“永劫回归”的命运所表现的不同态度。弗兰茨生活在媚俗的谎言中，他一生都在为揭穿媚俗的谎言而不遗余力。但最终的结果是，“反叛”的萨比娜不得不向媚俗屈服，“媚俗”的弗兰茨死后，其墓志铭“迷途漫漫终有一归”也终究是一个反讽。这部小说从深层次揭露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永劫回归的绝对性和人永远无法获得绝对自由的必然性。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对“轻”与“重”、“忠诚”与“背叛”的阐释，实际上体现了小说在意识领域对传统理念的突破。这种对传统认识世界的道德的颠覆，是为了寻求一种能重新认识事物、审视生命存在的尺度。小说不是为了强调“重”而写“轻”，也不是为了强调“忠诚”而浓墨重彩于“背叛”，小说只是为了凸显一种人存在的境况，一种与众不同但却不可磨灭的存在本能。因此，这种重构的修辞性结构是作者进行哲学思辨的重要推动因素。

三、空间形式的拓展：文本的对话性与内结构

20世纪俄罗斯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提出对话性是指“对白向独白向非对话形式渗透的现象，它使非对白的形式具有了对话的‘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6]。通过小说的内结构融入对话性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采用的独特方法。作者在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中自由穿行，与小说主要人物、小说的读者进行对话；多种形式的对话在内结构中以一定的变奏曲形式组合在一起，构成具有昆德拉式的小说结构。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总结了小说艺术应该具有的新特点：“(1)必须有一个彻底剥离式的新艺术(可以包容在现代世界存在的复杂性而不失小说的清晰明确)；(2)必须有一个小说对位式的新艺术(能够把哲学、叙事与梦连接为一支音乐)；(3)必须有一个专具小说特点的论文式的新艺术(也就是说它不声称带来一个断然的启示，而是假设的、游戏的、讽刺的)。”[4]6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对这一小说理论的完美演绎，小说文本的对话性与内结构是体现这部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支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全书共分为七部，其中第一部与第五部的主题是“轻与重”，第二部与第四部的主题是“灵与肉”。“轻与重”“灵与肉”这些关键词支撑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反映了每个人物不同可能性的侧面。这部小说从整体结构上看是完整的，但在每一部的编排上时时有其他话语的插入，这些不同的话语在同一命题下形成多声部的对话。这种对话性的运用使作品主人公更多地处于空间存在里，而不是处在时间的流程中。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内结构组织促进了对话性的集中表现，而对话性的融入又反过来加强了内结构方式的紧凑与简练。在第一部和第五部作者向读者讲述的托马斯的故事中，既能发现托马斯头脑中两种意识的对话，也能发现特蕾莎话语的介入。这一形式构成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除作品人物的对话之外，又可以时时看到作者自身的话语态度，他始终在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小说第五部以俄狄浦斯的古老传说为引子，引出托马斯写文章的故事。他认为是由于积极分子的无知而造成祖国的灾难和沦陷，这些人应当像俄狄浦斯那样被戳瞎双眼，离开底比斯，终身不见光明。他为此写了一篇以“俄狄浦斯”为题的文章，表达他对政治犯应当受到严惩的观点。后来他受到这篇文章的牵连而屡遭传讯，这不禁使他怀疑起当初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后来他给了自己一个解释，他之所以会重温俄狄浦斯的传说，源于当初特蕾莎来投奔他，当晚在沙发上发起了高烧的情景。他当时看着她，觉得她就是传说里那个“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这是带有浓郁的隐喻色彩的比喻，隐喻着这个时代的弱者，这个弱者也包括他的民族和国家。他对特蕾莎的同情和怜爱使他进而产生对祖国的同情。特蕾莎以“怀抱着被红围巾包住的乌鸦”的形象在托马斯的脑海中出现，给了他信心和勇气，使他作出绝不妥协的决定。所以说，特蕾莎话语的介入使托马斯性格中的坚强的一面得到全面的展现。作者在第十六节中再次提出“永劫回归”这一哲学命题，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命题的思考。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每一次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这是作者对托马斯的坚强的肯定，也是作者对“永劫回归”的客观思考。作者认为人类的历史不会重复，每一次的轮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历史如同个人的生命。捷克人仅有一部历史，他和托马斯的生命一样，将终结于某一天，无法上演第二回。”[5]264

文本的对话性同时体现在小说第三部对萨宾娜的刻画中。小说中，萨宾娜的关键词是“反叛”。这一部的第二节作者重点描写萨宾娜的圆顶礼帽。这顶帽子是她和托马斯的性爱游戏的道具。这顶帽子对她来说象征着暴力，是对她女性尊严的侮辱，所以她乐于把它作为一个道具来获得生命乐章中的动机。因此，作者说“这圆顶礼帽成了萨宾娜生命乐章中的动机。这一动机不断重复出现，每一次获得一个不同含义”[5]106。她与托马斯在一起时，他们可以互相理解帽子所隐含的动机；但是她和弗兰兹在一起时，这顶帽子却使弗兰兹感到困窘，“就像有人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对他说了什么”[5]106。作者在小说中说：“假如人还年轻，他们的生命乐章不过刚刚开始，那他们可以一同创作旋律，交换动机。但是，当他们在比较成熟的年纪相遇，各自的生命乐章已经差不多完成，那么，在每个人的乐曲中，每个词、每件物所指的意思便各不相同。”萨宾娜和弗兰兹不是同一类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大相径庭，他们在交流中，虽然“他们完全明白彼此所说的话语在逻辑上的意思，却听不到话语间流淌着的那条语义之河的低声密语”[5]106。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中虽然隐退，但他与人物的对话是小说思考的特色，其折射出来的思想深度比小说中人物所能达到的程度还要深。

昆德拉就是以这样特殊的叙事结构将存在主题的对话性灵活地融入内结构的小说艺术中。从小说艺术的完美性的角度考虑，这是一部具有文学震撼力、思想深刻性以及艺术先锋性、革命性的小说。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别具匠心的结构构思。

四、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文本的反复叙事

反复叙事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修辞性叙事结构的第三个特点。这是昆德拉小说结构上的重要特征。例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关于特蕾莎的那个“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的诗性记忆的细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了8次，关于特蕾莎做的“围着游泳池唱歌的裸体女人们”的梦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了3次，关于萨宾娜的圆顶礼帽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了3次等。这些都属于故事情节的反复，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上的反复叙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利用反复叙事使结构具有修辞性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者从不同的时间、方位、角度去审视事件，可以凸显人类叙述行为的某种本质特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作为现代主义的叙事作品，反复叙事使作者更加自如地表达了他对政治、哲学、道德、爱情等的看法，也使他有机会从各个角度去重新审视、度量其小说中的人物。同时，反复叙事使作者有了更多创作的自由，他不受传统习俗或任何已存理性或所谓必然性的制约，不给笔下的人物和事物留下任何定义，而是给读者留下了自由，使读者能够根据小说家所提供的情况进行自由阅读。面对这样自由的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知识结构和理解去看小说中的人和事，自由地批判他们。

第二，反复叙事影响了小说的叙事时间，造成了故事时间的穿插与逆转，但与此同时，使小说的空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中的“现在”正是由一个个瞬间构成的，而且是没有未来性的纯粹的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个“现在”的瞬间也正是空间。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小说中起作用的瞬间是‘现在’，而不是‘接着’，而瞬间的获得必然伴随着连贯性的失落：叙述者和读者关注的是细节，以至于把握不了小说中的结构和方向。”[7]小说中特蕾莎对托马斯心灰意冷，独自一人回到布拉格，托马斯意识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正是特蕾莎，而放弃在苏黎世的工作，重新回到布拉格去找她的故事情节在第一部和第二部都有描写，特别是对托马斯由于绝望而胃痛的细节在第二部又做了更加详尽的描述。尽管这些细节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但是作者以不同的角度去阐释，结构组织得巧妙而紧凑，使小说的细节描写丝毫没有拼凑的痕迹，反倒让读者读起来觉得故事发展的就是这么自然贴切，故事情节的铺陈不受时间的约束和限制，从而使读者阅读、欣赏、想象的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五、结 语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进行小说形式探索的巅峰之作。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组织，文本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叙事；通过小说的内结构融入对话性，以及反复叙事，以实现小说家追求人物的生存编码的基本意图；在哲学层面上把永劫回归与生命意志看做是人的存在的二元对立，并推演出必然性与偶然性、重复性与一次性、轻与重、灵与肉等一系列西方精神发展史上的二元对立关系，以此探讨人的生存困境。昆德拉采取独特的叙事结构进行叙述，使得叙述本身具有修辞性。叙事概念的延伸，其意义在于叙事与修辞的融合，同样也是人们开始认识世界、描述世界的范式之一。昆德拉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看做是语言的呈现，通过对结构的独创性的编排，形成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小说的叙事结构具备修辞性，实现了他所期待的特殊的艺术效果。

[1]覃先美.英语修辞学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

[2]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

[3]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0.

[4]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5]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7.

[7]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83.

Onrhetoricnarrativestructureof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

JI Ling-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zhou Univ., Fuzhou 350108, China)

Czechic novelist Milan Kundera combines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f “existence” with the post-modern narrative structure of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 The unique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respectively refers to textual post-structuralism, dialogu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as well as repeated narration displaying strong rhetorical expressivenes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vealing the theme of “existence”. In detail, the repeated narration deepens the theme, while dialogu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have the author'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existence” infiltrated in the novel.

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 rhetoric; narrative structure; post-structuralism; dialogue; internal structure; repeated narration

1671-7041(2010)02-0108-04

I106.4

A*

2009-09-03

吉灵娟(1980-)，女，湖北枣阳人，讲师;

E-mailcherryjl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