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香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后现代语境下的张爱玲研究

陈明香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风靡世界的一种文化思潮,在七八十年代声势夺人并震撼思想界,其反对权威、解构崇高、消解中心和崇尚多元等特点,使艺术、文学、哲学和社会领域产生了经久不息的论争。从广义来看,“后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概念,而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价值取向,这表现在它与现代性的分野上。从表面看来,“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仅一字之差,但表示的却是对现代性的背离、转向、超越和竞争性互补。它认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思想以人类全体、以自由为目标,然而社会以单一目标为旨归就会产生对异端的压制和摧残。理性对社会的总体设计,造成了对个体的意愿与行为的操纵和压制。在物质领域表现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的思想与机能都被物质化、一体化;在精神领域则造成了人的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以及精神的单调、空虚这一现代性的严重问题。其次,在理论层面上,在对现代性的解构中,后现代主义反对(否定和超越)现代性所支持的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而倡导非本质主义、多元论、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运用解构的方法批驳了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颠覆现代性关于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结构模式,他指出二元模式的次序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心优于边缘的地位是虚假的。并且,他通过解读文本,强调意义的多向性、不确定性,颠倒结构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消除结构中一切确定和固定的东西。正是在这样一种后现代理论视野中,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研究中所共同呈现出来的后现代性特征。本文主要从张爱玲地位的重新确立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这两个方面来论述后现代语境下的张爱玲研究。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就成为红极一时的才女,是当时文坛极富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她的作品在读者和文化界都有极广泛的影响,但当时对她的作品及个人的研究相对于对她的作品的接受却显得滞后,相关的著作比较少,研究视角也比较单一。50年代至80年代初大陆的任何一部现代文学史专著或论文中,都看不到张爱玲的名字。到了80年代初,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后现代理论的深化,研究界解放思想,才使得大批的现代作家重回文学史的家园,或重换了面貌和地位。张爱玲也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开创和发展,终于被史学家们请回文学史,并开始在40年代文坛的最偏僻的一角给了她一席之地。第一位把张爱玲列入大陆文学史排行榜并给予较高评价的是钱理群,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指出,张爱玲作品专门描写那个“充满封建残余的千疮百孔的社会生活形态和人们千疮百孔的精神创伤”,准确地把握了张爱玲作品的思想内涵。夏志清在《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史》中把张爱玲列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佼佼者之一,认为:“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在某些地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在评论中,夏志清结合张爱玲的创作分析她的作品“对于人生的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深刻的悲哀”,并指出张爱玲小说的苍凉意味。这是对张爱玲小说思想内容的一个比较中肯的概括,在解读作品的同时解读作家个人。1989年出版的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设专章对张爱玲和“社会言情小说”进行分析和评价,从文学流派入手,将张爱玲的小说归于“社会言情小说”。随着理论家对张爱玲作品的重视及对她的文学史地位的重新定位,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审视她、评价她,张爱玲研究也由原来的边缘位置移居到现在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心地段,研究论文数量日益丰富,研究专著不断问世,有关张爱玲研究的新资料、新问题、新观点不断提出。

从1987年起,张爱玲研究的论文明显增多,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细致深入。其中,既有综合研究其小说艺术之作,亦有单篇分析;既讨论其小说,亦分析介绍其散文;既评析作品,也剖析作家其人的思想。不仅格局更大,而且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把握张爱玲,比起单纯地从作品内容、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显得更有立体感。伴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许多研究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研究张爱玲的作品。首先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是张爱玲独特的小说风格与孤单、荒凉的基调,研究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她独特的人格与文风。宋家宏在《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1]中认为,张爱玲的“失落者”的基本心态是导致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的主要原因。赵顺宏在《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2]中指出,造成张爱玲小说风格的原因是人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错位。潘学清在他的论文《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3]中,从现代作家普遍“离家”和“怀乡”情结冲突中把握张爱玲的“无家可归感”。王俊虎、房美青的《解构与嘲讽——论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心态》[4],认为张爱玲敏感的内省气质与冷漠的家庭气氛对心灵的窒息,使她逐渐习惯以谨慎怀疑的心态注视周围的人与事。反映到创作中,则是一种相当冷漠而挑剔的眼光,这种眼光使得人物言行背后隐秘的民态和动机暴露得格外真切。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徐洁莹的《从精神分析视野看张爱玲的小说创作》[5],文章指出张爱玲的作品是她潜意识里受到压抑而创作的产物。她的作品极力去写各种爱,通过这种途径来宣泄她的情感,进而弥补她内心深处对爱和安全感的需要,同时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医治她童年时代的精神创伤。这些论文都不是对文本本体的研究,而是深入到创作主体本身,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独特的主体意识研究方法深入到张爱玲的心灵深处,探讨了她的小说作品的复杂内容。

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为张爱玲的研究注入了新质,身为女性并塑造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的张爱玲再次受到特别的关注。研究者从女性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从各个方面来研究张爱玲的作品,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于青《论传奇》[6]中,概括出张爱玲笔下无论怎样的女性,骨子里却惊人一致地显有女奴的魂灵,这样的分析是独特的,也为张爱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李继凯的《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7],用“女性异化”解释了于青的观点,深刻透视了张爱玲小说所呈示的女性共同的悲剧命运,是在跋扈的男权压迫和金钱异化的作用下,女人的“爱”沦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正是因为性的压迫和金钱的异化作用,使得女性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钱振纲的《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8],阐述了张爱玲小说中婚恋没有爱情的共同特点,从而指出张爱玲对婚恋的道德评判,发现张爱玲从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发掘洋场生活、发掘人性的特殊角度。闫石在《“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试论张爱玲小说叙事的认知范式》[9]中,指出张爱玲所书写的女性身体释放了传统女性在宗法礼教中所面对的恐惧与焦虑,张爱玲善于用女性的直觉和生命的感悟去试解女性自身的心狱之苦。

在现代化的商业社会,张爱玲的小说陆续被改编为电视或电影,敏锐的理论家们开始对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编进行全面研究。蓝秀平在《无尽的魅力,永恒的苍凉——论张爱玲作品的影视改编》[10]中,认为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编是一个高起点的介入,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张爱玲小说及其心灵世界的原貌,成为与张爱玲小说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都已变成具有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田美丽的《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特性》[11],从张爱玲小说的极强的可视性,小说时间处理的快速流逝以及以画面和声音来表现情感和情绪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特征。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陈可唯在《“创新”还是“降格”——试论张爱玲小说的电视剧改编》[12]一文中指出,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语言描述,出神入化的心理描述及其深邃幽远的意境,却是很难用电视手段直观表现的。电视剧的改编有明显的降格和倒退。陈可唯看到张爱玲小说的独特性,对她的小说特性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些论争为更好地认识张爱玲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张爱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张爱玲热”现象的产生,使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这种现象本身的内在原因,从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扩充到对研究的研究,这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体现了后现代的多元化。对“张爱玲热”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和著作不断涌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曾琪的《传播学视野下的“张爱玲热”》[13],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张爱玲热”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传播者自身的魅力、媒介的推波助澜、受众的选择与满足这三个方面。邓海燕在《浅析“张爱玲热”的原因》[14]一文中,从张爱玲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人生经历分析张爱玲日益被接受的原因,她认为正是张爱玲把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沧桑的情感体验上升为对人世的理性认识,进而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并以此为积淀写出了人间的“传奇”。还有人认为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也孕育了“张爱玲热”,如公秀梅的《从当代文学思潮看张爱玲热现象》[15]把“张爱玲热”的原因,归为是重写文学史思潮、通俗文学思潮和文学商品化思潮的影响。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张爱玲热”的出现是由于读者的误读和对张爱玲作品的肤浅的理解,如解孝娟的《“个人主义”的迷误——“张爱玲热”成因管窥》[16]。台湾学者对张爱玲的研究也达到了很热的程度,伴随着这种热潮的出现,有人开始研究台湾“张爱玲热”现象的原因,如李伟的《试析台湾的“张爱玲热”现象》[17]。针对“张爱玲热”的出现,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对这一股热潮猛泼冷水,在他看来,今天的张爱玲虽然“大热”,但人们对于张爱玲的理解却转向肤浅片面。有人认为对张爱玲的研究似乎有点过了头,对张爱玲及她的作品有点无原则的拔高和推崇,且不能给予张爱玲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影响理论研究的正常发展。温儒敏对“张爱玲热”现象的冷静分析是值得肯定的,对今后的张爱玲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如今又出现了对张爱玲的批评和冷漠,如乌琼芳《谈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倾向性》[18],认为“读张爱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成为小资情调的一种象征与标志,而这对于张爱玲来说真是一个悲剧”。另外,把张爱玲与固定读者群联系起来的观点,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误解,甚至开始对张爱玲进行诋毁,认为“老张也就那么几下子”“毫无人性的冷漠”“《赤地之恋》和《秧歌》这两部作品实是无价值之作,体现出张爱玲的汉奸倾向”。何满子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19],把张爱玲称为是“汉奸老婆”的附逆文人,是道地的“西风派”和“鸳蝴派”的混血作家,认为“张爱玲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蓄意吹捧。这种偏激言论的出现应引起研究者的深思与反省。

回顾后现代语境下对张爱玲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成果,从零散到整合,从单一到多侧面、多角度,研究方法的更新、崭新多元的观点的出现,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和客观真实。但是对于张爱玲与中国的其他现代作家以及海外作家的比较研究,对于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到底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这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的重要方面。

[1]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J].文学评论, 1988(1):105-112.

[2]赵顺宏.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J].华文文学,1990 (2):27-32.

[3]潘学清.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J].上海文论, 1991(2).

[4]王俊虎,房美青.解构与嘲讽:论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心态[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00-103.

[5]徐洁莹.从精神分析视野看张爱玲的小说创作[J].安徽文学,2009(3):52-53.

[6]于青.论传奇[J].当代作家评论,1994(3):46-53.

[7]李继凯.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108-119.

[8]钱振纲.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价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53-58.

[9]闫石.“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试论张爱玲小说叙事的认知范式[J].山东文学,2009(1):75-77.

[10]蓝秀平.无尽的魅力,永恒的苍凉:论张爱玲作品的影视改编[J].电影文学,2006(6):57.

[11]田美丽.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特性[J].写作,2004(15): 23-24.

[12]陈可唯.“创新”还是“降格”:试论张爱玲小说的电视剧改编[J].电影文学,2005(10).

[13]曾琪.传播学视野下的“张爱玲热”[J].东岳论丛,2005 (6):129-131.

[14]邓海燕.浅析“张爱玲热”的原因[J].理论界,2006(4): 177.

[15]公秀梅.从当代文学思潮看张爱玲热现象[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4):6-8.

[16]解孝娟.“个人主义”的迷误:“张爱玲热”成因管窥[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18-121.

[17]李伟.试析台湾的“张爱玲热现象”[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8(6):69-71.

[18]乌琼芳.谈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倾向性[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09-112.

[19]何满子.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J].文学自由谈,200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