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后现代语境下的沈从文研究

任 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这就使得国内学者开始有条件去深入了解和研究国外的先进理论动态。后现代理论的引进以杰姆逊教授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作为标志,到90年代后期达到理论研究与应用的高潮。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小说的破坏、消解和颠覆,建立一种新的小说范式。后现代否认理性,认为世界不是由必然性决定,而是由偶然性决定,经验、感性、片段是可靠的。沈从文的小说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即充满了个性、神秘性、超验性,沈从文不主张工业化,坚守着“乡下人”意识,不追随启蒙主义的理性。

一、沈从文研究的新亮点

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蓬勃兴起、硕果累累,研究者们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和谐、人性、生命的角度着手,以凌宇和吴立昌为代表。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人性和生命哲学的前提下,沈从文研究愈加深广,作家主体的精神世界得到不同侧面的展示。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后现代理论指导下,沈从文研究更是一派繁荣,沈从文作品中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思路——从生态的视角重读沈从文,研究者们逐渐开始重视沈从文的新身份:生态问题的忧患者和思索者及其生态作家的身份。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沈从文研究有两个很明显的标签——“边缘化”“去中心”,这是因他的作品中关注生态整体利益而自然产生的。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关爱全人类的博大胸怀,使他的创作具有超越性。他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烛照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神即自然’、‘人与自然契合’、‘爱有生一切’、‘人与人关系的重造’等生态思想和生态观,表达出重建生态文明的理想与追求”[1]。沈从文是以乡下人和现代人的双重视野展现湘西的神秘性和对城市文明的排斥,他体现的是自觉的生态意识。

从本质上说,“生态”是指生命体的生存状态;从人文视野看,生态指人适应环境的方式,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处的生存状态,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层面[2]。对沈从文生态意识的研究从21世纪以来才比较多,研究者主要是从沈从文小说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互渗和谐、天人合一的自在状态这些角度进行考察。佘爱春将沈从文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生态作家之一,中国现代生态思想的先驱者”[1]。可见沈从文在生态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沈从文小说的生态研究能给建构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化带来一些启示。

二、“人与自然契合”的生态意识

围绕“人与自然契合”这一思想展开论述是沈从文生态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论者们分别从美学、哲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深入的阐释。沈从文把“对自然、人性、社会和谐之美的追寻和探索作为贯穿于整个创作中的主线”,认为“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存状态是最理想的“人生形式”[3]。

覃新菊是沈从文生态意识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沈从文·浪漫主义·生态批评》[4]一文中全面论述了沈从文、浪漫主义及生态批评三者的关系。把浪漫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划分为五四初期、1925年“五卅”运动后、三四十年代这三个时期。沈从文属于1925年后退守边缘,用达观宽容的心态面对现实人生,重在对人类远景凝眸的一类作家。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沈从文的生态意识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价值选择。关于这一点,覃新菊在《“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一文中,从人与自然和谐的神性、作品中保存的中国作风、“乡下人”的写作身份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另外,覃新菊关注了一个新问题——对沈从文描绘的湘西负面问题进行生态考察[5]。文章涉及到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文化与人性等的比较研究,这几方面的矛盾冲突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示了沈从文对现实的失望,从生态视角,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识中透视这些问题。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物质世界、消费文化都持有怀疑,倾向于对自然的回归,工业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副作用,发展进步已不是社会的关键,“关键在于人类未来能否生存下去”[6]。“人与自然契合”就是要反对工业文明对原生态的破坏和侵入,消解物质发展对人性的异化。在沈从文看来,现代文明是导致生态失衡的内在根源,只有皈依自然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良方,人类才能继续维持生存。

在沈从文生态意识研究中还应关注一个新的视角——比较研究,主要涉及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及福克纳的比较。对沈从文与川端康成进行比较研究的是龚丽娟,作者从东方文化这个大环境入手看待两位作家小说中体现出的东方生态的和谐之美,认为沈从文作品“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追求展现了神秘湘西的少数民族的和谐生境”;川端康成则“体现了日本式的‘吸收自然’的生存期待并展现了日本列岛的秀丽风光”。总的看来,作者的出发点依然是两位作家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李萌羽做的沈从文与福克纳研究,重点在对两位作家后现代性的考察,展示他们“反文明异化的生态理念以及批评现代性、关注边缘文化,凸现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精神”[7]。

后现代语境下的沈从文研究主要落眼点是沈从文的生态意识,在沈从文作品中,回归自然的主题,达到了现代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与广度。在湘西原生态的环境中,自然被提到神的地位,充满了神秘性。沈从文所醉心建造的人性小庙,也是自然状态的人性,而非启蒙主义理性的人性。回归意味着重新修正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人类为自然万物中的一员并最终依存于自然,实现了人类精神的自我超越。

[1]佘爱春.论沈从文的现代生态思想[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21-26.

[2]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5-11.

[3]纪江明,张乐天.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的生态哲学思想[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97-100.

[4]覃新菊.沈从文·浪漫主义·生态批评[J].批评视界, 2006(1):54-59.

[5]覃新菊.乡村弱生态:沈从文对湘西人生负面的生态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4):45-49.

[6]吉姆·莱文.超越现代主义:70年代和80年代艺术论文集[M].常宁生,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7.

[7]李萌羽.后现代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小说[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