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二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多元状态。在这多元并存的状态中,最值得我们注意,也最有成就的研究,是处在对立两极的传统的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传统的历史、社会、审美的研究尽管受到来自海内外各种学术新潮和本土求新欲望的强烈冲击,但其积淀深厚的功底、知识、经验以及完善、成熟、圆润的话语系统与形式规范,使其在多元并存的状态中仍显出了不凡的气度和难以遮蔽的身影,并以一些能量不凡的成果显示了自己难以替代的价值,从而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更构成了多元状态中一个最为新颖,也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尽管研究的成果良莠不齐,真正将后现代主义这种外来思潮很好地与民族文化、学术进行了圆满整合而不显生硬的成果如凤毛麟角,但这一类研究不仅取得的成果数量在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是最多的,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显示了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努力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学术对话的积极姿态,表明了中国学术界更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观念、知识以及话语方式与一般解说形式的决心。所以,将探讨的焦点对准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研究状况,既是我们对当今中国学术价值理解的结果,更是当今中国学术发展昭示给我们的一种应然的选择。我们的探讨,主要是有意识地对中国现代文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小结,展示这类研究成果的后现代性的学术状貌,但同时也糅进一种反省,一种在肯定语气中所表现的忧郁与迷茫。前者是我们此次笔谈的主要内容,后者虽然学术意义更为重要,但限于某些原因,只好储芳待来年了。

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后现代性的基本学术状貌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主要呈现为两种状貌:一种是直接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具体观念、思想以及相应的概念、术语、框架,如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种状貌是通过“拿来主义”构造的,具有明显的借鉴痕迹和没有跳出也无法跳出的框框。另一种则主要借鉴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观念、方法,在对以前研究的观念、方法的颠覆与突破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新的解说,构造多元研究的局面。这种后现代性研究的状貌虽然也以拿来主义为基础,但却显示了一种努力创造、灵活运用外来观念与方法的姿态。在我们看来,后一个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后现代性状貌,才是更高境界的后现代性状貌,也是我们今天继续汲取外来文化营养为我所用,应该更努力丰富、扩展的状貌。从这二十多年研究的情况看,那些质量较高,经得起推敲与咀嚼的成果,大多是具有后一种状貌的成果,尽管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但方向与方法却是符合学术与文化创新规律的,是科学的。前一种状貌的构造成果,虽然适应了中国文化、社会转型的总体氛围而使自己建构与存在的合理性得到了相应的保障,在与时俱进中构造了全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系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的确较为全面地革新了以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系统与知识系统,但是,对于外来而非本土社会与文化培育出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直接搬用,难免呈现生搬硬套的情况,这不仅是搬用者的知识、智慧等主体能力不够的原因导致的,更重要的是文化自身的构造逻辑导致的。因为,后现代主义毕竟是西方人根据西方社会、文化、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创造的思潮,在某些方面能切合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但完全吻合却是不存在的。所以,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话语系统来直接解读中国的文学,如果不注意差异性而照搬,那么,削足适履就不仅仅是方法问题了,而是整体学术范式问题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反省。

此次笔谈,既主要在后现代语境的背景下扼要地梳理、评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内容,也不限于字面上的“后现代语境”而谈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我们的这种多样的笔谈,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后现代的精神——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