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琴

赵树理研究的多元化

李宗琴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自有赵树理研究以来,人们对赵树理的肯定或否定基本是停留在单纯的政治层面上,认为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包括后来“文革”期间的大批判也是认为他“丑化了农村劳动者”,违背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陈思和、王晓明等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对以前的政治话语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重新排队。而90年代迄今,对以前的话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加之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对作家的重估,对现象的重新认识又成为了学界的热潮。对赵树理的重估也是必然的,学术界对他的理解逐渐趋向多元化。人们对赵树理的理解由单一走向多元,由政治领域的肯定走向多角度多视野的怀疑和不确定。

以前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理解主要是政治批评和艺术批评两种,这些大多是就事论事,就艺术论艺术,对赵树理的评价也仅停留在其作品的层面上,视域极为狭小。后现代话语为赵树理研究带来了新气息,研究的视野开阔了,研究的视角多元化了。

首先,对作家再认识的多元化。对赵树理的重估是从多角度展开的,过去研究赵树理只看其作品和相关资料,对赵树理之外的情况知之甚少。而黄修己《赵树理评传》却开了“再认识”的先河,他把赵树理放在与时代、与其他作家的相互关联中来考察,并且把赵树理放回到“山药蛋派”中,寻找他的不同之处;还把文学风格、创作道路、创作经历截然不同的丁玲、周立波、柳青等与赵树理放在一起比较,在比较中找出赵树理创作的独特之处,找出赵树理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众不同的贡献;还从异域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农民艺术家”赵树理,那就是《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这些都多侧面、多角度、多视野地对赵树理进行了审视,他们对传统的赵树理评价持怀疑和解构态度,采取与传统大相径庭的策略,对赵树理进行了彻底重估。他们对赵树理不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多观点并存,表现出不确定性。这显示了在后现代语境下,赵树理研究对传统与现代的“反动”和“承续”的逻辑必然性。

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否认了赵树理的艺术价值和“赵树理方向”时代发展的进步性,这种建立在对赵树理创作现实基础上的怀疑与否定,与“文革”时期的批判有质的不同。他不再把“赵树理方向”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再把赵树理看成是那个时代精英启蒙意识的集中体现,而是从“赵树理方向”树立的弊端上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此文的视野开阔,它消解了过去同一性的看法,不满于“中心论”观点,不屈服于已有的周扬、郭沫若、茅盾的权威评价,不对已有的赵树理研究发出赞叹,也不对已有的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叛逆,睥睨一切,蔑视既存,冲破旧的范式,不断在研究道路上创新。这种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无疑给人们全面认识赵树理打下了基础。

其次,对作品再评估的多元化。对赵树理作品的再认识主要是对其作品内在价值的重估,从创作文本、价值、思想和文艺观念的内在规定性进行衡量,表现出的却是后现代的眼光和视域。

刘邦奎的《赵树理小说通俗化中的高雅》认为赵树理作品在通俗化中呈现出高雅的氛围,认为通俗是高雅的表现方法,高雅是通过通俗来实现的。刘认为赵树理小说代表的一种地方文化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后现代文化宣布自己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置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杰姆逊的“空前的文化扩张”理论的表现与运用。

对赵树理具体作品的重估也蔚为壮观。杜运通《母亲神话的颠覆与解构》从女性主义批评视域切入,认为三仙姑作为母亲,她的“母亲神话”的图腾褪去了先前的“慈善”色彩。他对三仙姑的母性提出质疑,认为三仙姑形象是对“母亲神话”的颠覆与解构。董大中《“三仙姑”是否有点冤?》一反三仙姑的“女流氓”“女破鞋”落后人物的大批判,“三仙姑‘下神’是其苦闷的象征,她用这种办法来驱除寂寞,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而不是寻求肉体上的快乐或感官上的刺激”。他认为三仙姑是“蔑视古训”,是“更清醒一些,更懂得一些人生”的女人[1]。陈兴《三仙姑与曹七巧人物形象辨析》认为,作者“对三仙姑缺乏同情和理解,降低了人物的文学意义,影响了作品的主旨”[2]。吴奔星《赵树理小说的划时代的意义》认为三仙姑也是一个受害者、牺牲品。董大中《赵树理评传》“在本质上,三仙姑是一个敢于追求真正爱情的女性”[3]。戴光中《赵树理评传》也为三仙姑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些文章大多有替三仙姑翻案之嫌,表现出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观念。他们从各个角度对三仙姑的传统看法进行了解构、解合法化,这是对既定模式和秩序的否定、颠覆。处处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更有甚者是一种“非原则性”,是对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性”加以消解。

郝亦明的《赵树理大众文艺思想综论》一书,从美学的角度对赵树理的小说进行了再评价,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看法。如指出赵树理小说具有一种田园美,老套的传统形式也被冠以“形式结构之美”,不过作者都能自圆其说、以理服人。张建辉《现代欣赏趣味下的〈小二黑结婚〉》认为,金旺兄弟把小二黑押送到区公所在情节设置上不合理,对赵树理的小说经典进行了解构。傅书华《对赵树理小说真善美的再认识》选择了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赵树理小说,“赵树理小说中的文学美是建筑在规范的社会学之真和伦理学之善的基础上的”[4],肯定了赵树理成为那个时代文学旗帜的原因。另一篇《〈小二黑结婚〉与大众“期待视野”》从大众的“期待视野”和“预结构”,阐释了赵树理小说能走向大众读者层并广受欢迎的原因。后现代文学形式的尺度是“关于其机遇的尺度”,是无中心的、分散的尺度,每个评论者都没有一个标准的尺码,都是按照自己认为的标准去挖掘其意义或价值,体现出了比现代更开放的后现代眼光与视野。多元的价值争论,多元的评价尺度,消解、去中心就是其意义和价值。

最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新时期以来的学者多受到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赵树理进行研究,体现了后现代的一种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态度。

黄修己的《赵树理研究》运用了6种批评方法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审视。第1章运用了“发生学批评”的方法,比较了赵树理作品中的生活原型和艺术形象的联系与区别,并且分析了其构思的全过程。第2、3章从“审美批评”的方法入手,分析了赵树理独特的艺术世界以及人们在欣赏作品过程中的移象作用。第4、5章从“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入手,把社会学的课题纳入自己门下,对赵树理小说的地方特色加以考察,得出其广受欢迎的原因。第6章运用了“整体性批评”的方法,从“形象、母题、情节”入手分析赵树理小说的构成。第7、8、9章运用了“比较批评的方法”,将赵树理创作与传统文化、其他作家进行了比较,表现出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最后两章运用了“传记批评”的方法把赵树理的出身和其根深蒂固的农民思想与其作品联系起来研究。黄修己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赵树理作品进行研究,打破了惯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实现了赵树理研究的突破。

同时其他的研究者也运用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对赵树理的创作文本和创作影响进行分析,这些新方法包括文化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叙事学理论等。新方法的引进突破了赵树理研究惯用的“政治-历史批评”的格局,实现了其研究的突破与更新。章可敬《谈谈三仙姑的心理轨迹》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三仙姑进行解读,认为三仙姑的心理经历了“性补偿心理→性嫉妒心理→心理调适”的变化。美国学者马若芬《意在故事构成之中,赵树理的明隐描写》运用读者反应批评的方法,引进“内在听众”的概念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审美解读。李士德、郜忠武《外号·特写·蒙太奇》把传媒的一系列概念引进其研究,丰富了赵树理研究的艺术世界。郑波光《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从接受美学的方面指出了赵树理创作上的局限性,认为赵树理只能在战争年代走红而不能成为永久的方向,原因是其对低层文化的迁就。张颐武《赵树理与“写作”》从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的巨变入手,对赵树理的最后三篇小说《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进行了别样解读。他认为赵树理的这三个短篇小说是对写作直接呈露真实的可能性的质疑,也怀疑了语言表述真实的能力。王春林、赵新林《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运用叙述学理论对赵树理小说进行了尝试性研究。陈颖灵《言词·时间·视角——赵树理小说的叙事学分析》也是运用了叙事学理论从言词、时间、视角三个方面,探讨了赵树理小说的文本特色。郜忠武《赵树理幽默小说的修辞构成》从修辞学的角度对赵树理的小说进行解读。朱庆华《论传播意义下的赵树理小说》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赵树理的小说获得成功的原因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认为赵树理作为传播者、大众作为接受者的亲密关系是早已建立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布希亚德认为,当今社会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符码化,大众传媒重新界定着传播,人们需要传播是因为人们需要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

赵树理研究的视野从狭隘走向开阔、开放;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研究方式从外在逐渐向内在发展,由浅层走向深层,多元话语同时呈现。这些也反映了人们的期待视野、兴趣与价值取向的不同。赵树理研究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走向多元,这些新的视域与新的研究方法固然带来了赵树理研究的新气象,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后现代语境下研究的迷惘与混乱。在目前这个大转型的语境下,对现代作家的解构与否定常常是在一种情绪化甚至是非理性的情况下展开的,所以有些研究者为了创新而创新,显得过于牵强。

中国的后现代批评是属于中国文化和社会语境的,所以我们要防止在进行后现代批评时将其语境扩大,只有这样我们的批评才不至于流于空泛。应该学会运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每一次突破带给了我们什么,同时我们又失去了什么,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1]董大中.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93.

[2]陈兴.三仙姑与曹七巧人物形象辨析[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2):53-57.

[3]董大中.赵树理评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104.

[4]傅书华.对赵树理小说真善美的再认识[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2):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