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泥

共和国文学，以其日新月异，走过了六十年。而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批评与研究，自是繁多，也颇有创获。不久前，李洁非一部富有创见的《典型文坛》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给我们带来了另外的惊喜与震撼。这是一本典雅独特的以人物研究为主，融理性与感性于一体的著作，从文学与权力关系的视角透视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发展历程里的独--特现象，将文学话语与时代、历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交割予以梳理，不仅把一些重大事件、问题的脉络清晰呈现、做出富于现场感的还原，也凸现了历史中文学个体的内心轨迹与生命轨迹，具有高度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与问题意识。

《典型文坛》从行文风格上来说，有着冷静的学术理性，又不失诗意的激情与勃发的气势，清雅中透着沉吟，沉吟中也有着散淡和奇异的豪放，这不仅体现在其叙述格调具有古典气韵与气象，还来自于整个著作的精神内核。在作者看来，当代文学研究需从“选择一察”的方式，对由体制所引导出的文学现象与问题重新审视，而这种辨析，需要结合独特的审美方式与整体的艺术思维来进行。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并非就现象谈现象，而是就把现象放置在整个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此著多有创新视角，我以为主要体现在：

第一，强调做动态辩证的观察，即作者考量作家基于时间性、影响性、审美性与现象性，尤其是现象性，在这里占有足够的比重。在我的理解中，宽泛意义上的现象性本身就足以涵盖时间性与审美性等。“一般人对作家的了解，基于作品的优劣。这固然是基本的。不过，在这基础上还有一种角度，可以让我们做动态的观察。……我们除鉴赏其作品，还不能不思索由于他文学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后一类作家，我们就不满足只讨论好坏了，进而觉得他是一个‘现象”。比如对张恨水现象，作者认为张恨水用地道中国叙述方式闯荡的消费写作之路，成为超越时代的话题，“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文学与文化上引起的最早典型形象，所以它带来很多问题，有超越性，直到二十世纪末我们发现还在面对与回答相仿的问题”。尤其是对诸如对“文革”后文坛秩序重建中的关键支点人物周扬、夏衍、张光年、陈荒煤、冯牧……这些人，构成“新时期文学”一大现象的考量。作者认为，“文革”成为知识分子的分野与底线。这样一种典型：曾经以“左”著称，在思想上、在工作中，奉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尺度与政策，对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摧残多于呵护，待到“文革”后深入反思并能够正视自己以往名曰“献身文学”而却一直以蹂躏它为能事的历史。“追索他们的转变历程，最后发现其实很简单：一是心中对世上好的东西仍知爱惜，二是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他们能够反躬自问”。

第二，以“典型”介入，但是却将文学普遍性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复杂性揭示出来，抓住了文学与政治的主要矛盾与冲突，甚至是与两者的叠合。马克斯·韦伯说：“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柯也认为，只要有权力，就有抵抗。权力是通过话语发生作用的：“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到挫折”。话语是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这是因为；“通过话语和话语结构是我们把握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此把握过程中，我们根据适用于我们的结构，对经验和事件进行分类和阐释，并且在阐释过程中，我们赋予这些结构以统一性和规范性：如果置身其外，我们就难以思考”。而一些话语是理性的，另一些是非理性的，以及所谓求真意志，即对话语做出真伪的划分。但有趣的是福柯本人对文学权力的阐述是回避的。而事实上文学作为一种重要话语，既是叙事的，又具有一定意义，它也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组织、区分和解释人们对社会、时代、人性等经验。文学权力在现实中也理应存在，在我的理解中，它应该是持有独立的精神个性。而事实上，当文学话语权力让位于政治权力，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的时候，无疑，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更为可悲的是，几乎每个人都难免受到各种机构、思想和话语的影响。例如，李洁非通过胡风的个案，揭示出这样的文学事实，即意识形态内部的复杂性：“胡风和他的打击者之间，没有立场的冲突，更不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充其量，是同一信仰体系下不同诉说的现象。但它既然发生了，我们也只能尝试历史地予以解释。我以为，这个事件的实质，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整个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统权威形成之际，残余的独立话语试图维持其存在，从而引发冲突；其基本矛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部，一统的思想权威与试图维持一定的个人理论探索的诉求之间的矛盾”。而有趣的是，浩然之典型个案，却印证了《讲话》对于他的特别而幸福的意义，从而找到了精神资源，浩然心里踏实了。这样，他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实践，可以“满怀豪情地给农村‘写史，给农民‘立传了”。“文革”以后，浩然离开公众视线。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整版刊登一篇访问录《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透露出他的无悔与骄傲，引发文坛的争议，让他重新成为焦点。“不过对于愿意探究当代文学者来说，‘被写的浩然，实在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学史解剖对象。他的由来，他与时代丝丝入扣、亦步亦趋的关系，他的写作从内容到形式、从精神到实践所充分再现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国文学基本形态的变迁，都构成了最佳样本。他就像一只大筐子，不断被装入上述时期中国文学的典型元素。谁若不明白‘中国特色的文学怎么回事，谁若想知道这种特色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且在‘文革期间走向极致，就可去读浩然”。

《典型文坛》以动态辩证的观察、问题与现象的兼顾和富有独创性的学术个性。体现了三大特色：

其一，借“人”说“事”，以“传”写“史”，突出人物性格命运，同时反映社会史实与文学史实。李洁非说：“在我笔下，‘人是一个观察点，是通往事件或现象本身的窗口；他们存在的意义与功能，就像一个活的演员，把当代文学史的一段情节、一个场景真实呈现出来。”这种“焦点透视”的方法强调的是借“人”说“事”，对人与事的互动予以重在考察，因此，本著以文学人物研究为主，重在对文学与权力关系的解构与透析，拨开历史尘埃与迷雾，从而透视出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实，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情感、历史、文学、人生与社会。至于那典型人物的选定，并不拘泥于人物身份、地位与创作趋向及视阈，重要的是寻找丁玲、周扬、胡风、老舍、张恨水、夏衍、浩然等十一位人物与权力之间的交割，以及他们的选择与行为，从而还原出文学秩序建构的过程中，弥漫着政治权力与文学自我主张之间的复杂悖论现象与紧张。如对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文艺，认为既有文艺观点之争，同时也反映了话语权变更和政治因素的介入。而重点以1942年的“整风”、1949年共和国文学的开始，“五七反右”及至“文革“时期为关键点，予以

呈现。其间，在构成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文学在被政治权力强势介入，并逐渐被政治所笼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倾向对文学倾向的垄断，作品的质量、作家的立场都由政治统一衡量，文学本身的标准被消解，创作自主性被无限挤压，面对此种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知识分子阵营被分裂成为几种模式：坚持者、逃避者、妥协者、反抗者、代言者等。周扬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矛盾，胡风的自我文学坚持，姚文元作为对政治权力追随将文学变成工具的有恃无恐，老舍的自得与生命尴尬，郭小川的反抗与赵树理的困扰，等等。作者透过他们的“反抗”或“妥协”或“迎合?等，诠释出特定年代文学的矛盾和焦虑，乃至内心世界的分裂，并认为每个人的言行，都承受了“环境”的巨大压力。如对周扬内心矛盾的揭示：历经“文革”之后周扬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1963年周扬从批判角度来写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到80年代重拾20年前的旧章却已经从正面角度来面对同样的问题，从而引发了这样的疑惑：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他在报告、讲话、文章中的许多看法。都存在公开的和隐秘的两种状态?是不是意味着，他一面批判人道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实际上心中却暗地对所批判的东西“于心若戚戚然焉”?

其二，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的代际转换，分析作家处境的可能性，深入问题细节，从事实出发，深究、细辨、详察、尤其是对重要现象和重要人物的解读，下潜个案内部，拿到切实的认识。譬如对《讲话》的解读，人们都以为，从毛泽东《讲话》以后的延安文学，起码到五六十年代，是一根线索贯穿下来的。表面看，没有问题，因为文艺基本方针、指导思想是一贯的、连续的。但是越过字面，到语词的后面去，从具体事例人手，我们却发现不仅有变化，而且有重要的变化。作者通过赵树理的例子，指出这样的事实：在延安时代他与革命意识形态并行无碍，解放后却与后者相游移以至于相脱离。他的思想和创作原来能够满足革命意识形态，后来却拉开了距离。他从“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人物，变成了“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人物。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种变化，虽然悄然无声，其实却也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从延安文学到共和国文学，是发生了“转型”的。什么“转型”?就是渐渐向“文革”文学转。“文革”文学，不是突然降临的，也不是江青、姚文元几个人搞出来的，而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在叙述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时，就会缺失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

其三，丰沛的情感、理性的思辨与智性的凝聚。作者看是在讲述久远的故事，又有唏嘘的历史与现实感，我们看到生命冷峻地图释在历史中，但又是充满了真实、全情与用心，这样的典型人物是时代的悲剧、传奇与坚持，当然也包含了他们的理性与激情，更有着作者对笔下人物命运的感喟。比如作者在写丁玲从个性谈吐畅快、举止豪放与明亮自信，到1955～1957年挨整期间，虽然认过错，却不失骄傲，从未低过头，但到1963年，“右派”摘帽工作开展过程中，丁玲从北大荒给她的“死敌”周扬写思想汇报时，于瞑目之前渴望挣脱套在脖子上的政治枷锁，性格和心态深处的巨大变化。丁玲悲情里透着无奈，至此她的率直与傲骨无形间侵蚀殆尽，而作者笔调也有着无限的怅惘与悲悯之情。作者对夏衍情有独钟，抱以无限敬意，并认为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他似乎是个“异数”，虽然解放后他一直是“领导”，却没有因之乔模乔样起来，却依然故我，屡犯“自由主义”毛病。在同类中，他可谓“性情中人”的“知识分子”，但他无疑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至死未变，具有知识分子清洁高贵的精神。

《典型文坛》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对当代文学史的观察与思考重新确立了支点。议至此，很难回避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问题。过往主流写法，虽然内容是“当代文学”，视角却与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看不出什么分别。我们不必刻意追求视角不同，问题在于，当代文学形态本身有特殊性，有自己的局部规律，运行方式跟过去文学全然不同。这些特征不能在文学史写作上反映出来，带来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的视角，那么，对当代文学史的探究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深度，也就可想而知。当然，这本身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在不同的文学史领域，对“古代性”的认识不成问题，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在八十年代完成了对“现代性”的确定，唯独当代文学研究界，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应该立足于“当代性”。迄今为止，一般实际上仍是引用“现代性”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殊不知“当代性”与“现代性”虽有重叠之处，却在社会、历史、文化各层面有很大差异。就此而言，《典型文坛》做出了重要探索，它紧扣当代文学的历史环境、基本形态和独特关系，让我们真正面对文学本质与现实性的关联。假如过去不少当代文学史著述更多地让我们了解的只是“文学”而不是“当代文学”，《典型文坛》则是对这种状况的有效拗救。同时在另一方面，李洁非也没有忘记把“当代性”置于文学通恒价值下加以观照，凸显文学不可以被确认为是一种单纯的话语权力或符号化的意识形态，其本质上有自由及个性伸张的权力。文学的现在性，理应包含当下的社会特质，反映时代风貌，与社会环境水乳交融，在相互和谐中达到自由。事实上，在特定年代，这往往是一厢情愿，但有识之士对此所做出的努力，却也体现了对文学自身精神的坚持。这种对沟通现实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是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历经曲折终能逐渐回归文学自身的根本动力。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文学个性的此在性与彼在性，之于文学本身的意义而言就是动态、永恒的。《典型文坛》无疑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标识，一经出版，便以其别样的姿势与视角引起了文学界与社会的反响，也给日渐边缘化的文学研究，带来足够的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