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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视阈中的文学经典

2009-09-29詹冬华

文学评论 2009年4期
关键词:时间性后现代文学

詹冬华

内容提要在前现代和现代,源发于生命“有死性”的时间焦虑感以及对永恒和不朽的追求构成了文学经典产生的动力性因素。该时期人们对经典的态度主要体现于对“经典性”的坚守,“经典性”最后表现于经典的“超时间性”,它建立在时间的连续性和永恒价值的基础之上。在后现代,“去经典化”的观念大行其道,人们通过破坏时间的连续性、置换时间的永恒性来消解时间,使得经典失去了存在的时间性地基。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大致来看,存在两种基本的价值立场:一是经典本质主义或者说精英主义立场。二是解构主义或者庶民的甚至犬儒主义立场。本文拟从时间的维度,结合当下有关文学经典的不同价值立场,就这一问题谈点初浅的体会。

一、文学经典存在的时间意义

任何感性个体生命都因为其不可逃脱的有死性而命定是有限的,但是生命所处身其中的宇宙世界却是无限的,因此,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和分裂从生命诞生之时就开始了,而“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其核心点就是时间。”实际上,时间问题不能被解决,而只能是被超越。超越与否又取决于观照时间的方式以及超越所凭借的媒介。德国浪漫派诗性哲人就这个问题作过深入思考,他们将时间超越问题与诗结合起来,认为诗可以打破过去、现在、未来的客观性划分,创造出一个梦幻般的诗意世界…。施莱格尔说:“诗的应有任务,似乎是再现永恒的、永远重大的、普遍美的事物。……她(诗——引者注)就是这样和谐地糅合着所有的时代与季节,过去、现在与将来,证明她自己是忠实地再现了永恒或完整的时间。……”这里说的虽然是诗,但实际上可以扩展到整个文学,准确的说是经典文学。因为,只有经典文学才有可能在那个具有处境性和体验性的文学世界中将现实时间重新连缀并融合起来,实现对时间的超越。伽达默尔认为,在艺术鉴赏过程中,时间表现为一种被激活了的充实的时间,每一个瞬间或者每个片刻都是实现了的,因而是属于自己的,在艺术鉴赏中,时间得以停驻和延搁。

同样是根源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文学经典的存在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有论者谈到:“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来自于人们的认知需要,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也就是说,经典之所以被遴选出来,这其实是人们认知的一种策略。对此,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也深有体会,他在《西方正典》一开篇就说:“经典的意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读书必有所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浩如烟海的文学对象与短暂的生命时间的尖锐对立增加了经典的意义负荷,而文学经典作为“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它也只是暂时化解了认知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它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布鲁姆不无吊诡地假设:“如果我们能够永生,或我们的寿命可加倍达到一百四十岁,那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关于经典的争论。”换言之,正是生命的时间性成就了文学经典,它是文学经典产生的动力性因素。布鲁姆把经典视为“文学的记忆的艺术”,说文学包含了一种根源于死亡的焦虑,这种焦虑最终会呈现于文学的经典性。他说:“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我认为,确实是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乞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与他所指称的“憎恨学派”们相比,布鲁姆更倾向于从个体的存在状态和处身性境遇来理解文学的经典性,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读者,经典性最后必须回到个我生命的本体意义上来,并具体落实到通过心灵对话增进并见证自我的成长,落实到通过经典与生命的短暂性和有死性相抗衡。“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的相遇。”正因为如此,布鲁姆认为真正的经典是产生焦虑而不是缓解焦虑,这便是隐藏在文学经典背后的时间悖论。在与经典文本共处时,经典“以死亡的权威在言说”,因为“经典是死亡的侍从”。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存在是必须的。

二、“经典性”与“超时间性”

有学者认为,尽管有种种复杂的外在因素参与了经典的构成,但是一定有某种更为重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经典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经典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内涵的丰富性,二是实质的创造性;三是时空的跨越性;四是无限的可读性。事实上,这些特征还可以列举,比如文本的内在张力、可阐释的空间、人文与历史的精神深度、艺术的价值等等”。

布鲁姆认为经典性表现为陌生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同时,虽然“经典的陌生性并不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存在,但是,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魅力”。而且“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这种经典性最终表现为能够“透入经典”的“审美力量”,具体来说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可以说,经典本质主义或者精英主义者都是着眼于文本的内部来讨论经典性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这里也是强调经典的永恒性,也即它的“超时间性”。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曾提出过“超时间”的概念。他认为,在传统中国历史思维中,时间并不是机械的记载曾经发生过的自然事件,而是从历史事件中抽绎出永恒的典律(如“道”、“理”等)或不朽范型(如尧、舜、三代);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领悟这些超时间性的道德典范,并将它接引、召唤到人们所生存的时代。这种历史思维方式在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体现,而以儒家最为显著”。在这里,“超时间”是一个被充人了价值内涵,从而能够通行于时间三维的不变筹码。所谓永恒的“典”、“律”,那就是能够穿越时间的各种“经典”。黄俊杰认为“经典性”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的内涵,二是形而上学的内涵,三是心性论的内涵。在论述心性论的内涵时,他认为王阳明比刘勰更明确有力地指出了经典的永恒性或“超时间性”。王阳明说:“经,常道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或变者。是常道也。”这里的“经”亦即“道”,它带有普世性,能够超越一切时间空间。黄俊杰认为,王阳明把经典界定为“吾心之常道”,也就是从心性论界定经典性。经典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之限制,乃是因为经典中的“道”皆可一一具存并引证于每一位后代诠释者的“心”中。可见,在这类经典论者那里,“超时间性”是“经典性”的核心意涵和价值体现,对于那些具体的经典性内涵来说,

“超时间性”带有形而上性,它是使得那些具体内涵真正体现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显得更为根本。

令人难堪的是,经典本质主义或精英主义者所持作自家宝藏的“超时间性”在解构主义或犬儒主义者那里变成了一团虚幻的泡影。究竟如何理解经典的时间性?这个问题至少包括两个子问题:一、经典的确立(初步检验)需要时间;二,经典被确立后继续流传(重新检验)需要时间。在第一个问题上,经典本质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都可以接受。但在第二个问题上,两者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前者认为,文本一旦成为经典,它就获得了穿越一切时间空间的通行证,具备了“超时间性”。而后者认为;经典是否继续流传仍然处于时间当中,充满了偶然性,不具有“超时间性”。

其实,解构主义者们并不是完全否定某一既定文本是经典这一事实,而是要从文本成就经典的外部因素和过程人手,揭橥经典的偶然性和他律性,从而让经典走下神坛,褪去头上的光环。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经典性”这个概念预设了经典的自律性和自明性,它是使得一个文本直接通向经典神坛的神秘令牌,而且,更为重要且不可容忍的是。经典性使得一个原本普通的文本永久性的占据着经典的宝座,也就是经典性的“超时间性”,这是有关经典争论的一个隐性焦点。而经典对其他普通文本的宰制就是体现在时间宰制方面,正是“超时间”引发了“超价值”和“超权威”。因为如果说某个文本在某一个时期独领风骚大概大家都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说某个文本永远占据神坛,独坐象征权威的交椅,那就有可能形成对其他更多文本的遮蔽。但是,似乎经典解构主义者的目的并不在于“皇帝轮流做”,而在于彻底摧毁经典秩序本身。

三、去经典化:时间的消解

英国18世纪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认为,有一些作品的价值通过不断被人发现和比较得到确认,而且,“对于这样的作品,除了看它们是否能够经久和不断地受到重视外,不可能采用任何其他标准”。当代英国学者迈-泰纳对这一成说表示异议。他认为,假如经典就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留存下来甚至被不断阐释的作品,那么,时间怎样来检验艺术品的价值,它会提供怎样的价值标准?因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时间本身并不起作用”,那么,“假设时间的检验有效,是哪一些特殊的过程使它有效?……在一系列时期中发生了什么使时间起作用的事?”泰纳提醒我们,仅仅是留存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经典,因为这样一来传世之作的数量就会更多。但是,“不断的受到重视”这一说法也不牢靠,因为“伟大作品和称它们伟大的人之间不幸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它令人怀疑这“一切只是一场骗局”。泰纳担心的是,假如不同的时代都说某个作品是“经典”,但是解释的理由却五花八门甚至互不相容,那这个“经典”就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典,因为一部平庸之作也可以被不同的解释装点成为所谓的经典。泰纳还否定了经典可以常读常新的说法,他认为某些伟大的作品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对它们的重新体验到了某个程度以后只是重复人们喜欢做的事而已,并不是要发现什么新的内容”。

事实上,泰纳并不是真的要否认时间的检验对于经典的意义,而是反对那些不负责任的骑墙派批评,“他们在墙上找到了舒适的位置然后宣布只有时间能决定一切。除非有人敢于发表意见,不然时间不会起作用”。换言之,对于经典的形成而言,时间既不能用在伟大作品与判断者之间的恶性循环的骗局上,也不能浪费在后世批评家无聊的争论上,如果时间真的可以检验作品,那么“时间的检验的实质,就在于发现哪一些作品具有可以被称为经典的优点,有益于我们的生活”。但遗憾的是,眼下达成这种共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间终究要成为一段毫无意义的自然耗散。

泰纳的论述能够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经典的形成需要时间,但这里的时间并不是持续积累起来的数量化的时间,经典所要追求的是一种永恒性的内涵价值的时间。在前现代,经典的时间指向过去,过去构成了价值的精神维度。在现代,时间指向将来,时间呈线性往前伸展。中外文学史上众多的复古思潮都认定,经典存在于过去,复古观念的时间性依据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人们对过去时间的美好建构。二是带有意识形态性的循环时间观。特别是在中国古代,这种复古意识尤为突出。所以,越是时间久远的作品,就越不可动摇,越具有经典性。而越往后,则“格以代降”,一代不如一代。现代性时间则以一种直线向上、勇往直前的矢量性和终极性代替了前现代的循环时间,过去的价值意义被转移到将来的维度上。英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此有精深的论析。他发现,现代人有两种策略可以臻达“不朽”或者“永恒”,一是“集体性的”,即成员以牺牲自身的永恒生活为代价,来让“教会、政党、事业单位”等总体获得永恒二是“个体性的”,英雄、领袖们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上,作家艺术家们则通过创作让后世的人们永远铭记自己。

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的时间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也影响到对经典的理解和态度。和前现代与现代不同的是,后现代不是强调经典性、经典化,而是针锋相对的提出“去经典化”。在时间的视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经典变得不再重要?经典和时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与前现代与现代相比,后现代的时间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时间的连续性遭到破坏。现代时间是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序列往前发展,这是一种空间化了的时间。但是,到后现代,这种持续性受到了质疑。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势下,人们不再为过去伤情累神,也不再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只关注当下和现在,沉迷于瞬时的娱乐快感。前现代和现代不可分割的绵延性时间被切割成互不关联的断片,时间的连续性被破坏了。正如鲍曼所说:“后现代境况有一个总体特征:它摧毁了时间,并使得对于可以无限扩展的时间流的感知凝结成对现在时间的体验,或者将其分割为一系列自足的片段,而每一个片段都是短暂瞬间的强烈体验,并且尽可能彻底地与其过去及其未来的后果分割开来。”这种被分割开来的“现在”与速度和同时性结合在一起,成功实现了对消费主体的时间暴政。

二是时间的永恒性被置换。破坏了时间的连续性,抽空了时间的历史内涵,时间就变得轻盈了。但现代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摆脱对“永恒”的追慕,只不过这里的“永恒”不是靠漫长的等待和煎熬得来,而是在短暂的瞬间就获得。实际上,时间的永恒性已经被成功的置换了。鲍曼区分了两种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表现为不断进步勇往直前的宏大的计划,时间呈现为空间的模式,亦即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序列往前发展,人们默默的忍受和坚持,等待着将来某一个幸福时刻的降临。这里的现代性被鲍曼称为“固态的”或者“沉重的”现代性。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时间不再受空间的支配,它已经逸出了空间僵硬的外壳,变得轻盈灵动了。时间也不再具有方向性,鲍曼说:“时

间一旦被隐藏,它就不再是一个向量,不再是一个带有标识的箭头,不再是一个有方向的流程——时间不再结构空间。”时间没有矢量性,就不可能导向某一个终点时刻,虚幻的永恒被每一个当下的瞬间代替了。由此,时间成就了它自身,它通过夸大瞬时的容量来展现其价值,“瞬时……使得每一个片刻在容量上看似无边无际;而且,无限的容量就意味着,对于从某一片刻——无论它是多么的短暂,多么的‘一闪即逝——能获得些什么,这就没有限制没有止境了。”正因为瞬时的容量被无限的夸大,“瞬间即永恒”的奇迹终于被创造出来了,但是,这里的永恒与不朽已经不同于现代和前现代,由于拒绝了时间的持续性,所以永恒和不朽的观念也被置换成了一种瞬时的消费经历和体验。

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经典的形成和传播依赖于稳定而持久的历史意识,而历史意识的建立又建基于连续性的历史时间之上。伽达默尔认为:“古典型乃是对某种持续存在东西的意识,对某种不能被丧失并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的意义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某物为‘古典型的——即一种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这种当下存在对于每一个当代都意味着同时性。”这里的“古典型”指的就是经典。伽达默尔从阐释学的立场重新解释了经典的历史性存在,一方面,经典表现为对持续性的意识,这是经典存在的时间基础。而且,经典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时代,它能够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完成对自身意义价值的确证。所以,经典是“无时间性的”。另一方面,经典的这种“无时间性”并不表现为某种僵硬的永恒律令,而是与各个时空条件下的阐释者相互沟通,在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阐释行为中展开其效果历史:“古典型之所以是被保存的东西,正是因为它意指自身并解释自身,也就是以这种方式所说的东西,即它不是关于某个过去东西的陈述,不是某种单纯的、本身仍需要解释证明的东西,而是那种对某个现代这样说的东西,好像它是特别说给它的东西。……因此,古典型的东西确实是‘无时间性的,不过这种无时间性乃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方式。”不难发现,伽达默尔是在经典存在的时间性中理解它的超时间性。伽达默尔所说的“无时间性”和“同时性”是互为条件的,经典的规范性和特定价值要实现它的“无时间性”,必须等待各个特定时代特定阐释者的参与活动的展开。经典的“同时性”意味着: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随时存在于阐释者的当前,而阐释者也主动投入到经典的时空中来,寻求深层次的交流对话。所以,这种“同时性”离不开时间的连续性(历史时间),离不开对永恒意义的不断追寻。这与后现代语境中的瞬间化片断化的“同时性”大异其趣。

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和享乐观念的胜利摈弃了过去和未来,“现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也使得现代人陷入了一种无根的漂泊状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诗”不再去“思”,写作成了创作主体意识心灵的当下呈现,叙事成了一次没有确定目的地的流亡,时间被片断化,所指也失去了依傍,只剩下语言能指的舞蹈,而经典的创造也成了一个永远被搁浅的空洞计划。不仅创造经典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就是阅读过去的经典也成了问题。在时间压缩、时序混乱、意义深度被削平的消费社会,人们不再愿意在培养审美习惯方面耗费时间。需要耗费心力和时间的文字作品被图像代替了,就算是还有文学性的作品被人关注,也不过是一些带有刺激或消遣性的形制短小的各色篇,而原有的经典作品要么就是被无情篡改,要么就是束之高阁。在后现代社会,经典可谓命途多舛,前景堪忧。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吴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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