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贵山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只有强调问题意识，倾听实践呼声；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艺观念进行梳理和整合；承接和弘扬一切有价值的文论资源和文论传统；确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研究范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从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结合上，从国学文论和西学文论的结合上，从现实主义文论和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论的结合上，运用宏观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是文艺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一、强调问题意识，倾听实践呼声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开放研究视野，拓展学理思路。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实际上是宏观文艺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强调问题意识，倾听实践呼声，树立当代文化视野，是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种文艺观念和文艺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从巴尔扎克等伟大作家的创作和作品中概括出来的；列宁的文艺思想是从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创作和作品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标志性的理论成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从延安时代的创作和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新的文艺观念和文艺思想都蕴藏在新时代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经验中。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理应加强对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潮的跟踪研究，不断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对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对具有文学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努力创构富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质态。

对当代文学实践、文学现象、文学经验、文学文本的研究，应当尽可能自觉地做到如下几点。

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重视对文学的实证研究，培育和提升对文学研究的实证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国文学理论界长期存在着脱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纯理论研究路径，泛化对文学的哲学研究，施展概念推演，凌空蹈虚，以至掩盖和遮蔽了文学的感性和灵性。这种情况理应得到改变。另外一种情况是就事论事，停留和踌躇于现象的表层，忽视对文学的理论研究，有待于提高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思想品位。因此，只有把对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对文学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理性蕴涵着感性，感性提升为理性，真正实现感性和理性的完美融合，增强文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求真务实的思想品格。

把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这样做可以促进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的良性循环。当代中国文学界确实存在着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多所隔膜的情况。理论家是认真阅读文本并通过批评向作家艺术家发出信息的。作家艺术家要尊重理论家批评家的真诚的劝勉和奉告。理论家批评家要尊重作家艺术家的辛勤劳动，从他们的创作中吸取新的滋养，并努力成为他们的挚友和诤友。作家艺术家应当不断增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努力升华作品的思想深度；理论家批评家应当更加熟悉和深谙创作规律，以利于提高批评的灵气、诤性、亲切感。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应当携起手来，构建一种互信互动、亲密合作的双边关系，以共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把解读文学文本和研究经典文本结合起来。正确对待文学实践和文论经典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是产生新文论的源头活水，是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根本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同样应当自觉地领悟和躬行“不唯上，不唯书”的原则，深入到蕴藏理论资源的宝库中，去“掏金”、去“钻探”，通过对文学实践和文学经验的追踪、挖掘和拓展，采撷和提炼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真金”。文学文本作为文学实践和文学创作的产物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20世纪以来，西方现当代的文本理论以及研究读者解读文本的理论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关于各种形式语言符号结构和解构的理论、关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理论、关于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都对文本的存在方式和解析机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对话理论”、“视野融合”的理论、“主体间性”的理论，拓展了解释空间，凸显了许多新的发现，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但包括这些理论在内的文本和文本阅读的观念都强调或不适度地夸大了阅读个体解析文本的主观随意性和自由度，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者创作出来的文本的客观内涵对解读和阐释文本的先在性和制约性，多半都忽视或消解了作品的社会历史因素。我们应当从与社会历史和作者的联系上，更加重视和加强对文本的研究，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承接和改制上述文本理论，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料，逐步创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

注重文学实践和文学经验的理论概括的同时，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经典进行新的阐释和新的解析。马克思主义先哲们的天才卓识和杰出智慧，给后人留下了丰硕的精神文化遗产。他们的经典文本中，同样存在着“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具有被不断发现和重新创构的空间。笔者在不断反复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发现许多非常丰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思想，诸如与文学相关的人学思想、主体论和主体论与客体论交互作用的思想、语言学思想、心理学思想、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性的思想，等等。可以预期，由于不断变换的时代机缘、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语境的触动和诱发，使一些被遮蔽却富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和论断总会被重新凸显出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所欠缺或空疏的部分，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生命力的论述和思想将会是永远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整个世界范围的文论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人一生艰苦求索，或小有所成，或偏于一隅，或走向极端，或陷入迷途，终于“峰回路转”，并以各种独特的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或不同程度地向马克思主义转靠。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和蔓延以来，全球思想界掀起的“重读马克思”、“回归马克思”和“学习马克思”的热潮，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再生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追求对当代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的理论提升同文论的经典文本的当代阐释的良陛互动，努力运用统观两者的融合视野，探寻两者契合共生的理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二、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艺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强烈的冲击和冷峻的挑战中，寻找和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机遇，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建设，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消解不掉的。即便是解构主义营垒的内部也在发生新的分化，其中一些明智的学者开始“从解构

走向建构”。人类无法脱离真理和规律而获得高质量的生存和发展。缺乏正确的理性思想和理性思维，不会有科学的举措和实践。人类的福祉寓于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之中，人类的真正自由存在于对规律的掌握和运用之中。僵化凝固的理性是不合时宜的，非理性主义是行之不远的。应当在传承理性思想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汲取非理性的合理因素，创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理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当把这种新理性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想和理性思维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和理性思维的自我丰富和自我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理性必将随着历史的变革而变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没有科学的、强大的、有生命力的理性的思想体系、制度机构和思维方式的支撑是没有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形态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

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意识和创新意识，应当把基础理论作为主攻方向，特别是对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的内部结构的各种“论”：如实践论、反映论、价值论、生产论、意识形态论、本质论和各式各样的本体论进行整合性研究；对体现相邻学科关系的各种“学”：如文艺生态学、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美学、文艺文化学和各式各样的文本学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解析。

从体现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的内部结构的各种“论”来看。文艺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学研究已经实现了从研究对象的实体属性向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的推进，从反映论向价值论的转型。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切不可因此冷落和淡忘了反映论。基于“实践论”的“反映论”，仍然是体现一切文艺观念的母源。各式各样的价值论、本质论和本体论都是依赖于以实践论为基础的反映论为前提的。能动的反映论永远不会过时。如果价值论失去了反映论的依托，会失去价值选择和价值定位的方向性和目标感。可以说，没有价值论为指向的反映论是空的，而没有反映论为基础的价值论是盲的。因此，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论述的“反映论”简单地判定为“直观反映论”，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误读。这部经典性文献或许带有一些历史性的局限，但它所论述的“反映论”，实际上正是一种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论：既主张对“生活源泉”进行能动的反映，又认定艺术美应当比生活美“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反对“忽视艺术的倾向”，“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一，主张对作为创作素材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即“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加以去粗取精、由此即彼、由表即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通过艺术概括，“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这些论述依然是深刻的和富于启发性的。“反映论”、“本质论”和“价值论”都是通过“实践论”来实现的。“生产论”也是不能脱离“实践论”的，只有从“实践论”的视阈才能对“生产论”做出更加切实和更加科学的解释。“意识形态论”本身同样带有实践性，意识形态的内涵、性质、功能和价值，总会被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所规约和重塑。可见，只有“实践论”才是促进各种文学观念和批评模式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本体是对象存在的形态，本质是对象存在的内核。因此，既不能脱离本体论研究本质论，也不能脱离本质论研究本体论。各式各样的本体论，如社会存在本体论、人学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文本本体论等等，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更要看到它们之间共同性和一致性。研究文本本体论应当同研究社会存在本体论和人学本体论联系起来。游离社会存在本体论和人学本体论的文本本体论研究或忽视文本本体论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和人学本体论研究都是不可取的。这里，应当适当强调实践、实践论和实践本体论的重要作用和特殊功能。实践、实践论和实践本体论是反映论和价值论的基础，是探索各种本体论和各种本质论的有效手段，是实施社会存在本体论和人学本体论的重要途径。我们所理解的实践本体论不是与社会存在本体和论人学本体论相悖立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实践本体论和人的实践本体论，进一步说，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实践本体论，是社会存在的人的实践本体论。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实践，才能改变人的旧生活和创造文学的新世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世界范围内的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难免出现由于人对自然的无节制地征服和索取，损害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体”，破坏了生态的和谐，显示出实践的负面作用。一些学人开始通过对现代化的深入反思，对实践的效能提出警示和质疑，使人们更加敬畏自然，进一步改善和健全人与生态的伦理关系，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实践毕竟是功莫大焉!实践的“透支”是人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所使然，并不能抵消实践本身的有效性、积极性和权威性。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同样存在着一个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的问题，应当尽可能地做到合理和适度，以维系和呵护生态的和谐。

实践、实践论和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和强项。只有通过实践转化为物化形态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人学本体论和一切反映论、价值论，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成为现实生活和文学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事实。因此，只有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实践本体论的特长和优势，体现和整合社会存在本体论、人学本体论和一切反映论、价值论，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

从体现相邻学科关系的各种“学”来看。无论是文艺生态学、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美学、文艺文化学和各式各样的文本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交叉融通和多元共生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取代和截然对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存在于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中，并通过优化和改善这种关系获得发展科学和理论创新。处于整体理论框架和系统网络关系中的各种相邻学科，都在自己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具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具有各自的话语权力和发展空间。它们自身的特殊存在和相互关系是不应当彼此取代的。文艺生态学、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文化学，文艺语言形式符号学不可以取代文艺美学，同样，文艺美学也不能够取代文艺生态学、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文化学和各种形态的文艺形式语言符号学。换言之，对文艺生态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人学研究、文化学研究、形式语言符号学研究，不可以取代对文艺的美学研究，同样，对文艺的美学研究也不够取代对文艺的生态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人学研究、文化学研究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研究。因为，文艺美学毕竟不是文艺学；文艺学毕竟不是文艺美学。上述各学科理应相互尊重，采长补短，资源共享，

维系和发展与邻为善和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互动、互渗、互释和互助中共生共进，竞相发展。这了保持文论生态的和谐，应当倡导理论研究的诚挚的协作精神和平等的对话精神，反对学术领域中的单边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当在承接和吸纳各式各样的相邻学科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生态学、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美学、文艺文化学和文艺形式语言符号学，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一步创构整合和蕴涵上述各种学科内容的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系统。

三、承接和弘扬一切有价值的文论资源和文论传统

(一)应对三大文论，即马学文论、西学文论和国学文论这三种理论资源和三套话语体系的相互关系，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世界性、民族性和当代性。

确立世界文化视野。在全球化语境下，切实有效地检视和推进西方文论或外域文论的本土化问题，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世界性和人类性。确立民族文化视野。逐步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化问题，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确立主导文化视野。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新形态和新成果，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学理内涵和学术水平，努力建构一体、多元、主导的和谐有序的文化系统，当代中国的文论结构应当是一个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也应当有主导的文化。无主导的多元文化和无多元的主导文化都是不合理和不健全的。

西学文论和国学文论各具优长。两者之间，既有异质性，又有同质性，可以通过跨文化的平行研究，求同辨异，融通互补，达到“合而不同”或“不同而合”的目的，以期实现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性转型。拓展对两者的异质性研究，进行深层次的对话，是实现西学文论和国学文论综合创新的重要途径。从哲学基础方面说，国学文论大体上属于“合和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学文论则侧重于强调差异、对立、矛盾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恰好体现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综合，统一是斗争的目标，只有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追求和谐和解决矛盾实际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结构形态方面来说，把西学文论一概说成是“再现主义”的文论和把国学文论一概说成是“表现主义”的文论似有绝对化之嫌。其实，西方也有表现主义的文论，中国也有再现主义的文论。从总体样式的主导方面而言，国学文论多半表现所谓“诗性体验”和“生命智慧”，包括理论在内的文本实际上都是通过对象的生命化、心灵化和情感化，呈现出拟人的物象、比兴、意会、领悟式的审美对象以及审美主客体的整一性和总体性，而西学文论则比较注重建构形而上的恩辨的逻辑体系，追求明晰的分析和演绎的概念内涵。实际上，这两种与思维方式相关的理论形态都是不可或缺的。从精神意蕴而言，国学文化和文论比较注重“求善”，具有浓郁的人伦伦理情结，富于追求秩序的道德精神；西学文化和文论则比较侧重“求真”，弘扬民族和个体的科学、民主和自由精神。实际上不渗透科学民主自由精神的人伦伦理规约和不融入道德精神的科学民主自由精神都是不理想的。从思维方式而论，国学文化和文论以同向思维取胜，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西学文化和文论则以异向思维见长，比较强调文学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为了追求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高度统一，把和谐精神和批判精神整合起来是完全必要的。从上述几个方面，对国学文论和西学文论的基本内涵加以改制和辩证综合，对创构具有民族特色、世界品格和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框架和总体精神是颇有助益的。

应当正确理解“西学”、“国学”和“马学”之间的“体用关系”。主张“西学为体”，“国学为用”，或力倡“国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又都是不完整的。实际上，这三种文化和文论都可以各自为体，互为所用。但从总体和全局上说，龙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尤其应当强调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文论为体，特别是应当主张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体，以西学和国学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体系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新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实际上都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所取得的胜利。正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这种先进的、科学的、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当代中国的面貌和当代中国人的生态和命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体系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三种文论、三种理论资源和三种话语体系都存在着本土化、现代化、民族化、中国化的问题，更存在着一个当代化的问题，以期产生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质态。这三种文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互化”的问题，但谁也化不掉谁，不论是西方文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还是马列文论的中国化，都要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强化和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兼容，互惠同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当立足于当代，对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理论提升，对本土化、现代化和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整合和创新，以丰富和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内涵，创构新时代的具有人类性、民族性、现代性和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体系。

(二)应对两大文脉的理论资源，承接、吸取和弘扬这两大文脉的文艺理念的各自的优长。

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降，历史地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两大文脉：一脉是现实主义的文论传统和文论思想；另一脉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论传统和文论思想。这两大文脉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一是以揭示时代变革、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转型取胜；一是以抒写人文状态、人的心理和心灵的律动、表现人性美和人情美见长。从所发挥的艺术力量而言，现实主义文学追求艺术的说服力、穿透力、震撼力，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往往凸显艺术的魅力、感染力、亲和力，给人以情感上的陶冶。在历史和人文处于相对和谐的正常境况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都可以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两大文脉所表现的内容、价值和功能可以相互偏重而不能偏废，是应该有所倾斜又要防止和克服走向极端。现实主义往往注重反映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但如果把反映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和表现文关爱和人文精神对立起来，可能导致走向庸俗社会学，同样，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往往抒写人文关爱和人文精神，但如果和反映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隔裂开来，可能陷于抽象人性论。因此，倡导历史精神不能以反对人文精神为前提；主张反映历史精神也不能以排斥人文精神为条件。如果现

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颠覆现实主义，同样会造成自身的病态和畸变。事实上，现实主义不能取代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也不能用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模式和范畴去要求现实主义。任何真理都是有规约、有边界的。与两大文脉相对应的两大社会文化思潮同样不能违背它们相互依存的辩证法。倘若用科学主义消解人本主义，或以人本主义抵制科学主义都是不妥当的。不适当地贬抑对方，非但不能打倒对方，反而会帮助对方，损害自身，因为任何一种片面地极端的发展都会酿成一种学理上的荒谬，从而走向问题的反面。因此，非科学化的人本主义，非人性化的科学主义，以至脱离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或缺乏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元索的现实主义都会产生学理上的变态与偏执。深长思之，我们理应吸取文艺思想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坚定地走“两结合”的发展道路。

从基本性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隶属于强大的社会历史学派，具有系统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应当努力综合上述两大文脉的特征和优长，以强调社会历史(其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十分重视社会历史框架中的人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研究)、客体、思想、现实和以生活为依托的理想、实践、变革为基础，同时吸取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的文论传统和文论资源，尊重人文、主体、诗性、情感、心理和幻想等因素，逐步形成历史精神与人文精神完美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里，理应解决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

关于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对文学的人文研究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擅长对文学进行社会历史研究，并对文学进行社会历史框架内的人学研究，而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专注对文学进行人文研究。实际上，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和人文因素是交织和融通为一体的。人都是社会历史的人，社会历史都是人的社会历史。可以断言，无史的人和无人的史都是不存在的。从文学创作的内容而言，人本主义和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所表现的人的生态和命运都是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人的生态和命运；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所反映社会历史面貌只不过是所属时代的人和人的精神风范的现实环境。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评论主体而言，无论侧重于对文学进行人文研究，还是侧重于对文学进行社会历史研究，都既要有人文精神，又要有历史精神，都要尽可能地追求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统一。诚然，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并不总是和谐的，有时也会产生差异和矛盾。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历史，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一定境况下会发生冲突和失衡。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社会历史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当新兴的市民阶级取代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的历史变革时期，消极的浪漫主义者幻想把历史拉向倒退，利用文学手段，从道德层面，对这场社会转型进行抨击，发出诅咒和哀鸣；而积极浪漫主义和一些表现主义者则通过诗歌、戏剧和文学创作热情赞美这场历史大变动给新兴阶级带来的新生活和新自由。现代主义和一些现实主义者则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黑暗和罪恶所造成的异化和给人带来的荒诞痛苦的生活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些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往往站在不同的人文立场上，对肯定人的历史加以赞颂，对非人化的历史进行声讨和控诉。这是因为人与社会历史的矛盾的背后，归根结底，隐藏着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关系，反映着权力和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分、配和再分配的激烈冲突。

关于对文学的“诗学研究”与对文学的“思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文学研究中的“诗”与“思”已经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热门话语。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和对文学的“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诗学研究”侧重于对文学的情感把握；“科学研究”侧重于对文学的思想求索。文学的“诗性”可以给人们以情感上的陶冶和释放，文学的“思性”可以给人们以智慧和思想上的启迪。从人类的意识结构而言，思想和情感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互渗互补，共生共存。脱离思想的情感是盲的，没有情感的思想是冷的。从两者所使用的思维范式来说，对文学的科学研究侧重于遵循把握对象的事理逻辑，对文学的诗学研究注专于使用把握对象的情感逻辑。脱离事理逻辑运用情感逻辑可能陷入迷狂，导致欲望的放纵，撇开情感逻辑运用事理逻辑也会使人感到很不亲切。完全排斥“诗学研究”的“科学研究”和完全撇开“科学研究”的“诗学研究”都不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从当代西方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看，一方面，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开始重视文学的“诗性”；另方面，“诗学研究”正在通过文化研究在文本层面或通过文本向社会历史辐射、回归和转向。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应当把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人文研究”，把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和“诗学研究”有机地融合起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期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

关于文学中的理想和幻想的关系问题。上述两大文脉和两大社会文化思潮对理想和幻想的性质、根源、价值、功能的阐释是很不相同的。理想是向上的、积极进取的；幻想除此之外，也有消极颓废的。尽管理想往往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只有那种积极的富于现实性的幻想，才能转化为可以预期和实现的理想。幻想和理想，都能体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两者的心理内涵可能有交叉和重叠，但较而言之，理想更加适应现实需要，更具有现实基础，往往能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如“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而幻想则显得虚脱、空洞和浮泛，多半只能停留在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思维和头脑中。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浪漫隋怀和主观幻想，只能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一种精神的补偿和心灵的抚慰。这些带有假定性和虚浮性的艺术理念，都一定程度上不适度地夸大了文学对人生的救赎功能和文学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从康德的“人给自然立法”，到席勒所追求的“审美的人”，到弗洛伊德的“白日梦”，到尼采的“笑一切悲剧”施展“强力意志”的“超人哲学”，到叔本华为了“摆脱人生的痛苦”所痴迷的“涅柴境界”，到海德格尔所神往的“诗意地栖居”，以至到一切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思潮、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等等，都把文学艺术的审美超越功能最大化和极端化了，附带上浓郁而又空泛的乌托邦性质。这些企图提升人和解放人的美学理念只能停留在人的空想、幻想的精神、思维、情感、意识、想象、舆论、文本、语言层面，由于脱离生活基础，排斥科学精神，拒绝社会实践，根本无法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把人和人的一切心理因素，包括人的理想和幻想，都置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里加以解释，认定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的诗性、情感和幻想，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存在和生态在心理层面的投影和

折光。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承接和发扬了历史先驱者们主张文艺和审美可以育人济世的优良传统，并把文学艺术视为改造世界的精神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实践的力量去改变旧环境，才能创造出新世界。马克思、思格斯指出，反对人在舆论、情感、幻想中和“纯粹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只有把人的情感和幻想通过社会实践，转化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才能“圆梦”，才能使人的情感、幻想和理想变成物化形态，从而真正地实现历史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确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对应物，实际上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真理的存在是多向度和多维度的。因此，对真理的探寻也必然是多向度和多维度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全面，应当从横向上拓展研究对象的广度；真理是深刻，应当从纵向上发掘研究对象的深度，真理是过程，应当从流向上捕捉和跟踪研究对象的矢度；真理是关系，应当从环向上勾勒和描述研究对象的圆度…。上述的多种思维向度是笔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本的相关阐释中精心搜索和提炼出来的。这种研究范式实际上是一种全景思维、宏观思维、综合思维、立体思维。思维方式的变革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总是孕育于前思维和前思想的母胎中。学界期待着一种好比从牛顿式的思维方式向爱因斯坦式的思维方式的新发展和新跨越。进一步拓宽和开掘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式，是促进学术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文艺学也是科学。不论把文学界定为哲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科学。从事文学研究的文艺理论家实质上都是科学工作者，都是思想工作者。既然是科学，都要追求真理，探讨本质，寻找规律。诚然，两者的表现形式是很不相同的。但作为科学思想工作者的文艺理论家都必须具有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应当以实施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为己任。不加分析地“遮蔽真理”、“反对本质”和“消解规律”的解构主义是不尽合理的。应当解构那些僵化的、凝固的、教条的、过时的“真理”、“本质”和“规律”，但不能连同对有价值的“真理”、“本质”和“规律”本身的探索也一起抛弃了。解构的动机和目的应当是为了建构。一切有志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的学者们，应当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以开放的心态，发展的眼光，海纳百川的胸襟，广阔深邃的视阈，善待他者，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掘一切深刻的闪光的学术思想，凡是有价值、有意义、有合理性、有真理性的文论资源和理论成果，都要加以承接、吸纳和弘扬。

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和其它研究范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封闭和阻碍了一切有用的和有效的研究范式的产生和采用，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范式的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天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当自觉地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对一些重要的研究范式进行挑选，优化组合，择善而从，同时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得到丰富和深化。

研究范式，同样存在着一个主导与多元的关系问题。只要是合理的和有效的研究范式都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我们主张运用以最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求真务实，解放思想、整合上述一切有价值的研究范式，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理论研究，以期扩展研究视阈，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变革，为创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而不断求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