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胜　潘黎勇

内容提要“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是中国现代美学在创生之初就具有的一种思维范式，它的隐含逻辑是通过审美，经由感性层面对人性进行改造来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最终完成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这种功利主义的美学范式虽然与审美无利害性这一原则存在巨大矛盾，但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却被整合进统一的现代性设计之中。与此同时，这一思想范式也使中国现代美学不可挽回地走向异化的悲剧性宿命。

中西文化碰撞下产生的中国现代人文学术，从发轫之初就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和政治诉求。面对国运衰败、民族存亡，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秉有这样的使命和诉求已然具有了一种不正自明的先天合法性。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学术在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大量借鉴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但其内在的学理气质和思想品格却更多地继承了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政治理想以及“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从宏观上来讲，中西思想文化作为创生中国现代学术的两个母胎，主要从两个方面锻造了它的精神面貌：一方面是学术独立这一现代性品格的确立，即“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现代学术追求，它是现代世界赋予学术领域的一种自洽性与合法性根据；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学术又天然地受纳了包容在传统学术思想内核中的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精神和政治抱负。延伸至现实层面就是一种“学术救国”的理念，这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无可逃脱的一种政治文化宿命。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国民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启蒙运动如何与政治、社会层面的救亡兴国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点在哪里?

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作为现代学术的逻辑范式

林毓生在考察“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根源的过程中，提出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概述反传统主义思维路径的逻辑范式。在反传统主义者看来，“必须把过去的社会一文化一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而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又是这一“有机式整体”的中心场域，是社会一政治秩序据以凭附的价值前提。既然我们认同社会一政治秩序和文化一道德秩序作为互相纠结的文明整体而存在，那么，对社会一政治秩序的否定，在逻辑上势必指向对文化一道德秩序的批判，亦即对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否定，进而对其进行改造和重建。虽然社会一政治秩序可以通过外在暴力被摧毁，但其所依附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念却具有超常的生命力，它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形态积淀为凡常的民族心理，并有可能再次成为新的社会一政治秩序的价值依据和心理安全阀。辛亥革命虽从表面上摧毁了封建的社会一政治结构，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些事件却使一批知识分子相信，如果不从根基上摧毁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构方式和价值模式，建构新的社会一政治秩序便注定是徒劳的。所以，反传统主义者得出的结论是：“以全盘否定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而“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此即“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进一步来讲，思想文化的改革最终将落实到人的精神层面，也就是对人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改造和重建。这种思想文化优先变革的信念。在中国现代社会语境中泛化为知识分子的普遍信仰，成为整个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思想范式和精神旨归。现代知识分子坚持认为，“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即后来学界所概括的“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也就是通过思想文化场域的“启蒙”(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则集中表述为改造“国民性”)工程实现民族国家的“救亡”意图。这正是“学术救国”理念所隐含的逻辑程式。

林毓生将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范式视为儒家一元论和唯智论思想传统在现代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一种新的变异和发展，其核心观念是将人的道德心智力量看作解释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后或终极的分析点和着力点，以致我们在普遍的文化层次上面临某种道德和政治问题时，便强调基本思想的力量和思想领先的地位成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一具体而言，就是将人心的根本思想改变当作其它一切变革的基础。在林毓生那里，形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原因在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实际社会政治形势的要求与他们所继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灵深处的爱好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其中，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强烈而持久的偏爱”，是形成这种一元论和唯智论思想模式最为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道德心智一元论作为一种分析范畴和思维范式必然在现代思想框架中被再次接受和运用；而使我们过分关注和引起我们更大兴趣的外部社会政治形势却只是辅助因素，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现代社会结构上述思想范式的强效催化剂，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源自传统文化的思维结构。这也向我们证明，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背景作为“前理解”视域而对现代美学的精神塑造产生重要影响一它决定了一些重要的西方美学范畴、命题甚至整个美学学科在中国语境中的性质和面貌。

中国现代美学是作为自觉设计的现代性整体工程的一部分而被建构的，其现代性审美精神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追求的总体目标相一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现代美学既从传统中继承了深厚博大的道德一政治理想，又在近代西方美学召唤下突显了建立独立、严格的现代学术规制与体系这一强烈的现代性愿望；而独立的现代学术规制的创立，则又是为了更好地实践道德—政治理想。

从学科知识形态上说，中国现代美学显然得自对西方美学的参照和移植。但由于其学科性质所包含的对人的精神情感世界的天然关注及其影响，使它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觉用来证明和扩大心智一元论这种分析范畴和思维范式之有效性的合理资本。因此，中国现代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被作为一门纯粹的学科来对待，而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而降生”。由于“改造国民性，唤起人民的个体自觉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从而建成国富民强的新中国”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最终目标，而美学学科的内在特征与这一目标指向相一致，因而“美学被引进之时，就决定了它作为启蒙工具为改造国民性而服务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现代美学在成为思想文化启蒙生力军的同时，也合法地分有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分析范畴，并将之内塑为美学本身的独特思想范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现代美学并没有过多地对诸如“美是什么”一类本体性问题进行过多追问，而是更多地探究“审美何为”、美学对人有何意义等审美价值学或审美社会学的问题。由于这种逻辑范式导向一种外在的现实诉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美学自身在学理层面的拓展与推进，强烈地规约了美学的学术品格，并最终造成了中国现代美学在发展过程中合规律性

与合目的性的强烈冲突。

二、“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作为一种美学逻辑范式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美学如何以其自身学理的特殊性来表述和运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一逻辑范式?

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现代美学在立足传统美学资源的同时，合理吸收近代西方美学中最为基本的命题、原则作为构建自身体系的逻辑框架和思想模式，其中包括对Disinterested一词的翻译和阐释。王国维把它解说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朱光潜将之解释为颇具道家意味的“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宗白华则理解为“唯美的眼光”或“无所为而为”在范寿康那里它便成了“艺术观照的态度”或“无我的境地”。这些对审美无利害性原则既具传统文化韵味又体现鲜明现代性色彩的解读，无不是力图将审美从传统的依附、服务于政治和道德功利性目的的存在方式中解放出来，将之构筑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价值世界。“审美无利害性”原则成为中国美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分界岭，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得以成立的一个最大根基。

王国维是第一个将审美无利害性原则引进中国美学并对之进行集中阐释的学者。他把美的性质定义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从而将中国美学推入现代轨道。我们之所以将王国维奉为“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学界扯起了审美独立的第一面大旗，并尖锐批判了古典美学的政治(道德)功利主义传统，以此为中国美学现代转型奠定了必要的学理基础。尽管王国维认为美术(文艺)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无用”，但他却进一步揭示出这“无用”之中的“大用”意蕴，即其“无用之用”的美学思想。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王国维说道：“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在他看来，正因为中国人为人为事都是“利”字当头，所以文艺作为一项非关现实功利的“无用”之事业。为世人所不顾，但那是因为世人没有认识到审美之无用的背后却隐藏着大用之处。这个所谓“无用之用”的命题，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功用内涵：第一个“用”是指世俗的政治、道德功用，第二个“用”是指对人的精神心灵层面的建设作用和启蒙意义，亦即艺术的美育功能。在这里，王国维主要是否定了审美艺术的直接政治、道德效用，而强调了它在慰藉人的情感、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方面的功用。而这种审美艺术对人心的效用又首先立足于审美独立论之上，反过来说，“王国维主张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的情感得到满足和升华，从而拯救人生，这才是他的审美和艺术独立论的本意所在”；“王国维讲审美无用，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用；他讲艺术的形而上学意义，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解救。”

不能否认，王国维对人生和艺术问题的讨论具有较强的形而上色彩。但是，由于这种形而上色彩建基于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亡国无日这样的形而下的现实土壤，因而就不能不把人生问题与政治、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而审美通过与人生问题的紧密关联，也就必然隐指政治、社会层面。正因为如此，提倡学术、审美独立而很少将学术讨论直接关联到现实问题上的王国维，才会在《去毒篇》中将吸食鸦片这样的社会问题诊断为“国民之精神上之疾病”，认为根源在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其原因存于感情上”。所以，他提出要用美术慰藉国“民情感、兴国民希望，以此让国民精神不再空虚，进而达到戒除鸦片烟的目的。在这里，王国维将审美艺术最直接地运用于解决社会问题之上，也就是将美育的功能直接契入当下社会现实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可以说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一逻辑范式在中国现代美学中最具体鲜明的体现。

蔡元培则突出强调了美的两种基本特性即普遍性与超脱性，这显然是基于康德对审美判断的分析。但是，他又创造性地将审美判断的这种内在特性做了功利性的发挥，即与现实人生关联起来，强调“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估计”，而“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这样，审美的最终目的就能使我们“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与人同乐，合已为群”，从而养成“宁静而强毅的精神”。这也正是蔡元培所不断阐发的美育陶冶情感的功能。质言之，蔡元培强调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美感特性的单一言说，而是始终围绕陶冶情感、完善人格这一美育目标来加以阐发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蔡元培所阐发的审美之于国民性改造的意义，很容易发现，他并没有将美育所陶冶之情感视为一种生命本体来对待，而是以情感陶冶服务于道德提升，把美育当作促进道德进步和完善的推动力。比起王国维，蔡元培的美学具有更激进的功利主义色彩和现实针对性，如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并身体力行地将之贯彻到教育实践之中，还非常具体地反复说明实行美育的步骤和方法等。“蔡元培的美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与现实斗争实践和美育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不遗余力地传播美学思想，实施美育，完全服从于革命救国的需要，是他推行‘教育救国路线和进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其实也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一现代美学范式的一个比较激进和典型的范例。

王国维、蔡元培两位的思想路径，向我们具体昭示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作为一种美学范式的逻辑自治性，即：他们在立足于“审美无利害性”原则的同时，都将之作了功利主义的阐释和发挥。那么，这种功利主义的操作在何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合理的呢?将“审美无利害性”作为学理基础的中国现代美学，如何能够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一具有巨大功利性指向、与自身学理基础决然违背的思想范式接纳为体系内在的逻辑范式?“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一思想范式在面对“审美无利害性”原则时，又是如何建立自己有效的言说策略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剖析其内在机制。

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对一个“美学共同体”的范式分析

康德最早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审美(鉴赏判断)规定为“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它所给予人的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审美无利害性”经过康德的论证而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的一块最大基石；“无利害性”被认定为审美知觉的最根本特征，成为鉴别审美判断的试金石。康德之后，任何关于审美活动的讨论都必须置于“无利害性”这一自明性原则之上，否则便失去了在现代美学学理框架内探讨审美问题的合法性依据。“审美无利害性”原则不仅架构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逻辑体系，而且体现了现代美学对审美和艺术自律的现代性诉求。可以说，“审美无利害性”原则打造了一个超绝自足的、纯然的审美

世界，它将人类文化中任何功利性企图或实践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也决不让审美活动越界染指任何功利性领域。

而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中，“思想文化”是一个具有庞大所指的总体性概念。根据林毓生的看法，它应该涉及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以及世界观。这种思维的逻辑路径是：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在“思想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进行改变，“第一个层次是改变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改变将产生第二个层次，即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变——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而这一切的落脚点都在人身上，即“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以及改变对宇宙和人生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持的全部概念”。这里，“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乃是一个极其鲜明的功利性命题表述，思想文化的改造只是一种手段和途径，它最终指向对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

可以认为，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中探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美学范式的合法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巧妙地处理与“审美无利害性”这一现代美学根本原则的平衡关系。无论我们在美学的学术阵营上如何区分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鲁迅、朱光潜、宗白华等一批中国现代美学重要思想家，他们都具有基本相同的思维路径，即：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人自身，政治改革或社会革命必须以更新人的思想世界作为前提。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而朱光潜以为“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因而“思想革命成功，制度革命才能实现，辛亥革命还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显然，他们几乎都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强调了审美之于人性、人生的重要意义，高扬文艺之于个体生命、国家民族的巨大价值。中国现代美学也因此可以在整体学术形态上被阐释为一种“美育”之学，力图通过美育潜藏的实践性功能和机制，触及世界观改造、国民性批判这一思想启蒙层面，贯彻“立人新民”主张，以此达到改造传统思想文化和现实社会即救亡图存的目的——这也就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命题之所谓“问题”的最后解决。如果忽略他们在具体理论框架和逻辑概念上的差异，而从整体的学术精神和思想范式上进行观察，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他们的美学思想概括为“问题式美学”——内含于理论体系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关注的外指性人生、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而这种理论体系中的问题意识又被非常圆融地整合进了各自理论的逻辑建构之中。鉴于这种对同类问题的关注，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相同的思维路径、分析模式和借用的思想资源，这些美学家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学共同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正是这一共同体所秉有的思想范式和学术信仰。

毫无疑问，尽管“美学共同体”成员把“审美无利害性”作为现代美学始基对待，但他们更多以为，摆脱了政治、道德功利束缚的审美活动能够更加紧密地与人的情感形式、生命状态相联系，从而可以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整个思想世界产生巨大的塑形作用。由此，在理论形态上作为审美活动规律总结、本质阐释的美学，就完全可以合法地参与思想文化的改造，即作为一种启蒙工具参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乃至整个国民性的改造，并以此使美学顺理成章地与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功利性目的关联起来。在这里，我们显然看到“审美无利害性”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种思维范式互相结合的内在机制。

自“民主”、“科学”的现代价值理念被引入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就开始从国家民族的整体生存状况出发，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其它一切则必须围绕这一总体目标进行，并据之为自己寻找存在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基于社会群体价值层面展开的思想启蒙。这种群体启蒙模式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个性、个体的价值，而将国家、民族和个体、个性置于启蒙规划的不平等的等差序列之中。这也是造成个体本位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后依然缺失的原因之一。本来，艺术、审美这种最能体现个性和自由风格的意识形式是能够对群体启蒙的缺憾进行补救的，但在强大的民族危机阴影笼罩下，中国现代美学深深地受制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范式，使审美独立、审美无利害性、艺术主体性、个人风格等现代美学范畴带上了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就连王国维、朱光潜这些所谓审美主义者，他们的目标同样是要通过审美改造人心、拯救社会。在这种境况下，审美对于人的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成为边缘价值而被抛离，代之以对国家利益的思考、国民人格的改造，从而也使审美从对人的形上“救赎”价值沦为形下的民族“救亡”工具。审美、人性这些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被中国现代美学解读为一种工具性、对象性的存在。“人性”作为民主政治的需要而被教育着，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被关怀着；审美作为教育国民的工具被利用着，而不是作为人性的完满状态被企慕和享受着。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仍然具有极大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它被有效地整合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设计中，并为中国美学现代性构筑了一套具有鲜明本土特征的话语逻辑。不过，就在这样的美学现代性建构中，作为关怀情感世界、心灵家园的美学却被当成了解决民族政治苊机的工具，从而使中国现代美学走向了理论异化的悲剧性宿命。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