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培强

摘要：在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应明确：增加消费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恒定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力：美国式过度透支消费不可取；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是改善广大人民的收入状况。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鉴于虚拟经济膨胀和过度的金融创新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必须以马克思关于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发展关系的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下原则：虚拟经济的发展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金融创新要适度；对金融资本图谋暴利的贪婪行为要加以节制。

关键词：金融危机；消费需求；透支消费；收入分配；虚拟经济；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105-05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波及全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在这场上世纪30年代以来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及其金融、经济体系，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种种问题和缺陷，也引起各国包括经济界人士和学者、政府首脑在内的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震憾和深思。笔者认为，在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实质分析基础上，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教训，并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经济发展模式问题进行反思，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讲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国民经济长时期的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发展模式，涉及诸多问题，本文只谈两个方面。

一、关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

1，增加居民消费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恒定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力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显现和我国经济增长滑坡，启动内需保增长，已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中央政府适时地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举措。其实，在国际国内形势剧变，经济出现下行趋势、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启动内需，以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例如，为了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起中央政府连续数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内需。所不同的是，这次中央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不仅出手快，力度大，而且体现了向民生倾斜和注重扩大最终需求即消费需求的特点。

应当肯定，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下行趋势和增长乏力问题，适时地实行集中、配套的启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对于尽快扭转不利局面，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有其必要性和积极--作用的。然而，从保证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发展来说，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应只是作为应急的临时性举措，而要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长期方针。

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一种媒介运动和互动关系。从消费对生产的作用来说，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生产的动力。因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这一基本原理应得到更充分体现。以人为本，让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把提高最广大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同时，我国拥有占全球1／5的人口，有着广阔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应当也完全可能主要依靠国内消费的扩大。这不只是为了尽可能地规避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引致许多国家经济减速或衰退，进而影响我国产品出口之类的国际经济风险，也是使我国经济能在长时期内保持持续的发展动力所必需的。在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应将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恒定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力，形成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

2，美国式过度透支消费不可取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总体经济活动中，消费者支出部分占到70％左右，也就是说，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对于相当多的美国居民来说，其消费的扩大是缺少收入支撑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统计的小时实际工资基本上没有变化。同时，收入差距在扩大。据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其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提供的数据，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职工的40倍，而目前已达到367倍。而且，联帮政府大量财政资源被用于国防，而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等消费的支持严重匮乏。实际上，构成美国消费者消费支出的相当大部分来自信用消费，包括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消费，次级房贷等。

拿次级房贷来说，随着金融市场竞争加剧，房贷机构为了开发更多的客户和新辟利润来源，在原来的优级、ALT-A级房贷之外，创新出一种新房贷产品即所谓次级贷款。次级贷款是专门针对无法满足贷款机构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条件的人群设计的。他们一般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低且变化较大，信用纪录差或者缺失，且还贷额与收入比高。同时，这种贷款首付率低(有的是零首付或接近零首付)，多采用浮动利率。这就使借款人能很轻易地获得贷款，并且最初一段时间还贷负担较轻，但累积的债务不断增加。从20世纪90年代起，次贷在美国兴起。特别是2001年到2005年，低利率和高房价促使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刺激了次贷的迅猛发展。2006年，次贷总规模高达64 000亿美元，是2001年的5.3倍；次贷占全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比例，从1994年的4.5％上升到2006年的20％。

除次级房贷外，信用卡消费的扩张也是美国经济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与一般的抵押贷款和分期付款贷款相比，信用卡提供了消费者在任何时候、为了任何目的都可以使用的不严格的贷款限制。据统计，在美国，从1977年到2001年，一个居民户至少持有一张信用卡的比例，从38％增加到76％；循环信贷占非抵押消费信贷中的比例由16％增加到37％。这表明信用卡贷款逐步代替了其他形式的消费信贷。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均持卡数量达7张之多，信用卡债务高达9 000亿美元。

然而，信用消费实际上是负债消费、透支消费，是“寅吃卯粮”，靠预支未来支撑今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只是将矛盾的爆发推迟而已。而且，透支消费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和虚拟繁荣，掩盖着债务风险的不断累积和放大而使危机不可避免。拿美国的情况来说，低的信贷门槛和高的后续负担，使许多消费者背上越来越重的债务包袱，面临无法清偿债务和消费水平陡降的风险。据美联储的数据，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清偿债务部分所占的平均比重，从1983年的15.6％增加到2007年6月的19.3％。随着2005年起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生活陷入严重困境的人数不断增加。次贷危机又随之扩散到信用卡领域。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9月底，信用卡借贷的坏账比年初增加约1／3。美国运通集团估计，无法偿还的消费者贷款将占其放贷

总数的20％。而贷款违约率上升和坏账增加，迟早会导致各种金融机构的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危机。事实表明，此次美国由次贷危机发展到金融危机，过度的透支消费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根源。

在我国，信用消费起步较晚，还不普及，人们普遍地有较强的储蓄意识和习惯，有必要适当地提倡和发展信用消费。但是，如上所述，过度的负债和透支消费，不但不可持续，还是引发危机的—个重要因素，是不足取的。

3，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是改善最广大人民的收入分配状况

关于我国消费需求为何不足和如何扩大消费需求问题，笔者曾有过专门论述，这里只是对若干观点加以重申，并结合中央关于扩内需、保增长的决策谈点看法。

我们知道，消费需求的大小，决定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将消费能力转化为现实消费的意愿和动力。而这主要依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享有社会保障状况的改善，而不是对未来不确定的收入的过度透支。我们看到，对于启动我国的消费需求，已强调多年，但收效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多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而又享受不到必要的社会保障所致。长时期，相对于GDP和国家财政收入及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偏低。即使是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和国家强调注重民生的2008年，GDP增长9.O％，财政收入增长19％左右，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8.4％，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增长8.O％。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在看来相当可观的人均收入增长背后，绝对收入水平还相当低的阶层(主要是农民)占了总人口的70％，而恰恰是这些最需要政府和社会帮助的低收入群体，却难以享受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这表明，我国消费需求偏低，对大多数居民来说，不是有钱不花，而主要是无钱可花或钱不够花。同时，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大项开支，是难以承受之重，导致人们对未来生活成本的担忧，对手头上有限的钱不敢花，从而引起预防性储蓄倾向的强化，抑制了即期消费。一些经济学者总是强调中国居民要改变热衷于攒钱的习惯，要肯拿出钱来消费。其实，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虽高，但积攒的钱并不多。2008年末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人均不过1.6万元左右。这个数目对于预期不断攀升的大项开支来说，真是小得可怜。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怎能不捂紧自己的钱袋呢!?

扩大消费需求之所以要把改善贫困人口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作为着重点，除了上面提到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宗旨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原因，即为了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出现剧烈震荡，保持其持续稳定增长。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笔者认为，这一论断虽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而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仍有一定的适用性。在我国现阶段，贫困人口和中低收人者占人口大多数，这些人边际消费倾向虽高，但其收入有限，这就使其消费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市场利益机制驱动下的社会生产却呈现出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此相比，消费需求却相对狭小，由此往往引起产品滞销、产能过剩，造成经济生活的剧烈震荡以至陷入严重困境。这表明，着力改善贫困人口和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和享有社会保障的状况，使他们大大提高消费能力和增强消费意愿，是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注意到，此次中央政府推出的两年支出总额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虽主要是以投资来拉动内需，但其中用于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的投资，关系到人民大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的措施更是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这对于拉动消费需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从应切实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来说，如何用好这4万亿元政府支出，尤其是今后国家财政开支如何分配，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开支存在重生产建设、轻民生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倾向，这不但有悖于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宗旨，也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乏力。鉴于此，今后国家财政支出应尽可能保证和增加有关民生和直接拉动消费的投入，尤其是要着力解决好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财政要加大对保就业的资金投入。对于符合资源节约和环保要求，有较稳定的国外市场或有国内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要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以利于开发稳定的新的就业岗位，还要进一步开辟公益性就业岗位。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同时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以减缓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尽可能减少非自愿性的农民工返乡人数。

二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我国有7亿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且其边际消费倾向高。但目前农民的总体消费水平还相当低，据测算，3个农民的消费水平大体上才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我国消费水平低，主要是由于广大农民消费水平低。因此，启动我国消费需求，应把大力开发具有巨大潜力的广阔农村消费市场作为主要着力点，而其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要切实贯彻实施中央有关决策，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以增加农民收入。还要切实保障返乡农民的土地承包收益。

三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尽快构建“二免除一解除”的社会保障制度支架(通过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免除全体国民的生存危机，通过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免除全体国民的疾病忧虑，通过有序组合的多元养老保障从制度层面覆盖全民来解决国民的养老后顾之忧)。同时，还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医疗卫生、国民教育的投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待遇标准等。只有这样，才能破解上学、就医、养老三大难题，使广大城乡居民解除后顾之忧，有钱敢花，从而增强其消费意愿和动力。

二、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关系问题

1，马克思关于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发展关系的分析

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在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中，就曾经揭示了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发展关系。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发展基础上，资本虚拟化趋势必然出现并不断

加强，以国债、股票、不动产抵押单等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的增大，使资本主义生产者能以少量的自有资本支配和使用多倍的社会资本，从而能够打破一些需要大量投资的生产建设对单个资本的规模的限制，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向广度深度拓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制度(主要指股份制度——引者注)——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同时，虚拟资本的发展，还使资本的赢利机会和空间大为扩展。

不过，马克思也特别告诫人们要认清虚拟资本的实质及其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和严重影响：一是虚拟资本实质上只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能独立于现实资本而不停地转手，其市场价值即价格可以脱离其名义价值即所代表的现实价值不断地运动。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有价证券这些抵价复本也构成现实资本，虚拟资本的扩张就是实体经济的增长。二是虚拟资本的增长助长投机活动。由于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不是由现实的收入而是由预期的即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这就会助长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往往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三是信用制度的发展和虚拟资本的扩张孕藏和积累着危机的因素。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在愈益增大的规模上“制造虚拟资本”，这就使一切经济活动发生信用的“交错关系”和直接的“锁链”，而处在这种关系和锁链中心的是伦巴特街(伦敦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代指伦敦金融市场)。信用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导致信用扩张和信用紧缩的转换。“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这就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剧烈震荡。总之，虚拟资本的扩张，使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化，引致整个经济机体的“过敏现象”和矛盾运动。“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四是危机的基础还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2，当代虚拟经济的膨胀和过度的金融创新必然导致金融危机

尽管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状况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马克思关于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相互关系的论述，对于正确认识与对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仍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价值。

在当代，虚拟资本进一步发展为虚拟经济。所谓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以至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经济金融化和虚拟资本迅速扩张的趋势。特别是从如年代中期以后，金融资产增加更为迅猛，其国际流动进一步加速。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400万亿美元，为美国当年13万亿美元GDP的30倍。另据国际清算银行报道，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除去重复计算)，从1992年的800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1 500亿美元，2007年攀升至32 000亿美元，接近商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80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更引人注目。据国际清算银行估算，金融衍生品的场内交易和柜台交易日成交量总金额，1998年为14 375亿美元，2007年已高达82 000亿美元，为世界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

虚拟资本的扩张是通过“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实现的。近些年来，在金融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大力鼓励金融创新和放松金融监管，不断推出复杂的使用高杠杆倍率的金融衍生品。从20世纪90年代起，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就是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迅速兴起的。在次贷基础上，运用“打包”(将次级贷款提升到高一级的结构性的资产包中)和证券化技术，房贷机构又将贷款处理成住宅抵押贷款债券(MBS)、抵押担保债券(cMO)、担保债务凭证(CDO)以及CDO平方、CDO立方、CDS(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这样。通过反复抵押融资，衍生再衍生，进行循环操作，一些大金融机构往往销售比其资本金大数十倍的金融产品。例如，雷曼兄弟2007年年报显示，其财务杠杆比例从2006年的26.2倍上升到30.7倍。两房的杠杆倍率，至2007年底更高达62倍(一般认为以不超过10倍为较适当)。在这个过程中，虚拟资本被不断翻番地制造出来。

应当肯定，金融创新具有金融发展推进器的功能作用，它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风险流动，进行分散和转移。而新的金融产品的不断出现和虚拟资本的增大，则为企业增加融资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供了方便。虚拟资本的扩张还具有很强的财富效应。在经济景气时，不但银行资本家攫取了巨额利润，众多居民也增加了财产收入。2001--2005年美国房地产繁荣时期，房产经济的膨胀使居民财富增加了70％。而虚拟资本的财富效应又刺激了消费的大幅增长，因为它不但削减了人们的储蓄意向，而且诱使人们拿出预期财富来消费，这就促进了超前、负债的透支消费。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代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创新基础上所形成的信用扩张和制造虚拟资本的链条，比马克思时代的信用“直接的锁链”要长得多，其信用的“交错关系”要复杂得多，因而也更易于引发经济机体的“过敏现象”，孕藏和积累着更多的危机因素。虚拟资本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泡沫堆砌成的，它所刺激起来的繁荣景象是表面的畸型的。终难持久。一旦泡沫破裂，接着就是危机的爆发。从美国近些年的情况看，以次级贷款为基础和起始点，通过对同一现金流不断地证券化，衍生出繁多的金融产品，像吹泡沫一样，使金融资产被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放大，就像一个泡沫被刺破一个小孔立即破灭一样，当作为基础信用关系的次贷出现清偿问题时，在此之上构筑起来的“倒金字塔”式的金融产品市场，就会轰然坍塌，虚拟资本的财富扩张效应就会转化为财富缩小效应。据有关资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指数2008年一年内跌幅达36.2％。首先祸及直接贷款人，接着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各类投资者招致重大财产损失。而信用扩张骤然转化为信用紧缩，则使整个经济机体的运行陷入混乱，接踵而至的是实体经济走向衰退。

3，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

遵循马克思有关论述，借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关系上，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虚拟经济的发展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虚拟经济的相应发展。现代经济活动，需要借助货币及各种金融工具，以实现交换、结算、货币化及资产转换。金融中介工具的发展，使很多有风险的实物资产转换为能更安全保有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多样性和可转换性，使大众能保有金融资产，也使企业能以较低的风险成本实现物质资本存量的累积。因此，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股票等金融资本只不过是现实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金融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归根结底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资产泡沫迟早要破灭。这已为当代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历史事实所一再证实。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到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4.5％，而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达20％。金融业越来越转向自我服务而弱化了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职能，经济增长愈益依赖金融业的繁荣和虚拟经济扩张的“财富效应”。2004年，金融部门的利润已占到总利润的40％。正是由于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使美国经济体系难以规避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我国经济发展坚持了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并保持了长期持续较快增长，这也是我国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轻的—个重要原因。不过，也应看到，在我国近些年来的股市、房市投资热中，金融资产泡沫迅速滋长，引起两市的强烈震荡。2008年一年之内，沪、深股市最大跌幅达72％，众多投资者的金融资产大幅缩水。这警示我们：在经济金融化步伐加快和金融自由化的内外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当比例，决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增长业绩而一味放任金融资产泡沫的生长，制造虚拟的财富效应。

第二，金融创新要适度。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监管的金融创新，使大大延伸了的金融链条变得脆弱，孕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正是过度的无监管的金融创新，将美国推入金融危机泥淖，世称股神的金融投资家巴菲特，早在2003年就发出警告：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参与其中的当事人和经济体系的定时炸弹”。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还较低，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竞争力还不强，有必要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但必须以美为鉴，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进行创新，防止盲目过度创新。金融监管要跟上金融创新步伐，将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决不应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创新产品，更不能仅仅为了满足大金融机构盈利的需要而创新，而要更多地考虑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努力推出他们乐于接受、易于操作、收益比较稳定、风险又较小的产品。

第三，对金融资本谋求暴利的贪婪行为要加以节制。虚拟资本扩张的驱动力来自对价值增殖的贪婪追求。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就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即不断增殖自身。他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同时，由于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因此，资本所有者就“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这就必然促使信用扩张和虚拟资本膨胀。事实表明，正是金融资本逐利贪欲驱动下的种种疯狂和冒险行为，导致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错误地认为银行会出于自身利益在放贷时谨小慎微”。其实，他是不懂得也不肯承认，银行家出于自身利益。恰恰会不惜进行疯狂的冒险活动的。而多年来美国金融机构不但给予高管的回报数额畸高，而且当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甚至破产时，少数银行家仍照拿高额薪酬和奖金。这种严重失当的高管激励机制和包赢不包输的金融游戏，更助长了金融资本家的疯狂和冒险行为。因此，克鲁格曼提出警告：“贪婪足以毁掉华尔街。”

资本的本性——对利润的无限追求是不会改变的。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对于金融资本谋取暴利以满足贪欲的行为加以节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实行的维护银行家高额利益的分配制度，尤其是最近有些银行在巨亏和破产后仍拿国家的救助和纳税人的血汗钱给高管分红的作法，已引起公众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指责，要求着眼于权力和责任的对称、银行家的利益与公众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对高管的高薪和分红加以限制。

在我国，随着实体经济的壮大，金融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将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但同时也应当对金融资本图谋暴利以实现贪欲的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对于国内一些金融高管以华尔街高管的高薪为参照系，负赢不负亏，坐享离谱的高薪和高额分红，早已有不少异议和质疑。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应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加以规范，对高管的薪酬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制，以节制其进行疯狂冒险和投机游戏的动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广大投资者克服盲目追求过高的回报率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态，使他们的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化，以利于矫正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倾向，促进其稳定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