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荣

摘要：青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探索历程中体现了如下特点：中西合璧的知识基础；知行合一的方法论；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和唯物史观的入门途径。这正是毛泽东日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思想历程：特点

中图分类号：A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082-05

1920年底至1921年初，毛泽东在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不再彷徨，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一思想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体现了以下特点。

一、中西合璧的知识基础

毛泽东最初的文化心理素质积淀是在家乡韶山期间。在家乡六年的私塾读书生活中，毛泽东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传统的普及读物入门，随后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纲鉴易知录》和古文等。他课余最喜欢读的是《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以及像《水浒传》这类被上层的经典文化排斥在正统之外的“禁书”、“邪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停学两年在家劳动时，认真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及《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前者的洋务救国思想激发了他“求学的欲望”。后者使毛泽东“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这是他接受的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1910年秋，毛泽东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他说：“我志不在经书，我读我的老表给我的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等到我能背诵。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此时就用“子任”作别名。在作文里毛泽东着意师法梁的文风，深得梁氏笔意。梁启超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新民说”对毛泽东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改造国民性思想，都可以看到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毛泽东说：“在这个新学校，我能够读自然科学和新西学课程。”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学习的“新西学”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不得详知，但此时，他通过读《世界英雄豪杰传》等书籍知道了西方的拿破仑、俄国叶卡德林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以及华盛顿领导的北美独立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西方这些伟大人物使毛泽东的心胸豁然开朗，视野由东方达至西方，真正开始接触西方思想。

古代经典与自然科学，古典小说与农民出身，梁氏文体与政治改良，英雄传记与伟人济世，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家乡受到的文化与政治、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双重启蒙。这种启蒙的效果，不仅构筑了毛泽东知识背景的第一轮基石，而且沉淀为塑造他的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

1911年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沙。他平生深厚的文史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就是在这段长沙求学时期奠定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学与西学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情怀。在省立第一中学，毛泽东自学了《御批通鉴辑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毛泽东全身心投入书籍的海洋，也在这里起步“走向世界”。他说：“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斯·密勒)所著的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毛泽东回忆中谈到的这些印象深刻的书，都是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古典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名著。毛泽东自然为这些新的思想所深深感动，乃至在读书方法、锻炼身体等方面也受其影响。尤其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所宣传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尤为深刻。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就常常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是毛泽东自觉学习、研究西方文化的重要时期，为他日后改造、融合中西方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他日后虽没有出国留学，却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因素。

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毛泽东最喜爱的文学大家和诗人是屈原、孔融和韩愈。他有意摹仿过孔融的文风，“深得孔融笔意”。“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深得韩愈文法。他又有选择地下功夫熟读了《昭明文选》，及许多恣肆纵横、气势汪洋的诸子散文和传记作品，如《孟子》、《庄子》、《左传》、《史记》及唐宋八大家的一些作品。从仅存的一本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我们可知毛泽东读书之博。据周世钊回忆说：“他在图书馆借到一些史地书籍看，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罗。”“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谭嗣同、王船山以及康德的著作，都发生很大的兴趣，加以深刻研究。”青年毛泽东深研国学传统中恣肆雄辩、酣畅挥洒一派得来的阳刚豪放气势，奠定了他一生基本的写作风格。同时，他又讲求行文技巧，注重“造势”，他的文章有一股逼人气势，在以理服人的基础上，挟带着一种以情动人的力量。读之光昌流丽，思之入情入境。不仅如此，毛泽东因此而培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对国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之书。当时留学日英、学贯中西的教育家杨昌济，在修身课中，常用自己的著作如《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作为教材。在教授伦理学时，杨昌济采用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课本。该书共约1O万字，毛泽东阅读时写了1.2万字的批语，这就是《(伦理学原理)批注》。当时杨昌济翻译的由日本人所写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出版，毛泽东将其借来，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来。在杨昌济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又成为《新青年》、《甲寅》杂志最热心的读者。“他特别爱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他们便在他的思想中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

在湖南一师毕业以后，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的书刊，还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这大大开拓了毛泽东研究东西方哲学的视野。尤其是毛泽东在这里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他还与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友一道先后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在北大文科大楼进行会谈。总之，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蜂拥而至的西方文化思潮。1920

年6月7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

我们今天虽然无法确切统计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读的全部书籍，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对中国的古学、新学，还是外国的西学，毛泽东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认真加以研究。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毛泽东文化母语之最深厚的文化根源之所在，但他对西方文化同样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与大量地吸收，绝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种“土包子”。他的国学与西学的基础都很深厚。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说，“中西合璧”的学习让他有了开阔的视野，为他日后在科学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同样，青年毛泽东的中西合璧的知识基础，为他日后融合中西文化，将西方文化的最高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

青年毛泽东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实学思想非常推崇，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接受了其道德实践先于道德哲学的正确观点，认为“其知也，亦系经而知之”，已初步认识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即行是知的来源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时，他对知，即理论认识的目的也有明确的理解，指出：“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认为“行”是认识的目的，“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他说：“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可见他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已经有正确理解，即先有实践，后有认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泡尔生的“实践伦理学”，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重行”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理驭行”的实践观。毛泽东在探求大本大源时曾高度强调“知”，即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信仰，掌握真理，以指导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伦理学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指出：“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并认为：“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这样，他就把“知”、“信”、“行”三者统一起来了，并强调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奉行“知了就要行”的毛泽东，不断演绎着孔子的“学而时习之”的至理名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这个主题就成为毛泽东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方法。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认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于是积极参加并主持开办工人夜校。他很早就认识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于是与同学利用假期多次做社会调查研究。1918年冬天和1919年3月，毛泽东又两次到北京近郊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作具体的调查研究。他有段时间认为实行创立新社会细胞的新村运动。是救世的根本方法，于是，从一师毕业后，就与新民学会的会员蔡和森等人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开始新生活试验；并于1919年参加了王光祈在北京创办的“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后来又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以新学校、新人、新村、新社会为理想的《学生之工作》。他还认为改造社会“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于是积极参加领导、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驱张运动等。他在理论上还提出过融合中西文化、探求“宇宙之真理”、提倡自我实现、改造国民性、湖南门罗主义、发展平民教育、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等一系列的思想；在实践上，他参加过湖南革命军、办工人夜校、组织新民学会，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事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文化书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建立共产党等一系列活动。可见，青年毛泽东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向前推进、不断探求真理的过程。和当时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断地选择，也不断地放弃。“湖南共和国”思想，是毛泽东在逐渐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崎岖道路上所经历的最后一段艰难的思想过程，在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发展的链条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的重要作用。而正是湖南自治运动实践的失败，使毛泽东与政治改良主义彻底决裂，于1920年底至1921年初，最终下定决心走俄国式革命的道路，初步找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这种长期养成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行合一的作风，使毛泽东日后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从投身革命之始，就能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

在融合中西文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方法论原则。他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坚信“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青年毛泽东始终扎根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之中，既深刻洞察民族文化中“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的封建劣根性，又充分吸收“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许多“珍贵品”；既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又敏锐地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既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将了解、熟知本国文化作为感受其他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又具有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强烈创新意识，这种辩证的科学的中西文化观，这种在青年时代的文化选择中已经显露出的天才思想的萌芽，决定了他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与教条主义者截然不同的思想路向。如果说教条主义者走的是一条“从理论原则出发套实践”的思想路向，那么毛泽东走的就是“从实践、实际出发看理论”的思想路向，就是根据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选取能够作为实践中指导思想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中，惟有毛泽东能够最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把中国革命从濒临绝境中引导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三、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如何解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是全中国人民关心的中心问题。各派仁人志士为此纷纷寻找自己的理论武器和思想依据。于是，从中国近代的洋务派思想，到康有为梁启超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再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不同的阶级、阶层迭次登上政治舞台，既有不休的争论，又有悲壮的实践。思想界异常复杂，充满矛盾和斗争。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这样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它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内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

毛泽东从接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崇尚梁百超的《新民说》，这是思想的—次进步；从服膺严复的进化论到亲身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不仅是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同时也是在实践上紧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辛亥革命发生后，毛泽东弃学从戎，参加了为响应武昌首义而起义的湖南革命新军，积极投身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火热洪流之中，并成为同盟会《民立报》的热心读者，被孙中山、江亢虎宣扬的“社会主义”所吸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在全国的发展，毛泽东不仅成为《新青年》、《甲寅》等新潮刊物的热心读者，而且还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了他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从《新青年》等刊物上，毛泽东不仅接触到了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等，而且刊物上所介绍的各种新思潮、新主义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日益活跃。毛泽东对其中的“新村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等尤感兴趣，并努力去实验。蔡元培、李石岑等人在北京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后，毛泽东又积极倡导和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这一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和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又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期的各种革命活动。之后，毛泽东积极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并提出“湖南们罗主义”，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参与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等。1920年11月，他同陈独秀取得联系，开始筹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人开始建党的筹备工作。

可以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传人中国的西方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潮，毛泽东都依次深浅不同地学习过，研究过，反复地比较过，有的还认真地实践过；从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从洪秀全到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一直到孙中山、黄兴、蔡锷)，他都接触过或敬仰信奉过。这也正像生物的个体发育重演生物的系统发育一样，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历程也浓缩、凝聚、重演并集中地反映了近百年先进中国人的思想探索历程。正是从近代中外各种思想、理论、主义的反复探索、比较、试验、选择中，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参加长沙起义的革命新军)、“工读主义”的“新村”试验、“驱张运动”、“湖南自治”(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等一系列亲身实践的“结果均归失败”的总结与反思中，毛泽东才得出了“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的结论，从而更清楚地揭示了近百年中国人民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的探索历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

四、唯物史观的入门途径

从1920年底至1921年初，毛泽东在致信蔡和森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中，明确表示完全赞同蔡和森所提出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并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接受唯物史观，这是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标志。从最初的主观唯心主义、二元论到唯物史观的基本确立，毛泽东最终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民主改良主义，而转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最终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入门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仅毛泽东、蔡和森是如此，就是李大钊、李达等中共重要创始人也同样如此。李达的早期著作《唯物史观解说》(1918年)、《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劳工神圣颂》(1920年)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1923年)等，集中系统地传播了唯物史观。从唯物史观入门而不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经典政治经济学入门来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他们不仅是从唯物史观入门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中都是把唯物史观作为重点来广为宣传与阐释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特点，与中国自古以来史学发达，已经具有相当深厚博大的史学研究基础是很有关系的。

青年毛泽东酷爱历史，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这对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研究社会发展史，1943年12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请他代为搜集有关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的书籍。后来，毛泽东把《社会发展简史》一书列为干部必读的12本书之一，并多次强调要学习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他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一定要学习和研究社会发展史，了解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把学习和研究社会发展史作为研究和掌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入门途径，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条非常好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验。

毛泽东等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人中国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从1917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这是当时中国人民急切寻求中国新的出路、改造中国社会新方案的结果；从1923年到1927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除继续传播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外，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一步传播剩余价值理论，翻译出版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文著。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包含第1卷的第1篇)。1936年6月，世界名著译社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的全译本。《资本论》第1卷出版69年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完整的一卷中译本。

在欧洲，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首先接受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在各国工人运动中起支配作用的还是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工联主义。1865年，马克思为批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J·韦斯顿反对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错误观点发表了演说，他“用非常紧凑但又相当通俗的形式”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说；在1867年，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国际于1867年至1869年举行的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要不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战胜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一些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创造了条件。186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些政党的纲领中，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部分原理，是由本国国情决定的。至19世纪下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二三百年的发展史，无产阶级沉痛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更易于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所接受，作为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锐利武器。而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微弱，人们感到沉痛压迫的首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理解和接受缺乏现实感；而唯物史观对团结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更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这或许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较迟，而唯物史观被中国先进分子较早接受并直接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恰恰切准了中国社会时代发展的脉搏。

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探索历程个性化地历史地再现了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历程和历史必然性。青年毛泽东的中西合璧的知识基础、知行合一的方法论、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和唯物史观的入门途径，正是他日后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伟大胜利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