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培育　黄　海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曾经很长时间内以人情、面子为主导文化的人际交往规则依然存在，并呈现出庸俗化、功利化的变异特征。有必要对国人的“人情面子”观进行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对人情面子观的现代变异与权力寻租进行解读，进而提出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矫治方略。

关键词：人情；面子：权力寻租；矫治

中图分类号：G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057-04

中国社会素有看重“人情面子”的传统，林语堂曾经说“面子、命运和人情(FACE、FATE、FAVOR，简称3F)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人情面子”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不仅可成为人际交往的有效平台，而且也可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可用资源。由于商业文化、利益竞争机制和权力腐败风气的影响，传统的人情面子观更是呈现变异趋势，人情面子与权力苟合愈紧，导致权力腐败更加隐形化、复杂化、普遍化。因此，在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深入剖析人情面子观的本质特征，分析解读其变异导致权力寻租的表现形式，探讨提出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矫治方略，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国人的“人情面子观”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做人生难吃三碗面：“情面、脸面和场面”，意即为人处世必须时时考虑人情和面子，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人际关系甚至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中国人在和家庭之外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以人情与面子既作为一种交往的目的，又作为一种基本的交往媒介。一方面人际交往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人情和面子，另一方面人际交往又可以直接拿既有的人情面子作交换，人们在求人办事时常常说“卖个人情”、“给个面子”就是此理。

1，“人情面子观”的基本内容、类型和特性

关于人情面子有多种理解，既可以将二者分开，也可以统一。所谓人情，就是人们在交往中结下的一种私人感情，其中包括亲情、友情、熟人之情、缘分之情、礼尚往来之情等。所谓面子，就是指人们在交往关系中获得的受重视、受礼遇、受关照的感情份量与感情砝码。人情面子的指向就是图方便、图回报，所谓“面子留一线，凡事好方便”。人情和面子不能截然分开，人情是潜在的面子，面子是显在的人情。人情越重，面子越大，面子越大，人情越难辞，隐含的期权回报就越多。正因为人情面子如此关联，所以中国人习惯将二者统称为“人情面子”。概言之，中国人的人情面子观实际上就是一种情面观，是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衷人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

在“人情面子观”这一人际交往理念和规则中，包括三种组成要素：人缘关系、感情投资与期权回报。首先，人缘关系是人情面子世俗化的依托。中国人是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民族，往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与自己关系不同的人，亲人有亲缘关系，宗族有族人关系，乡邻有地缘关系，同事有业缘关系，同窗有学缘关系，每个人都是一定社会群体中的人，总是以某个人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交际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熟人”社会；其次，感情投资是人情面子世俗化的手段。为了维系已有的人情面子与获得将来的人情面子，人们往往采取请客送礼、拜会请安、托人说情、提供方便等手段进行感情投资，以此强化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而影响对方，并进而获得自己想要的“人情面子”；最后，期权回报是人情面子世俗化的目的。因为一方欠了别人的人情，则在社会交换关系中失去独立性，心理总处于一种亏欠与失衡的状态，为了不欠人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还给别人更多的“人情”与“面子”，社会角色也就在人情面子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来回往返、纠葛不清。所谓的“欠人情债”、“受人钱财要替人消灾”、“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等，就是此种心态的表现。

人情面子观支配下的人际交往类型主要有三种形式：礼尚往来型、急功近利型与知恩图报型。所谓“礼尚往来型”，是一种在常规的人际交往中积累人情面子的方式，其强调“来而不往非礼也”，以互相拜访、走动、问候为形式，其目的性、功利性是潜在的、隐形的。所谓“急功近利型”，是一种在急促和实用目标指向明确条件下，进行人际交往和请托送礼获取人情面子的方式。所谓“知恩图报型”，是一种有意识对人施好、予人关照，旨在获取期权性人情面子的施舍式交往方式。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做事总存在着一定的原则与套路：“来而不往非礼也”、“熙熙攘攘无非利来利往”、“有恩不报非君子也”等等。通过礼尚往来维系人情面子，通过人情面子快速达致社会交换，通过知恩图报还给人情面子。

论人情，拼面子，讲礼尚往来是“熟人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世俗性、功利性、扩张性、超常性则是人情面子观的基本特性。为了使某一社会活动顺利开展，或当某一社会活动遇到阻碍时，当事人首先所想到的并不是制度与程序，而是立马想到去寻求一些非正式渠道，搭建自己的“关系网”、“熟人圈”，从而顺利实现人情面子的世俗性与功利性的交换功能。同时，人情面子支配下的“关系”可以通过托情不断扩张外延，在这种走非正式渠道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当事人所要寻找的相关人与第三人不一定是自己既定关系网中的人，完全有可能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只要是能在彼此之间找到利益交换与资源交换的共同点，就能找到面子与人情的支撑点——“交换”。人情与面子对社会交换的常态介入，也就使得社会机制按非常态运行，“规则、理性和制度难以不遭遇抛弃，人情与面子成了权力再生产的主导者”。

2，人情面子观形成的原因剖析

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决定。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农耕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人际交往的特点，农耕文明的封闭性决定了乡村社会是一种乡土性的“熟人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认为的那样，“熟人社会”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差序格局”，“即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每个人都能而且只能利用“差序格局”由己推人，成为人际交往圈子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人缘关系，就成为搭建“关系网”、“人情网”、“面子圈”的基本元素。“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理论来源，也是解释中国延续千年的人情面子观的基本理论工具。

儒家文化伦理观念的决定。儒家文化的宗旨是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的基本核心就是伦理”，人生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种种关系就是种种伦理，所谓“人伦”即是此意。正如梁漱溟所说，“儒家文化伦理不是从社会本位或个人本位出发，而是从人与人之关系着眼，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来而不往，非礼也”，儒家文化伦理对“关系”的重视，也就是对“交换”的重视。这个礼实质就是儒家

文化伦理中人际交往的“交换”之道，合不合礼，就在于合不合乎人情与面子，所谓“世事不谙非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即为礼，不通人情郎为非礼。因此，儒家文化伦理作为一种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上的社会理论，对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人情面子观的形成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封建制度人治模式的决定。封建制度人治模式的重要特征就是以权力规划社会资源、以“父权制”维系官民关系、以清官意识“为民做主”，在这一模式中，掌握权力者也就掌握了资源配置、人际交往与社会交换的主导权，从而成为有“面子”的人，可以“卖人情”的人，“权力”也随之成为“人情”“面子”的追逐对象与结合点。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将关系圈的搭建围绕权力进行，人情面子也在寻找权力中获得社会交换的支撑点，在办事处事中也就有了所谓“有关系(权力)的就没关系(事)，没关系的就有关系”这样的说法，“权力”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关系”的代名词。因此，封建制度下人治模式的运行规则，同样也对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人情面子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3，人情面子观的历史功过与时代局限

传统人情面子观下的“熟人社会”实质是一种人情社会、面子社会。“熟人”传统下，情理社会的人际伦理实质是由人情与面子主导着的情理合一。作为社会之理的执行，只有照顾到了人情和面子的成分，人们的社会行为才是得到认可的行为，否则就是与社会文化的背离，不仅会招致舆论的谴责，还会导致社会交换的不成功，“不通人情”、“不给面子”就是人际交往中对人的贬称与批评。因此，人情面子观暗含着这样一种交往伦理与人际伦理：情在理之前，情在律之上，“法律不外乎人情”，人们为人处事的时候应“合情合理”，不可不讲人情，不可不给面子，并成为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交往法则。不可否认，人情面子观作为一种传统的人际意识形态，在维护人缘关系、维护等级秩序、维护家庭团结、保持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为农耕文明中儒家传统下人与人的社会经济交往，提供了良好的解决办法，并使人际交往与人际伦理呈现出“温情脉脉”的特征。

然而，人情面子观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有悖法治、有悖公平、有悖竞争。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完全由人情、面子支撑，那么被放弃的就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如此之社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人情昧，更多的则是由于人际资源占有不均而产生的不公平。少部分人可以借着人情与面子的运作，得到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非理性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人际交往出现从情感型向功利型的转变，人际伦理出现从人情法则向利益原则的转变，人际关系出现从世俗化向庸俗化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一个由人情与面子支撑，而非理性与制度主导的社会，最易产生专断人治与权力寻租。

二、人情面子观的现代变异与权力寻租

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熟人”传统下的的人，隋面子观呈现出新的特点：人情与面子因为商业文化的侵袭，“革命伦理”的消减，传统官民关系的延续，而发生利益化、扩张化、庸俗化与极端化的变异。待人处事、人际交往是利益先行下的“关系网”，交易先行中的“熟人圈”，市场要素与权力因子进一步相结合。人情面子让占用权力的人成为权力的“贩卖者”，让不占有权力的人成为权力的“购买”者，权力沦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不正当的交换中自葬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权力的公信力。权力寻租加剧了社会结构内部的进一步“断裂”，也使得社会秩序进一步混乱化，交往规则进一步利益化，人际伦理进一步庸俗化。

1，人情面子观的现代变异及其原因

注入经济利益的成分更重。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化原则成为生活的基本支配原则，使得现代经济的自由配置资源得以可能，但是它却没有给人情面子观的道德重建以时间和机会，而是将人情面子直接带入利益化交换时代，“卖人情”、“给面子”不是讲感情，而是讲利益，利益至上的原则开始主导人情面子的功能指向，人情面子观的情感成分消减，工具性的经济利益交换成分凸显，导致人情交往出现唯利是图的趋向，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花费开销越来越大，一顿饭可能吃掉几千几万，一个红包可能多达十万百万，一份礼物可能以车运船载，由此造成巨额贪官也就不足为奇了。

渗透社会领域的层面更广。在工具性的经济利益交换成分凸显的背景下，人情面子开始超出一般的人际交往范畴，渗透进社会的生产、消费、流通等各个环节，干部提拔、上级考察、经费划拨、项目支持、发文章、争课题、评职称、评荣誉称号、评成果奖励、甚至评先进都染上了人情面子的“交换”色彩。职能部门靠行政权力“卖人情”、“给面子”，公务员靠公共权力“卖人情”、“给面子”，科研单位靠学术资源平台“卖人情”、“给面子”，普通百姓靠购买作为生产要素的权力来获得“人情”、“面子”，部门与个人越来越倾向于将职位、资源优势发挥到极限，部门利益化、职位利益化、资源利益化、交往利益化成为基本的心理预期。

使用感情投资的手段更多。人情面子的获得与维系需要不断地进行感情投资。发信息、寄贺卡、请客送礼、拜会请安、托人说情、请讲课、请兼职、请当评委、请出国、请旅游、为人提供方便、拿公共资源作顺水人情等都可以成为感情投资的手段，此类手段，严重时甚至可以发展到送美色、送官位、送票子、送车子、送房子、送别墅的程度，制度与规则的被破坏成为“送人情”、“给面子”的一种常态。

体现急功近利的理念更浓。为了办事方便没有关系要拉关系，有关系的要加深关系，如何“拉”，如何“加深”，办法就是立即行动，请客送礼，争夺人情面子。正所谓“香烟一敬感情拉近，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由于人情面子观与市场要素的相互苟合，使得公事公办成为不通人情，按章办事成为不给面子，以利益为纽带的人情面子成为办事处事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与助动器。为了“不能办的事要能办”、“可以办的事要快办”，人情面子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事情一旦办成，人情面子得以维系的传统感情要素也随之消失，“利在情面在，利失情面失”，人情面子的急功近利要素体现得淋漓尽致。

2，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表现形式

人情面子用以解脱罪责，是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徇情枉法、以情扰法、权大于法、钱重于法的背后，都有以利益交换为背景的“情面”因素在作祟。通过“关系”运作，法制让位于人情，律条让位于面子。一位领导犯了错，一位公民犯了罪，可能会有一堆人去说情、打招呼，也可能会有一帮亲戚朋友去送礼拉关系，最后导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就会产生寻租利益，导致权力腐败。

人情面子用以跑官要官，是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掌握权力就掌握了“关系”的联结点，权力主体作为“关系”的支撑点，就成为了人情面子的追逐点。有很多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腐败之路，一开始都是没有捱过“人情面子”

这一关。一些跑官要官者通过交友、宴请、玩乐等方式接近上级领导，致使一些领导干部拿原则做人情，不讲党性讲面子，不讲正气讲和气，使人情面子成为权力腐败的催化剂，成为公共权力主体攫取私人利益实现权力寻租的桥梁。

人情面子用以攫取资源，是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第三种表现形式。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通过合理的制度与规则，而是通过人情面子搭建的“关系圈”运作。“熟人可以多吃三两豆腐”，圈子越广，资源越多，有关系才能有资源，权力资源被市场化，公共资源被私人化，职业资源被利益化，社会资源被个体化，人晴面子在攫取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破坏正常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资源。所谓“跑部钱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人情面子用以升学就业，是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第四种表现形式。升学就业不是看成绩，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谁的面子大，谁的人情多，比成绩变成了比面子，比能力变成了比关系，为了上个理想的学校，谋个理想的职业，权力再次成为人情面子的追逐点，人情面子在购买权力的过程也完成了对权力的再生产。一些有关部门的公共权力拥有者，利用目前升学就业难的机会，受人钱财而后为人安排升学就业，最后沦为阶下囚，怨恨绵绵。

3，人情面子致使权力寻租的危害

人治破坏法治。法治社会的制度规则重视的是程序，而人治社会的制度规则重视的是情面，在人情面子的权力寻租中，制度被虚置，情面被强化，法治让位于人治，正式规则让位于潜规则。人们在办事处事的时候，往往不是寻理，而是寻求关系，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按关系办，考虑的不是在法理上战胜对方，而是考虑在人脉上取得优势，法制与律条的严肃性被破坏侵蚀，其必然结果是阻碍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

温情驱逐理性。温情脉脉的情面观奉行的是权变之道，正式的制度可以被虚置，规范的规则可以被儿戏，严谨的理性可以被驱逐。权宜变通的根基在于人情面子，人情面子的来源在于利益交换，利益交换的实质则是权力寻租。权力寻租在披上温隋的面纱之后，“情难自己”地破坏规则至上的原则，“合情合理”地以对事实的情面化处理为非法的利益交换行为做掩护。“儿女情长，则英雄气短”，此话不是没有道理，很多领导干部过分地讲人情面子，势必驱逐理性，削弱正气，滋生邪气，最终使社会在看似温情脉脉中腐化堕落。

私利侵吞公义。在人情面子观下，没有不能改变的原则，没有不能变通的规矩，巨大的情面攻势下，私利是第一位的，公义仅仅只是双方不当交易的一个摆设和借口。办事处事中对公义的损害越大，人情面子的作用也就越深，在利益交换中的谈判能力也就越高，私利的获得也就越多。过分讲人情面子，权力难免不会寻租，权力一寻租，人情面子就自然成为同谋。因此，私利的获得往往以对公义的侵吞为代价，人情面子的获得往往与对公义的损害程度相对应。

眼前取代长远。人情面子观下的权力寻租使得人际关系日益急功近利，人际伦理日益功利化、庸俗化，以利益为基础的人情面子解构了熟人面纱下的“温情”与“和谐”，也颠覆了“物质利益”是一时、“人情关系”是长远的传统情面观。长远的人情利被眼前的“物质利益”所取代，市场经济的人际交往中也出现了温隋驱逐理性的前市场人际伦理，与眼前取代长远的后市场人际伦理双重存在的悖论。

“外交”削弱内功。在事事都言人隋，人人都讲面子，处处都靠关系的人情面子观的权力寻租中，人们依靠的不是规则，而是情面，注重的不是自身锤炼，而是外部交往，看重的不是“内圣外王”，而是“外交”关系。不学无术的人通过拉评委的关系做评委的“工作”照样可以获奖，评高级职称，甚至“以劣币驱逐良币”。在人情面子与利益交换的结合中，道德伦理显得不堪一击，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更是难以培育。工于心计、过于计算、庸俗功利的人情面子观，也就失却了其传统的维系人际和谐的正常社会功能，并进而对人际伦理的异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长此以往，必然削弱社会与人的内在竞争力，导致社会失去活力，个人丧失进取力。

三、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矫治方略

“权力”本是一个中性词。但在官本位意识、利益主导下的人情面子交往规则的背景下，权力往往超出权力本身而被滥用，甚至被无限制地放大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及角落，这时的权力就完全可能延伸向市场，进而破坏市场的中性，产生所谓的“权力寻租”。囡此，消除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运行制度，培育良性人际交往伦理，通过改造传统的“人情面子”文化，削弱权力主体的人情运作空间，健全隋面与权力交易的惩处机制等手段，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矫治方略。

1，改造中国的“人情面子”文化

强化竞争意识。熟人社会是一种情面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竞争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人类因竞争而充满生机与活力，社会也因竞争而不断演化与进步。因此，改造国人的人情面子文化，首要问题是改造和削弱熟人社会下的温情意识，培养和强化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

强化公平意识。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不是熟人社会中对人情面子的竞争，而是一种仓Ⅱ造公平的机会与制度，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竞争。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是阻碍社会公平的一个根本要素，因此，改造国人的人情面子文化，需要强化公平意识。公平意识下的现代竞争，胜利者可以心安理得，失败者不会怨天尤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竞争规范有序。

强化能力本位意识。“以人为本”在熟人社会是“以情为本”，在现代社会则是“以能为本”，人与人之间比的不是人情，拼的不是面子，而讲的是能力。因此，改造国人的人情面子文化，需要强化能力本位意识。能者上，庸者下，资源获得与社会性交换靠的不是人情面子，而是能力大小。大家都在能力本位的基础上公平竞争，人情面子的社会功效就会自然削弱。

强化法制意识。熟人社会强调“法律不外乎人情”，现代社会主张“依法治国”，人情面子不能凌驾于法制之上。因此，改造国人的人，隋面子文化，需要强化法制意识。在一切按制度办事、按规则行事、按程序运行的法制意识中，人情与面子也就自然失却了运作的空间。

2，削弱权力主体的人情运作空间

建立健全法律规章。首先，以建章立制明确人情面子的运作空间。权力必须在法律与制度的范围内行使，人情面子同样也必须在遵守法律与制度的前提下运作，使权力运行与人情面子的操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既照顾温情，更考虑理性。其--次，以规范领域细化人情面子的操作范围。建章立制中，对哪些领域不能掺杂人情面子因素，哪些领域可以适当照顾人情面子，都应该在不违反制度与正式规则的前提下对其规范。最后，以法治意识培养淡化人情面子的运行功能。从“利益至上”转变到“制度至上”，从“为民做主”转变到“以民为主”，从“关系取向”转变到“规则取向”，实现政府层面上的法制化、社会

层面上的道德教化与公民层面上的公民责任强化的协调推进，搭建削弱人情运作空间的科学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权力的监督机制。首先，“官大官小”都要接受监督。要重点监督“一把手”的权力使用，“一把手”既是班子中平等的一员，又在班子中处于关键位置，往往是人情面子寻找与支配的主要源泉。其次，“上班下班”都要接受监督。权力行使到哪里，人情面子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应该实行到哪里，把权利主体的“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都纳人监督的范围。最后，“任前任后”都要接受监督。任前监督应多方位考察，防止“带病提拔”；任期监督应强化对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行为的监控，防止“带病作业”；离任监督应突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防止“带病转岗”。

建立健全权力的制约机制。首先，以组织监督规范权力运作。通过组织监督，可以对滥卖人情面子的权力寻租行为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而一旦权力被解除，权力主体的权力寻租行为也就结束。其次，要针对那些有人情面子运作空间的公共权力，采取相应的特殊的制约措施，以政务公开推动外部约束。防止人情面子干扰的有效途径是将办事内容、办事程序、办事结果面向群众，全面实行政务公开，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三，要发挥舆论监督制约的作用。要建立群众举报机制和新闻媒体曝光机制，让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成为众矢之的，无处藏身。最后，以完善体制健全制约机制。从干部管理制度上查漏补缺，建立有效防止权力寻租的工作机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的各项制度，完善重大事项和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真正实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健全情面与权力交易的惩处机制

一要降低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处罚门槛。现在的行贿受贿以5000元为基点。超过则立案，否则不予立案。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往往化整为零，寻租更多的是体现在平常的小恩小惠之中，应当制定专门的相关法规，对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人情腐败作界定和处罚规定，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消除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的空间。二要健全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追查机制。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有隐形特征，不易发现，不易揭露，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调查问责机构，捕捉人情腐败的线索，调整寻租后面的隐情，追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震慑人情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预防警示作用。三要完善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处罚途径。要从国法、党纪、政纪三个层面，对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人情腐败进行全方位的问责和惩处。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违纪要追究的制约与惩处机制，真正形成情面不能与权力交易，权力不敢与情面交易的良性社会交往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