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里　陈莉妤

摘要：德鲁克既指出了科学管理的“经济人”的缺陷，又批评了行为科学学派的社会人不足，认为只有“实践人”才能弥补两者的不足。德鲁克的实践人与马克思一样也存在三个雏度：实践人的自然维度、社会维度、人自身雏度；实践人具有主体性存在与客体性存在的统一性，整体性、生成性与社会性统一性。德鲁克的实践人在管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实践；生产性；实践人；自我管理

中图分类号：G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030-04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acker，1909-2005)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创始人，管理学界的精神领袖，被称为管理中大师之中的大师，是当代美国企业管理方面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由于家庭教育和人生经历的影响，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特性在于管理的实践性和“实践人”人格的塑造。他反对预先给人定性，而是主张人只是一个“未定化”的高级动物，只有在实践中锤炼、塑造成型，这种理论假设在管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一、“实践人”人格的提出

德鲁克既批判了科学管理“经济人”的缺陷，又批评了行为科学学派的社会人不足，还指出了只有把人与工作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在《管理实践》一书中，他提到人在工作实践中，人的属性才得以全面发挥，人的潜能才得以实现。因此，人只有在实践中才成为其人，在实践中造就各自的人格，即“实践人”人格。德鲁克认为：“我们不能假设工人好逸恶劳，这有悖于我们对人的本性的了解。如果人们不想工作，他们大多数在精神和身体上崩溃了。少量的未崩溃的人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只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力量促进他们去做自己的工作。假设人们好逸恶劳将使得对工人和工作的管理根本无法进行。”“正统经济学家在运用实用主义的‘愉悦一痛苦计算，把‘工作等同于‘痛苦这一点是大错特错的。失业带来的心理创伤与社会负效应都已确凿表明，无所事事只会起到破坏作用，远非人生乐趣；而工作也并不是什么味同嚼蜡的苦差役，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并获得自尊的必然需要，而且工作本身就包含了萌生自豪感与满足感的情感源泉。长期的失业不仅会带来灾难性经济后果，它还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凝聚力。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失去了部分公民资格，失去了社会地位，也失去了自尊；而这一切却不是他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可以看出，实践人格和管理思想都是由实践所决定的，人性和管理思想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生成的，而不是既定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企业管理实践及其类型决定着人性而不是相反。

二、“实践人”存在的纬度

不像有些学者那样抽象谈论人的价值和尊严，德鲁克突出了实践人的现实性，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实践性，强调在管理实践中如何落实这些思想。

第一，“实践人”的自然纬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时空不断拓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消极互动向经济互动转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关键在于人自身的定位。德鲁克认为，人不是虚妄的、超脱自然的人，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不是自然的“异在”，而是自然的实体，与自然相联系的、感性的、具体的存在者。同时，自然是人的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没有大自然，人就无法产生和生存；自然界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基础，没有自然界，人类社会也无法形成和维持。在德鲁克看来，人可在一定范围和一定限度内，凭借劳动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凭借科学技术的进步，去改变其身外的自然，从而营造一种适合自身生存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在与自然关系上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功利主义的诱导，部分人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和需求，不顾大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只是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最终危害人自身。因此，德鲁克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人，人有责任和义务去关爱、保护大自然。他认为，制止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任务。将它作为一项国家的任务加以解决，是无济于事的——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显然需要在国家范围内，甚至地方范围内做大量的实施工作。显然德鲁克吸收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是第一位的，是把握自然的最基本的方式。“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因此，只有人类有能力担负起“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重任，才能充当人与自然和谐的建立者。

第二，“实践人”的社会纬度。在德鲁克看来，人是社会的人、组织的人。德鲁克反对克尔凯戈尔的脱离群体的个体的观点，认为任何人都具有社会属性，都不能脱离社会、组织而单独存在。德鲁克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个人与组织的矛盾。在知识社会，几乎人人都属于组织，否则就难以生存和发展。德鲁克说：“在知识社会中，旧的共同体如家庭、村庄、教区等，全部都消失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为新的社会综合体即组织所取代。一个人具有共同体的身份，被认为是命定的，而一个人具有组织成员的身份，则是自愿的。共同体要求拥有个人的整个人身，而组织则是达到个人目的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可以看出，在德鲁克眼里，人既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也不是绝对的整体人或单纯的社会人；人既作为相对的独立的个体存在，又存在于特定的群体之中。从这点看，德鲁克与马克思的历史维度实践观有许多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眼里，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其实践活动具有社会性，“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没有人与人的关系与交往，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没有生产。生产实践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即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马克思讲到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

第三，“实践人”的自身纬度。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及人自身等原因，人经常会陷入一种身与心、灵与肉、理智与情感、自身需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出现人与自身关系的种种不和谐现象。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兴趣，美国人格主义第二代的重要人物威廉·恩勒斯特·霍金就是其中一个。他从人的肉体与精神、自我存在与自由的关系人手，集中谈到人如

何做到与其自身和谐问题。他认为，灵和肉的矛盾是人的内在矛盾，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相互依存的。灵与肉既非相互独立的存在，也非完全对立的存在，而是既相互差异，又同属于一个单一系统的两个方面。德鲁克继承了霍金的人的自身和谐的思想观点。德鲁克比霍金更进一步的是，他为人与自身冲突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最大特点是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是两者的统一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主体之所以为主体，实质上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当作客体，自我意识、自我评价、自我管理。人能把自己当作客体看待，分解为主体的“我”和客体的“我”。在管理中，任何一个人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标，他就很难在管理工作中做出成绩。无法对自身进行有效管理的主体，便不可能对管理客体进行管理，因而也就丧失了管理主体的资格。管理活动的有效性不是体现在管理主体或管理客体单方面的活动中，而是体现在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相互的统一过程中。德鲁克的这些观点与马克思观点相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并说：“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这就是说，作为人的关系的存在，是以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的存在、“自我”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意识，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没有为我性，就没有主体，也就不存在主客体关系，即人特有的对象性关系。

三、德鲁克的“实践人”人格特性

不像“精神人”、“经济人”那样片面性地把人的某一方面的属性看作人的本性，德鲁克把“实践人”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之上人的各种属性的统一体，即主体性存在与客体性存在的统一体，整体性、生成性与现实性统一体。

第一，实践人是主体性存在与客体性存在的统一体。德鲁克认为，不仅要把人看作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还要确立人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更要把人看作是实践基础之上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体。也就是说，实践人不仅是一种客体性的存在，更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还是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存在的统一。(1)“实践人”应是客体性的存在，是作为管理客体的一种存在。德鲁克认为，人是企业中最宝贵的资源而不是负担。这种存在与管理的其他物的要素无多大区别，他们都属于管理中的一种要素，一种资源，一种管理客体等等，只不过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在这种意义上讲，物和人这两种管理客体都必须服从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遵循一定的管理制度，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各自特定的作用等等。这时，人在管理中更多地表现为服从性、适应性和被动性等等，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人有时甚至沦成“物”，人的资源性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在这方面，从科学管理的“经济人假设”到行为科学的“社会人假设”，直至后来模式管理的各种管理理论提出的形形色色的人性假设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们以实体人性论为指导认识人和使用人，把人完全等同于物，对人实施严格的监督、控制和约束等等。人在生产经营各环节成了机器的部件、程序的要素，人被异化、物化，人与动物和其他物的要素几乎没有了区别。(2)“实践人”又是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作为管理客体和被动性的存在，人需要靠自身的自然属性去适应环境而得以生存和发展。但是，这不是人的强项，人在力量、感觉、知觉等方面比有些动物要逊色得多，在生产速度等方面也和机器设备不可同日而语。人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进行选择、判断、协调、综合、想象以及主动的社会交往等等。德鲁克说：“人具有其他资源不具备的特性：他有合作、综合、判断和想象的能力。事实上这是他的唯一的优势。”“人积极地参与生产过程——不像所有其他资源，知识通过对一个预定的刺激给出一个预先安排的反应，被动地参与生产过程。”在管理实践中，只有人才能全面、完整、系统地发挥管理的职能，才能产生出真正完整的东西来。

第二，实践人的整体性、生成性与社会性的统一：(1)整体性。“实践人”克服以前的人性假设片面地把人的局部属性看作是人的本性，诸如“经济人”假设和“精神人”假设，而是把人看作是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人的属性得以全面性发展。德鲁克认为在管理活动中，企业“只能雇佣整个的人而不能雇佣人体的某一部分”，在企业中的实践人是一个完整的员工。德鲁克说：“他除要求经济回报之外，还要求得到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一个公民的回报。”可以说，德鲁克的“实践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是整体性的人，不是片面性的人。(2)生成性。德鲁克认为，人性既不是性恶的，也不是性善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塑成的。也就是说，“实践人”是生成性的存在物，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实践人”既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已经完成的，而是人永远在生产过程中。“实践人”不能用“是什么”来定义，而是“怎样”、“如何”来描述人。“个人怎么表现自己的生活，自己就怎样，因此，他们是怎样，是与他们的生产相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存状态和生存特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把握人的特性。(3)社会性。德鲁克扬弃了克尔凯戈尔关于人是单纯个体存在的思想。他反对克尔凯戈尔的“人是脱离自然、社会、他人存在”的观点，提出了人不仅仅是个体性的存在物，也是社会性的存在物，更是个体和社会的统一存在物。为此，德鲁克还专门写了一篇哲学论文《论不流行的克尔凯戈尔》。在该文中，他明确反对对理性和逻辑必然性的崇拜，强调人的非理性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个性和自由，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等。

四、德鲁克的“实践人”在管理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德鲁克的“实践人”的提出，在管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确立了管理实践是检验管理真理的标准。德鲁克注重管理实践，强调在实践中感悟管理真谛。他的管理学注重对企业运行中出现的现象进行剖析，强调通过实践为管理学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而不是采用削足适履的标准化条目或数学推导方法。德鲁克认为“管理自实践产生，又以实践归宿”，这一思想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中。“管理自实践产生”是指管理伦理理论是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以实践归宿”是指管理伦理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以管理实践为标准检验的。管理实践是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管理实践具有把管理理论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征。也就说，惟一能够充当管理理论的真理性标准的，只能是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沟通起来的“桥梁”——管理实践。(2)管理是一种人文艺术和实践。德鲁克(1989)强调，管理是一种人文艺术。管理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人文艺术。之所以称其为“人文”，是因为它涉及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艺术等基本要素；之所以称其为“艺术”，是因为管理涉及实践和应用。德鲁克提到，管理学是“人类价值和行为表现，社会、秩序和知识追求的综合法则”，“简而言之，管理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组织及其管理需要“一种对人类特性的认识，也就是人类有能力把许多因素成功地整合起来，并加以判断、规划乃至改变”。同时，在德鲁克看来，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科学和专业。任何热衷于将管理科学化或专业化的尝试，试图消除所有的波动、风险和不可知的措施，就是在消除自由、创新和成长。德鲁克把管理缔造成了一种兼有知识性或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3)始终贯穿人本主义思想主线。在管理实践中，德鲁克通过考察“人是什么?人应是什么?人如何实现自身?”等问题，体现其人本管理特色。德鲁克人本管理说明了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人本管理中的人性表现在：人天生就具有生产力和主动性，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所特有的质的规定性，在实践中表现为“人的能力。”(4)德鲁克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注重社会实践方法。虽然德鲁克的实践人的观点与马克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德鲁克认为，科学技术就是一种在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起推动作用的革命性力量，管理学的发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管理学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发展，反过来又通过管理来配置各种劳动要素、配置知识，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引起生产和管理制度的变革。德鲁克的实践深受人道主义的影响，把人性主要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对异化现象进行激烈的批判。德鲁克说：“工作似乎是一种非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令人讨厌、毫无意义并使人愚蠢的环境……既缺乏尊严又缺乏价值感。工人在社会中不是一个人，而是在毫无人情的高效机器中可以任意替换的一个齿轮。”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实践只有当其仅仅以自身为目的的时候才是本真的、合理的，否则就是异化的、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