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　华

2008年11月1日至3日，为纪念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100周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杂志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嘉兴学院以及嘉兴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王国维与中国现代文论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王国维的故乡浙江嘉兴南湖之畔召开。与会七十多位学者围绕“王国维与中国现代文论创新”这一主题，从不同视角和论域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对《人间词话》“境界”说及文本特点的诠释

“境界”说作为《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仍然成为本次会议的关注焦点之一，但对“境界”的界定及阐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同时，研究《人间词话》文本的作者有所增多。

罗钢针对王国维自己提出的“境界”说与中国古代“兴趣”说、“神韵”说之间的本与末关系进行细密的思考，认为近百年来对这一说法的接受并“照着说”，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两种理论观念并不存在本与末的关系，相反，王国维以视觉经验为基础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则植根于中国传统“比兴”的诗学原则，二者之间无论在理论基础或具体批评中都不是相应的，而是错位的。王国维的“境界”说是立基于西方尤其是叔本华的美学传统及其审美经验之上的一种美学话语建构，在互相对照中，这一精神行为也表示着近代东西方不平等的文化结构关系。

李健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进行具体辨析，认为“有我之境”具有主体的情感意绪明确、情景交融形象传神、充满移情的意象与没有高深的哲理或说理等特征，而“无我之境”则有情感意向淡漠、景物寄予深刻、哲理意味浓烈与超越世俗倾向明显等特征，同时这些艺术特征都来自或产生于创作主体的“静”的心态，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杨菊综合各家观点认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作者的思想境界和人生修为在艺术作品中的表征，王国维在理论维度上倾向于“无我之境”，但在生命体验方面他似乎更倾心于“有我之境”。

金雅认为王国维强调的“忧生”、“忧世”、“雅量高致”、“赤子之心”等，都是一个大词人所应具有的内在性情境界而“真感情”则是艺术家对现实、人生、宇宙的主体性体悟与沉思，是诗性精神空间的营造。这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审美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生命与人生的存在方式，其建构的是人生美学。孙维城认为王圜维《人间词话》境界说的核心是“真”，王国维对真的强调来源于古代哲学中老子的“真”与儒家的“诚”。

李瑞明认为“境界”说有两个层面：文艺艺术层面与价值自觉层面。“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之“格”来自宋代文艺思想中的价值修养理论，而王国维晚年用具有价值自觉意义的“周情孔思”一词来概括“境界”说的精神，则是表明文学境界的创造的根源是主体心灵、人格价值，如此“境界”说就有了艺术论、价值论与人生论的三重意义。李昌舒结合意境研究的现状，认为仅从倾听学的角度研究“境”，或从中国哲学中抽取几个范畴、命题作为论述的背景，缺乏全面、系统地从中国哲学自身出发来探讨意境哲学基础的研究力作。

吴家荣、风文学认为王国维创作上的人生体验与审美体验影响了《人间词话》的理论品格，使其具有鲜活的特色，从而避免了理论之树总是灰色的讥讽。王则远、王秀臣等分析了《人间词话》的得与失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江守义、章池指出钱钟书质疑王国维的中国古典戏曲中也有与世界大悲剧相并列而无愧色的作品的看法，原因在于正是这样的认识分歧造成了二人之间的无法交流对话。李小兰认为，《红楼梦评论》因批评理论与批评文体的“强合”而“两贤相阮”，而《人间词话》则批评文体与批评内容的“利导”而“两美相得”，并作出《红楼梦评论》用诗话体而《人间词话》用论文体将如何的假设推想。

二从比较视角评价王国维的文艺思想

夏中义认为，王国维创造的以“境界”说为中心的美学体系是一个“准体系”。中国20世纪的学术表述有四种述学方式：照着说、接着说、结合着说与反思着说。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结合着说的代表，以西学概念、理念、框架结构来表达中国学人真切的对人生意义的体悟与艺术奥秘的发现，二者的结合是比较圆熟的。王国维面对西方学术与文化，以道理为取合标准，以自然而非扩大式或戒备式的态度进行吸纳，表现出一种阔大的气度，在个人的生存感受中，自觉自愿地吸取，以化解人生问题，追求人生解惑，这样的作为在学理缜密之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有生命热情的学术个体。陆扬分析了《宋元戏曲考》与《诗学》的离合关系，在悲剧观念上，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观是以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为根据的美学范型，而《宋元戏曲考》表达的则是有取于《诗学》的戏剧范畴。在喜剧观念上，两书都体现了以喜剧为次，悲剧为尊的思想。在对待戏曲的态度上，王国维推崇元杂剧与亚氏垂青悲剧有相同的认知，认为两者都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标识，都是深深渗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王国维关于中国戏曲的论述在于建构中国本土的戏剧美学。李建中将王国维与但丁进行比较，用恩格斯的名言为喻，指出王国维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与地位，王国维以《人间词话》终结了传统文论，又以《红楼梦评论》开启了现代文论。

刘绍瑾以纵向的历史观考察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指出其中隐含着一种复古的审美思想，“不隔”、“后不如前”的文体盛衰观以及民间意趣等观念，就是在有意为诗之前文化因袭较浅时期的直接感知、自由兴发的创作机制，更能感表达原初的体验和感知。曹顺祥从历史源流上探讨了王国维与清代浙西词派代表朱彝尊的内在关联，指出朱彝尊是经学家的词论，而王国维是文学家的词论。钟名诚结合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加以研究，认为王国维的用一两字说诗的特点，难免笼统而不知其所以然。代迅认为作为中国比较诗学先驱的王国维，是中国文论从古典到现代转换过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但他的以西格中的色彩，显示他所进行的中西文论会通的尝试还处于初期的稚拙状态，把中国作品作为西方文论有效性的理论注脚，导致失误，在所难免。

三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特质与现代性

胡明认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发生过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属于开创与奠基之作。但同时也要看到文论的新发展，只有既重视继承，又重视创新，中国文论才能展示出新的局面，一味地过高估计，也是不利于文论的创新与发展的。

胡晓明认为，王国维对西学的吸收、消化是一流的，在他的西学分析能力中，表现出特有的且是充沛的天才、生命的感悟，因为只有“无”才能真切地感受存在。王国维的诗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了文论的范围，并有着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清朗的整理与认知。在这一方面，王国维的现代性的启示之一是，他的这种分析性的精神行为，对

现时代的非一元化状态而言，是否昭示着回归中国大传统、文化大义的可能，中国纯粹性的可能。刘士林指出王国维在诗词中表达了思想转向的轨迹，即在领悟知识无法解决人生痛苦的同时，也把西方现代哲学在罢黜理性之后求助于审美本体的运思方向揭示出来。这一思想转向也是明确区分“诗”与“词”之功能的原因，但由于王国维的诗学结构中的紧张即“诗人之诗”与充满现实忧患的“学人之诗”的对立，因而不能在实践中始终贯彻并坚守审美主义的立场与原则。张郁乎以叔本华、尼采的悲观主义思想为参照，考察王国维学术领域转换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认为王国维的学术转换分别体现了悲观主义的三层境界：否弃人生、深情哀乐与宁静致远。贯穿三层境界的是对有情人生的追问。

刘锋杰认为《人间词话》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构成了1908年的“文学革命”，与五四的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的“文学革命”相比较，从思想实质与深度上看，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超越了白话“文学革命”的真正的文学革命，启示了后来的中国现代文论与美学的发展方向。周景耀在比较王国维与胡适的文学语言观的分析中，认为他们虽都用“自然”的标准评价文学语言，但在文学语言的表现和功能上，王国维追求的是审美，胡适追求的是实用，这一差别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个人的哲学资源的不同。李先国结合徐懋庸的观点讨论了王国维，认为徐懋庸是从唯物论、美学观、历史观上来看王国维的。李涛认为，纯文学观可以上溯到林语堂、周作人，更可以上溯到王国维。在建构纯文学时，需要反思复古与反复古、接受西方与化西方、文学的救赎要不要与政治相关联等问题。

四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美育思想的探讨

陶礼天从“境界”说与传统戏曲对“意境”理论的内在联系，说明传统戏曲有关“意境”的论述也是王国维“境界”说的理论来源，并着重说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方法是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根基来进行中西融会创新的，具有现实启示价值。张树天从王国维书信中有关绘画方面的材料，对王国维的绘画美学作出分析，指出在王国维的论述中，中国绘画的叙事模式是由技巧与生命两个层面组成，绘画美学是其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朱志荣指出王国维的诗性旗帜与理论概括统一的美学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中西参证的开拓性、实证精神的历史意识与方法以及超越功利的美学自主性等方面，具有对具体问题作本体论研究的特色，体现了明确的学科意识。

祁志祥指出王国维借鉴西方美学，促进中国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换，并建构了以“人生苦痛”说为逻辑起点，以“快乐无利害”说为美之本质，以“人间嗜好”说为美之形态，以“无用独立”说为美之价值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体系。王永健、王增文认为王国维融合中西文论思想提出文艺再现观，而境界说所表达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象是其审美思想的完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类，则是对艺术主体修养的界定。这一切奠定了现代审美非功利主义的基础。王建疆、徐大威指出王国维《人间词话》在表述方式、表述内容等方面对中国美学有开创之功，境界(意境)一词在王国维的现代转换中，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核心范畴与文化标识。张清民认为审美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艺术自律，王国维不满中国传统的诗学观念，开始借助西方现代审美理论改造中国传统诗学的品格，其改造所用工具就是由康德倡导的艺术自律观念；王国维从学科独立性的角度论证了艺术自律的可能性及途径，其思路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价值独立、形式独立和术语独立。刘淮南强调了王国维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中，将文学从政治的依附状态中剥离出来，强调诗人之言与政治之言的区别，这是首创之功，从而促成了文学学科的独立。薛雯认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从自己的生命感悟出发结合叔本华的直观理论而形成的一种人本主义美学，这种美学本来应是一种超越性的美学思想。她提出了王国维何以不能自我超越而自杀的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俞晓霞认为王国维美学思想中的“无用之用”说、“古雅”说以及中西贯通、讲求现实关怀的美育方法，为中国现代美育转型提供了理论话语和思维方式。莫先武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是第一次把传统意境理论转入现代美学，在无现代美学理念功利观和人文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形上诗学品质的境界美学。

综上所述，对王国维百年前的思想创见与美学范式以及其中所具有的内涵意蕴的读解表示着当前的精神行为，仍是承继前贤的一种集体性努力，更是用现代学术语言将一种对现在而言仍是新兴的、尚未定型的文学思想进行理论化的努力。

(富华李瑞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