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培

内容提要两宋之际的辞赋发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变化。靖康之难的时局促使北宋后期辞赋中弥漫的衰飒之气向深沉、悲怆的方向发展；北宋后期以来士风的萎靡和南宋初期党争的白热化以及权臣擅权等因素促成了颂美辞赋不合时宜地畸形繁荣；文化格局的调整促成了南宋山川风物赋的兴起；北宋后期以来的文化专制政策在南宋初期得到变本加厉的实行，其结果是辞赋中的爱国热情无法充分伸张，而是和忧患意识纠缠在一起，表现得压抑而凝重；北宋后期，文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分裂，济世救民的入世追求和遁世无闷的人生旨趣渐行渐远，南宋辞赋更热衷于表达对安闲生活的向往，由于学力的鄙陋，南宋初期辞赋抒情说理的风格由理趣深邃转向张扬外露、直白肤浅，进一步促进了北宋末期以来辞赋创作水平的下滑态势。

从帝王世系、基本国策、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以及政治、学术的发展等方面来看，南宋政权与北宋并无多大变化，其政治格局、学术文化基本是对北宋后期的延续。具体到辞赋创作，南宋绍兴年间的辞赋也是对北宋后期辞赋的传承发展。不过，南宋政权偏安一隅，风雨飘摇，前朝的雍容气象荡然无存，时局的巨变使得当时的学术和士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影响到辞赋创作对北宋后期辞赋风尚的传承以及自身的递变。

两宋之际学术、士风的演变促成了辞赋创作的转变，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南宋初期辞赋留存于世者近300篇，其表现出的对北宋后期的传承、递变轨迹相当明显，我们打算从六个方面讨论之。

一辞赋中悲凉之气的递变与深化

北宋后期由于党争的进一步意气化，文人的参政热情消退，身履薄冰、畏惧祸端的心理弥漫士林，悲凉之气也因此逐渐浸淫于文学作品中，慨叹人生、反思命运成了文坛的主调。南宋初期的文人大多经历过国破家亡、流离播迁之苦。靖康之难后，北方文人纷纷南逃，这些人是南宋初期赋坛的主力。徽宗朝，以“丰亨豫大”为口号，人为地营造盛世的氛围，借以打压异论，排斥异党，其结果，是歌功颂德辞赋大行其道的同时，表现深沉的人生苦难和人生漂泊的辞赋勃然而兴。南宋初期文人的政治环境和北宋后期文人相比不仅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更加恶劣。面对国家民族的危局，大臣们本应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但那只是我们读史者的一种奢望，两宋之交的为人臣者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党论四起、攻讦不已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内心的悲凉更为深重。南渡以后，生活环境也随之恶化，当时“天下州郡没于胡虏，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惟浙、闽、广、江南，……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这样的遭际对于文人们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南宋初期赋家承袭了以往文人忧惧宦海沉浮的心理态势，加之他们大多有过身似飘萍的背井离乡体验，因而，当时的辞赋继承了北宋后期辞赋惯常表现的对人生的悲凉之感，而且程度更深。

北宋时期，较早用赋的形式慨叹身世的是宋祁的《卧庐悲秋赋》、《穷愁赋》、《悯独赋》，宋祁未登第时生活极其困顿，所以在富贵以后就一再在创作中追忆早年的生活，流露出伤悯和自怜的种种情绪。可能和时代的悲凉氛围有关，北宋后期，慨叹个人身世的赋作逐渐多了起来，像谢逸的《感白发赋》、晁补之的《述志赋》、张耒的《问双棠赋》、程俱的《怀居赋》等等，多以一种感伤的情怀来回忆早年的生活，而且多对仕途的偃蹇颇感无奈。晁公遡的《悯独赋》命意颇类宋祁的《悯独赋》而更多切肤之痛。靖康元年(1126)年仅十岁的公遡和兄公武等家人随父晁冲之逃离汴京，流落在江浙一代，翌年，父亲病死宁陵，此赋就是以这一流亡过程为线索行文的。赋作追述靖康难中一家人的逃亡生活道：“豹优优而晌关兮，宇将颠而藩陟。心旺旺而横骛兮，撰余辔于雎之阳。朝发轫而南迈兮，惨去故而尽伤。睨帝阍以增遐兮，日沉翳其无光。岑石摧下其重蜾兮，豺狼踌夫中路。夕惴傈而不寐兮，昼徙倚而环顾。察九土之洪旷兮，予何为此窘步?”夷狄叩关，举家播迁，以天地之寥廓，却难以容身，作者的感慨道出了当时流亡者普遍的心理。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浩叹：“昊苍何其不仁兮，而畀予以弱质。衷坎毒而岂忘兮，惧鞭冢其难必。”这篇赋以一个少年的眼光和感触，细致地描写了那个乱世给普通人带来的苦难，是当时少见的啼血号天的佳作。此外，李处权的《梦归赋》描写梦归洛阳的情景，通过魂牵梦绕的追忆，把国破家亡的哀痛表现得极其深沉、沉重。

北宋后期辞赋中有许多表现宦海风波、忧惧仕途浮沉的作品。晁补之的《梦觌赋》、《坐愁赋》、唐庚的《省愆赋》努力排遣对政治斗争的忧惧；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通过齐物达观的思想来化解贬谪的悲苦，蔡确《送将归赋》则详尽铺陈贬谪的悲凉失落心态，谢逸的《吊槁杉赋》则表现世道的险恶，人心的叵测。而南宋初期，文人对政治上的失意和贬谪岭表却能够泰然处之，经过元祜以来你死我活的党争和蔡京、秦桧等权臣的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文人们对政治把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在官言官，在江湖则言江湖，能够马上适应自己在官场中扮演的角色，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处境，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以平静得近乎麻木的心态来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李纲的《三黜赋》、张九成的《谪居赋》就很好地诠释了文人心态的这种变化。张九成的赋虽然把贬谪的心境写得很绝望，把谪居的地方写得很可怕，把谪居的生活写得很孤独，但是，他对这种种的不快并没有完全在意，赋中写到：“夏葛冬裘兮何用美，饥食渴饮兮无求备，神明昌兮穷不讳，道义重兮物偕逝，悠哉游哉，聊以卒岁。”这并不是故作旷达，而是作者心理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时文人贬谪心态的真实表现。胡寅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谪居新州时著《鲁语详说》，序言这样写到：“投畀炎壤，结庐地偏，尘事辽绝，门挹山秀，窗涵水姿，檐竹庭梧，时动凉吹。朝夕饭一盂，蔬一盘，澹然太虚，不知浮云之莽渺小也”，把贬谪生活描写得极有诗意，可以作为张九成赋的很好注脚。这种心态固然与对江南的开发有关，谪居地不再如以前那般荒蛮不开化，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谪居心态的变化。

二辞赋的歌功颂德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与表现悲凉情绪的辞赋并行不悖的，是歌功颂德辞赋在南宋初期的大行其道。辞赋的这种风尚，也是对北宋末期辞赋颂美风尚的继承和发扬。

徽宗是个相当庸劣的皇帝，无治理国家的才能却一心想体验盛世天子的滋味。蔡京秉政时，控制台谏，打击异己，曾经三次籍定“元祐奸党碑”，根除一切旧党势力，新党一统天下。“崇宁党禁”的结果，是人皆畏祸，莫敢庄语，谀文盛行，颂声四起，人为地营造了一个“盛世”的局面。在宣扬“盛世”的同时，徽宗建造宫观楼阁，纲运天下奇花异石珍禽异兽，在汴京的东北方建筑艮岳。徽宗的大兴土木，对谄谀文风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承此余绪，南宋初期辞赋中歌功颂德的倾向仍然相当突出。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情形下还能唱出颂美的调子，在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究其原因，首先是文化恐怖政策的结果。秦桧独相期间，沿袭蔡京的打压党议的做法，而且更为变本加厉。赵翼曾经指出：“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这样的严酷打击，势必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谄诗谀文和高压政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满朝文臣仰望秦桧之鼻息，承风望旨，一有颂事，举朝纷进，惟恐落后，歌功颂德之声日隆，斯文扫地尽矣。其次是掩盖国耻、维护皇家体面、树立高宗帝王之尊的政治需要。靖康之耻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相当于后来明建文年间的朝鲜国王遗德曾这样评论这段历史：“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这一点高宗们不是不明白，但是高宗及其大臣们的确没有重振河山的能力和魄力，无法励精图治，就只能依靠歌功颂德来支撑门面了。高宗政权通过科举赋题的引导和下诏命群臣歌颂当朝重要人物(如秦桧、韦太后)以及颂扬当下体面的事件(如典礼、和戎之议)等手段，推动颂美文风的流行。

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即都邑赋、描写园林殿阁楼观的辞赋、典礼赋、颂美当道者的辞赋和礼神的颂辞等。

都邑赋或宣扬王朝风物之美、物产之盛，或赞美礼乐之隆兴、国力军力之强大，从而达到歌颂当道者功业的目的。北宋后期，都邑赋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比较出色的有李长民的《广汴赋》、王观的《扬州赋》、赵鼎臣的《邺都赋》、王仲蒡的《南都赋》等。这些赋大多通过赞美山川都邑来表现大宋的气度，粉饰衰世，作一些有气无力的心理安慰。南渡以后，地方盗贼蜂起，金人又两次渡江南下，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赞美都邑的辞赋创作依然是很繁荣的。

南宋初期的都邑赋是和高宗定行都于临安府密切联系着的。

绍兴八年(1138)，高宗定临安府为行都，以示不忘恢复之意。针对这一事件，高衮奏上《二都赋》，施谔奏上《行都赋》。二赋今已不传，但从《二都赋》的名称看当是对班固《两都赋》的模仿。南宋初期的文人为了挽回一点颜面，喜欢把高宗的避地江南和东汉的光武中兴相提并论，因而也称高宗的立足江南为“中兴”，并对此巧作言词，大加粉墨。高衮等极有可能是学着班固的样子在颂美高宗的中兴大业。目前可以看到的粉饰这一事件的辞赋是傅共的《南都赋》。从赋，序所云“臣切(窃)观主上驻跸吴邦，建立行宫，累载于斯矣”来看，辞赋应作于绍兴八年定行都于杭州或稍晚，是针对称杭州为“行都”、“行在”而发的。作者把高宗比光武，把杭州比南阳，希望依光武之例，称杭州为“南都”，赋的结构也是模仿张衡的《南都赋》。赋以两位虚拟人物的对话来结构全篇，先反驳定都于长安、洛阳，汴京的论调，然后盛赞光武的火德中兴，于是就把光武和高宗联系在了一起。既然尚火德的光武初定南都，那么，同样要以火克金(国)的高宗自然也应该有南都，这样才能成就中兴大业。辞赋从地理形势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明定都于杭州的合理性，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不管不顾地连建康的历史和地理一并附会到杭州上去，看上去的确很是气势凌厉。以此论断为基础，辞赋展开了对高宗建国体、祭天地、藉田畴、临太学、开百衙、朝万国等一系列的典礼描写，在此，作者极力突出高宗天授皇权的合法性和庄严性：“一声清跸，天容穆然，万灵奔趋，千官肃虔。”而吴人仰慕高宗的情形是“如牛犊从，如婴儿慕”，“填郛溢郭，如饥待哺。如舜擅行，而民风鹜”，这样充满豪情地称颂高宗的文字，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接着是以如椽巨笔泼墨如云般纵情描写杭州的历史、风物以及天下辐辏、举世仰慕的景象，其铺张扬厉的笔法是张衡的《南都赋》所不及的。由此可以看出作者颂美的激情是何其激越。而更为令人瞠目的是作者对南宋疆域的描写，傅共比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更胜一筹，能把南宋逼仄的疆界写得广袤无边，东边是琉球、日本、百济、高丽；西边是四蜀、五溪；南边是沧溟巨壑，际天无极；北边的边界作者忌讳，没有实，而是含糊其辞地表述为“连接玄冥”。这篇鸿篇巨制，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绍兴年间谀文泛滥之一斑。

北宋后期徽宗的大兴土木，掀起了一个创作谄谀诗文的小高潮。南宋初期，百废待兴，宫观楼阁的建设无法和徽宗时期相比，而且，高宗提倡节俭，过分地铺叙建筑之华赡不太恰当，所以，此时描写殿阁的辞赋多通过表现神圣庄严的帝王气象来达到谀美当道的目的。王廉清的《慈宁殿赋》就是颇具代表性的赋作。这篇赋是绍兴十二年(1142)献上的。慈宁殿是高宗生母韦太后所居之殿。韦后于绍兴十一年(1141)由金放归，这件事在高宗等看来，是宣扬和戎国是、挽回皇家颜面的一个绝好机会。韦后归后，高宗曾下诏：“乞令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诏下以后，谀美此事的颂赋歌诗纷至沓来，此赋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赋作开篇的结构和惯常的描写宫观殿宇的辞赋一样，铺张描写慈宁殿的过程和形制，但重点放在对高宗崇孝道而天下和洽归于太平的讴歌。与韦后南归有关的赋还有曹勋的《迎銮赋》(十篇)等。

气势恢宏的典礼可以体现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徽宗元符年间，刘弁作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即反映了文人们的这种心理。赋中充满热情地追述太祖荡涤海内的功业和列宗的功绩，描绘当代的盛世景象多罗列漕泉涌地、祥瑞沓至等套语，显得虚张声势，不得要领。绍兴年间的典礼赋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王洋的《拟进南郊大礼庆成赋》，曾协《云庄集》卷三有一篇《献藉田赋表》，但赋已不传。王洋的《拟进南郊大礼庆成赋》作于绍兴十三年(1143)，可能是考虑到天下不靖，此赋基本上是对典礼过程的简单叙述，没有刘弁赋的虚声颂美的习气，对高宗的赞美，主要集中在他的节俭上。葛立方的《九效》属于礼神的辞赋，是一组九篇模仿屈原《九歌》的虚声颂美颂辞，这样的作品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讨好当道。这样的礼神作品还有葛立方的《云仙》、李石的《巫山凝仙真人词》等。

三山川风物赋兴起

北宋后期出现了许多颂美山川风物的赋，通过赞美山川物产以表现大宋的气度，以暂时忘却眼前一蹶不振的现实。这类赋较好的有李扁的《武当山赋》、李纲的《武夷山赋》、楼异的《嵩山三十六峰赋》等。也许文人们不想面对这样的现实：一番闹哄哄的政治纷争的结果，是王朝的没落。

北宋中期，南方文人已经在文坛居于主体地位，但是由于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汴京、洛阳一代，在人们的文化观念当中，江南一带，依然是

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南渡以后，文化中心南移，文化版图发生了变化，南方出生的文人在绍兴间已经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因而，文学中的话语体系势必随之改变。描写南方山川物产的辞赋，尤其是南方文人创作的辞赋，其弘扬当地文化，争取文化、文学话语权的动机表现得相对明显。

王十朋的《会稽风物赋》以典雅流畅的笔触铺叙了会稽地区的历史沿革和山川风光、物产、风俗以及古今人物，借以表现江浙人文教化的隆盛和资源物产的丰富，可作帝王之资。尤其是对古今人物的铺叙，集中于他们的政治和文学才干，作者是想指出，会稽非断发文身之地，而是人文之奥府，文化发达，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借此强调会稽的文化优势地位。赋的结尾，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赞美了当今的政治：“今天子披舆坠之图，思祖宗之绩，求治如不及，见贤而太息，文德既修，武事时阅，盖将舞干戚而服远夷，复侵疆而旋京阙。余俟其车书仝，南北一，仿吉甫，美周室，赋《崧高》，歌吉日，招鲁公，命元结，磨苍崖，秃巨笔，颂中兴，纪洪烈，迈三五，复前牒，亘天地，昭日月。于是穷章亥之所步，考神禹之所别，览四海九州之风俗，掩《两京》、《三都》之著述。腾万丈之光芒，有皇宋一统之赋出，回眠会稽，盖甄陶中之一物。”这不是掼常的曲终奏雅的故作姿态，而是在借颂美高宗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功来寄予凭依南方以一统天下的期望。王十朋还有四篇赞美会稽山川之美的《双瀑赋》、《蓬莱阁赋》、《大崿赋》和《剡溪春色赋》。王十朋是温州乐清人，他的这些辞赋创作，充分体现了南方文人争取文化话语权的用意。和王十朋的创作相呼应的是王腾的《辨蜀都赋》，此赋罗列成都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发达、风俗的醇厚，批评时人对蜀地的种种误解，作者在赋中把这个意思表达得相当明白：“人物习性，有忠有邪，有智有愚，出于才行，而不由土产。自赵谂狂图，好事者类指以疵蜀人，蜀之衣冠含笑强颜，无与辩之者，余尝切齿也。”其实，提高地方的文化地位，不是辞赋中的孤立现象，在一些散文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言论，如喻汝励的《辨蜀》、《扪膝轩记》等。吴做的《浮丘仙赋》是较早描写黄山风光的赋。黄山之美可能直到南宋初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载：“新安郡黄山有三十六峰，与池阳接境，在郡西，嶯岫秀丽可爱，仙翁释子多隐其中，图经不著其名”。赋中描写变化多姿的黄山群峰日：“却立而仰视，则危峰挺石，旅列青冥。或敷若莲华，或擎若炉薰。或俨若峨冠，或端若矗屏。或垂若倚盘，或蹇若抗旌。或植若剑戟，或肩若友朋。或旁附而不倚，或中立而不倾。或颓若下陨，或企若上腾。或崇隆以极壮，或刚耿而孤撑……”，作者大量运用排比句式详尽描绘黄山群峰的形态，反映了急于向世人介绍黄山的冲动和对黄山的热爱。可能与仙翁释子多隐于此相关，此赋的后半部分描写仙人降临的情景，更给黄山蒙上一层绮丽梦幻的色彩。

这种凸显南方本位文化的观念也出现在一些描写南方风物的咏物赋中。何麒的《荔子赋》针对荔枝珍贵而不产于中州，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凡瑰琦之所出，必以远而见珍。故槟榔产于交趾，石榴盛于涂林，橘柚贡于淮海，葡萄得于罽宾”，“勿以类言，此固易知，何物不然?盖明珠耀于合浦，白玉出于于阗，孔翠毓于炎洲，火齐来于日南。以人言之，亦复奚别?自昔圣贤，燦若星列，是以戎出由余，吴出季札。秭归之陋，而生屈原；苍梧之荒，而生士燮，曲江而下，世固不乏。又况东夷之人号为舜，西夷之人号为文，何必中原，乃可勃兴。”所论其实是想指出，从物产、人物之盛，边鄙之地不逊于中原，江南之地，足可以作为恢复中原的依凭之地。又如李石的《栀子赋》颂扬火德：“祝融用威，朱鸟奋翅，火轮曳空，炎炎赫赫，毕哉诧乎!一花纤微东皇刻，一气浩大天皇织，而乃与较瑞花虚名为六出乎?”作者把栀子花描写成了南宋中兴的象征。

四辞赋中深沉的忧患意识演变为深挚的爱国之情

靖康之难以后，文人们的忧患意识通过爱国精神的高涨表现出来，不管是收复失地的热切呼号，还是励精图治、守以待变的冷静分析，都流露出真挚的爱国热情。但是，这种爱国热情在当时却不能够充分得到伸张，而是转逾深沉，变为深挚：迫使爱国热情向内收敛的因素来之于你死我活的党争和高宗、秦桧的投降政策，以及元祐以来养成的避祸苟且的士风。

首先，靖康以来党争的非理性化特点和残酷性使文人们面对国事心灰意冷，爱国热忱受到严重打击。由于党同伐异已经变成了当时文人文化性格的特质，他们对靖康之难的反思不可能冷静客观，而是不管不顾地委过于执政的新党，进而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和指导变法的“荆公新学”，视王安石和“新学”为灭亡北宋的罪魁祸首。围绕着这个核心，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残酷，而且，这种攻击具有深文周纳、不择手段、阴险毒辣的特点，整个士人群体几乎都参与进来，哪怕是极小的政治举措都会引发无休止的争论和恶毒的攻讦。文人们身不由己地被绑在了党争的战车上，爱国之志在彼此的争斗中难以施展，爱国热情遭到无情的摧残和打压。其次，高宗一贯执行投降避让政策，对有识之士的排斥打压，也使爱国之情抑郁难伸，尤其是到秦桧专权以来，和戎国是成了秦桧相党给政敌定罪的法律依据。高宗和秦桧们为了恪守和议，加强皇权，对涉及恢复的言论一概视为撼摇国是，予以严厉打击。在高压政治打压下，整个文士群体深患失语症和怔忡症，收复中原成了话语禁区，爱国热情更是被牢牢禁锢。第三，在党争中养成的避祸苟且的士风也从内部压制着爱国热情的自由抒发。靖康之难中，士人群体表现得极其麻木，这固然与徽宗曾严禁大臣议论边事有关，但士风的萎靡则是主要原因。对此，南宋中后期的文人常常浩叹不已，洪迈曾说，国难之时，多有慷慨悲歌、感天地、泣鬼神之事，“国家靖康、建炎之难极矣，不闻有此，何耶?”还说：“予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周密也因此而感慨道：“必世而后仁，盖言天下大乱，人失其性，凶恶不可告诏，三十年后，此辈老死殆尽，后生可教而渐成美俗也”。

在这种情形下，辞赋创作中对爱国热情的表达很难尽情发挥，而是和对朝政的无奈与政治的郁闷杂糅在一起，表现得较为隐晦、深挚、悲凉。

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比较直接推究靖康之祸的赋作是胡寅的《原乱赋》。从赋的开篇“始予纳履于重围兮，期汗漫而遐征”来看，此赋作于靖康年间张邦昌僭立后胡寅南归途中。赋作对王朝的覆灭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虽然徽宗、钦宗反复申言国之颠覆是为大臣所误，但胡寅认为徽宗才是祸乱之源，其祸国有好色、用奸佞、大兴土木、擅起边衅、崇奉道教等六端罪过，作者用近一半的篇幅更深一层追究亡国的根源是王安石变法和推行新学，由于作者的道学背景，对亡国的根源不可能做出客观的分析，但是真挚的爱

国之情流注于反复咏叹中，自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像《原乱赋》这样全面反思亡国原因的作品在南宋初期的赋作中较为少见。据张表臣说在金人第一次渡河时他曾作《将归赋》分析形势，声称金人还会再来，可惜没有引起有司的注意。刘子翠的《哀马赋》通过哀叹战马来表达抗金的艰辛，对将帅的无能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其他如李纲的《吊国殇文》凭吊宣和年间用兵西鄙的死难者，喻汝砺的《卮酒词》凭吊死于国难的刘耠，感情沉痛，情真意切。

更多的辞赋通过隐晦的手法寄寓爱国之情。李清照创作于绍兴四年(1134)的《打马赋》通过描写打马游戏的宣泄来表达爱国激情，形式上的隐晦曲折与作者内心情感的炽烈形成强烈的反差，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些辞赋通过吊古来表达对国事的系念，对国家的热爱。如王灼的《吊屈原赋》把屈原的忠贞爱国之情和眼下士风的萎靡进行比较，借以表达对国事的忧虑，极富于时代气息：“怀先生于久远兮，念叔世之愈薄。小不能死封疆兮，大不能死社稷。习柔媚以图安兮，睨其君如国人。进靡闻于抗直兮，乃退为之陨身。抑高风之难嗣兮，独以是钟于先生。”其他如刘望之的《八阵台赋》、李焘的《南定楼赋》凭吊不忘恢复的诸葛亮来寄托爱国情怀。范浚的《姑苏台赋》反思吴王夫差的失国暗寓对徽宗荒淫误国的讥刺，陈岩肖的《钓台赋》和北宋中期张伯玉同题之作抒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着眼点不同，和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所表达的激励名节也有区别，作者对严子陵的歌颂放在他建功立业垂范后世上，从而反映了希望报效国家以期臻于中兴的愿望。

五辞赋由表现高情雅韵转向展示世俗情趣、讴歌世俗生活

宋代文人有两个精神世界：廊庙与江湖。北宋中后期，随着党争的加剧，议论煌煌的传统变而为对高雅的艺术境界的追求，文人逐渐和廊庙疏远而亲近江湖。当然，这种转变是痛苦的，苏轼等人虽然身在江海之上但是系念廊庙，难以割合淑世情怀，因此以禅的空静和庄学的齐物达观来化解内心的块垒，以深邃睿智的思索来梳理廊庙和江湖复杂纠缠的关系。徽宗以后，朝纲大坏，文人们对政治更加失望，内心和政治更加疏远。南宋初期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专制使他们对政治由失望走向彻悟、麻木，济世救民的崇高感失落了，这两个世界走向分裂：在廊庙则言济世，甚至欺世盗名；在江海则谈风月，魏阙之思几乎消磨殆尽。北宋后期文人的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演变为对人生、命运的空幻和悲凉慨叹，那种对忘却名利、澄澈精妙、高雅隽逸的心灵境界的企求，演变为对世俗庸常生活的体会、玩昧和讴歌。两宋之际的辞赋，真实地记录了文人心理的这一历程。

和苏轼等人的辞赋相比，两宋之际的辞赋所描写的美境缺少哲理的感悟沉思，所发的议论也比较庸俗。赋家们把眼前所见的一切都写得很美，生气流动，景象万千，他们不需要用哲理去统摄内心的种种意绪，放下淑世情怀，他们就可以以一种自由的心境去感受生活所呈现的美景，去体会庸常的生活哲理。他们的议论不再那么高妙，那么富于深邃的理趣。张守的《小黄杨赋》写了对小黄杨盆景的感受：“受一气之独正，纷众叶之多碧。已幸脱于泥途，靡争研于花实。安微分而自足，贯四时而不易。置之函丈之间，绰有山林之适。明窗净几，阴敷研席。笑昌阳之琐细，与草芥而匹敌；诮巴苴之凡陋。望秋风而陨踣。”写出盆景从容自在的风姿，折射出作者安闲从容的心态，在赋的结尾表现作者对宦途避而远之的心理，议论比较平常；李处权的《乐郊赋》描写了乡居生活的美好，景物的描写空灵流转，有清新之气，而赋的结尾则讲了一通适性逍遥的道理。像这样景物描写引人入胜而感发议论极其平庸的赋作在南宋初期比比皆是，比较有特色的如王安中的《竹林泉赋》、宇文虚中的《鱼计亭赋》、辛次膺的《飘泉赋》、葛立方的《余庆堂赋》等等，这些赋和当时流行的散体亭台楼阁的“记”一样，写精妙之景，无高妙之思，反映出当时文人的心理不再如他们的前辈那么高雅、脱俗，而是走向了世俗情怀，他们的精神不再栖居于那种宁静玄妙的远离世俗的境界，而是走向了实实在在的世俗世界，险恶的仕途迫使他们在心理上疏远淑世精神，江南的美景则召唤他们面对自然，感受生活，这个时期辞赋的世俗化特色与“江山之助”不无关系。

南宋初期，庸常生活、庸常情感的许多方面都进入了赋家的视野。

对家族繁衍兴旺的祈求在赋作中不断得到表现。和北宋中期以来关心国事民瘼的辞赋主调相比，这样的情感的确比较低俗。苏发的《穴情赋》是关于堪舆风水的。堪舆学在南宋以来大行其道，上到朝廷大臣、下到市井细民，为了子孙昌盛，多热衷于越山度岭，探穴寻脉，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苏发的这篇赋告诉人们选择坟地的要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人们日渐庸俗的精神世界。吕颐浩的《五世祖衣冠招魂词》用近五千字的篇幅来追述家族的发展、先祖们的令德功勋以及希望列祖列宗保佑家族继续兴旺的愿望。周麟之的《槛泉赋》则祈求祖先的在天之灵能保佑家族兴旺发达。

即使苏轼等文人反复咏叹的闲居求志的主题，在南宋初期的文人们手里，也变得格调庸俗。如在北宋后期流行的拟《归去来兮辞》，多表达优雅闲逸的高旷情怀，南宋初期，拟《归去来兮辞》的创作依然不少，但是思想格调却低多了，如王十朋的《归去来赋》念念不忘的是隐居的享乐生活，耿耿于怀的是隐居失去的官威和煊赫。冯械的《和渊明归去来辞》通篇表现的是劝归佛法的内容，且没有什么深妙的禅趣，类同佛家鄙俚的化道文。对安闲生活的渴望也是北宋后期赋家惯常表现的，他们借此展示澄澈宁静的雅怀，南宋初期辞赋当中也有这样的内容，如葛立方的《喜闲》、《横山堂三章》，王十朋的《至乐斋赋》等，表达了对富贵享乐生活的向往，志趣比较庸俗。令人深思的是，南宋初期文人在追求功名富贵方面的奔竞热情是他们的前辈无法比拟的，然而，这些辞赋却表现出对功名的不屑一顾，走俗状而鸣高情，远嗣西晋文人如潘岳等之逸响。钱钟书先生指出：“虽然，观文章固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徵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当时文人的这种悖论固然折射出对仕途的畏惧，但是更反映了他们追求享乐而又故作姿态的庸俗心理，反映了他们的低俗和矫情。

南宋初期的赋家比较关注身边的琐事，他们用世俗的眼光看待、理解这些细碎之事。葛立方的《忆菁山赋》写的是乙酉之秋即建炎三年(1129)流落到菁山的生活苦况。按照常理，赋作在介绍了战乱的背景后应该转入报国之情的抒发，然而，作者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苍崖翠嶂，郁乎在望，怨山人之不来，吟夜鹤于空帐，招羽翰之难传，第神驰而心向”，“千夫(口敢)山，若筐若莒，采撷如云，制骑火而飞麸尘，则蒙顶、鸦山、日注、双井、殆埒美而并珍，而吾未得沦以娱宾。”当此国难，作者却对自己流离当中没有雅友、没有好

茶而耿耿于怀，的确堪当司马炎“全无心肝”之论。李石的《古渔词》对渔人渡人过河获利大发议论，觉得人心不古，认为古代的渔人是隐居的高人，而非射利之人，现在的渔人乃渔利之人。和北宋文人的谠言论政或者妙解天人相比，作者的见识的确鄙俚不堪。其他如张春的《鹤驾词》写求仙、胡铨的《及老堂赋》劝人行孝道，等等，见识都相当低下。世俗生活和庸俗的见识成了当时辞赋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这说明文人的精神世界在逐步远离廊庙世界而走向世俗庸常生活，北宋以来形成的文人的高情雅的正在被世俗情调所取代。

六辞赋抒情说理的风格由理趣深邃转向张扬外露、直白肤浅

北宋中期以来的辞赋追求理趣深邃，文人们崇尚把一己之情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个人的情绪被化解，哲理的阐释趋于深刻、妙悟，具有平淡而深刻、虚灵而隽逸的美感。在南宋初期，辞赋追求理趣的传统转变为抒情的张扬外露、说理的直白肤浅。

辞赋抒情说理风格的这一变化是与文人心态的变化分不开的。北宋后期文人面对当时的文化专制，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心态的平衡，普遍地退回内心，索居苦吟，生活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对抗现实的方式就是读书穷理和闭门索句。靖康之难以后，文人们要安居于陋室吟咏啸歌已经不可能了，他们经历了颠沛流离，体验了国破家亡，不得不为了生存和立足朝堂而奔波、奔竞。他们不再那么高雅、孤傲，他们必须面对现实来考虑一些切身的利害，于是，他们的心态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内敛转向外露。情理相得、妙解天人的思想方式已经不能准确地表达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感受了，于是，文学作品中抒情说理的方式由曲折幽深转变为直白和张扬。

从咏物赋的变化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转变。北宋后期文人喜欢描绘具有高洁品格的形象来寄托人格理想，如松、竹等。两宋之交，描写松、竹等的赋作减少而写梅的辞赋大量涌现，与描写松、竹等寄予高洁人格不同的是，南宋初期咏梅赋或者把梅花作为怀乡、悲叹命运的起兴之物，如唐庚有《惜梅》，谢逸有《雪后折梅赋》；或者刻意表现梅花旖旎动人的美感，如李纲、张嵲、王銍、释仲皎的同题《梅花赋》。对梅花在比德方面的韵味挖掘得相当不够，没有将梅格与人格结合在一起，和北宋时期的咏物赋相比缺少了含蓄和悠长的韵味，表现比较直白。不是说文人们没有注意到梅花凌寒傲雪的品格，而是他们不愿意从这个角度深入挖掘意象的韵味，不愿意在深邃的思虑中去玩味意象所昭示的本质意义。他们只是要直截了当地表现梅花的美丽，表达对梅花的喜爱，因而更愿意把她作为仙姝佳人的形象来咏叹。不仅是咏梅的赋作，像王灼的《朝日莲赋》、张昌言的《琼花赋》等，大都脱出展示高洁胸怀的路数而直接描写物象的美丽。不惟咏物赋，当时的赋作基本上都摆脱了北宋后期那种封闭的、优雅的、睿智的胸襟而直接面对眼前的大千世界，明白地道出个人的人生感受。如党争的内容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中表现得比较隐晦，但是南宋初期的辞赋则毫不掩饰个人的政治倾向，像虞允文的《诛蚊赋》、洪适的《恶蝇赋》、李石的《辩谤文》等说理都非常直白。

南宋初期辞赋抒情说理风格的直白外露还与文人们学识修养的变化密切联系，辞赋的直白肤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人们学养的不足造成的。文学作品的含蓄蕴藉和理趣深邃与读书穷理、贯通众学密切相关。北宋中期以来辞赋的厚重渊雅、理趣盎然和北宋文人学识修养的提高是同步的，而北宋后期以来成长起来的文人学识修养普遍地不如他们的前辈。南宋初期辞赋之末流，大抵外为新奇怪愕之状，内不免空疏鄙俚之失，粗才枵腹，乏含英咀华之功，强以艰涩之辞文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科举这个指挥棒导向的结果。元祜年问，刘挚在《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疏》中说得很透彻：“(试经义)至于蹈袭他人，剽窃旧作，主司猝然亦莫之辨。盖其无所统纪，无所隐括，非若诗赋有声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尽得之也。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集，裒括其类，豫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榜之间，所在命题，往往相犯”。‘这一点，南宋人看得也相当清楚，叶梦得就指出：“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自改经术；人之教学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以经义取士的直接后果就是文人过分专研经术，而不在泛观博览上下功夫。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然及其废赋而用经，流弊至今，断题析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赋。……而今日之赋，皆迟钝拙涩，不能为经义者然后为之。”他把辞赋的迟钝拙涩归咎于经义取士的结果，颇有见地。顾炎武对比诗赋与经义取士时指出：“今之经义策论，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日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见解可谓一针见血。而且，徽宗时期视诗赋为元祐学术而禁止人们创作，更促使文人学识修养的普遍下降。

绍兴时期，科举试赋因为读书不多而不断闹出笑话，这反映出当时文人学识修养的低下。据《鹤林玉露》载：“绍兴省试《高祖能用三杰赋》，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韵押‘运筹帷帐，考官以《汉书》乃‘帷幄。非‘帐字，不敢取。出院以语周益公(周必大)，公曰：‘有司误，非作赋者误也，《史记》正是帷帐，《汉书》乃作幄”，可见主考的学识贫乏到了多么可笑的地步。有时也出现试官与举子一起冬烘的情况：“孔子弟子子琴张，琴审也。子张乃姓颛孙，名师。绍兴中，太学试《仁天子尊爵赋》，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张为子张。……而试官与举人皆不悟，抑何卤莽至此耶!”更有甚者，绍兴八年省试《天子以德为车赋》连高宗都看出来第二名把“颠覆”的典故用错了，考官和举子却都茫然无知，由此可见当时士子学识贫乏之一斑。南宋初期的文人大多是在北宋后期科考重经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腹笥空乏，其学识修养无法和他们的前辈相比，要把对学力要求很高的辞赋写得含蓄蕴藉、华赡厚重，当然是不可能的，南宋初期辞赋的苍白率直当与此有甚为重要的联系。比如要求行文典雅的典礼赋、山川都邑赋，当时的文人搜索枯肠努力堆砌，依然文辞鄙俚，不成体统，像傅共的《南都赋》在铺张扬厉时不得不模仿甚至抄袭张衡的《南都赋》和班固的《两都赋》；王廉清的《慈宁殿赋》虽然被时人目为“如河决泉涌，沛乎莫之能御也，天资辞源之壮，盖未之见”(许顗《跋王仲信<慈宁殿赋>》)，但是文章的前半部分格局基本上是对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模仿，尤其是对宫殿雕饰的描写，颇涉抄袭嫌疑；王洋的《拟进南郊大礼庆成赋》更是对班固《东都赋》亦步亦趋的摹写。南宋初期的文人根本谈不上北宋文人的化堆垛为烟云的功夫，即使堆砌辞藻也学力不足，因此，辞赋的直白浅陋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两宋之际的辞赋发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变化。两宋之际时局、士风、政坛的变动等对辞赋的走向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靖康之难的时局促使北宋后期辞赋中弥漫的衰飒之气向深沉、悲怆的方向发展；北宋后期以来士风的萎靡和南宋初期党争的白热化以及权臣擅权等因素促成了颂美辞赋不合时宜地畸形繁荣；文化格局的调整促成了南宋山川风物赋的兴起；北宋后期以来的文化专制政策在南宋初期得到变本加厉的实行，其结果是辞赋中的爱国热情无法充分伸张，而是和忧患意识纠缠在一起，表现得压抑而凝重；北宋后期，文人济世救民的入世追求和遁世无闷的人生旨趣渐行渐远，由于忧惧宦海风波，南宋初期的文人更关注于世俗生活，更热衷于在辞赋中表达对世俗安闲生活的热爱。不过，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却真实地反映了两宋之际时局、政坛、士风的流变，为我们提供了那个大转折时代各个层面的嬗变史，其生动性和真实性可能是诗词等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