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　刘　明

内容提要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诗纬》源自《齐诗》，在谈到《齐诗》特色时往往直接引用《诗纬》文献来进行论证。本文通过对汉代《齐诗》学与《诗纬》文献进行比较，指出翼奉的《齐诗》学其实是《齐诗》中特立独行的一支，而《诗纬》则是在翼奉《齐诗》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在神学道路上较之翼奉《齐诗》学走得更远，几乎堕入了不可知的神秘境界。因此《诗纬》在说解《诗经》方面已经逸出了《齐诗》范围，它与《齐诗》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通行的引《诗纬》论《齐诗》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诗纬》是与《诗经》相配的汉代纬书之一种，也是汉代《诗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纬》以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人的情性与历、律相通，将《诗》三百篇与天干地支相联系，以阴阳灾异观测人事，推知王朝兴衰、君臣关系，以“四始”、“五际”具体推算“革命”、“革政”的关键时期，从而形成了与汉代四家诗不同的解诗特色。但由于其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与四家诗大致相同，因此其中有不少说解也难免与四家诗时有相通，尤其是与《齐诗》相通处为多。比如强调以“五际”解诗就是典型一例。这种现象说明《诗纬》与《齐诗》之间的关系理应是密切的。对此，清人陈乔枞在其所著《诗纬集证·自叙》中说：“魏、晋改代，齐学就湮，隋火之余，《诗纬》渐佚。间有存者，或与杂谶比例齐观，学者弃置勿道，书遂尽亡。夫齐学湮而《诗纬》存，则《齐诗》虽亡，而犹未尽泯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曩者先大夫尝辑三家诗佚义，以《诗纬》多齐说，其于诗文无所附者，亦补缀之，以次于齐，所以广异义，扶微学也。”他认为《诗纬》多齐说，而《齐诗》因《诗纬》尚存而不至于成为绝学，《齐诗》与《诗纬》在传承上应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如此说来，原本属于“经”学阵营一员的《齐诗》与属于“纬”学系统的《诗纬》之间，必有一个可以沟通两者的桥梁。

事实上，翼奉的《齐诗》学就起到了这个桥梁作用。翼奉原本是《齐诗》学的传人之一，而他的《诗经》学又与《诗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已有学者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如迮鹤寿在其《齐诗翼氏学》中就曾直接拿《诗纬》与《齐诗》翼氏学进行过比照研究。陈乔枞更具体地指出了《诗纬》与翼奉《齐诗》学问的相合处，谓：“翼氏《齐诗》，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错，败乱绪业之辞，与《诗汜历枢》言午亥之际为革命，合已哉。”趣样一来，《诗纬》与《齐诗》的关系似乎就变成了《诗纬》来源于《齐诗》翼奉学，而《齐诗》翼奉学则是直接属于《齐诗》系统的。尽管迮、陈二氏并未直接申明《诗纬》与《齐诗》的确切关系，但后人一般都由此而认定《诗纬》是源自《齐诗》的。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不少学者在讨论《齐诗》的问题时便不加论证不做说明而直接引《诗纬》内容而加以证明，仿佛《诗纬》与《齐诗》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诚然，有《齐诗》才有翼奉《齐诗》学，而《诗纬》又颇受翼奉《齐诗》学影响。但是，在汉代四百年间的学术发展中，政治对学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学派内部与学派之间的对立与融合，使得有汉一代的学术发展出现了相当复杂的情况。概括言之可谓继承与创新并存，“通义”与“别义”同在，那么《齐诗》的发展亦当不会不如此。

一《齐诗》与翼奉《齐诗》学

《汉书·儒林传》较为详细地勾画了西汉经学发展的情况。我们据此，并结合《齐诗》重要学者的本传，先对《齐诗》的传承以及《齐诗》的特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一)西汉《齐诗》的传承及其重要学者

汉代《齐诗》的创始人是辕固。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关于辕固传《诗》的具体内容，当时文献均无记载，只是于《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中记录着其基本相同的三件行事：在景帝面前与黄生争论汤武受命，敢于触犯窦太后而称窦太后所好的《老子》为“家人言”，还有劝诫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从此三事似可窥见其性格：执着于先秦儒家经义，传承儒家“天下为公”思想，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正直而近于固执。徐复观也因此认为辕固“在皇权鼎盛的皇帝面前，强调汤、武革命，可谓能把握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真精神，其所习者当不仅限于《诗》”。我们且不论辕固所学是否仅限于《诗》，仅从其性格及对经义的持守精神，完全可以想见《齐诗》传授之初应该是坚持《诗》之本义而不作过多推衍的。

辕固弟子众多，而其中又以夏侯始昌最明。《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

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年老，以寿终。作为《齐诗》的传承人之一，夏侯始昌得到了众多的关注。之所以被认为“最明”，恐怕根本原因还在于有武帝的格外重视；之所以备受武帝重视，则是因为其学说符台武帝的“口味”。众所周知，董仲舒是武帝时以说阴阳灾异、天人感应闻名朝野而深得武帝重用的，同时他认为《诗》无达诂，“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也就是说，他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依据，而以阴阳灾异去阐释《诗》等其他经书的经义的。韩婴是《韩诗》的创始人，也通《易》学，其解“经”方式与时人不同：“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推《易》意而为之传”。可见韩婴是善于推衍做《传》来解释经义的，且《易》原本就是上古以来的占卜之书，其思想内涵亦与阴阳灾异相通。而夏侯氏“明于阴阳”，又准确预言了柏梁台灾，可见他也和董仲舒、韩婴一样熟谙阴阳灾异之说，依托于天人感应理论，是善于对经文做推衍式的解说的。其传《齐诗》似亦应如此，与乃师辕固的说《诗》已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阴阳灾异的思想和特色就这样被带入了《齐诗》的传授系统之中。

夏侯始昌之后，有东海后苍继续《齐诗》的传承。“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后苍从夏侯始昌学《齐诗》，同时又向孟卿学《礼》。“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而孟卿善为《礼》、《春秋》，其《春秋》之学是源自胡母生的《公羊春秋》学，这一派也是以言阴阳灾异见长的。这样一来，后苍的学术其实兼及夏侯始昌与孟卿的学术，也就是说，他兼有阴阳灾异化了的夏侯氏《齐诗》学和以奢谈天人感应为鲜明特色的《春秋公羊》学，所以后苍治《齐诗》，当不会不涉及阴阳灾异的内容。

后苍授学弟子萧望之、翼奉、匡衡三人，都以《齐诗》学闻名，也均位至达官显贵，遂推动《齐诗》达至全盛时期。《汉书》皆有传。萧望之本传载：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

《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迁大鸿胪。……(元帝)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其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

翼奉本传载：

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敦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奉自以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日极阴生阳，恐有火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卵，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胜拳拳，愿复赐间，卒其终始。”……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

匡衡本传载：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日：“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由上述记载，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萧、翼、匡三人都因《齐诗》学而获得很高的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国家大事之中，影响着宣、元、成三帝时期的政局，也使《齐诗》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同是接受于后苍的《齐诗》，但在三人那里则有了不同的发展：萧望之“施之政事”，把对《经》义主要是《诗》义的理解落实于治理国家、处理政事方面；翼奉虽“悖学不仕”，专心于《诗》之经义研究，但他又好律历阴阳之占，多次以阴阳五际来解释灾异现象，匡衡坚持“师道”，“其对深美”，当朝廷有政议时，则多据经义而提出对策。由此可见，萧、匡二人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齐诗》的说解，只是将其应用于政治，对学术建构和传承方面并无推进。但翼奉却独好律历、阴阳五行之说，并以此持说，上疏皇帝，把夏侯始昌以来原本就充斥着阴阳灾异色彩的《齐诗》学更往前推进了一步，导人更加神秘的占验之中。《诗》几乎变成了占验阴阳、预测灾异的占卜之书，从而逸出了此前经学的范围。如果说翼奉以前的《齐诗》只是掺杂了以阴阳灾异说《诗》的某些因素，那么翼奉的《齐诗》学，则是径直以阴阳五行解诗，以《诗》去解释现实中的灾异现象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徐复观在讨论《齐诗》辑佚问题时认为，“其遗说见于《汉书》萧望之、匡衡、师丹各传奏疏中的，多为诸家之通义”，“至于《翼奉传》所载翼奉‘四始五际六情之说，乃受夏侯始昌以阴阳五行傅会《洪范》言灾异的影响，他把这一趋向拓展于《诗》的领域，而更向旁枝曲径上推演，以成怪异不经之说，既无与于《诗》教，亦非辕固之所及料”，已逸出《齐诗》之通义，所以搜集汉代《齐诗》遗说，应以萧望之、匡衡、师丹奏疏中所引《诗》为主，而不能到翼奉诗说中去寻找。

然而，作为同出于后苍门下的三门徒，虽然在具体的解《诗》方式和内容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他们毕竟同师于一人，传授的经义也应该是一样的。徐先生将翼奉学完全割离《齐诗》这个“母体”，似乎也有过于武断之嫌。翼奉的《齐诗》学是在《齐诗》通义的基础上做了发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甚至成为《齐诗》的“别义”。我们应依据《齐诗》部分传承学者的资料，和《汉书》中记载的萧望之、匡衡在各自奏疏中谈《诗》、引《诗》的情况，推求一下《齐诗》的特征(或者说“通义”)，以此来分析判断翼奉氏《齐诗》学中哪些理论与这些特征相同，又有哪些理论成为“别义”，从而探究翼奉《齐诗》学与《齐诗》具体而微的关系。

(二)西汉《齐诗》特征及与《齐诗》翼氏学之关系

西汉《齐诗》的特色，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诗》作为劝谏的工具，以《诗》义比附政治。作为汉代《诗》学之一种，《齐诗》同其他解《诗》之作一样，是具备“谏书”的功能的。其基本模式是依据《诗》的内容，联系《诗》中历史人物或事件，用以规劝当时的统治者要效法古人，修明政治。这在萧望之、匡衡的奏疏中都有表现。比如在面对由于征讨西羌而造成的陇西以北、安定以西民众缺粮，张敞建议罪轻者可以通过上缴谷物救济上述地区百姓来赎罪的时候，萧望之则认为：

古者臧于民，不足则取，有余则予。《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边之役，民失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尧舜亡以加也。今议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臣窃痛之。”

萧望之引《诗·小雅·鸿雁》和《小雅·大田》诗句，借以证明古时帝王与民众的关系：朝廷物资充足时则惠及百姓，而朝廷物资不足时则取之百姓，这是“古之通义”，所以他劝谏汉宣帝应效法古人的做法，而不要听从张敞的建议，避免开利路而伤教化。

匡衡引《诗》劝谏皇帝的情况在《汉书》本传中记载的更多，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以见一斑。

元帝崩，成帝即位，街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

其实，这种“以《三百篇》为谏书”的做法，不仅为《齐诗》之通义，汉代其他三家诗也大体如此。

第二、以“情性”论《诗》。注意到《诗》中的“情性”因素，是汉代《诗》学对于先秦“诗言志”观念的一个突破与发展。虽然汉代四家诗都有关于《诗》中“情性”的论述，但鲁、韩、毛三家论《诗》只是与“情性”论偶有关合，而《齐诗》则将“情性”真正引入对《诗》的解说之中，从而使“情性”论《诗》成为《齐诗》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匡衡与翼奉的奏疏中也有明确体现。如匡衡《上元帝疏》云：

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末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

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间内。

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陈乔枞云：“雉圭(匡衡)与少君(翼奉)同师，‘《诗》原情性之语，授受渊源，其来有自矣。”以“情性”说诗，并进一步运用到政治中去，是《齐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论《诗》杂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从上文提到的《齐诗》传承情况看，《齐诗》最晚到夏侯始昌，已搀人了阴阳五行学说，使《齐诗》的解诗开始奢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由后苍传授给萧望之、翼奉、匡衡，说诗杂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则成为《齐诗》的重要特征。《汉书·萧望之传》载：

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向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

这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典型运用，也是萧望之Ⅸ齐诗》学掺杂有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证据。

由匡衡奏疏考察，也可以发现其中较为明显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诗》的内容。如在《上元帝疏》中说：“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畸，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考匡衡所学，发现他仅从后苍学《齐诗》，所以，匡衡《齐诗》学中亦应充满天人感应的理论内容。

第四、以地理、风俗说《诗》。对于《齐诗》以地理、风俗说《诗》的特点，江乾益说：“驺子受《禹贡》之影响，创大九州之说，其法则先列中国名山大川，物类所珍，因而推及海外所不能睹者，阴阳家好相阴阳消长之外，并好言地理；天文地理之学，实出自齐学之畛域也。”认为邹衍的“大九州”理论包含了一定的地理学观念；地理学是齐学的内容之一。《齐诗》以地理、风俗说《诗》在四家诗中确实比较突出。如匡衡上书云：“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邻国贵恕。”根据颜师古的注解，匡衡所论《郑风·大叔于田》、《秦风·黄鸟》、《陈风·宛丘》、《唐风·山有枢》、《大雅·绵》五首诗，都是从不同的地域出发，以各地不同的风俗特征进行讨论的。更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汉书·地理志》中多有，如：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又如：

(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

班固习《齐诗》，在《地理志》中大量以《诗》来验证该地的风俗与地理，正反映了《齐诗》以地理、风俗说《诗》的特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总结了《齐诗》的特征，或者叫做《齐诗》之“通义”。下面具体从这四个方面来考察“好律历阴阳之占”的翼奉以及其毕生研习的《齐诗》学对“通义”承继或者进一步突破与发挥的情况。

第一、以《诗》作为劝谏的工具，以《诗》义比附政治，这基本上是汉代经学的一个共同特征，也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对于政治反作用的具体表现。翼奉与其他经学家一样，致力于学术(《诗》经学)的目的是企图以学术影响政治甚至干预政治。在《汉书》本传中，共有翼奉上疏皇帝的四次记载。如关东大水时翼奉奏云：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臧六体，五臧象天，六体象地。故臧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今年太阴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历以甲午从春。历中甲庚，律得参阳，性中仁义，情得公正贞廉，百年之精岁也。正以精岁，本首王位，日临中时接律而地大震，其后连月久阴，虽有大令，犹不能复，阴气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

很明确，翼奉先是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为例，讲了一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理论，以此来说明地震大水等灾异的发生是由于阴气、阳气的盛衰不合。而“阳用其精，阴用其行”，阴阳与人气是相对应的。同时，人气的内逆能够感动天地。当朝廷做到“明亲亲”、“明贤贤”时，圣王就能够“大通天下”。然后，翼奉将话题转到当时的政局，认为当前朝廷“左右亡同姓”，无法做到“明亲亲”，却“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无法做到“明贤贤”，则帝王不能够“大通天下”，所以才会导致大水灾异的出现。通过这样一个看似曲折的说解过程，翼奉最终劝谏统治者要以本姓族人为亲，对于异姓尤其是后宫的舅氏党羽，应该时刻警惕。可以说，翼奉《齐诗》学的功用之一，即是用以劝谏主上。

不过，虽然同样是以《诗三百》作“谏书”，翼奉与其他《齐诗》学者还是存在着不同。像萧望之、匡衡的以《诗》劝谏，几乎都是从诗句的基本内容去推求诗之“本事”，将诗中那段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政治相比照，以古是今非来说服皇帝要遵循古制，进谏方式呈现为“《诗》——历史——政治”这样一个过程。而翼奉则是从《诗》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出发，直接以天人感应理论诠释灾异现象，进而指出政治上的弊端，其呈现为“《诗》——阴阳灾异——政治”这样的过程。所以说翼奉《齐诗》学虽具备以《诗》进行劝谏这一《齐诗》之“通义”，但在劝谏方式上他不是借助于《诗》篇所反映的史实，而是直接以阴阳五行解《诗》，这就使得《齐诗》学从起初的掺杂阴阳五行因素，发展到直接以阴阳五行学说解《诗经》。这是翼奉《齐诗》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