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相对于千年词学，百年词学应可看作是今天所说的当代词学，或者今代词学、今词学。这是在20世纪产生并且发展成型的一门新学科。其所谓旧与新，或者古与今，应以1908年为分界线。因为这一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创立境界说，标志着中国新词学的开始。而词学学科之真正确立，则当以民国四大词人之一龙榆生为起点。本文依此判断，将百年词学，即今代词学，或今词学，划分为三个时期：开拓期、创造期、蜕变期。并将蜕变期词学，划分为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再评价阶段、反思探索阶段。在这一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并以词学史上三大理论建树，三种批评模式——传统词学本色论、现代词学境界说、新变词体结构论，以及三种言传方式一似与非似、有与无有、生与无生，对其存在及存在的形式体现，逐一加以阐释。此外，本文所附20世纪词学传承图，则以传统篮球队以及足球队的组合方式，对于五代传人，分别予以称号、名位，并作初步论定。

关于百年词与百年词学问题，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百年词通论》发表，此文着重说歌词创作；于90年代，所撰《中国当代词学论纲》(原题《以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则说批评模式问题。于此二文，我曾提出百年词，百年词学以及今代词，今代词学诸命题：以百年词或今代词，对于20世纪歌词创作进行规范，相当于学界之所说当代词，而又有所区分；至词学的发生与发展，则以1908年为分界线，将一部中国词学史划分为两大部分，古词学与今词学。对于百年词与百年词学，我与学界的分别，主要在分期分类上。自1949年起，学界以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规范，即以1919年为界限，将中国文学划分为旧文学和新文学，或者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部分。而词与词学，自然也糊里糊涂地跟着走。我不赞同这么一种划分与判断。我以为，这是一种政治的划分，非文学划分，是没有观念的体现，也就是缺乏史才三长中的“识”的体现。新旧世纪之交，对于学界包括词界这一状况，曾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予以揭示，并曾撰写相关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列。我提议：以1908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为分界线，对于千年词学及百年词学，重新加以论定。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正名问题。我以为，关于百年词与百年词学问题，名正之后，其相关问题，也就容易说清楚。

一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

应当说，自从有了今天所说“词”的出现，就有今天所说“词学”的存在。中国文学史上，举凡有关词的本事、词作品的评判，或者曲调、歌腔一类记载，都在今天所说“词学”范围之内。诸如欧阳炯的《花间集叙》，晁补之、李清照之评本朝作家片段以及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专门著述，都是宝贵的词学文献。其中，欧阳炯、李清照及张炎，对于“艳”的特质的揭示，对于“知之者”与不知者的分辩，以及对于参究音律、精思词章的发明，则不仅在认识上具启示意义，而且，于艺术审美，亦有参考价值。其后，自元、明而至于清，相关述作，更加层出不穷。不过，如从学科创置的角度看，多数论著，一般针对个案，只是一种“多”的罗列，而非“一”的提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谓词学，实际仍未能独立成学，只是科目的科，而非学科的学。直到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撰著论文，有意识地设科、立学，中国词学，方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词学研究，方才进入自觉发展阶段。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

(一)龙榆生——中国词学学的奠基人

词学研究之自觉，或者非自觉，不在于是否出现过“词学”二字，而在于有无学科意识。用现在的话语讲，这是一种研究之研究。而就方法论看，这是从“多”到“一”的归纳与概括。这当中有个提升过程，即将其加以规划化、系统化，于哲学层面，实现由科目到学科提升的过程。

1如网在纲，有条不紊

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于《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首先为“填词”及“词学”确立义界。谓：“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并指出：由于世异时移，遗声阒寂，能够“归纳众制，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者，非好学深思不办。因据前辈业绩，即从张炎以下，直至于清，各家钩稽考索之所得，总结归纳为五事：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增添三事，曰：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合为词学八事。于是，原来零零散散的资讯，经此总结归纳，便成为有系统的专门之学。

2别出手眼，一明指归

继《研究词学之商榷》之后，龙榆生并于《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一文，就词学与学词，说与做的两个方面，对词学门径展开讨论。途径问题，一般以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之“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作为入门指引。龙榆生立足于“今日”，对此指引作了修正。谓：“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即“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沉执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磊落之怀，纳诸镗鞳铿镝之调”，为“指出向上一路”，令“少有裨于当时”。

两篇文章，全面把握，有意识地为开法门，用度金针。这是龙氏词学的纲领。此外，若干个案分析，包括二主、东坡、清真、漱玉诸叙论及综论，以及多篇辨识字声与韵谱的文章，则于上述八事，如批评之学、声调之学以及词乐之学诸事项之布局与开发，进一步提供示范。当其之时，龙榆生之所述作，已为词学学的建造奠定基础。

(二)词学误区——20世纪词学研究的死穴

言为心声，乐占世运。自《词学季刊》之后，尤其是50年代之后，百年词学之是否步入误区，确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1998年11月，海宁召开“纪念吴世昌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发表《走出误区——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我曾提出这一问题。此文载北京《文学遗产》2002年第一期。进入新世纪，并有《倚声与倚声之学》一文，明确申明此义。指出：

20世纪后半叶，进入蜕变期的中国词学，基本上

处在误区当中，混沌末凿；大量著述，究竟在门内或者在门外，有用或者无用，似乎都须要冷静地进行一番检讨。

此文载上海《词学》第十六辑。或以为：词学误区的提示，似有点骇人听闻。一根竹竿打下去，就是一大片。不过，半个世纪的经历，不容一误再误。伤及无辜，亦在所难免。

1观念之误与门径之误

观念，可以说是一种认识。比如，对于词与词学自身的认识。乃平常所说“识”的体现。观念之误，表现在对于词与词学自身这一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失误。比如，词为

艳科?或者声学?应当将其当何物看待?其于认识上的失误，就是只看到词之作为艳科的一面，而无视其作为声学的另一面。只是在题材上做文章，看看都写些什么，不重表现形式，忽略与音乐相关的格式问题，重情不重声。这一失误，遂令艳科发展成为显学，令声学沦为绝学。至于门径，乃达至目标所采取的途径，亦认识上的一种抉择或取向。门径之误，即抉择失误，或者取向失误。仍然是将词与词学当什么看待的问题。比如，当韵文看待?或者当语文看待?其失误，也是十分惊人的。

由于观念之误与门径之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两岸四地包括日本在内词界所出现失误，我曾以天上飞、地上爬、空中走三种状态加以描述。三种状态，具体表现为：(1)脱离对象的评论，或者只是对于评论的评论，缺乏实际的了解与感悟；(2)只是执着于对象的字面特征，将韵文当语文看待，而非当韵文看待，(3)前二者之折衷，但非并取其长，而乃兼收其短。三种状态，只是一种比喻，未必有所谓褒贬意思在。

事证之一：说词说皮相，对于艳科的错解及偏废。

这一事证，牵涉到门内与门外，当行与不当行问题。不过，我所说，只是个角度或位置问题，相当于今日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问题，非完全等同于当行与不当行。而且，门内与门外，二者之间并无明确界限，难以准确界定，亦无法据以论断。至其所以误者，亦非门内、门外自身之误，而乃由于角度或位置之偏差所造成失误。例如，胡寅与李清照之说苏轼词，或曰：“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而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或曰；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二氏在词之作为艳科或者声学的认识上，尽管各自有所偏重，一个偏向于艳科，一个偏向于声学，但其立论，各有各的角度或位置，似皆无可厚非。今日之失误，乃因声学与艳科分离所招致。既与胡寅与李清照有所牵连，又不能完全归咎于二氏。

首先，今日之失误，体现在作家、作品的评赏上，主要是以外部形态描述替代内部特质发掘。

“文化大革命”之前，因为声学与艳科的分离，词界出现以政治鉴定替代艺术批评，以豪放、婉约“二分法”替代体制、体式分析，将注意力引向词外。“文化大革命”之后，相关论述尽管已加上若干新的元素，“二分法”变成为多元论，其所作描述，与之前相比，似乎要周全得多，但实际也还是原来的一套。无非是，以豪放、婉约说词，自古而然，有“史”可鉴。因此，无论之前或之后，一班论者，与评判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和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幕士，似不相伯仲。苏学士泉下有知，仍然当为之绝倒。

至若感发联想问题，诗可以兴，词须有想象，自不成问题，只是其间，似亦有内部与外部之分，未可忽视。业师吴世昌教授的结构分析法，既通过内部联系，还原故事，又借助对于“含蓄在未表达的典故或成语中”的另外一个意思的体会，以体验作者的“深心与苦心”，其想象并未离开本体；而另一种想象，从一座“小山”到另一座“小山”，没完没了，却只是在外部盘旋。两种想象，两种效果。例如，对于《花间集》，吴世昌以和凝、孙光宪“用小令来写故事的本领”，将柳永、秦观、周邦彦的继承发展，和乐府民歌，乃至《诗经》写故事之具体事例，联系在一起，令花间词中这一艺术手法之来龙去脉有个清楚的交待。不仅有助花间词的解读，而且对于词体结构论的构建亦提供实证。而借感发联想以研究花间，从音乐、诗歌，到历史环境、地域文化，四面八方大包抄，充分发挥想象，洋洋数十万言，亦东方、亦西方，亦理论阐释、亦数字统计，无所不用其极，却还是伫立于门外，未见解决词或词学自身一个半个实际问题。

其次，今日之失误，体现在理论问题的探讨上，主要是以玄学包装替代本体理论的求索及说明。

误区中的理论研究，其失误，可归纳为二：对于作家的社会活动及创作活动，包括与歌妓的交往，作一般社会学的说明，在形下层面，对于某一文学现象，作一般的道德、伦理评判。例如，柳永几位女朋友——英英、瑶卿、琼娥，还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论者一一将其请出，加以“文化”一番。既责问其交往之方式、内容、性质、作用，又责问其交往之复杂心态、情感与精神追求以及所获创作动力。如此一般，便以为“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又例如《花间集》，叙称：“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其所谓“艳”者，乃鲜艳之“艳”，可以与春天相媲美之“艳”；而非邪艳，或者浮艳。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只是一个“艳”字，已可以概括所有。而今之论者，经过四面八方大包抄，当其涉及到艳科之时，尽管对于花间情词，亦曾细心地加以归类，并将其与中外许多复杂的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详加阐述，但对于“入骨艳思”，却仍然停留在一般道德、伦理的层面上，进行一般的分析与批判。比如，真不真?善不善?香不香?弱不弱?等等。因而亦以为，自己正进行着所谓美学阐释和文化阐释。

事证之二：填词填字数，对于声学的错解及偏废。

词与诗的区别，就格式看，有杂言与齐言之分。词，或称长短句。倚声填词，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并非简单地按字数多寡填制。在以往所撰多篇文章中，对于填词填字数这一现象，我曾列举事例加以揭示。例如，宋元之交，仇远为张炎《山中白云》所撰序，对于三家村腐儒之依字数多寡填制，曾加以讥讽。谓：

……陋邦腐儒、穷乡村叟，每以词为易事。酒边兴豪即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七字《鹧鸪天》《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呗、如步虚，不知官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称好而背窃笑，是岂足与言词哉。

“文化大革命”之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对于旧体格律诗作者曾提出忠告：

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么，最好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它，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

仇远及邓拓所说状况，由于文化水准的提升，今日也许不再出现。不过，诗坛、词坛，大量应时、应事作品，有形骸而无灵魂，同样也是一种堆砌，方块字的堆砌，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填词填字数。从为时、为事，变而成为应时、应事，简单的数字游戏，既是对于歌诗格律形式的错解与失误，也是歌诗创作的一种悲哀。

古往今来，学词既曾出现此等情状，那么，以学词作为自己关注及研究对象的词学，又是怎么个情状呢?新旧世纪之交，我曾一再为文，以地上爬作比喻，对其进行描述。谓：论者将五代诗词之所用词语，进行分类、统计，指诗词之间语言，可分为诗用词不用、词用诗不用及诗词皆用三部分，并通过表达方式及出现次数，说明诗词皆用亦有异同，以证实“诗庄词媚”以及“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一论断，乃将韵文当语文而不将韵文当韵文看待，

另有论者，为证实自己有关“撰写词史似应给长吉歌诗留有一席之地”这一假设，亦曾运用同样方法，对李贺今存二百四十馀首歌诗中所用二千四百九十四个不同的字进行统计，指冷、凝、咽、啼、垂、寒、幽、死、泪、老，出现频率较高，“花间”亦然，因证实长吉歌诗已明显地具有词境。至若词史定位问题，有论者借助定量分析法，为李清照定位。指出：从两宋一千三百多名词人中，提取三百人进行统计。在这三百人中，单就现存词作数量而言，李清照排在第七十六名。而有关研究论著，截至1995年，已有九百多种，名次仅在辛弃疾之后，为三百人中的第二名。因此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从第七十六名上升到第二名，雄辩地说明了《漱玉词》的影响之大和受青睐的程度之高。”这同样也是一种数字游戏。

以上事证，所谓天上飞、地上爬，彼岸、此岸，确有其事。有关论者，似乎都正在进行着词学研究，或者考订，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学词、词学，究竟是真词学?或者假词学?确实须要查证。至于空中走，指日本学界，我曾有文章说及，此处暂不列述。

2文风之误与学风之误

词学误区的出现，除了观念上的问题，还有文风与学风问题。“文化大革命”，提倡“假、大、空”，环境与语境，人人都在其包围当中。四十多年过去，经过拨乱反正，仍然积重难返。人与人之间，不讲信誉，不负责任；空疏、浮躁，旧习未除。例如，学界有“三不”现象：不读书、不看报，不看别人的著述。各自闭门造车，互不牵连。既接不上源，亦断了流。而词界则头不见天，脚不着地；不学词，不问甘苦，照样著书立说。之所以如此，其中奥秘，乃在于从本本到本本，从词话到词话；陈陈相因，不断征引。但只是翻来覆去，往往前言搭不上后语，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有一本关于“审美理想”的书，论钩勒与浑厚，既云浑厚之美为何，于勾勒处见，又云勾勒之美为何，于浑厚之处见。回环往复，纠缠不清，实际上只是在“愈钩勒愈浑厚”一句话打转。这便是从本本到本本所习用公式。在一定意义上讲，以前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一说法，想不到，今日治词，靠一本“词话丛编索引”，也可以做出这么多名堂来。

(三)走出误区——21世纪词学研究的生机

20世纪30年代之初，尊体派祖师爷朱祖谋仍健在。新、老二代词家、词论家，活跃于南北词坛。1933年4月，《词学季刊》(创刊号)出版。三四年间，沤社、午社相继成立。南北各大学都有词学教授。南京中央大学吴梅、汪东、王易，广州中山大学陈洵，湖北武汉大学刘永济，北平北京大学赵万里(20年代尚有刘毓盘)，杭州浙江大学储皖峰、之江大学夏承焘，开封河南大学邵瑞彭、蔡桢、卢前，四川重庆大学周岸登，上海暨南大学龙榆生、易孺。以上诸教授，吴梅、卢前兼治南北曲，馀则专力为词(据《词学季刊》创刊号)。《词学季刊》的创办，造就一代宗匠。词学之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进入自觉发展的轨道。

自觉的词学，与盲目的词学相对应。自觉，是一种提升，认识上的提升及方法上的提升。于“一”的层面思考、求索，开辟与创造。不自觉，只是随大流，跟着“马二先生”走。于“多”的层面敷陈、罗列，添加或减少。这里，自觉、不自觉，相信并不难于分辨。近期所见“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本来亦曾寄予厚望。诚如卷首二序所言，将有关研究文字，予以广泛搜索、清晰评介，可为弥补空缺，并为将来撰写词学学术史奠定基础。只可惜，全稿仍停留于“多”的罗列，与一般所说的“史”，相距甚远。不过，其所谓“通”和“全”，倒可为从本本到本本，提供许多方便。于我之见，当前要务，在于走出误区，返回龙榆生。从认识上讲，必先调整观念，端正立场，把握好着眼点。为词正名，为词学正名。对于艳科与声学，两个方面，作两面观；有所偏重，而无所偏废。从方法上讲，则须由诗歌到哲学的提升<吴宓语)，划清文化学与社会学，韵文与语文的界线，在“一”的归纳与概括上下功夫，将词学学科的规范化及中国词学学的建造，进一步加以推行。

二操斧伐柯与分期分类

自从盘古到于今，人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一把斧头。词学之独立成科、独立成学，同样需要一把开山巨斧。《诗经·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谓：伐柯要有斧头，娶妻不能没有媒人。经过砍伐，一个得薪，一个得妻。而且，还有个共同法则：一个以柯为依据，一个以媒为凭借。故此，陆机《文赋》云：“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希望操斧者，砍与伐要有法则，不能随意为之。亦强调取则于柯。柯，就是斧头柄(毛亨注)。即以其大小长短为标准，进行砍伐。做学问亦同此理。《文赋》之所标榜，从《诗经》而来，乃先民智慧的引申。《诗经》与《文赋》，二者都将这种砍伐，看作为诗、为文之道。如卸下包装，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种分期与分类，而将其包装起来，就是操斧伐柯。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功，也是一种大本领，开辟与划分。20世纪两位大学问家——王国维与胡适，以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睿智和气魄，对于词学学科进行开辟与划分，颇值称道。

(一)王国维与胡适的开辟与划分

1908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为中国词学打开新的一页。谓“词以境界为最上”，既是分期，又是分类。一部中国词学史，以之为分界线，进行开辟与划分。1908年以前，为古词学或旧词学；1908年以后，为今词学或新词学。以之为标准，对于整体填词作评判，则可分为两大类别：有境界与无境界。有境界，所以为最上；无境界，等而下之，或者最下。评判过程，所谓阔大与深长，或者高下与厚薄，既可以现代科学方法测量，又可以现代科学语言表述，似乎都能落到实处。之前与之后相对照，何者为古、何者为今，何者为旧、何者为新，可以断定得十分清楚。

20世纪20年代，胡适编撰白话《词选》，抡起巨斧，将千年词史，劈为三个大时期：自然演变时期，曲子时期，模仿填词时期。又将第一个大时期劈为三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见图一)。

(二)古今词学与百年词学的开辟与划分

数年前，撰写“中国当代词学史论纲”，曾借镜王国维与胡适体现大胸襟、大智慧的开辟与划分，尝试以1908年为分界线，将中国词学一刀劈成二段：一段为古，一段为今；一段为旧，一段为新。同时将百年词学划分为三个时期：开拓期、创造期、蜕变期。此外，又将蜕变期词学，划分为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再评价阶段、反思探索阶段(见图二)。所谓“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以下试略加说明。

1开拓期

这段时间并不太长。从1908年算起，大约十年。从一般政治斗争模式看，这一时期仅十年，仍属于旧时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而且，当时词坛，以复旧势力占主导地位，旧的批评模式——传统词学本色论依然盛行。但是，

由于新的批评模式——现代词学境界说的出现，有了新的批评标准与方法，这一时期已属于词学新时代。

而作为词学新时代，其标志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定本六十四则，最初发表于邓枚秋(实)主编之《国粹学报》，分三期连载。自第一则至第二十一则载1908年11月13日出版的该刊第四十七期；自第二十二则至第三十九则载1909年1月11日出版的该刊第四十九期，自第四十则至第六十四则载1909年2月20日出版的该刊第五十期。其中，第六十三则“唐人绝句妙境”乃手稿所无，为手定时所添加。

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作为古与今，或者旧与新的分界线，主要依据是，词之所以为词，究竟可言不可言，可传不可传?其言与传的策略、手段又如何?先时，人们或许以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眼下之所谓词，往往不太注重名分，自然也就不太注重言与传。王国维指出：“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其之所谓言与传者，尽管不一定可见“常”的效果，即非绝对真理，但“阔大”与“深长”，可以科学方法计量，对于诗与词这两种不同乐歌样式的体认及把握，却颇有助益。

王国维的言与传，足以当作另一起点。这就是我一再标榜王国维之所谓今或者新的用意。

这一时期，新一代词人已产生，但词坛新势力十分微弱，尚未能与旧势力相抗衡；新的批评模式——现代词学境界说，亦缺乏相应的理论说明，尚未能取代旧的批评模式——传统词学本色论。这是今代词学发展的准备阶段。

2创造期

这段时间大约三十年，包括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及40年代。新旧批评模式，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左、中、右三翼各自有所承继，有所创造，今词学的基业已初步奠定。与开拓期相比，新旧两种批评模式，经过改造与充实，或者充实与改造，两个方向推进，都曾产生较大变化。例如现代词学境界说，于开拓期尚未见实质性的效应。之后，由于胡适、胡云翼相继推衍，逐步向左倾斜，以至演化为风格论。这是一种改造。而顾随、缪钺，进一步给予添加及说明，则为一种补充。改造与补充，令境界说这一新兴批评模式于词林占居一席地位。又如传统词学本色论，所谓充实与改造，功夫主要用在言传上面。几位代表人物——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以及吴世昌，分别从词学考订、词学论述、词体结构诸多方面，现身说法，以断定其确实存在。

尤其是吴世昌，推行结构分析法，不仅为本色论的言传，提供事实依据，而且亦为词体结构论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而，作为传统批评模式——本色论，由开拓期进入创造期，其主导地位则更加稳固。词家三翼，若将胡适、胡云翼划归左翼，夏氏诸辈则为右翼。左、右二翼各持己见，各自表述，皆有可观的业绩出现。

这是百年词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出大师、出经典的黄金时代。民国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于这一时期奠定基业；20世纪，几部经典著作，诸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全宋词》、《词话丛编》以及《词体之演进》、《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与《论寄托》等重要论述，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此外，缪钺《诗词散论》一书及吴世昌《论词的读法》四论，也在这一时期问世。词学各领域的建设，至此已具备一定规模。

3蜕变期

这段时间长达五十年，一直到新旧世纪之交。所谓蝉蜕龙变，自然与创造期的发展、变化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讲，应当是异化的一种体现。

五十年时间，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批判继承阶段

这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间所经历阶段。左翼词学家当时得令。右翼词学家除了将创造期旧作，从抽屉底下推出印行或加以翻新之外，暂且无有太大作为。这一阶段，学界出现批判继承三段式：时代背景+生平事迹=历史评价(地位)。一般文学史著作及研究论文，皆依此模式炮制。于词界，由境界说推衍而成的风格论，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而且以风格论词，逐渐升级为以豪放、婉约“二分法”论词。所谓重豪放、轻婉约及至以政治批判替代艺术研究，已是极其明显的异化，乃文学异化为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2)再评价阶段

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七八年间所经历阶段。乃上一阶段之反动，否定之否定，或者批判之批判。左翼词学家逐渐失势。与社会上所有平反昭雪、推翻冤假错案做法一样，右翼词学家将过去一切推倒重来。表面上看褒扬与贬斥，互相掉换，一切都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实际上换汤不换药，所用批评模式仍旧是自己所否定与批判的“二分法”。这是文学异化为政治的另一表现形式。

(3)反思探索阶段

这是1985年后十年所经历阶段。与以上两个阶段有所不同：以上所说，侧重于大陆词界；这一阶段，除了大陆，还包括大陆以外词界。这是1985所谓“方法年”后所出现的状况。词家三翼，进行重新组合，词学批评模式亦经过一番调整与变换。三翼人马，形成三支队伍：以胡适、胡云翼为代表的左翼词学家，变豪放、婉约“二分法”为各种风格并存共荣的“多元论”，为濒临绝境的风格论寻求生路，以缪钺、叶嘉莹为代表的中翼词学家，竭力引进、添加，为重返境界说带来生机；以吴世昌、万云骏为代表的右翼词学家，提倡结构论，为本色论的继续发展指示门径。三翼人马，各有开辟。但是，蝉蜕龙变，实际并未终止。

三个时期，以及第三个时期的三个阶段，已将今词学发展的百年历史粗略勾画出来。作为词学学，其自身的存在及存在形式，相信已不难把握。

三存在的形式及形式的体现

存在的形式及形式的体现，这是有关研究对象的一种表述方式。意在回答：词学与词学学究竟为何物?以何种形式表示其确实存在?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将词学学科研究对象，归结为八事；50年代，赵尊岳说词中六艺，将研究对象归结为六事；80年代，唐圭璋将八事增添为十事。从“多”到“一”的归纳，证实词学的存在。那么，词学究竟在哪里?词学学之作为词学研究之研究，又当如何界定?这应是龙榆生、唐圭璋之后，词界需要回答的问题。我将批评模式当作词学的一种存在形式。前些年，撰写《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关于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的建造问题》二文，曾提出：词学学是研究词学存在的形式及形式的体现的一门新的学科。问题尚未充分展开。为便于研讨，以下尝试进一步加以说明。

(一)批评模式——词学的存在形式

和其他乐歌样式一样，在过往的时间里，词的鉴赏、批评，大多只是注重“情”与“景”二项。亦情亦景，情景交融，即为其终极追求。王国维《人间词话》，于“情”与“景”二项，加上个“言”，因“言有尽而意无穷”，生发出“境界说”来。诗与词的鉴赏与批评，因此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国词学史上三座里程碑——传统词学本色

论、现代词学境界说以及新变词体结构论的确立，乃词学存在的标志。词学在哪里?应当于此找到答案。

1传统词学本色论

在中国词学史上，传统词学本色论，乃最古老的一种批评模式。其所经历千年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陈师道、李清照，到沈义父、张炎，为奠基阶段。

陈师道《后山诗话》论苏轼有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人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雷大使，教坊舞蹈教练。天下所有本领、技巧，都集其一身。苏子瞻似之，却非本色。所指乃词之本色，而非舞之本色。判断标准，似与非似，不须说出许多道理。这就是以本色论词的一个典型。我将其归结为陈师道定律。四个字，“似与非似”。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其要点。诸如批评标准、批评方法以及言传形式，大体上已经具备。在这一基础之上，李清照著“词论”，标举“别是一家”说，将“似与非似”四个字，增添为八个字——“别是一家，知之者少”。主要在于，识音理与知辨别。陈师道的不确定，因此得到确定。其后，沈义父与张炎，一个著《乐府指迷》，载论词四标准，为子弟辈立法，一个以“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要精思”(《词源·杂论》)，为揭示创造准则。四个标准及两条原则，令李清照的目标更加明确。以本色论词之作为一种批评模式，至此已具备确定性的标准。

第二阶段，从浙西派到常州派，为充实、发展阶段。

宋以后，乐府、歌词历经元、明两代，至于清之所谓复兴，为本色论的创造发明提供了有利条件。二百八十年间，以本色论词，依据似与非似进行创作，既多流弊，亦富姿彩。论者各执一端，各有褒贬。对于历史及现状，不同见解，各自加以表述。反对什么，提倡什么，皆充满自信。因之，正与反亦即似与非似的两个方面，各家的阐发，也就越来越趋于明晰。

第三阶段，从后常州派到晚清四大家，为集成阶段。

常州派之后，词界人马分作两路：一路承接对于声音与文字的体认，一路承接对于情致的体认。两支队伍，各有侧重，各有偏颇。至清末五大家之朱祖谋及况周颐，或号称“律博士”，或被推尊为“广大教主”，其于声音、文字及情致诸多方面，均曾进行综合考察，以为救与补。传统词学本色论，至此已臻完善。

一千年历史，三个发展阶段，三个步骤：首先于声音、文字以及情致之种种限制、裁量以及正反两个方面的比对褒贬，辨识其“别是一家”的特质；其次于言和意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所具性能，由外到内，并由内到外，考察作为歌词之词的题中无穷包蕴及题外遥远寄意，最后归纳总结，令推向极致。

2现代词学境界说

王国维作为中国当代词学之父，其主要功绩，在于创立新的批评模式，即其第一个用境界作标准创立模式，并且运用于词学批评。境界说的发生、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境界说之出现，乃滋生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在开拓期。就批评模式的变换看，王国维对于词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对于传统批评模式的革新。这就是上文所说，于“情”与“景”之间，加上个“言”。这一个“言”字，并不只限于言辞的“言”，而乃包括与“意”相对应的。言”，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一个“言”字，可以理解为一种载体，或者容器，能够承载“意”的载体，或者容器，例如“境”。因此，所谓“言外之意”，也就是“境外之境”。这里，王国维所说的“言”，已从一般的工具、媒介，上升为载体，或者容器，能够体现时空容量的载体，或者容器。这就是王国维赋予“言”的诗学意义。但是，在滋生阶段，此义尚未得以充分阐发。

第二阶段，境界说之演变，乃异化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整个创造期及蜕变期的第一的阶段——再评价阶段。演变，乃至异化，其过程，大约五十年。

1926年2月，俞平伯标点《人间词话》六十四则，由北京朴社出版单行本。这是《人间词话》最早刊本。王国维逝世后，门人赵万里将其未刊部分于《小说月报》十九卷三号发表。接着，陆陆续续的辑其遗佚，便有所谓删稿、遗稿入编。这一切，尽管不一定与作者立论原意相符合，但毕竟令得王氏学说，逐渐引起注视。其时，若干尊体派人物对之也许不以为然，而一班以新学为标榜的学者，无论其自觉，或不自觉，却已将王氏学说当作持论的出发点。上文所说改造与充实，两个方向，对之阐释与推广，即为王氏学说被引申的事证。两个方面的人物：胡适、胡云翼，以及顾随、缪钺。其对于境界说的认识及运用，各有不同把握，效果也不一样。一个方面，胡适与胡云翼，既将“词以境界为最上”，转换为词以天才和感情为最上，令王氏新说向左倾斜，又将词体划分为女性和男性两种，将词风划分为凄婉绰约及豪放悲壮二类。于是，王国维的境界说即被推衍为风格论。另一方面，顾随与缪钺，或者对于王国维所提出若干重要命题，诸如境界、神韵、高致等，尤其是高致，从思想、文化层面作两面观，以体察其“上下床之别”(见手稿)，或者将叔本华关于内忘其生活之欲，外忘物之一切关系，以领略其永恒，与王国维以物观物，遗其关系、限制之处，联系在一起，以体察其通贯之处，都令王国维的境界说更加富有诗学依据。两个方面，改造与充实，对于王氏新说的探研与传播，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从创造期到蜕变期的第一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之前，学界对于王国维境界说的论述，已从词学，拓展至美学、文化之各领域。不过，整个创造期，传统词学本色论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只是进入蜕变期，风格论方才逐渐被推举，并于词界大行其道，但这已是境界说的变种。

第三阶段，境界说之回归，乃再造阶段。

谓之回归，或者再造，意即重返境界说。其再造工程，大致出现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表现于实际运用，诸如风格论的自我调整以及美学阐释与文化阐释之所作引进及添加，对于被异化的境界说，都是一种再造。前者将豪放、婉约“二分法”，变而成为各种风格并存的多元论。从“朝三暮四”，到“朝四暮三”。这是蜕变期再评价阶段一班风格论者所采取的策略。对于境界说的再造，尽管未必产生正面效用，但其调整自身却表示，由境界说推衍而成的风格论，已经不合时宜。后者的引进及添加，实际上是一种对照与提升。如将王国维有关成就大事业、大学问所必经三种之境界，和尼采通向智慧之路的三个必经阶段，加以对照，或从人类精神方式的类别角度，将王国维所说阔大隽永的艺术气象，升华为人类体悟生命厄运时的一般诗哲符号。在某种程度上看，引进及添加，都令境界说更加显示其恒久价值及魅力。

三个阶段，自1908年而至于今，境界说之经过异化、再造，最终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整整一百年，似将重新来过。

3新变词体结构论

在诗与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情”与“景”，“我”与“物”，一直是主要关注对象。王国维于二者之间，加上一个“言”字，为创造境界。吴世昌将“事”作为中介，调和“情”

与“景”，“我”与“物”，促进境界说向结构论的转化。

由境界说向结构论的转化，大致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归纳概括，确立典型。

20世纪40年代，吴世昌发表《论词的读法》一系列文章，倡导结构分析法。他认为，第一流的作品都有谨严的章法，非无踪迹可循，并依据自己的体验，提出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人面桃花型”及“西窗剪烛型”。从而，以此为典范，为见普遍意义。即以时间次序与空间位置的推移及变换两个角度，进行归纳与概括。两种类型，展现古今乐歌结构成篇的三种方法及途径，亦即乐歌造境的三种方法及途径。包括拓展时空容量，以表达无穷之意，推移变换时间次序及空间位置，以表达无穷之意，时间空间化与空间时间化，以表达无穷之意。三种方法及途径，概括万有。构造典型，以为典范，可令一通百通。所谓普遍意义，即体现于此。

第二步，渗入故事，万象皆活。

80年代，吴世昌刊发《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一文，“以小词说故事”，通过故事所构成有旬、有篇的词章为典型事例，进行结构分析，并归纳、概括出这么一条法则：“在情景之外，渗入故事：使无生变为有生，有生者另有新境。”于“情”与“景”之外，渗入“事”，“我”与“物”之间有了中介，即万象皆活，新境出现。

就传统说法，这一艺术表现手段，叫做钩勒。而与西方结构主义相比对，这就是以二元对立关系为依据，所创立的一种批评模式——新变词体结构论。其于“我”与“物”之间渗入的“事”，等如一种催化剂。因此中介，通过调和或者分解，令“我”与“物”所构成错综复杂关系，脉络清楚显现。

第三步，游阿房宫，入两宋门。

吴世昌以游阿房之宫作比，说明如何入清真之门以及如何由清真而入两宋之门。

自从周济为开门径，后来者多遵照其途辙，将清真看作终极目标。吴世昌却不以为然。不将清真当成结果，而以为一种过程，必当以之为起点。谓：“人清真之门，然后可读白石、梅溪、梦窗、碧山诸家。学得清真之各种手法，然后读南宋诸家皆有来历，无所遁形矣。”那么，怎样才能达至这一目标呢?周济说得十分模糊。吴世昌以游阿房之宫作比，则说得非常精确。其谓：“清真范围广，门户多，长调小令，皆自成楼阁，绝不相似。如游阿房之宫，五步一亭，十步一阁，莫可诘究，他人无此才力也。於短短小令中写复杂故事，为其独创，当时无人能及。后世亦少有敢企及者。《浣溪沙》直追‘花间，而又异乎‘花间，南宋各家无有能及者。《点绛唇》亦非他家可比。其方面之广，真集词家之大成也。”既真切形容其令人困惑之处，又明白揭示其奥秘。谓关键问题，乃在于以“事”为中介的结构方法。以为这一方法，无论单一作家，或者全部宋词，都可以派上用场。

从40年代到80年代，吴世昌的结构分析法，既有带普遍意义的结构类型归纳，又有具独特个性的个案分析。三个步骤，于具体运用过程，所谓结构分析，亦逐渐实现由“法”到“论”的提升。时至今日，新变词体结构论之作为一种词学批评模式，其主要因素(条件)，包括标准及基本原理，方法及实际运用，我看已经具备。

(二)言传形式——词学存在的形式体现

中国词学史上，传统词学本色论、现代词学境界说以及新变词体结构论，三大理论建树，三种批评模式，既是词学存在的一种形式，也是词学存在之自身。何谓词学?词学在哪里?都可由此找到明确的答案。而言传形式，其作为词学存在的形式体现，既是不同批评模式的形式标志，同样也是批评模式的存在标志。其所指，乃文学作品说情、叙事、造理，所采取的工具以及策略及方式。包括语言、动作一类符号或者媒介，对于歌词创作及传播所采取的策略及方式。一般讲，歌诗与歌词，各自有不同的言传形式。从“情”与“景”互相交融，“我”与“物”合而为一，到“情”与“景”，即“我”与“物”之间，加上个“言”，或者加上个“事”，言传形式不断变化及演进。

以下所说，乃三种批评模式所采取三种主要的策略及方式。

1似与非似，传统词学本色论的言传形式

似与非似，传统词学本色论的最高法则，包括标准及方法。似，本色，非似，非本色。只须意会，不必言传。一切取决于主观上的“悟”。我认为本色就本色，认为非本色就非本色。看似无有标准、无有方法，实则不然。如于二者之间，作两面看，持两点论，自能悟入。一般讲，凡所谓似者，即本色，其所传播，乃一种感觉，一种印象。否则，非似，非本色。而感觉、印象，又与认识不同。新鲜热辣，一见钟情，就是一种感觉，一种印象。只凭感官，无须用脑，等不得思考。倚声填词，凡所谓本色当行者也，大多擅长于此；所谓善入与善出者，亦本乎此。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这是第一印象及当时的感觉。“去年春恨却来时”，恨的是什么?是憎恨?或者懊恼?也还是一种印象，“独立”与“双飞”，仍在感觉层面。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则有所不同。因为是一种假设，已到达逻辑层面，牵涉理路。乃词才的表现，而非词心。不关死生，未必触及于灵魂。周邦彦《解连环》亦然。

至若李清照与辛弃疾之赏菊，其层面亦不同。前者从“半夜凉初透”，到“人比黄花瘦”，由感觉(“凉”)，到印象(“瘦”)，呈现一种精神及姿态；后者从“人好花堪笑”(花比人老)，到“人世因缘了”，由一种体验(“老”)，上升为认识(“了”)，表达一种意志及愿望。其似与非似，本色或非本色，已不难分辨。

似与非似，其策略、方式的区分，表现在赋、比、兴三种传统方法的运用上，主要看其有无依傍，是否需要中介。大体上讲，凡本色，一般多采用赋，较少借助比兴，擅长白描，只是直叙。于“我”与“物”之间，不需要“言”，有时只是“物”与“物”。至非本色则反之。

2有与无有，现代词学境界说的言传形式

有与无有。有，有境界，就是好词；无有，无有境界，就不是好的词。既提供标准，又有达至目标的方法。所谓境界，至少有一个空间在，有长、宽、高，有深浅与厚薄，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测量，并用现代科学语言进行表述。感觉得到，接受得到。比起似与非似，以境界说词，应更有定准。似与非似，依赖于感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有与无有，可测量，可言说，相对较为确定。

有与无有，其于言传的策略及方式，主要体现于“言”。在“晴”与“景”，即“我”与“物”之间，加上个“言”。加上“言”之后，究竟着不着痕迹，将出现两种不同效果。因而其所造境界，也就有形下与形上之分别。

“莫听穿林打叶声”，“也无风雨也无睛”，体现心境。将自然界的风雨和人世间的风雨联系在一起，令其“坦荡之怀，任天而动”(郑文焯语)。以为：只要心中无风雨，就不怕外间风和雨。但是，仍然执着于风雨之有与无的实际体验，为的是留下踪迹。“夜饮东坡醒复醉”，“依杖听江声”，是对于退(醉)与进(醒)以及永恒(江海)与瞬间

(此身)的思考。“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需要凭借(杖和小舟)，也是一种踪迹。缥缈孤鸿，寂寞沙洲，疏星暗度，玉绳低转。铿然一叶，黯黯梦魂惊断；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飘然而来，忽然而去，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赵翼评李白语)。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超象外而得环中。

二者相比较，王国维将后者看作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3生与无生，新变词体结构论的言传形式

生与无生，就看其有无联系。有联系，即生；否则，无生。例如，“情”与“景”，或者“我”与“物”，当其作为一般布景(背景)，很可能只是“情景并列如单页书幅”。吴世昌曾据以批评柳永及周邦彦。指柳“未能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得万象皆活”，而周之渗入故事，则与之不同。因提出：“救之之道，即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从而实现，从无生到有生的转变。这一手段，吴世昌以周济所说钩勒加以描述。谓：“即述事以事为钩，勒住前情后景，则新境界自然涌现。既涌现矣，再加钩勒，则眉妩毕露，毫发可见，故曰：‘愈钩勒愈浑厚”。

“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谓古今来隋堤上折柳送客之众。吴世昌以为泛论，非特指。此情事布置在前。“月榭携手，露桥闻笛”。乃沉思中之前事。属专指，非泛论。此情事追述于后。前后二情事，一古一今，彼此并无牵连。是为无生。通过离会预愁(或预想)这一当下情事，钩而勒之，令三者重新配合，即古之一般别离情事、今之个别别离情事及当下独自寻觅之情事，三者构成新的关系，新的组合。是为有生。由无所牵连到互相牵连，由无生到有生，其转变，关键在于故事。因此之故，解读周邦彦《兰陵王》，吴世昌特为揭示：“‘闲寻以下十四字是全词结构中枢纽。一‘愁字又是十四字的枢纽。”

生与无生，联系或者无有联系。看得到，摸得着。可以理解，便于操作。词之言传，因此有了具体、切实的策略及方式。

四馀论：篮球队与足球队

有人说，现在是找不到大师的年代，但历史的论定，却是后来者的责任。无论哪一门学科，都需要以严谨的态度，对于以往的人和事，进行科学的论定。在学科建设层面上讲，这种论定，也是一种开辟与划分。不仅于对象自身，而且对后来者，都深具意义。近代以来，汪辟疆、钱仲联氏，均有“点将录”之作。以武艺拟诗艺(词艺)，用水浒人物，拟配诗界(词界)人物。而朱祖谋(觉谛山人)之《清词坛点将录》，则专以论词。“借说部狡狯之笔，为记室评品之文”。这原是有益之举，可当文学批评看待，但毕竟是游戏之作，未必当真。后世效颦，缺乏游戏心态。网上文章指，似有借以谋私之嫌。记得钱仲联生前，亦曾告我：某氏点将录，以夏承焘为宋江，排第一位，毛润之往哪里摆?还有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可知，武林、诗林(词林)，各有将帅，要“点”得恰如其分，并非易事。同时，亦可见论定之难。

十年前，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以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对于30年代词界两队人马进行判断与划分，六个字，几乎一网打尽。此事令我想起胡适。他的半部哲学史和半部文学史，今天也许被取代，而其有关做学问的十字要诀——“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在中国学术史上，却无法被取代。新旧世纪之交，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我曾一再申明这一意思。体制内与体制外，早已确实存在。二者不必要明确界定，也不一定是体制内比体制外在行。相反，词学史上对于某些关节问题的探讨，往往是体制外在前，体制内随后。如沈括、朱熹之和声说与泛声说，千百年过去，今日探讨词源，仍然离不开这一话题。而且，探讨进程，还是梁启超、胡适一班体制外人物在前，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一班体制内人物随后。这应是历史的宿命(kama)。

绩溪一脉，终有传承。我十分赞赏老胡及小胡的宏观论定。同时，我也尝试以另一种方式——篮球队与足球队的组合，对于20世纪词学的五代传人进行排比(见图三)。未曾标榜宗师，亦非点将，而只说传人。这是从刘再复那里借来的一个命题。或谓传人，意在传习与传承；有传人在，就有词学在。我看合适，也就用上了。总之，也跟着玩玩。不妥之处，尚待批评指正。

(一)20世纪的五代传入

传承图的排列，大致以二十年为一代。篮球队、足球队，其组成，人数皆有一定。

第一代，一支篮球队，第二代，一支足球队。第三代、第四代，各为两支足球队，甲队和乙队。第五代暂不排列。这是依据时序推移所进行的排列。如依据朝代变换排列，即20世纪的第二代，归民国第一代，20世纪的第三代，归共和第一代。唐圭璋所划分，即为民国三代(见《与施议对论词书》)。

各代传人，以生年为序排列，表示代代相互承接。领衔一名，为队长。同一类别，只推举一名，或数名为代表，不一定全数上榜。沧海遗珠，在所难免。

依照我的理解，作为一代宗师，于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都须有所提供，而只限义理一项，则于观念(Idea)、方法(Method)、模式(Model)和语汇系统(System of vocabulary)，亦应自成家数。而传人，既未必可称大师，亦未必就是词人。即使不曾填词，当亦无妨。体制内与体制外，都有这种不曾填词的传人。

第一代，旧词学的终结。这一代传人，1855年之后出生。由清季五大家所组成。而究竟是四大?或者是五大?词界说法，则未曾规范。事缘1930年12月，龙榆生撰著《清季四大词人》，断推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为清季四大家。其时，朱祖谋仍健在，未具于编。其后，号称研究词学者流，大多据以立论，又往往误将朱祖谋取代文廷式。时至今日，仍然未曾排列停当。上世纪80年代，唐圭璋有五大词人之议，即将龙氏所列四大，加上朱祖谋(据唐圭璋《与施议对论词书》)。我赞同唐氏提议，将五大家，列归第一代。五大家当中，朱祖谋“领袖晚清民初词坛，世有定论”(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即谓为“词学之大结穴”(叶恭绰《广箧中词》)。五大家的词业建树，主要在于继往。而其活动年代，除文廷式、王鹏运外，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三氏皆进入民国。

第二代，旧词学到新词学的过渡。这一代传人，1875年后出生。乃百年词学发展的第一次过渡。两位关键人物——王国维与胡适，其词学建树，同样在于承前启后，但做法不尽相同。一个着眼于意和境，以有尽、无穷，评定优劣、高下，一个着眼于人和事，以匠手、天才，评定高下、优劣。前者以治哲学方法治词，能写、能观，善入、善出，充满睿智；后者以治史学方法治词，设想、求证，选择、去取，代表识见。

中国词学之由旧到新的推进，亦即由传统向现代化的推进，王、胡二氏，已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作充分准备。

第三代，百年词业之中坚力量。这一代传人，1895年之后出生。这是出大师的年代。就20世纪而言，无论依据什么准则，进行怎么样的划分与排列，凡大师级人物，都应在这一代寻找。例如，80年代编纂《当代词综》，推举十大词人——徐行恭、陈声聪、张伯驹、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丁宁、詹安泰、李祁、沈祖棻，属于这一代；90年代结撰《今词达变》，为七家定位，七家之王国维、胡适，夏承焘、缪钺、吴世昌、沈祖棻、饶宗颐，亦归这一代。此外，民国四大词人所推举，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也在这一代。民国四大词人，唐、龙、詹三氏，其于中国词学学、中国词学文献学以及中国词学文化学，三大词学学科的建树，均具开创之功。而夏承焘之作为一代词的综合，亦可于各种划分与排列中看出。两支足球队，夏承焘为甲队领衔，乙队领衔施蛰存。施蛰存氏于词学的特别贡献，亦无可取代。不仅仅一个人打两份工，而且活到一百岁，一世等如二世。既有“四窗”之设，自己承传，又办刊物，组织别人承传。词学第三代，名家辈出，高手如林，乃时代所造成，亦千年词学发展之必然。

第四代，百年词学发展的第二次过渡。这一代传人，1915年之后出生。20世纪，两个过渡年代，各有各的使命，各有各的承担。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第二代中的王国维与第四代中的若干人氏，颇有某些共通认识，但取向不同。王国维将西方哲思引进词学，倡导境界说，这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若干人氏，尤其是叶嘉莹，从西方文论看中国词学，发现颇有暗合之处，这是现代文化之传统化(详参《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第一次过渡，标志着中国新词学的开始，第二次过渡，尚无有明确的标志。两支足球队，甲队与乙队。两名领衔人物，邱世友与叶嘉莹。其于理论探研及艺术鉴赏，各自有所擅长。其所承传，亦有不同偏向。

第五代，于传承图，暂付阙如。这一代传人，1935年之后出生。崛起于上世纪之最后二十年，可以看作是共和国的第三代。由于时代所赋予，包括物质与精神，这一代既大大优越于前辈，其开辟与创造，自然比前辈优胜。对于百年词学，这是充满希望的一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因先天不足，后天补救不得力，或者不得法，这一代，也可能让人感到失望，或者困惑。既是大有作为的一代，亦可能是垮掉的一代。

(二)21世纪新一代传人

自1955年之后出生，为新世纪的第一代传人。这一代传人，于1995年之后新的开拓期，陆续登场。1995年，对于中国词学发展，无疑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将近半个世纪，蜕变期的词学处在误区当中。新世纪的第一代传人，由清代词与清代词学，打开缺口，脱颖而出。如果历史还能够重演的话，那么，新的一代，将有新的王、郑、朱、况出现。不过，照以往的经验，这一代，还不是出现夏、唐、龙、詹一班大师级人物的年代。也许，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思想不能复制，经验可以复制。孔夫子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注云：“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传旧，应当包括以前的经验。至于述，归纳、概括以外，应当包括比较。懂得认真与辨伪，方才能够在旧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以补足与延伸。千年词学，百年词学，才能一代一代往下传。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