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兵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亦有一时代之研究方式。宋之前，资料传世相对稀少，点与点之间往往缺少可以联结的可信材料，要靠研究者的眼光、学识和想像力来弥补，宋之后，资料传世渐夥，尤其是清代，大量的文稿、日记和书信尚保存于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第一手材料，作家事迹的探讨甚至可以具体到某日某时，某种程度上，相对客观地复原某段历史场景并非奢望，研究者在注重宏大叙事的同时，更应该将这种宏大叙事建构在对文献深挖细掘的基础上，以期触摸到历史的深层脉动，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真正的史的意义。正如胡明先生所说：“深井一口一口地挖必有史的意义与功德，水脉连缀一片必有江和海的浩荡景观。”(《文学所的五十年和我的二十五年》，《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张剑的《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以下简称《长编》)就是这样一部撰著。

一采铜于山的精神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鄙亭，又号紫泉、弭叟，贵州独山人。他是晚清大儒、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以及宋诗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但由于生前所刊著作较少，与自身行历、志趣关系密切的诗文著作只刊刻《鄙亭诗钞》六卷。卒后其子莫绳孙又陆续刻成《鄙亭遗诗》八卷和《鄙亭遗文》八卷。但他传世的各类稿钞本多达百种，特别是十几册日记和数百封书信，收藏地分散和隐秘，如日记即分别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使研究者难以对其有全面把握。《莫友芝年谱长编》则以洋洋百余万字的篇幅，编入存世的所有《鄙亭日记》及二百余封鄙亭书信，绝大多数系首次面世；并竭泽而渔地吸收了海内外莫友芝刊本、稿本和钞本文献，用心勤苦，令人敬佩。由于张剑挖掘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将之整理公诸于众，莫氏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发现和推进。

一般认为莫友芝首次入京会试时间在道光十六年，但从道光十一年莫友芝中举人至道光十六年间，进士科考试举行了三次(道光十二年恩科、十三年、十五年)，很难解释莫友芝为何皆未参加。看了《长编》始知，道光十二年友芝新婚燕尔，故未赴试，道光十三年癸已的会试则是参加了的，《长编》引《鄙亭日记》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为证：“益三，辛卯同年，道光癸巳正月，自扬州同赴春官。”如果没有《长编》将《鄙亭日记》整理出来，我们就无法知道莫友芝首次会试的正确时间。

莫友芝的《韵学源流》是我国第一部简明扼要的音韵学史，影响极大，但因其多钞录《四库全书总目》而被人疑非莫氏所著，张剑曾专门写有《<韵学源流>作者考实》(《文献》2007年第3期)一文考定作者即莫友芝，在《长编》中，张剑没有简单重复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又在南京图书馆藏钞本《鄙亭遗文》中，找到了汪士铎致莫绳孙原信：“《韵学》虽钞自《序》文，而国朝诸先生论定者，实皆不刊之语，其搜罗宏富，得未曾有。弟意可变细字刻之，半页十二行，行廿五字，与尊公诗文集别式，亦一道也。……《韵书》错字多，皆就本书改定，祈恕狂瞽。”又找到了台湾所藏莫绳孙光绪二十二年致黎聪函：“先君遗著《影山词》及《韵学源流》、《壬子以前诗抄》等均已抄成清册，《书画经眼录》尚待编次另抄……”从而为这一问题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其他如同治年间金陵书局补刻毕沅《续资治通鉴》，苏州书局补刻胡氏《通鉴》，都是中国近代刻书史上盛事；莫友芝同治四年奉曾国藩札委，往扬州、镇江一带搜求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残本；同治五年受李鸿章委托，游历江南诸郡，续完采访两阁四库全书公干，兼查各儒学各书院官书兵后留存情况，也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对详细情况多语焉不详，得于耳食之谈。《长编》则详引日记、书信，使这一段历史较为鲜活地浮现出来。

清代顾炎武《又与人书十》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判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顾炎武《日知录》自序)《长编》的编纂，无疑发扬的是古人“采铜于山”的精神。

二精审的提炼考辨

《长编》不是简单和漫无目的的资料堆砌，其选材、系年及相关问题的考辨都体现出《长编》撰者不凡的学识才力。

莫友芝传世诗歌达一千五百余首，《长编》不可能也无必要将之全部罗列出来，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选材提炼的问题。《长编》不欲徒充篇幅，“重点选录那些能够反映传主性情才识和重要事迹的作品”(《长编·凡例》)。如友芝早年近四百首诗作俱收入钞本《影山草堂学吟稿》中，道光十六年秋他陆续作成《秋问杂兴》诗十九首，寄与六弟庭芝，并题诗于后，吐露心曲。《长编》于此组诗并未征引，只评价说：“《秋间杂兴》时露峥嵘不平之气，颇得汉魏五古风神。《汇(杂兴>诸作寄示芷升，复题其后》有句云：‘世心戡欲尽，傲气屈逾悍。友芝个性从中可见一斑。”(见道光十六年谱)但对于((鄙亭诗钞》的压卷作《甲辰生日，伯茎兄来遵义省先墓，述呈，兼示诸弟侄六首》，因其反映出友芝性情及家庭伦理之爱，并“表现出友芝诗歌已由刻凿渐入朴拙之境”(道光二十四年谱)而予以全录。这样就恰当地掌握了材料繁简的平衡关系。

在如何选取莫文的问题上，张剑同样秉承这一原则，大部分莫文都未征引或只征引片段，但像颇得韩愈《祭十二郎文》神韵的《祭子厚八弟文》(咸丰元年谱)、真实反映出友芝对官府看法的《癸丑三月遵义三异记》(咸丰三年谱)、有关友芝家世生平的重要文章《影山草堂始末》(同治二年谱)等则全部移录。特别是《癸丑三月遵义三异记》一文，系友芝手稿，是反映遵义县当时社会状况的第一手材料，该文详细记载了咸丰三年三月发生在遵义的天灾、考试之乱和征粮之乱，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咸丰四年杨龙喜的遵义起事，从此遵义干戈遍地，民不聊生。但此数事皆不见于官修《续遵义府志》，从《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以及《鄙亭遗文·丰乐桥记(代)》中看，当时的遵义知府佛尔国春完全是一副爱恤民生的形象，1999年4月5日遵义出土的丰乐桥石碑，也有他捐俸三百金修桥的记录，如果仅凭这些材料，佛尔国春似乎真是一个清正廉明的能吏。但《癸丑三月遵义三异记》里的佛尔国春则是另外一副嘴脸：“某守莅遵今五年，于事一无所知，于士民皆若邈不相属。唯日持筹握算，与吏胥争税课，锱铢较量，甚于市侩。其吏胥乘势滋扰，有因只猪匹布不经税所而破家者，有实无丝货不经税所而毙命者，商贾皆视遵义为畏途。”对于当时的县令楼一枝，-友芝更是毫无好感：“而县令署遵将币岁，日吸鸦片六顿，非朔望祭祀、考试必正午方起，听谳、接客奄奄如泉下人。……自去夏及今春，课士劝农，未闻有所奖与，而赏其差役，则袍挂料狐裘等以数十计，酒食之劳，动辄数十卓。遵

义差役本豪横，而官又奉之如此，愈虎而加翼矣。”形象反差如此之大，哪个记载才是真实可信的?对此《长编》评论说：“中国传统士人秉承儒家温柔敦厚诗观，由自己审订之诗文集往往经过正统眼光的过滤，期于符合儒家士人角色，结果所反映的思想大同小异，许多站在民众立场和生活立场上看到的历史细节被过滤掉了。而由自己后人编订的诗文，虽然出于孝道，收录较为宽松，但像友芝早年反映尖锐社会矛盾的《有豺》、《义仓行》、《后义仓行》、《癸丑三月遵义三异记》等诗文，还是不便公开。但这也正是这些材料的历史价值所在。”《长编》将这些文献整理出来，不仅补苴史阙，而且更真实触摸到莫友芝本人的民间立场。

与材料的取合精审相比，更让人佩服的是《长编》中的考辨功夫。《长编·前言》曾云：“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莫友芝上百种稿钞本中，多数是没有明确系年的，书信也往往只有月日而无纪年，这些数据如果混乱地、不加分析地放在一起，不惟不能清晰莫友芝的一生，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混乱。”但张剑对于莫友芝传世的几乎所有作品，几乎都作了系年。《日记》的系年相对简单，书信不准常不具年，且抬头常书字号，有些底稿中字迹不清，考辨尤难，如台湾所藏，《鄙亭父子藏札》二册中有莫友芝函札底稿三通，均未署日期，前二通皆未署致何人，第三通抬头字迹不清，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丛书部》认作“襄郡伯大兄大人左右”，并认为“似是致薛介伯者”。而《长编》则据相关史料细心钩沉，考出首函为同治九年重九日致庞省三者，次函为咸丰七年九月致遵义知府窦千山者，第三函首句为“襄臣郡伯大兄大人左右”，乃友芝咸丰九年致石赞清者，诸如此类，二百余封书信何时致何人，在《长编》中皆历历可考。

即使是诗歌部分，由于《鄙亭诗钞》系莫友芝按年编排，《鄙亭遗诗》系其子莫绳孙按年整理，系年似乎轻而易举，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如莫绳孙整理《鄙亭遗诗》，将咸丰九年庚申所作编为卷五，其最末一首诗为《息凡将之天津，口占送之》，因友芝到达陈息凡所守的赵州时已是腊月廿九日，研究者据此得出大年三十息凡有公务须之天津的不情推断。然《长编》据国家图书馆所藏《鄙亭诗钞》一卷手稿，此诗题作《开岁四日，息凡有天津之行，口占绝句为别，即口占送之》，并录有陈息凡原作。证明息凡天津之行为咸丰十年正月初四，莫绳孙编订诗集时偶有所失。在《长编》考订之前，研究者均沿莫绳孙之误。

除了系年，《长编》对所取材料的辨析也常有精彩之笔。如《长编》所收同治元年七月廿二日莫氏日记云：“《鄙亭日记》：懿甫来谈，遂晚饭，琴西、伯常相过，一更后乃去。懿甫索《埤雅》，以蔡元度《毛诗名物解》予之。元度盖全窃农师书，一字不易，前人皆未之觉也。”《长编》加以案语：“此说影响甚大，不仅友芝在《(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二《经部·诗》中重申旧说：‘卞此书自首至尾并钞陆佃《埤雅》之文，未曾自下一字，不知刊《经解》者何以收编，《四库》又何以入录。其人其书皆可废也。且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1927年《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皆采其说。然细较二书，多有不同，友芝此说似未妥。”再如同治三年四月三日，曾国藩设书局于金陵，延绩学之士分任校勘，一般皆认为莫友芝理所当然会供职金陵书局，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先发此论，至田中庆太郎刊本《(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董康序：“同治中初，军事甫平，曾文正督两江，独山莫征君友芝领书局。”更以莫友芝为金陵书局总校，此说流传极广。然《长编》详引《张文虎日记》、《鄙亭日记》及同治四年湘乡曾氏刊本《王船山丛书》所录校刊姓氏，考出莫友芝虽与金陵书局关系密切，但实未入其中任职，他任总校的是江苏书局和扬州书局。可谓发百年之覆，断讹误之源。

精准的取舍眼光和高水平的考释辨析，大大提高了《长编》的学术质量和利用价值。

三独特的结构体例

《长编》在结构体例上颇显独特。它虽然也分为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但其谱前系莫友芝父亲莫与俦年谱，谱后则系莫友芝子莫绳孙年谱：其实是一个家族三代的合谱。莫友芝幼承庭训，其人生观和学术观都与父亲莫与俦关系密切，对莫与俦没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就很难对莫友芝本人有更为深刻的了解。莫友芝的儿子莫绳孙虽不能“雏凤清于老风声”，但跟随莫友芝时间最长，保存莫友芝资料最多，莫友芝的大部分著述，都是由莫绳孙整理刊刻的，不了解莫绳孙的生平事迹，对莫友芝著述的许多方面也将难以措手研究。《长编》通过《谱后·莫绳孙年谱简编》这种形式，使我们对《黔诗纪略》、《(吕阝)亭遗诗》、《(吕阝)亭遗文》、《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名著的成书及刊刻过程有了准确的把握。如《谱后》收入同治十二年七月十九日莫绳孙致黎庶昌的信中，讨论了《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的编订：

先君《旧本书经眼录》，侄编为三卷，附录一卷，缮成清稿二册寄上。请姑丈细阅删订后为作一序，再行付梓。侄有小跋二，亦请删改。昨已将此书请张啸山先生阅过，其签示各条，已照删去。唯其云“子不可以名父书”，而此书之名乃先君原稿所题，末及告之也。侄前编次时检家中书，唯《天禄琳琅》一书专载旧本，乃以宋元明刊本、旧钞本各为类，故侄约依其例编之。因书太少，亦嫌琐屑。然已录清册，若再钞一次，又须耽延时日。若姑丈亦谓不宜以刊版时代分类，侄复另写。就统编二卷，目录数纸，又以朱笔于本书当条之下记其次序，即可令写宋字者照次缮写。然又恐易致错乱，校对时亦多不便，又寄上格纸二百张，请用此格令写宋上板，其中缝字用墨书压之无碍也。既可与诗文稿等大小一律，刷印时用毛泰纸六裁，亦稍省费。又啸翁所校误字各条，其未改者，原稿亦误。己于旁加抹，笫未改耳，请酌之。再：啸山先生驳拜经主人跋一条甚善，侄欲竟删去此跋，亦请酌之。

《长编》考辨云“此信对了解《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的成书过程及编订思想有重要作用。信中啸山先生指晚清著名校勘学家张文虎(1808—1885)，他曾为《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担任校勘，在校勘过程中，对书名与实际内容不符有所质疑，并有便笺致莫绳孙：‘此书尊公既未定名，不可以子名父书，且“宋元”两字亦不能包括。故僭易其名，而见之跋中。又卷帙无多，不必依《天禄琳琅》例，层层插目，并不必标经史子集字样，只依四库次序暗分之，其附录亦然。若照鄙见，则原跋中须有更动字，或与莼翁商之。(信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另案：莫绳孙信中所云‘编为三卷、附录一卷，缮成清稿二册，其稿尚存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中间即夹有有张文虎驳拜经楼主人之跋。”《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的成书过程昭然若揭。

《长编》的四个附录也颇具价值：一是传记资料，选录包括正史、文集、手稿中的莫氏家族人物传记及家乘资料；一是家族人物简表，便于了解莫氏家族人物关系；一是莫友芝事迹简编，由于《长编》字数较多，为了便于省见传主事履，提要钩玄作此简编，相当于《长编》的纲目；一是莫友芝江南收书记，记录了莫友芝游历江浙等地的购书目录及价格，从中可窥传主访书情形及当时书籍流通情况。与《长编》主体相辅相成，俱有可观之处。

莫友芝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晚清发生的若干大事，他都耳闻目睹。他一生交游广阔，又曾托身胡林翼、曾国藩幕府，所接触的多是各行业名人，如祁穷藻、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郑珍、刘熙载、俞樾、马新贻、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翁同铄等，都是晚清政界或学界的代表陡人物。《长编》编入存世的所有《(吕阝)亭日记》和所能罗致的鄙亭书信，这种体例利于凸显《长编》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长编》中载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莫氏与丁日昌首次相见，丁自言“曾入航海，历海外数国，颇获其文籍掌故，译而记之，其风俗、物产、兵制皆得大要”，丁后来能够成为与西人交涉的能臣和重臣，从早年经历中已经不难窥知。同年十二月十日，《长编》又记“晚过雨生，论今夏湖南所刻《辟邪宝录》，播鬼子之奸恶，开人心之蒙昧，有补不小。昔杨光先为《不得已》一书，一时从鬼教者多自拔，而书中鬼之忌，鬼即重价购而毁之，此书即附此二文，而引据尤博洽，虽不无一二风雷语，而语意危悚，其足以散从鬼教之顽民，而复其气，则可尚也。曾遇苏、常间人，独痛诋此书，以为污蔑洋鬼，必为天地所不容，诚不知其何心也。”反映出咸丰年间不同地域对于洋人迥然不同的态度，可供研治社会史者玩味。

《长编》采铜于山的精神、精审的提炼考辨、独特的结构体例，具有学术范式意义。宋梅尧臣《汝州后池听水》诗云：“春水泉脉动，分岩临涧源。”《长编》中蕴含的丰富价值，相信以后会不断被人发掘出来，各自生发为具有独特意义的学术命题。像《长编》这样厚重的撰述如果累积到一定规模，整个文学史及文化史的书写必将愈显生动和深刻。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