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涛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钱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其丰硕的成果上，也体现在他引领了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潮流，并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学术环境。因此，总结钱先生的文论研究，有助于我们研究新时期以来的文论建设。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动荡之后，钱先生这代学人终于有机会开始了他们正常的学术研究了。80年代之于钱先生有着特殊的意义：既是承前启后的时期，又是辛勤耕耘、创造、收获的时期。

钱先生在其单卷本文集序言中说明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70年代末，“一旦获得自由，首先的行动就是要反思自己、清算自己，告别过去的自我。所幸在80年代中期前，这种内心的自我清算，算是逐渐完成了，一旦告别了过去，就觉得人身独立了、自由了。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在学术上找回自我的过程，这主要是说话做文章，不说假话和不写那些满足某种需要的套话，而只说属于自己的意见，努力写下不同于过去的有些新意的见解。一旦在人格上、学术上找回了自己，我真有一种解脱之感，一种新生的喜悦。”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先生参与了当时文学理论中各种问题的清理。由于文学从属与政治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得到纠正，文学实际上由此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进而必然要探索自身的特征、灵魂以及是什么等问题。从这时期钱先生论著所涉及的问题来看，它们有艺术真实与艺术理想、文学中的共同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创作中的感情形态问题、艺术直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等问题。1980年，钱先生提出了“艺术真实并非现实生活的摹写”、“艺术真实具有‘事物和生命的精神、灵魂和特征，是对生活的发现和开拓”，“艺术真实具有理想性”等观点，这些观点间接针对“十七年文艺”和某些现实主义文论的“假、大、空”的虚假真实观，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当时此文还被译成维吾尔文刊发。当然，今天看来，对艺术理想的论述似嫌理想化一些。1981年，钱先生就文艺中的感情和思想的关系问题谈及他的看法，他以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为背景，肯定了一些作品在表现情感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及时地指出了某些作品、理论排斥思想的缺陷。他还结合文学史，从理论上探讨了文艺创作中的感情与思想的复杂关系、情感的复杂性和情感描写的表现形态等问题。此外，他还把他在“文革”前的灵感研究延伸到了对艺术直觉的研究，大力肯定艺术直觉非理性的特征及其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肯定了其理性的隐性的积淀。钱先生参与了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就现实生活与文学描写中的人性共同形态，做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回应了人只具阶级性的庸俗论。钱先生的《论艺术的假定性类型和文学的真实性形态》一文，是篇值得关注的文章，它提出了“艺术的假定性是艺术存在的必要条件”的重要观点，并分析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假定性的类型和真实性的形态、现代主义文艺的假定性与真实性特征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文艺的基本特点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是这个时期钱先生对现代主义文艺研究的重要收获期。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品，理论界也就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中国的“现代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妥善地认识与处理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艺及其与中国当代文艺的对接问题，确实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上的严峻的挑战。我们知道，西方学界对现代主义就缺乏统一的看法，再加上当时否定现实主义的文化语境，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度。而且，对于钱中文来说，他们那一代学者大都是在现实主义文艺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其研究俄苏文学的背景都使他对现实主义始终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这样，现代主义之于钱中文，就成为理论、实践、学术、意识形态、传统、现实等因素纠结在一起的复杂问题。在写于1983年2月、发表于1984年《文学评论》第1期的《当前文艺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文中，钱先生提出了他对中国接受现代主义的看法：“现代主义文艺现象是相当复杂的，我以为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能盲目排斥。我们的方法应当是具体分析。那就是要把现代主义文学和一定的社会、哲学、文艺思潮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之后，他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后来连续发表了《引进与同化》、《文学的诗情——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性》、《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发展一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等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充分地肯定了现代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它们(现代主义的优秀之作——引者注)愤世嫉俗，在揭示人的尴尬处境、存在的荒诞、人性的泯灭方面，笔锋犀利，振聋发聩。它们所描写的人的巨大压抑和痛苦，显示了生活的非理性之深，使人为之颤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必然要出现现代主义文学的，虽然开头是一种移植。这里有生活的土壤，也有思想的基地。”后来他将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优秀之作称作“表现人的生存艰辛的悲怆交响曲”，并把它们与现实主义优秀之作一视同仁!没有这些研究的铺垫，就很难理解其以后的研究，这些研究经常被忽视，这里有必要重提这段时期。

“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是钱先生在探讨文学中的真实性、思想感情、人性、创作动因、文学假定性及其类型、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审美原则同时涉及、先后探讨而提出的两个观念，它们的共同性就是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前者贯穿于创作过程，后者表现于文学本质。

80年代初开始，过去的创作理论受到猛烈的批判，特别是认识论、反映论成了文艺界持久不衰的批判对象。钱先生以为，最为猛烈的批判者并未真正了解认识论特别是反映论的本义，而是像过去一样，先把反映论庸俗化一通，去掉了其能动性，当作僵死的反映，然后再次进行庸俗化的批判。在《当前文学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文中，钱先生在涉及文学对象时提出了“审美反映”的观点。1984年，他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思考写进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并提出创作是“审美反映”过程。此时童庆炳教授也在他的《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审美反映”说。钱先生写就于1984年秋天，发表于1986年的《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长文，则专门阐释了“审美反映”。在他看来，审美不能涵盖一切，但审美却是文学的本质特性，抛弃审美特性，正是造成长期以来文学理论中简单化、庸俗化的根本原因。所以文学创作如果与反映发生联系，那也不是一般反映论的搬用，而应是审美反映。“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满生气、千殊万类的生命体的艺术反映，它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由，它不仅曲折多变，而且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幻想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可使主客观发生双向变化。”他提出了审美反映的心理结构说，即审美反映总是心理层面的反映、是通过感性的认识获得深层意义的反映，是通过语言符号等形式

层面的反映，是指向实践功能的反映，即心理、感性认识、语言形式、实践功能四个层面组成的统一体。审美反映中的主观创造力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的改造，对作家来说，这里所说的现实指的是现实生活、心理现实与审美心理现实。在这个审美心理结构中，现实发生转化而呈现为两种表现形式：通过事物、现象的描写而表现其内在精神；通过把全部客观特征全面主观化或把主观特征全面对象化的方式，形成审美反映中主体向主观的倾斜。他强调了审美反映中的转化与创造性，即对现实的主体改造的能动性。主体的审美心理定势是创作主体的感情、想象、认识的积累，而逐渐形成一触即发的内驱力，强烈要求主体获得实践的满足，并不断更新，它是审美反映的动力源。审美反映离不开表现，表现过程也是自我存在的反映。现实的丰富性和主观性的不断更新，决定了审美反映的无限多样性。审美反映主体的主观性的强烈程度决定了审美反映的成效，其最高要求是创作个性，创作个性也是创造的极致的表现。“审美反映论”是文艺理论界在拨乱反正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创作主体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推进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同时这也是其“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基础。卢卡契《审美特征》专门就“审美反映”进行了详细地论述，该书中译本出版于1986年底，钱先生的具体论述与《审美特征》的阐释是不同的。因此，应该说，这个提法是钱先生与我国学者的共同创造，只不过与国外的理论家偶然契合罢了!但钱先生的阐释无疑具有创造性。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激荡、各种观念相互碰撞的时代，国外(特别是西方)理论的引进激发了本土的理论热情，并理所当然地成了理论建设的资源。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观念、文学方法，及其激发的文学想象都成为当时文学研究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是“审美意识形态论”产生的语境的一个维度。这时多种文学观念并存，不少学者都在进行着艰难的选择。对于文学界的许多人而言，我想大都是通过钱先生的文学观——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初识、了解和认识他的学术思想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后，有着同样思想的童庆炳、王元骧教授做了自己的阐释，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被屡屡提及的命题。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钱先生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最大的收获，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个命题塑造了钱先生的文学理论家形象的，这也是我在此重点提及这个命题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入我国后，文学是意识形态说就不断得到传播，也不断出现文学本质特征简单化、庸俗化倾向。钱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尝试性地提出：文学“是具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当然那时候他并不是很自觉。在1984年在论述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文学方法论与对苏联学者文学观的评述中，再次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而在探讨过文学审美反映论之后，文学本质观的阐释是水到渠成。1987年发表的《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1988年发表的《论文学形式的发生》，专门研究了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这一概念实际上是针对文学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和当时相当流行的“纯文学”、“审美主义”而提出来的。特别是后文从发生认识论出发，追溯了早期社会人类审美意识在人的长期劳动、生存实践中形成，积淀了生存的感受与感悟，形成了多种审美意识原型，出现了口头歌唱、语言叙事的前文学即审美意识形式；之后这种审美意识形式融入了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字中，融入了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结构，审美意识由此获得了书写、物化的形式，特别是在话语、文字多种结构的样式中，显示了审美与社会价值、意义、功能的复合性特征，及其张力与平衡，并最终历史地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既非单纯的审美，又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的自然的历史生成。在确定和阐释了“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观念之后，他以此为根基，建立起了对文学的系统的、成熟的理解，其成果便是《文学原理——发展论》。由此可见，从钱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算起，到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大概经历了6-7年之久的探索。后来他才知道：俄国批评家沃罗夫斯基在1910年评论高尔基的文章中有过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1975年出版的苏联美学家布罗夫的著作《艺术的审美实质》也提到过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但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详细的阐释。最近，钱先生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他强调，审美意识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在产生它们的基础之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文学观既有助于回归文学自身，又重视了文学的与生俱来的复合性特征，从而使他在探讨文学本质特性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发展时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感，也比较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

钱先生当时认同、运用了系统分析法，并以此来观照复杂的文学现，提出了文学本质特征的多层次说。这样，文学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呈现出不同的层次结构，各个子系统。文学的第一层次本质特征(亦为文学的最高特征)，是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这是文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文学研究的第二层次本质特征是对文学本体特性的研究，文学本体主要阐明文学存在的形式，即语言结构的审美创造系统、主体的审美创造与审美价值创造系统、阅读接受的文学审美价值再创造系统。钱先生从作品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共时性与历时性、意义与价值创造等角度综合分析了文学本体系统。文学系统的第三个层次是文学发展，主要探讨文学本体的发展。与文学本体的三个系统相对应，文学发展论主要研究：文学体裁的流变及其规律，创作主体的个性、艺术风格(风格的生成结构与审美中介)与流派(它的深层结构)、思潮的关系，创作原则的选择等问题；文学在不同时期的接受历史，对不同时期的读者的影响，及其意义、价值的生成与再生成，这三个层面的影响就形成了作品的意义。文学系统的第四个层次主要探讨文化系统的各个部分对文学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的民族都会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对文学艺术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文学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对文学与众多文化因素之间关系展开的研究，就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或文化诗学。第五个层次是文学史研究。他提出了研究文学史的新方法：审美的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影响文学发展的内力与外力的结合、审美分析与历史社会分析的结合，以达到理论形态与历史形态的高度融合；同时重视研究多种方法的综合。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学替代另一种文学的说法，指出文学史的进化不是生物成长式的进化，提出文学的发展中存在着更迭与非更迭现象，替代的是流派与思潮，而非创作精神和原则，后者可以获得不断丰富，但是无法替代的；文学发展不仅是钟摆运动，而且是一种斜向前进式的钟摆运动。这些论述，

既有创新性，又符合文学的历史演变。

80年代后期，钱先生出版了《文学原理——发展论》一书。此书将“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贯彻其中，充分、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文学的个人理解，即“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形态”。钱先生作出这样的概括，一方面明确了文学是以感情为中心的精神现象；另一方面，后面四对不同而又统一的概念，都是面对当时文学理论中的片面论述而发的，这些观点各有一定道理，但却是各执一端，各自放大，制造了它们之间的对立，所以这里对于审美意识形态内涵的解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学理性。

钱先生提出这个命题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20多年中这个体系和命题不但经受住了检验，而且还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文学原理——发展论》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强烈的时代感和学术性。特殊的条件导致文论对文艺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功能的过分强调，但是，新时期初期的拨乱反正和西方理论的影响，又使当时的文论过分强调了文艺的审美性。《文学发展论》克服了这两种偏颇，处理好了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的关系。而且，该著始终强调文艺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文化性，但又没有把文化“泛化”，而有别于西方的“文化研究”。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其时代性和学术价值。第二，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严密、科学、自足的文学理论体系，注意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能够解释许多文学现象，具有原理的穿透力、概括性。同时显示了理论的严整性，能够自圆其说，把自己的理论、方法贯彻到底。第三，善于甄别与梳理，注重概念链、知识谱系和知识增值，这些特点使其理论具有清晰性、连续性和完整感，通过元概念、核心概念、基本命题的演绎，而使理论系统化。第四，从内容看，钱先生的著作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吸纳他人之长，立足于自己的文学经验以及据其建立起来的文学思想，将其他理论观点统摄起来。即使借鉴他人理论的某些观点，它们也是被过滤了的，而作为一个个部件被融入了他构筑的理论之内，但整个理论本身绝无那些理论的片面和失误，而且与时下那种生吞活剥式的“借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五，具有鲜明的理论个性，表达着个性化的、独特的学术的见解，该书出版已10多年了，即使今天读起来仍没有陈旧、过时的感受，我想，这种建构理论的方式乃是其理论个性表现的根本原因吧!

钱先生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所持有的鲜明的理论立场和学术个性，也表现他在积极组织、介绍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思想资源时，能够进行科学的分析，细致的甄别，批判性地吸收它们，保持了理论上的自觉，开放而不随波逐流。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主导、多样、综合”与“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观点，这使钱先生在理论上具有定向性的方法论特征。《文学原理——发展论》于1989年出版之后，就以其内容翔实、持论公允、论证严密、较强的独创性与科学性等优点被文论界接受，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90年代初起，就被不少高校中文系指定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著名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蒋孔阳等先生就说，该书可译成外文，介绍出去。1993年，该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1991年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和该年度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89)后，又分别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增订本)、韩国新星出版社(2005精装)与首尔出版社(平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修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先后6版印刷。一本文学理论著作获得不断出版的机会，也是很独特的，可以说开创了个人性的文学基础理论类著作的出版记录。《文学原理——发展论》是继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之后的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基本理论著作，但后者都是国家统编教材，属于集体劳动的成果，因此，钱先生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可算是个人撰写的文学理论类著作中的精品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审美反映”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钱先生对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解释文学时所达到的新的高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价值会进一步地彰显出来，并将汇入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谱系，成为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二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全球化与本土化、经济与文化的矛盾迅速彰显。随之而来的是商品拜物教的肆虐、人文精神失落，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价值的无序、混乱和亟待重建的现实。90年代以来，钱先生的学术旨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鉴于此，我愿拈出代表他90年代文学理论成果的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重点地予以说明。

90年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引发了新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针对文学艺术中出现热衷于表现物欲、性欲、隐私、精神空虚，有意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等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追求粗俗、平庸和平面化的审美意识，首先引起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关注，其爆发点便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多数讨论者都承认，当时的人文精神确实是失落了，应该进行人文精神的重建。但由于种种原因，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钱先生虽然没有介入那场讨论，但他于1995年发表了长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从文学理论的层面回应了自己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思考。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当今的文学艺术，要高扬人文精神。要使人所以为人的羞耻感，同情与怜悯，血性与良知，诚实与公正，不仅成为伦理学探讨的课题，同时也应成为文学艺术严重关注的方面。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使人成为人，拯救人的灵魂，这也许是那些有着宽阔胸怀的作家艺术家忧虑的焦点和立足点。”在我的印象中，钱先生之前的文章中很少有这样的文字，也很少有这样的激情和对现实的直接介入，这篇文章预示了他的一种新的论述问题的方式——理论直接干预现实。钱先生把讨论的关注点由作为人文精神主要载体的文学艺术引向了文学理论，试图从文艺理论的层面解决文艺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并把他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作为克服精神涣散、颓丧的支撑，特别是以理性来克服文学、视觉艺术、感性文化中的表层化、低俗化的泛滥。我认为，钱先生提出新理性精神初衷，出于直接介人现实的考虑，主要针对文学创作而言。次年，该文英译以头条形式刊于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出版的《多元比较理论：界定与现实》论文集。但是当新理性精神以理论品格来衡量的时候，它需要回应一系列的挑战，并进一步赋予其理论的自身内涵。2000年，钱先生出版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论文集，首次把新理性精神观照下的文学主张命名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其后又写了两篇专论，2004年在台湾出版了《文学新理性精神》，最终形

成了比较完备的新理性文学思想，并具有了新的理论生长点的意义。

钱先生认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变迁、人文科学学风的反思，直接催生了这个命题。一百多年来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多次动荡，哲学思潮的转折与演变，科技发展与工具理性的非人性化，文学艺术价值的不断失落，旧的理性主义已经走向反面，反理性主义思潮接连不断制造社会灾难，现实生活的激变与迷茫，使得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必须依傍理论、历史、现实、文学艺术的资源，根据100多年来历史发展、人文科学与文学创作中不断发生、不断重复出现、具有导向性与方法论意义的“现代性”、“新人文精神”、“交往对话精神”、感性与文化等关键问题进行探讨，以应对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发展趋向。一，一百多年来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指向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但由于其取向不同而表现了不同倾向的现代性而发生论争，我们应“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使其走向极端。”现代性应该具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功能，在科学发展中使理论自身常新。现实生活中的灾祸、厄运的发生，正是理论自信、拒绝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结果。“新理性精神主张现代性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又是使传统获得不断发展、创新的现代性。一所以现代性是个没有过时的未竟事业，我们不能跟着后现代主义跑。二，针对社会物化倾向的泛滥，人的沦落现象日益严重，新理性精神“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要“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新人文精神”追求的是人伦的道德底线的重建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对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叩问与关怀，是人的生存与如何生存的问题，要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人与人的多层次的关系融和的发展中，完善人的发展。三，针对近百年来社会生活、学术研究中极端偏执、你错我对、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常态思维，新理性精神奉行“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的生存是一种对话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自有价值的精神现象，人与人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并建立起各种理论范式、各种话语之间的交往关系。四，在感性与文化的关系上，新理性精神反对旧理性、唯理性主义，及理性对人的感性、个性、创造性和人性的遏制。新理性精神崇尚感性和作为感性表现的生活，尊重人的感性需求、生理需求和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新理性精神承认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普遍存在及其合法性，特别是其思想的、现实的特殊的创造力对文学艺术的重要意义，但它反对反理性主义，反对感性的低俗、恶俗的表现与追求。

90年代中期以后是钱先生文学理论研究的全面收获时期，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显示了其影响的纵深处发展。在此期间，他还有选择地进行了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和巴赫金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他的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

前者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钱先生的论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生成中的现代审美意识与文学理论》中，这也是他批判地接受国外现代性理论，并结合中国文艺理论实际得出的结论。欧美的现代性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理论热点，钱先生没有直接照搬国外的理论，而是通过与其对话，立足于我国生成中的现代审美意识和走向自主的文学理论的现实，并从这种现实、文学观念与多元文化对传统的定位与选择、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探讨了现代性问题。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主要以“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促进文学的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在自律与他律的平衡中获得发展。后者的成果即他对巴赫金的对话思想的深入研究，它与现代性研究都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思想资源。钱先生是国内最早从事巴赫金研究和译介的学者之一，他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就提交了研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论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这篇论文的英文版后来发表于国际权威理论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ture History)，很受好评。随后又撰写了全面研究巴赫金思想的一系列论文，不仅领风气之先，而且，他还于90年代后期主持翻译并出版了6卷本的《巴赫金全集》，并撰写了长篇前言《交往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论巴赫金的意义》，这些工作促进了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在汉语文论界和思想界的传播，也引起了国际巴赫金研究界的瞩目。钱先生是带着对巴赫金的热爱、敬仰和感慨等复杂心情，进入巴赫金的理论世界的，他不但心仪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其吸收进他的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而且还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予以升华和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人和社会存在的原则、人生的境界，适用于社会、人生、文化、学术等领域。

由此可见，钱先生从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引出一百多年来不断重复、发生作用、最为常见的几个方面探讨了新理性精神的内涵，它不但适合文艺研究，也可以理解为人文知识分子对待中外古今文化思想的一种学术立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它融合了钱先生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化、学术和文艺等问题的体验、感悟与思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世纪之交，随着欧美的“文化研究”潮流来临，“文化转向”被视为文艺学的发展趋势，新方法带来的激动掩盖了对它的反思，文化研究挑战了此前的文艺研究的知识要求，带来了新的发现，但研究中存在的盲目性和轻率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钱先生较早发现了欧美的“文化研究”与通常的文艺研究的不适应性，特别是它对审美因素的排斥。他还区分了总体的文化研究、欧美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研究，肯定了文化研究在扩大研究领域、丰富研究视野，及对文学研究的学科意义、方法论意义和思维方式上的意义，并指出了我国的文艺研究应有的选择：“当前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不同，是在外国‘文化研究影响下形成的，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扩大了我国的学术话语，显示了学术的进步，但在切入现实真正存在的重大问题方面还有较太的距离。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当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汲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文学理论应该吸收文化研究的成果，进行适当的调整，而不是彻底地抛弃文学研究，并代之以文化研究。这种积极、开放但又不盲从的选择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并因此具有了指导意义。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加剧，全球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日渐密切。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部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了，于是就有了文化一体化之说，但这种说法存在的问题极多。为此于新世纪之初，钱先生撰写了长文《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发表了他对全球化的看法。钱先生认为，所谓经济全球化不过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紧密联系的一种难以分割的关系，中间矛盾分歧、不平等现象极多，也不能笼统地谈论文化全球化，应该区分和对待浅层次意义上的全球化和深层次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具有现实性的，因为已经存在这类现象，而且可能还会扩大着范围。但是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与一体化，又具有难以实现的不可能性。各国文化相互接近，取长补短，互为丰富与交融，实行更新与创造，这大概是不同的、多元的文化互为依存的和发展的方式。”因此，他肯定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意义和重建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即必须保留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独特性的异质，同时认为也不宜宣传“文化一体化”这类思想，让外国的强势文化、工业文化，来淹没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我国的文学也应积极寻求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平衡。这些观点具有深刻的学理性与辩证精神，是一个饱经忧患的学者的真诚心态的表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文学与文学研究受到严重影响，其中道德沦丧和身体写作就是其重要表现。由于受到资本逻辑的决定，文学艺术在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就是其畸形的变异。这些作品倡导不受约束的纯粹的快感，排斥任何价值、理想，甚至本该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也遭遇了被嘲弄和撕裂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钱先生指出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文艺发展的消极影响，批判了某些作品的恶俗描写和刻意展览身体的庸俗性，呼唤文艺和文艺研究中的道德的回归，通过其反思、分析和批判，显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强烈的人文关怀。而且，他还提出了学术研究、文艺理论对待西方的消费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引进西方的消费主义理论，是应该经过过滤和分析的，特别是对于消费主义所形成的消极方面，是应该拒斥和批判的!至于在文学理论中，搬用某些带有极端性的消费主义社会的文化理论，带给我们的文化文学艺术、文学理论树立新的标准，恐怕也要分析对待，谨慎而行的。”在《文学的乡愁》一文中，钱先生从精神生态的角度研究了文学存在的合法性与趋势。随着图像艺术迅速崛起、文学的衰落、文学性的弥漫和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文学与文学研究再度边缘化，这既是精神生态危机的“表征”，又加剧了精神生态的不平衡和恶化。钱先生借助于乡愁表现了他对文艺和良好的精神生态的期盼。

综观90年代以来的钱先生的文学理论研究，即使在这样的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中，他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显得独树一帜。你会感到，其一，他总是站在学术的前沿，把握着学科的总体发展，立足于文学理论的实践，重视从传统文学(文论)中开掘资源，从国外文学(文论)中吸收营养，材料和论断相互印证，文学实践和理论互相结合，纵横捭阖，开拓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因此，他的文章给人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大气象”之感。其二，自觉的问题意识。学者的学术探索，取决于其问题意识，问题意识自然要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看。他能够着眼于整个文化的背景，以时代精神的恢宏视野来审视文学和文学理论，以渊博而扎实的知识和高远的学术眼光，快捷、敏锐地感悟时代、现实，面对新问题，迅速地提出应对问题的设想，及时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深刻的理论形态回应时代对理论的呼唤。事实上，钱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文化研究、文学全球化、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的研究大都如此，都是从文学理论角度对文学理论、文学实践、文化问题的介入，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更高的价值重建的追求。例如，其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的立意在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以引导人的精神向良性发展理论上，他针对中外理论(特别是当代理论)无视人的积极、正面精神维度的倾向，试图从思维方式、概念、命题和体系各个层面介入到理论的建构中，以完整的理论形态回应了时代对理论的呼唤，把新理性精神扩大到其他学科领域和社会、人生等领域，并获得了方法论方面的收获。其问题意识还表现在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学(文化)理论资源时的警觉和“拿来主义”的鉴别态度。其三，强调经验、知识、反思和创新的统一。他在经验和知识上，都具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精神，因此无论是本国的或是外国的理论，都会被他这种精神所贯彻，而绝无盲目性。9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后学”在学术界大行其道，但其语境、理论预设和目的都与中国的实际有较大的差距，理论的“时差”问题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他能够事实求是地对待西方文论，并结合中国文论的实际与经验，从现实与理论层面予以清理，指出其价值和局限，进行有效的吸收，使自身的论述获得新意而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实际上，他既能够及时地发现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症结，还能够及时地提出积极应对这些问题的新颖的、稳妥的方案，力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就当代文论建设所提出一些论断，在文学理论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印证，因而显示了理论的有效性而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可。原因在于，他能够以自己的经验去印证、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并结合历史的反思和现实要求，仔细地辨析各种学术观点，并从众说纷纭的各种观念中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们将钱先生80年代与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特点作比较，就可能会从其学术研究的“变”与“不变”中获得一些更为本质性的认识。如果说90年代之前钱先生更为关注文学理论的概念、命题和体系这些专业研究领域的话，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专业领域的影响上，那么，90年代以来，钱先生的学术旨趣确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继续沿着80年代形成的专业型知识分子的道路前进，从多方面深化了文学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他经常不自觉地“越界”，理论的触觉向现实延伸，以文学理论的建构承担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甚至焕发出了传统士大夫“为天下开太平”的救世情怀，其影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专业的文艺理论研究，还逐渐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等领域，并对包括文艺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新理性精神、对话主义和巴赫金研究都具有这样的影响。在许多学者看来，钱先生是知识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意识形态型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这种概括反映了钱先生安于书斋、专心间学的书生本色。其实，专业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型知识分子，或者文学理论专家都能概括钱先生的学术旨趣、志业和追求方向，甚至从整体上评价钱先生也是合适的。但我仍然觉得，钱先生的学术旨趣在90年代以来确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不能说钱先生由专业型知识分子转向了公共知识分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表现出了承担公共知识分子责任的强烈冲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仍然以专业的形式承担了这种角色，角色和研究风格的这种转变也增强了其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

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30周年，钱先生参与、见证了这一历史巨变。从某种意义上讲，钱先生的研究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最具典型性的个案，既浓缩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艰难探索、成就和困境，又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大国对文学的一种理解，这是钱先生作为学术存在的意义。今天，我们回顾、总结钱中文的文论研究，不仅是为了了解这段历史，也是为了回顾当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和曲折里程，并促进、深化新世纪文艺理论的发展。在此，我祝愿钱先生能有更多、更丰厚的著作问世，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