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建湘

内容提要中国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激进的现代性实现途径与手段，而乡土是革命的发源地，革命话语对乡土的支配，建构了一种革命化的乡土想像。但革命被“驯化”的归宿，导致了革命与现代性的矛盾，在后革命时代，通过对革命的“替换”和“消隐”两种方式。革命话语在乡土想像中的激荡与消隐，反映出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与曲折。

20世纪以来，乡土就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点和实验场，“乡土”这个古老的文学母题随之也成为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热衷表现的对象之一。不管以何种称谓来指称这些乡土叙事，都反映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对乡土的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想像。在这种乡土想像中，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他们风格迥异的作品，也突显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而革命与现代性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在现代中国，革命意味着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国家，现代性需要通过革命这种激进的手段来实现。革命由此也成为了20世纪以来乡土想像的时代语境与运行机制。但在后革命时代，一些乡土想像表现出了对革命的某种消隐意识。革命话语在乡土想像中的激荡与消隐，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写照。

一革命话语在乡土想像中的确立

“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边缘文明，它通过一种不断的征服以扩张土地，通过新的侵犯理由或借口重塑自身、不断复新。”齐格蒙·鲍曼的话，暗示了现代性与革命的关系，现代性的扩张必然导致革命。具体到中国实际，革命与现代性的关系有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先革命，推翻了反动政权，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富强，才能使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路。革命是现代性实现的保障和前提，革命是一种激进的手段，使现代化的国家能得以快速建立。

由于文学担负着“铁肩担道义”的使命，因此“革命”必然整合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与政治一起承担了社会变革的重大任务。有人说：“20年代中国文学一系列因‘革命而产生的‘新的意识，新的思潮、新的观念和新的形式，激进的政治变革，悄悄地与文学自身演进的过程整合在一起。”我认为，不惟20世纪20年代如此，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文学始终与革命纠缠在一起，革命构成了文学一个基本的内容，革命的文学话语在20世纪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成为主流形态，在很长时间里，革命与文学是一种内化的、互动的共同体。

在中国文学史中，如果要考察革命话语的确立，可以追溯到革命发端之时。但1948年萧军的一段公案为革命话语的完全确立提供了一个契机。1948年8月，东北文坛掀起了一场大论战，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和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文化报》8月15日的一篇社论展开激烈论争，从1949年6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党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长达三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根据钱理群的看法，这是五四“启蒙主义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争夺战。在这一争夺战中，革命话语对以萧军为代表的启蒙话语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其结果是争论的一方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经济实力，根本剥夺了对方的话语权，以维护‘精神理论上的绝对‘统一与集中，树立‘革命话语的不容置疑的权威。”由此，革命话语终于取代了启蒙话语，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成为文学活动的指导话语。

革命话语的确立，对于文学中的乡土想像来说，意义重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革命之后，乡土问题更加突出，知识分子不再把思想启蒙当成唯一目标，而是开始有意识地“从中国革命的任务和中国特有的国情的角度来认识和表现乡村和农民问题”。40年代，革命已在乡土上深入地展开，抗战的“乡土”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乡土”已成为中国真正的热土。解放区文学出现了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并被确定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发展方向以后，乡土意识上升为了时代精神。

乡土曾经是革命的发源地，也理应成为新中国现代性建设的策源地。许多作家敏锐地嗅察到了乡土的生机，他们以革命为契机，聚焦到乡土的周围，进行革命的现代性之叙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文学性质，那就是以农民农村为叙事主体的文学构成其主导内容。”…

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乡土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不再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而是反过来，成为知识分子学习和改造的老师。于是，在乡土想像中，作为想像的主体和客体都发生了转变。在1950、1960年代，一大批文学作品对乡土进行了激情的革命性想像，“革命”成为现代性重要的乃至唯一的实现途径和“公理”表现形式。如果从“现代性”论述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一时期的文学“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激进表现形式之一”，因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方面它以审美言说的方式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的历史前提，另一方面它又不懈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创作了合法性的形象认识依据”。这些作品对于乡土的想像，与“五四”以来的乡土想像在品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经从整体上调整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性演化，而现代性追求、人道主义实践等内容出现了退缩，这标明革命话语已取代了启蒙话语成为乡土想像的另一表达形式。

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这部作品同时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家族复仇”，一个是“阶级斗争”。小说用“阶级斗争”最终取代“家族复仇”，旨在说明，中国农民如何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红旗谱》表现的农民和地主的冲突，就不再是传统的伦理冲突，而是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冲突、政治权力冲突。有人在谈到《红旗谱》时说：“‘阶级斗争理论不承认独立于阶级利益之外的血缘政治学与地缘政治学，‘阶级是一个超血缘——超伦理的概念，因此，朱老忠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战士，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最终克服他的个人仇恨，将具体可感的个人仇恨与家族仇恨置换为高度抽象的‘阶级仇恨。”当作家用阶级关系来考察乡土的社会关系时，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被建构了，这种建构很大程度上缘于作家在革命号召下的主观和浪漫式的想像，是革命话语占绝对支配地位下的一种二元思维方式的呈现。

再比如，柳青的《创业史》描写了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一个名叫下堡村的小村庄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波澜壮阔的场面。柳青对《创业史》的创作意图非常清晰：“《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在这种激情的想像下，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图景在作品中凸显出来，那就是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现代性的必然社会形态。《创业史》对乡土革命的想像，提供了中国农民开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镜像。

可以说，自20世纪初以来，革命小说对乡土的发现和

表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特异的发展道路。对乡土的发现，使革命小说从它的发端期就走向了从民族自身生活中去寻找民族发展道路的探索之旅。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话语对乡土的支配，再次建构了一种革命化的乡土想像。随着革命的进程，现代个人叙事逐渐退隐。乡土叙述演变为群体话语，这种群体话语构成了乡土想像的大众化、革命化的基础。正是这种乡土化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形态，创造性地表达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这种革命化的乡土想像直到新的历史机缘出现才重被审视，然后进行另一种现代性途径的想像，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乡土想像。

二革命与现代性的冲突

当政治革命的热潮退却，科技革命掀起高潮之时，西方对革命进行了反思。彼得·卡尔佛特认为革命与反革命并不是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他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技术性的区分：对现有事务状态的认识过程是类似的，攫取权力的机制是一样的，只有随之而来的施政纲领不一样。而且区别并投有多大。”

在中国，反思同样在进行。洪子诚谈到，革命最后的归宿是被“驯化”。洪子诚把革命的这种“驯化”归于革命的“制度化”。他认为“革命文学”的文学原则、文学方法所蕴含的文学创新，在开始的时候，对原有的文学形态，具有一种挑战性、创新性，在当时的文学格局中，是一种不规范的力量。这种不规范的力量，在它进入支配性、统治性的地位之后，在它对其他的文学形态构成绝对的压挤力量之后，就逐渐规范自身，或者说“自我驯化”。革命文学的“革命性”和创新力量，在“正典化”、“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与耗尽，他说：“我的想法是，‘革命文学在八九十年代地位的削弱，影响的减弱，不仅是其他文学形态的‘挤压的结果，更主要是它的、‘自我损害所造成的。”

应该说，现代性中的革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由于近代中国反现代化的力量过分强大，对于现代性方案的操作，首选方案不是进行现代化的架构和砌积，急迫的民族生存问题使现代化的过程要尽可能地短。所以，现代化者首先要做的就是用激进主义的手段即暴力革命的手段解决民族生存问题，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由此可见，暴力革命不仅不排拒现代性，相反，由于它为现代化鸣锣开道，恰恰是现代性的必然逻辑。

但是，中国现代革命遭遇到西方革命所没有遭遇过的政治、思想、文化阻力。近代中国现代性中的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封建主义开战，还要同西方的现代化(殖民主义)开战。也就是说，革命的阻力不仅来自中国的渐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且还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等，因此，革命在中国的情形充满着复杂的张力。

正因为革命面临着这种复杂的情形，早在1945年4月，共产党领导人就已经在设想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就号召共产党员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面奋斗”。1949年3月，毛泽东曾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革命胜利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府对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态度一贯是积极的，但同时，、毛泽东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呼吁人们警惕“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并且明确表明：“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独裁。”

革命者对现代性的态度，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一方面对现代化建设充满热情与渴望，另一方面，又对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生活表现某种排斥和厌恶的情绪，而更多地把笔触伸向远离现代性的乡土中去。“在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始终以农村经验为主导，这就是由革命文学创建的以人民性为主题的悲悯基调。这种基调在包含着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时期，它具有历史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从而变成主导的权威话语，它把知识分子上升为关怀人民的历史主体。”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当中，乡土依然占据文学的中心，这是因为革命者本身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

其实，这种文学作品中“革命”与“现代性”的矛盾，必须追溯至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这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当代学者看到了革命与现代性之间的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困惑，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革命”构成了一个“分裂性”的主题。“‘从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高超策略，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城市化所展现的现代化前景却受到了猜忌和怀疑，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对于革命之于文学的意义，“应该说，中国现代小说尤其是以乡土人生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在本质上是意义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形态。在新文学的发展演变中，‘乡土性中国在现代小说中的意蕴流变，非常突出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显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对文学自觉与不自觉的整合状况。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小说中以所谓‘乡土性或‘民族性为内核的‘乡土，实际被还原或视同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本质形态；作家对‘乡土的反映或表现，在创作者和批评接受者两方面都常常被看作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本质性认识，是鲁迅所认可的‘广义的象征”。革命出于自身的需要，对现代性打压是它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策略保障，现代性在革命面前不得不退缩也是一种必然态势，尤其是“制度化”以后的革命，对于以求新为宗旨的现代性的戒备就会更为突显。

三革命话语在乡土想像中的消隐

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后革命氛围》一书最早使用了“后革命”这一概念，他观察到了这么一个事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学说在后殖民语境中不断隐退。我认为，在中国，更重要的是，在现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导致了革命的消隐。而革命的消隐，直接导致了革命话语在文学中的消隐。

革命话语消隐的第一种方式是，“替换”革命。

替换革命最常见的方式就用暴力来戏仿革命，用暴力取代革命。当然，革命本身包含着暴力的因素，“暴力是现代性的内在规定性之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革命都是现代的暴力形式，依照民族主义或阶级解放的话语逻辑，暴力都可以获得合法性”。如果说，在传统的关于革命叙事中牵涉到的暴力，表达了特定的阶级、民族的意义，藏含着爱与恨的情感结构以及进步与反动的价值判断的话，那么，在后革命时代，用纯粹的暴力替代革命，则表现了一种暴力美学，革命的性质与内涵被抽空了，是为展示暴力而暴力。暴力过程、暴力中的躯体、富于血腥味的杀戮事件，已成为独立的审美过程与审美对象。

这种用暴力来解构革命的叙事，最有代表性的是对革命历史的“再叙述”，在模仿革命的叙述构架中，革命人物

的神性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把血腥的暴力、狂热的性爱、剽悍的民风纠缠在一起，呈现另类的革命形态，以往正统的革命历史成为模糊的背景，而乡间风流男女的爱国义举的“野史记忆”成为了叙事中心，小说用“暴力”取代了“革命”，革命行动在乡亲们那里不过是一种野性生命力的释放，乡亲们是凭借生命的本能抗拒外来的侵略和侮辱。有人这样说：“在莫言这样的‘抗战题材的叙述中，革命英雄‘崇高躯体中鲜明的阶级意识、阶级感情和高度的组织化的斗争方式等红色文化特征，被置换为原始野性的生命力驱使下的敢爱敢恨、敢打敢杀的民间暴力的文化特征。”

甚至在一些作家看来，暴力与仇杀成了解决中国乡土冲突的唯一途径。在莫言的《红高粱》中，“我爷爷”的一切幸与不幸都与暴力有直接的关系。到了莫言《檀香刑》中，暴力已经成为狂欢化的产物了。在杨争光的《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棺材铺》和《黑风暴》等小说的叙事中，几乎都是以冲突开始，以暴力结束。充分说明了复仇与暴力在当代作家视野中的穿透力。

如果说在传统的乡土叙事中，暴力的存在多少有些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后革命的乡土叙事中，这种合理性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中，作家们笔下的暴力是一种选择性的暴力，而在后革命的乡土叙事中，这种暴力文化已经变成一种真实的呈现了。用暴力替换革命，一方面是后革命时期的美学思想影响下的后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后革命时期，作家有意识地对革命进行消解，这一消解，意味着否定了由革命进人现代性的这一途径，消解了革命与现代性之间的等号，暗寓着革命阻碍现代性这一隐性内涵。

革命话语消隐的第二种方式是，“消隐”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新的现代性工程重新启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这样导致了以革命为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这种重心的转移，也为乡土想像提供了新的契机。乡土想像不再以表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为己任，而是着力刻画市场经济条件下乡土新的历史命运。

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例，《秦腔》通过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小说写到了中国乡土生活二十年来变化中的种种问题，比如为什么有大量农民离开乡土，农民如何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等等，同时加入了作者对当今社会转型期乡土各种新情况的思考和关注。贾平凹用文字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还原和营造了一个将要成为绝唱的乡土生活的“挽歌”。

贾平凹说《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但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陈晓明说：“我们在贾平凹的《秦腔》这里，看到乡土叙事预示的另一种景象，那是一种回到生活直接性的乡土叙事。这种叙事不再带着既定的意识形态主导观念，它不再是在漫长的中国的现代性中完成的革命文学对乡土叙事的想像，而是回到纯粹的乡土生活本身，回到那些生活的直接性，那些最原始的风土人性，最本真的生活事相。”《秦腔》是革命化乡土想像的终结。

贾平凹在《秦腔》中表现了苦难人生，隐含了生命无出路、人性无归路的焦灼。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革命退却了它的身影，但乡土的现代化并没有因此而一帆风顺，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块社会压力的泄洪池。曾经的革命，使乡土的现代性差点崩溃，如今的市场经济，谁又保证乡土的现代性一定能实现?在《秦腔》中，贾平凹写清风街开饭馆，也模仿城里的样子收留妓女卖淫招徕生意。这反映了乡土已经没有任何精神武器来批判和抵挡这种所谓现代的都市文明，它对任何一种腐蚀都毫无选择地接纳和保存。《秦腔》集中表现了乡土中主体精神的失落和空虚，这是比《废都》更具现实性、更深刻的“废乡”。

身处市场经济漩涡的时代是一个“后革命时代”。这种后革命的时代的乡土想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革命的“消隐”。但这种做法，并没有使得在乡土想像显得更简单和纯粹，而是同样充满了一种复杂的多重性的张力。

责任编辑董之林